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學生成績一落千丈怎麼辦？美國各大學正積極開展補救式教育
美國各大學正積極開展的補救式教育
不僅試圖將挫折正常化
更在提醒我們
應對失敗，並非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
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是位於美國麻塞諸塞州小鎮北安普頓的一所女子大學。
一名學生說：“我第一次大學寫作考試就沒通過。”另一名學生說：“我告訴了我的媽媽，她問我‘你還能畢業嗎？’”教師們也分享了一些自己學生時代的悲慘經歷。一位很受歡迎的英語教授寫道：“我上大學時很失敗。大二那年，我整個學期的成績都很差，
▲ Arabia Simeon 說：“我來自一個低收入家庭，我們居住的是非裔美國人聚居的社區，
公開討論失敗經歷在史密斯女子學院並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儀式，而是一個正式項目。參與公開討論的學生們過去往往都是在考試中取得高分的優等生，但是現在，他們的考試成績變得非常糟糕，學校為了防止他們難以接受，把他們召集起來與大家分享自己的糟糕經歷。
20 歲的 Carrie Lee Lancaster 即將升入大三，
“無畏失敗”是史密斯學院為了消除失敗制定的一個新計畫，通過演講討論失敗正是該計畫中的一部分。學校通過舉辦有關“冒名頂替者綜合症（指成功成年人中，
史密斯學院的發展專家兼學校非正式的“失敗特使” Rachel Simmons 表示：“我們所做的努力是為了讓學生明白，失敗不是學習的障礙，
▲ Casey Hecox 說：“我覺得當我們在比誰比誰壓力更大時，到頭來就會被各種壓力壓得透不過氣來，最後，我們也不會相互幫助了。”
Simmons 這些年來一直隱藏著自己曾經的一次失敗。據她當年的大學校長說，她二十幾歲時因為害怕失敗而退出了一個著名的獎學金項目，令學校也跟著蒙羞。“這麼多年來，我都覺得這件事會毀了我，”她說。
這就是為什麼每個參加她專案的學生，都會在一開始時收到一份“失敗許可證”，上面寫著：“你有權搞砸、破壞或未能成功處理一種或多種關係，包括戀愛、友誼、作業、考試，課外活動或與大學相關的任何其他可選擇的活動。即使這樣，你仍會是一個非常有價值、非常優秀的人”。一些學生會很自豪地把這張證書掛在他們宿舍的牆壁上。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商業界為了取得成功不惜一切代價，正如電影《華爾街：金錢永不眠》中講述的 Gordon Gekko 一樣。如今，隨著 Steve Jobs 等技術實驗主義英雄的出現，他們又盲目地把失敗當做一種必經之路。但是，儘管博客文章、TED 演講甚至是行業會議的不斷標榜讓“失敗至上”的想法成了創業界的榮譽標籤，但校園管理人員表示，學生們的關注點仍然是一些傳統的成就指標。
雖然從簡歷上看，有些學生幾乎完美無暇，參加了各種課外活動，但他們似乎越來越無法應付大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基本挫折，比如沒有分配到自己想做的課題任務，申請課程時被放在待定名單上，或者被俱樂部拒絕。
▲ Nadia Aman 說：“我最害怕的就是讓我的家人失望。作為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孩子，我不打算離開家鄉，因為不想未來生活在一個讓我不舒服的地方。”
Simmons 女士表示：“我們所說的並不是醫學預科生退學或者是大學被勸退的情況，而是一些學生在大學的學習生活中，一旦得分低於 A 級就感到心煩意亂、傷心欲絕的情況，或者被俱樂部拒絕後向諮詢中心救助的學生，以及在需要時無法尋求説明的學生，或者因為擔心失敗而拒絕任何冒險行為的學生。”
近十年前，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教授創造了“缺乏失敗（ Failure Deprived）”一詞以描述他們觀察到的現象：雖然從文字記錄看，一些學生非常出色，但他們似乎無法應付一些簡單的挫折。斯坦福大學前任新生主管 Julie Lythcott-Haims 說：“我們的許多學生似乎都會陷入困境。”
於是，他們很快開始分析缺乏應付困境的技能與階段內的精神健康資料之間的聯繫，其中包括美國大學健康協會統計得出的結果：患有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大學生數量不斷增多，壓力比率直線上升，對諮詢服務的需求遠大于現有的服務能力，等等。
