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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上癮,王者榮耀到底有沒有犯法?

寬窄說:學生上癮,說明產品優秀;學校教育,應該學習網遊。家長引導,確實責無旁貸;王者榮耀,自控未雨綢繆。

這幾天,騰訊大概從王者榮耀遭遇的成功煩惱中重新聞到了3Q大戰時熟悉的味道,不同的是,上次是因為它還不夠強大,而這次則是因為它太過強大。

現在的騰訊在中國互聯網領域幾乎沒有對手:按用戶數和用戶線上時長計算,騰訊已經是中國當之無愧的互聯網王者;按市值計算,它在中國的對手也僅剩一個阿裡巴巴。

眼下兩家公司在超過3000億美元市值的級別上展開劇烈的冠亞軍爭奪拉鋸戰。

但過於成功最終還是給它帶來了麻煩,它迄今最為成功的遊戲——王者榮耀,遭遇到了來自社會的壓力。

這款手遊目前註冊用戶超過2億,僅第一季度就為其創造了60億元的營收,該產品讓人看到了騰訊在遊戲行業的深厚底蘊,很可能成為中國公司在內容創造層面上建立起世界級標準的一個標誌。

但與此同時,它的成功帶來的副作用也可能成為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另一個分水嶺,即從企業私人自治轉向社會共治。

王者榮耀的用戶中很大一部分是小學生,這徹底點燃了社會的敏感神經,在一個強調對未成年人採取特別保護措施,以及看重對價值觀塑造的社會中,反彈是必然的。儘管騰訊迅速推出了防沉溺的措施,但你說不好這是受到了業已出現的社會壓力的被動響應,

還是早在計畫當中。

其實,這本來就應該是騰訊確定性管理的一部分。你可能還記得很多年前,關於對待遊戲以及隨之而生的沉溺問題應該採取何種態度,社會上曾經展開過廣泛的討論。馬雲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表態永遠不做遊戲的。

但後來不了了之,這部分可能是因為當時遊戲的主要用戶是成年人,而作為社會共識的一部分,一個成年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不過就算騰訊想有所變化,資本市場的預期也可能令其不敢隨便超越當下的處境來看待這一切,迄今,遊戲仍然是其最主要的增長引擎。

直到這次,騰訊突然發現自己處於這樣一種尷尬的處境:儘管從法律上來看,它似乎並沒有明顯的過錯(並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不能開發針對未成年人的遊戲),它甚至可以說王者榮耀並非針對小學生設計的,只不過被小學生發現了。

在某些方面,它甚至可以說這是中國在文化創造領域一次具有世界級水準的進步。但這無法說服那些因為孩子沉溺于遊戲而擔憂的老師和家長,而後者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而且在當下的中國他們擁有廣泛的同盟軍。

其實,類似的事件曾經在中國的互聯網領域引起過軒然大波——百度因為虛假醫療廣告引發社會廣泛質疑。儘管兩者不盡相同,而且很多人大概會覺得,相比而言騰訊的行為“可惡”程度要低一些。但是,當百度拿“我對客戶採取了嚴格的證照審核”來證明自己的主觀無意時,社會是不會去關心這些醫療廣告發佈者是否或如何拿到合法證照,或者說這一行為是否符合現有的法律,社會關注的是這一行為帶來的實際後果。

那麼,在法律明文規定的責任之外,百度或騰訊這樣的互聯網公司應該為使用者使用它們的產品而產生的消極後果負責嗎?

每當提到類似問題時,那些處於傳統行業的企業總是用下面的例子來進行辯護,而且相當有效:你不能因為一個搶劫犯使用菜刀去搶劫而追責製作或銷售菜刀的企業,也不能因為電話詐騙而去追究電信公司的責任,只要它們在製作、銷售和提供服務的過程中遵循相應的法律程式。

對於傳統行業而言,這兩種情況都可以稱為“工具的中立性原則”,企業宣稱的只是工具本身的使用價值,而並不涉及工具的使用後果。

但是,“工具的中立性原則”可能並不完全適用於類似百度或騰訊這樣的情況。因為,百度提供的使用者價值是高效的資訊連接,不僅包括可連線性和連接的速度,還應該包括連接的準確性,這些正是百度在中長期贏得競爭和獲取商業價值的關鍵;同樣,作為社交網路和遊戲服務商的騰訊提供的核心價值,帶有明顯的過程和後果相關性,它的主要商業價值也來自這些過程和相關性,因此並不適用工具中立性原則。

