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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如何打破人才束縛,建成全球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最江蘇”導讀

創新,已成為江蘇本輪“轉型提升期”的第一驅動力。江蘇“十三五”規劃瞄準“產業科技創新中心”目標,構建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為此,江蘇要引導人才的聚集,

發揮人才的主觀能動性,還需要通過多種方式增加各類資本對創新投入的回報預期。

創新,已成為江蘇本輪“轉型提升期”的第一驅動力。

不過,與北京、上海等提出的“全國性、全球性”的創新口號不同,江蘇“區域創新中心”的定位鎖定在與產業發展的協同上,提出了“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認為,江蘇實體經濟占經濟總量超過80%,

製造業優勢明顯,但整體上高附加值的產業活動內容掌控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跨國企業手裡,因此要通過創新,把利用低端要素投資驅動型的發展模式,改造為面向國內外市場的自主創新發展模式。

瞄準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根據江蘇“十三五”規劃,

江蘇“產業科技創新中心”目標實行“三步走”:第一步,到2020年,基本形成產業科技創新中心框架體系,主要創新指標達到創新型國家中等水準;到2025年形成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區域的核心功能,成為全球產業技術創新網路的重要節點,達到或超過中國製造2025既定目標,部分創新指標跨入創新型國家先進行列;到2035年左右,則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要實現這一目標,江蘇的產業基礎優勢突出。資料顯示,江蘇實體經濟占經濟總量八成以上,工業經濟規模總量已連續6年位居全國第一,萬億級行業達到6個。此外,江蘇規模工業企業、中小企業數,均居全國首位;2016年江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15萬億元、利稅1.5萬億元、利潤9000億元,利潤占全國總量超過1/7。

不過,江蘇目前的產業多數仍然處於產業鏈的中低端。

在2017年度全國兩會小組討論上,

就有江蘇籍代表委員批判了普遍存在的“為創新而創新”現象,導致部分企業的“創新”最大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地方政府的優惠政策,而不是以更加市場化的方式去實施。換言之,創新能力目前仍以“跟蹤、並行、領跑”並存、“跟蹤”為主,產業總體上仍處於價值鏈的中低端。

一位江蘇籍人大代表提出,江蘇經濟發達,但為何沒有出現華為、騰訊等“鏈主型”、“獨角獸”的龍頭企業,

缺乏創新的代表性企業?“如果長期不能形成阿裡巴巴、華為這樣的創新企業,發揮出帶動作用、吸引若干中小企業為之配套,那麼江蘇原有形成的產業集群的含金量就會慢慢喪失,繼而影響到整個創新創業的氛圍,因此,需要有代表國際水準的標杆型企業。”

對此,有來自江蘇省科技系統的領導進行了回應。他表示,從政府方面看,一方面是進一步深化“放管服”,下放權力,給予科研機構在人財物方面最大的自主權;其次是明確和增加投入。

從2016年開始的3年內,江蘇明確統籌安排省級各類資金和基金超過1000億元,用於支持創新。

上述領導強調,對政府而言,從促進企業自主創新角度出發,是建立“普惠性”激勵措施。比如,提升財政資金直接扶持收益,對面廣量大的普通企業都可以獲得財政資金普惠性補助等。

引導人才聚集

創新的另一個關鍵點,是人才的聚集和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目前,江蘇省在這一點上也在政策上“鬆綁”。

有來自高校的代表指出,目前江蘇已明確允許高校院所自主確定崗位結構比例和崗位標準,且“成果轉化收益全部留歸高校院所,不再上繳國庫”;同時,職務發明成果轉讓收益用於獎勵研發團隊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且不納入本單位工資總額基數、不計入績效工資等措施,這些革命性的做法很快會突破傳統發展模式。

江蘇省人保廳副廳長朱從明曾表示,創新驅動的本質就是人才驅動,目前江蘇人才資源總量已達1076萬人,但短板在於對人才效用發揮的機制上。

“現在,有序下放專業技術崗位設置自主權,由機構自主設置崗位結構比例和崗位標準;也可以自主公開招聘高層次人才和具有創新實踐成果的科技人員等。”朱從明表示,以往企業招收博士後一定要與高校聯合招收,但現在進行改革,規定具備招收條件的企業工作站可以自主招收博士後,這就為企業“未來規劃”積累了人才。

重慶大學原副校長、江蘇產研院執行院長劉慶表示,通過改革,取消了事業單位、科研人員績效支出比例的限制,由所在單位自主分配,向一線科研人員傾斜。同時,對參與專案的研究生、科輔人員等,給予必要、較高的勞務支出。

“在離崗期的3年內保留原來的人事關係,離崗創業人員等同為在崗人員參加職稱評聘、崗位等級晉升。”一位來自醫院的江蘇籍全國人大代表介紹其所在的醫院情況時說,“團隊裡有幾名研究生以上的醫生就選擇了全職與藥企合作開發,不影響晉升。”

除了政策傾斜以外,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陳柳分析,江蘇構建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還需要通過多種方式增加各類資本對創新投入的回報預期,吸引各類資源從虛擬經濟轉向實體經濟的創新領域。