這還沒有考慮騰訊作為一家以“贏得世界級尊敬”為使命的公司,從中獲得競爭優勢和在用戶心中建立的信譽,這一信譽成為影響使用者決策的重要部分。比如在王者榮耀中,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長與學校最初的警惕性,等於其部分使用者(小學生)的監護人將部分監護權讓渡給了騰訊,而騰訊似乎並沒有當好這個臨時監護人的角色,沒有及時對出現的小學生沉溺現象採取措施。

用戶有理由從處於領導地位的公司那裡要求更多,畢竟大多數最成功的互聯網公司都或多或少建立在網路效應之上,換句話說,正是用戶的選擇成就了成功者。但是,在一些公司那裡,用戶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比如蘋果的用戶付出了高昂的費用購買其產品後,卻淪為其繼續榨取高額後續回報的工具。

推動互聯網巨頭們的管理從私人自治轉向社會共治的根本力量有兩點:

一是,當這些公司從一個獨立的商業實體發展為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後,從產業競爭向生態競爭的進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因為它們的利益越發與整個生態(也包括社會和經濟等)的整體利益密切相關。這就要求它們必須從生態的整體利益,而非僅僅是一己私利出發,並在管理上更加採取開放的姿態,兼顧多方聲音。

比如,在王者榮耀的生態中,不僅包括騰訊自己,還包括蘋果和安卓陣營的管道夥伴、媒體、其他遊戲公司、騰訊內部的其他遊戲項目組、用戶時間和錢袋子安排中的其他項目、玩家以及他們的社會屬性相關者(比如小學生的老師和家長)。

二是,來自社會的要求。在整個社會的價值評估中,不僅個別公司的權重很小,就連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也只是眾多指標中的一個。儘管不同的社會偏好不盡相同,但兼顧效率與公平和多元化的價值觀、長期與短期利益,是人類共同默認的原則,為了對不同的指標實施有效管理,只能求助於社會組織。

在經歷了20多年的任由互聯網精英們跑馬圈地的監管模式後,一些主要的經濟體的社會組織都已經開始在改變這一局面上蠢蠢欲動。不久前,歐盟以“亂用支配地位、妨礙競爭”為由,對穀歌開出了24.2億歐元的罰款;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公開質疑亞馬遜“不交互聯網”稅;對於Facebook、Twitter這樣的社交網路在反恐、假新聞等領域的不作為或作為不力,人們的容忍也會有限度;而蘋果這樣的公司以所謂的保護用戶隱私為由,將反恐這樣的社會價值拒之門外的做法,更是顯得鼠目寸光。

如果說百度貼吧事件是社會給互聯網敲響的第一記警鐘(那之後百度和中國互聯網都變了很多),那麼王者榮耀也許會成為騰訊乃至中國互聯網的又一個分水嶺,一次重新認識自己並制定相應目標的機會,否則則是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它們必須做得比用戶和法律要求的更多,因為你創建了一個新世界,並從中獲益,你必須幫助整個社會學會如何治理它,如果不,社會就會接管過去。

社會的介入會越來越常態化,因為作為一個獨立利益體的企業實際上很難跳出自身利益之外。社會共治就成為互聯網巨頭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或者說建立確定性的機遇(如果足夠明智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肯定,未來社會監管的因素會逐步增加,社會性力量將成為中國互聯網格局中重要的一極,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極。

迄今,我看到的對於自身給社會帶來的變化認識較為清醒的互聯網企業家中,Facebook創始人紮克伯格也許算一個,他在2017年哈佛大學畢業演講上的演講標題就是《創建一個所有人都有使命感的世界》。當然,這之前希望他能先在反恐和假新聞上做出更大改變。

文/尹生

編輯:寬哥論道

類似的事件曾經在中國的互聯網領域引起過軒然大波——百度因為虛假醫療廣告引發社會廣泛質疑。儘管兩者不盡相同,而且很多人大概會覺得,相比而言騰訊的行為“可惡”程度要低一些。但是,當百度拿“我對客戶採取了嚴格的證照審核”來證明自己的主觀無意時,社會是不會去關心這些醫療廣告發佈者是否或如何拿到合法證照,或者說這一行為是否符合現有的法律,社會關注的是這一行為帶來的實際後果。

那麼,在法律明文規定的責任之外,百度或騰訊這樣的互聯網公司應該為使用者使用它們的產品而產生的消極後果負責嗎?

每當提到類似問題時,那些處於傳統行業的企業總是用下面的例子來進行辯護,而且相當有效:你不能因為一個搶劫犯使用菜刀去搶劫而追責製作或銷售菜刀的企業,也不能因為電話詐騙而去追究電信公司的責任,只要它們在製作、銷售和提供服務的過程中遵循相應的法律程式。

對於傳統行業而言,這兩種情況都可以稱為“工具的中立性原則”,企業宣稱的只是工具本身的使用價值,而並不涉及工具的使用後果。

但是,“工具的中立性原則”可能並不完全適用於類似百度或騰訊這樣的情況。因為,百度提供的使用者價值是高效的資訊連接,不僅包括可連線性和連接的速度,還應該包括連接的準確性,這些正是百度在中長期贏得競爭和獲取商業價值的關鍵;同樣,作為社交網路和遊戲服務商的騰訊提供的核心價值,帶有明顯的過程和後果相關性,它的主要商業價值也來自這些過程和相關性,因此並不適用工具中立性原則。

這還沒有考慮騰訊作為一家以“贏得世界級尊敬”為使命的公司,從中獲得競爭優勢和在用戶心中建立的信譽,這一信譽成為影響使用者決策的重要部分。比如在王者榮耀中,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長與學校最初的警惕性,等於其部分使用者(小學生)的監護人將部分監護權讓渡給了騰訊,而騰訊似乎並沒有當好這個臨時監護人的角色,沒有及時對出現的小學生沉溺現象採取措施。

用戶有理由從處於領導地位的公司那裡要求更多,畢竟大多數最成功的互聯網公司都或多或少建立在網路效應之上,換句話說,正是用戶的選擇成就了成功者。但是,在一些公司那裡,用戶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比如蘋果的用戶付出了高昂的費用購買其產品後,卻淪為其繼續榨取高額後續回報的工具。

推動互聯網巨頭們的管理從私人自治轉向社會共治的根本力量有兩點:

一是,當這些公司從一個獨立的商業實體發展為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後,從產業競爭向生態競爭的進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因為它們的利益越發與整個生態(也包括社會和經濟等)的整體利益密切相關。這就要求它們必須從生態的整體利益,而非僅僅是一己私利出發,並在管理上更加採取開放的姿態,兼顧多方聲音。

比如,在王者榮耀的生態中,不僅包括騰訊自己,還包括蘋果和安卓陣營的管道夥伴、媒體、其他遊戲公司、騰訊內部的其他遊戲項目組、用戶時間和錢袋子安排中的其他項目、玩家以及他們的社會屬性相關者(比如小學生的老師和家長)。

二是,來自社會的要求。在整個社會的價值評估中,不僅個別公司的權重很小,就連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也只是眾多指標中的一個。儘管不同的社會偏好不盡相同,但兼顧效率與公平和多元化的價值觀、長期與短期利益,是人類共同默認的原則,為了對不同的指標實施有效管理,只能求助於社會組織。

在經歷了20多年的任由互聯網精英們跑馬圈地的監管模式後,一些主要的經濟體的社會組織都已經開始在改變這一局面上蠢蠢欲動。不久前,歐盟以“亂用支配地位、妨礙競爭”為由,對穀歌開出了24.2億歐元的罰款;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公開質疑亞馬遜“不交互聯網”稅;對於Facebook、Twitter這樣的社交網路在反恐、假新聞等領域的不作為或作為不力,人們的容忍也會有限度;而蘋果這樣的公司以所謂的保護用戶隱私為由,將反恐這樣的社會價值拒之門外的做法,更是顯得鼠目寸光。

如果說百度貼吧事件是社會給互聯網敲響的第一記警鐘(那之後百度和中國互聯網都變了很多),那麼王者榮耀也許會成為騰訊乃至中國互聯網的又一個分水嶺,一次重新認識自己並制定相應目標的機會,否則則是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它們必須做得比用戶和法律要求的更多,因為你創建了一個新世界,並從中獲益,你必須幫助整個社會學會如何治理它,如果不,社會就會接管過去。

社會的介入會越來越常態化,因為作為一個獨立利益體的企業實際上很難跳出自身利益之外。社會共治就成為互聯網巨頭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或者說建立確定性的機遇(如果足夠明智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肯定,未來社會監管的因素會逐步增加,社會性力量將成為中國互聯網格局中重要的一極,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極。

迄今,我看到的對於自身給社會帶來的變化認識較為清醒的互聯網企業家中,Facebook創始人紮克伯格也許算一個,他在2017年哈佛大學畢業演講上的演講標題就是《創建一個所有人都有使命感的世界》。當然,這之前希望他能先在反恐和假新聞上做出更大改變。

文/尹生

編輯:寬哥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