全國人大代表、恒瑞醫藥集團董事長孫飄揚表示,對於企業來說,要通過創新吸引金融、資本要素的聚集,只有這樣,才具備成為全球性創新中心的可能。

(作者:王海平)

閱讀連結

李強:必須快馬加鞭持續推進創新

這一階段,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

“我對江蘇這片土地充滿敬意,對江蘇廣大幹部群眾充滿敬意。從今天開始,我就是江蘇的‘一分子’,我將把全部的身心投入、融入到江蘇各項事業中。”上任伊始,江蘇省委書記李強便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決心。

說“充滿敬意”並非客套話。自2009年以來,江蘇GDP已經連續8年穩居全國第二,僅次於廣東。更值得關注的是,江蘇已經連續8年蟬聯“全國創新能力最強地區”。

李強對這一點亦有清晰的瞭解,在3月7日的分組會議上,李強表示,江蘇的實體經濟和科教資源是兩個特別大的優勢,從工業經濟來看,去年江蘇的工業產值超過16萬億元,利潤1萬億元,全國七分之一還多。江蘇科技資源亦很雄厚,有140多所大學,在校學生在全國名列前茅,還有各類獨立研究機構、科研機構750多個。

“我講這些資料,就是想說明,江蘇發展有很好的基礎和條件,發展站在非常高的平臺上。”李強總結說。

儘管有工業製造業的高平臺,但不可忽視的是,在“奮力追趕”廣東GDP頭把交椅幾年後,江蘇的經濟發展勢頭開始放緩,而早已起步經濟轉型升級的廣東,在近兩年又逐漸拉開了與江蘇的經濟差距。

2016年11月,李強在江蘇省第十三次黨代會上的報告,被看做是他調任江蘇後第一次系統全面地闡述施政綱領。他在報告中指出,江蘇經濟持續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物質要素投入邊際效益遞減,解決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比過去更為迫切,解決先發地區較早遇到的問題比其他地區更為艱巨。

在這次報告前後,李強有兩次活動受到了外界的廣泛關注。一次是2016年9月,李強率江蘇省黨政代表團赴上海、浙江學習考察。另一次則是2016年12月29日,李強出席2016民營資本投資江蘇大會,與眾多江蘇浙江兩地企業家見面。兩次都與蘇浙兩地的發展相關。

曾經,浙江“溫台模式”和江蘇“蘇南模式”一度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乃至經濟體制改革的兩大代表。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中國小微企業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劉奇洪曾對比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中期,浙江與江蘇兩地經濟發展模式並無二致,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江蘇與浙江經濟發展之路出現了分歧:溫州經濟發展模式擴大到整個浙江,蘇南經濟發展模式推廣到整個江蘇,包括蘇北,到了1999年,浙江農村經濟全面超過江蘇。浙江政府通過培育義烏小商品市場,由市場造就具有競爭優勢產業。

但21世紀前後,江蘇逐步加大固定資產投資、鼓勵民營企業崛起,利用雄厚工業基礎,發展水準迅速躍升,坐上全國GDP第二把交椅。與此同時,最近幾年來,浙江也通過發展互聯網經濟、特色小鎮經濟等創新經濟模式煥發出新的經濟活力。

蘇浙兩地經濟的“爭先恐後”中,李強向外界談了自己的看法。在回到浙江考察時,李強表示,浙江市場活力強、商業模式創新走在前列,這對實體經濟基礎好、製造業發達的江蘇是最需要學習借鑒運用的。

毫無疑問,活力與創新成為李強施政理念中的關鍵字,成為江蘇度過改革陣痛期的關鍵良藥。“必須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擺在發展全域的核心位置”,“在這一階段,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必須以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快馬加鞭持續推進。”在黨代會的報告中,李強針對創新的表述多達60多次,被多家媒體報導,見諸報端頁首。

(作者:娜迪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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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權力,給予科研機構在人財物方面最大的自主權;其次是明確和增加投入。

從2016年開始的3年內,江蘇明確統籌安排省級各類資金和基金超過1000億元,用於支持創新。

上述領導強調,對政府而言,從促進企業自主創新角度出發,是建立“普惠性”激勵措施。比如,提升財政資金直接扶持收益,對面廣量大的普通企業都可以獲得財政資金普惠性補助等。

引導人才聚集

創新的另一個關鍵點,是人才的聚集和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目前,江蘇省在這一點上也在政策上“鬆綁”。

有來自高校的代表指出,目前江蘇已明確允許高校院所自主確定崗位結構比例和崗位標準,且“成果轉化收益全部留歸高校院所,不再上繳國庫”;同時,職務發明成果轉讓收益用於獎勵研發團隊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且不納入本單位工資總額基數、不計入績效工資等措施,這些革命性的做法很快會突破傳統發展模式。

江蘇省人保廳副廳長朱從明曾表示,創新驅動的本質就是人才驅動,目前江蘇人才資源總量已達1076萬人,但短板在於對人才效用發揮的機制上。

“現在,有序下放專業技術崗位設置自主權,由機構自主設置崗位結構比例和崗位標準;也可以自主公開招聘高層次人才和具有創新實踐成果的科技人員等。”朱從明表示,以往企業招收博士後一定要與高校聯合招收,但現在進行改革,規定具備招收條件的企業工作站可以自主招收博士後,這就為企業“未來規劃”積累了人才。

重慶大學原副校長、江蘇產研院執行院長劉慶表示,通過改革,取消了事業單位、科研人員績效支出比例的限制,由所在單位自主分配,向一線科研人員傾斜。同時,對參與專案的研究生、科輔人員等,給予必要、較高的勞務支出。

“在離崗期的3年內保留原來的人事關係,離崗創業人員等同為在崗人員參加職稱評聘、崗位等級晉升。”一位來自醫院的江蘇籍全國人大代表介紹其所在的醫院情況時說,“團隊裡有幾名研究生以上的醫生就選擇了全職與藥企合作開發,不影響晉升。”

除了政策傾斜以外,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陳柳分析,江蘇構建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還需要通過多種方式增加各類資本對創新投入的回報預期,吸引各類資源從虛擬經濟轉向實體經濟的創新領域。

全國人大代表、恒瑞醫藥集團董事長孫飄揚表示,對於企業來說,要通過創新吸引金融、資本要素的聚集,只有這樣,才具備成為全球性創新中心的可能。

(作者:王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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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必須快馬加鞭持續推進創新

這一階段,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

“我對江蘇這片土地充滿敬意,對江蘇廣大幹部群眾充滿敬意。從今天開始,我就是江蘇的‘一分子’,我將把全部的身心投入、融入到江蘇各項事業中。”上任伊始,江蘇省委書記李強便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決心。

說“充滿敬意”並非客套話。自2009年以來,江蘇GDP已經連續8年穩居全國第二,僅次於廣東。更值得關注的是,江蘇已經連續8年蟬聯“全國創新能力最強地區”。

李強對這一點亦有清晰的瞭解,在3月7日的分組會議上,李強表示,江蘇的實體經濟和科教資源是兩個特別大的優勢,從工業經濟來看,去年江蘇的工業產值超過16萬億元,利潤1萬億元,全國七分之一還多。江蘇科技資源亦很雄厚,有140多所大學,在校學生在全國名列前茅,還有各類獨立研究機構、科研機構750多個。

“我講這些資料,就是想說明,江蘇發展有很好的基礎和條件,發展站在非常高的平臺上。”李強總結說。

儘管有工業製造業的高平臺,但不可忽視的是,在“奮力追趕”廣東GDP頭把交椅幾年後,江蘇的經濟發展勢頭開始放緩,而早已起步經濟轉型升級的廣東,在近兩年又逐漸拉開了與江蘇的經濟差距。

2016年11月,李強在江蘇省第十三次黨代會上的報告,被看做是他調任江蘇後第一次系統全面地闡述施政綱領。他在報告中指出,江蘇經濟持續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物質要素投入邊際效益遞減,解決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比過去更為迫切,解決先發地區較早遇到的問題比其他地區更為艱巨。

在這次報告前後,李強有兩次活動受到了外界的廣泛關注。一次是2016年9月,李強率江蘇省黨政代表團赴上海、浙江學習考察。另一次則是2016年12月29日,李強出席2016民營資本投資江蘇大會,與眾多江蘇浙江兩地企業家見面。兩次都與蘇浙兩地的發展相關。

曾經,浙江“溫台模式”和江蘇“蘇南模式”一度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乃至經濟體制改革的兩大代表。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中國小微企業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劉奇洪曾對比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中期,浙江與江蘇兩地經濟發展模式並無二致,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江蘇與浙江經濟發展之路出現了分歧:溫州經濟發展模式擴大到整個浙江,蘇南經濟發展模式推廣到整個江蘇,包括蘇北,到了1999年,浙江農村經濟全面超過江蘇。浙江政府通過培育義烏小商品市場,由市場造就具有競爭優勢產業。

但21世紀前後,江蘇逐步加大固定資產投資、鼓勵民營企業崛起,利用雄厚工業基礎,發展水準迅速躍升,坐上全國GDP第二把交椅。與此同時,最近幾年來,浙江也通過發展互聯網經濟、特色小鎮經濟等創新經濟模式煥發出新的經濟活力。

蘇浙兩地經濟的“爭先恐後”中,李強向外界談了自己的看法。在回到浙江考察時,李強表示,浙江市場活力強、商業模式創新走在前列,這對實體經濟基礎好、製造業發達的江蘇是最需要學習借鑒運用的。

毫無疑問,活力與創新成為李強施政理念中的關鍵字,成為江蘇度過改革陣痛期的關鍵良藥。“必須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擺在發展全域的核心位置”,“在這一階段,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必須以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快馬加鞭持續推進。”在黨代會的報告中,李強針對創新的表述多達60多次,被多家媒體報導,見諸報端頁首。

(作者:娜迪婭)

【最江蘇】:第一時間發佈、解讀江蘇最新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民生動態,用原創蕩滌紛雜,用思想解讀資訊,用情懷傳遞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