2010 年，康奈爾大學在經歷了一波學生自殺事件後宣佈：幫助學生學習一些生活技能是學校的義務。不久之後，斯坦福大學也開始了一項名為“適應力項目”的新計畫，執行過程中，學校邀請了一些著名校友返校，為在校學生講述他們在學校期間曾經遇到過的挫折，並錄製了視頻。Lythcott-Haims 說：“這是在試圖將挫折正常化。”
▲ Haven Sandoval 說：“讓我一直擔心的是沒有錢支付在學校所需的用品。我帶著一台很普通的惠普筆記型電腦就來到了史密斯學院，這台筆記本真的只能用來編輯文字和在互聯網搜索。”
很快，學術界便組成了一個聯盟，共用相關資源。從那以來，一些新興計畫便悄然興起，如哈佛大學的“成功與失敗項目”，其中會涉及一些遭遇拒絕的故事；普林斯頓大學的“正確認知專案”，主要進行一些有關挫折和努力奮鬥的交流；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戲劇《Penn Faces》，“Penn Faces” 這個名字來源於該校學生對自己的戲稱，整部戲劇講述了那些在遭遇挫折時仍能讓自己很快樂的人。
最近畢業的 Emily Hoeven 曾在大三時協助開展了相關專案，她表示：“許多學校都希望自己的學生在學習、社會、戀愛、家庭生活和友誼方面都能獲得成功，同時還希望他們每天晚上睡八個小時，精神看起來很棒，學習非常努力，還能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這一切。我們想說的是，生活並不會那麼完美。”
在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學生們可以通過免費的 iPhone 應用程式 Thrive 發佈短視頻或個人記錄來應對校園生活的起起落落。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有專門的培養學生適應力的教員。北卡羅來納州的大衛森文理學院則設立了所謂的“失敗基金”，基金資助從 150 至 1000 美元不等，學生可以不需要考慮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或有效，就能獲得資助從而進行實踐。有關該計畫的一則新聞稿中寫道：“我們鼓勵學生從錯誤中學習，並坦然面對失敗。”
史密斯學院的主任兼負責學生事務的副校長 Donna Lisker 表示：“我們一直以來都認為這種能力是人們在童年時期可以自主習得的東西，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會在棒球內場中遭遇三擊出局的狀況，或者在學生會競選中失利。一方面，我覺得一個十八歲的人不知道如何面對失敗聽起來很荒唐。但是同時，我認為很多時候是我們沒有給孩子們從這些自然經歷中吸取經驗教訓的機會。”
因此，美國各個大學正在進行一種補救式教育，不斷展開交流，討論失敗意味著什麼。Simmons 已經出版了兩本關於女性自尊的書籍，明年，她的第三本同類書籍《她已經很不錯了》也將出版。她說：“我認為，大學正在改進，他們不再認為論文寫作能力最能體現一個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而恰恰是一個人在被告知他的論文不能通過時的應對能力體現了這一點。特別是現在，隨著當前經濟的發展，不論學生們找工作、處理職業關係，還是參加短期專案、從事個體經營，都需要一定的技能來説明她們，而這些都是最關鍵的生活技能。”
在學校這張溫床，或者說校園式寵物園中，增加“失敗教育”的環節不禁讓人想到去年《Psychology Today》雜誌的封面故事中曾經提到過的一個問題：從什麼時候開始學校更像是一個精神健康病房，而不再是一個完成高等教育的機構了？
▲ Shayla Bezjak 說：“我不習慣向別人尋求幫助，我更相信自己可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組織心理學家 Adam Grant 說：“其實，我不認為嘗試創造一些平淡的經歷有什麼根本性的錯誤，但是我想花更多的時間來弄清楚，是什麼導致了這些過程中的各種壓力。”
研究人員稱，這是父母的養育方式和孩子們所處的文化環境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導致的，包括多年來父母“直升機”式的養護和對孩子無微不至的“管理”。史密斯學院負責學生住宿生活的主任 Rebecca Shaw 說：“他們這一代孩子，人人都得到過獎盃，人人都曾是佼佼者。”他們大多都有大學入學躁狂症，因此許多中高年級學生必須學會應對 Simmons 女士稱之為“饑餓遊戲”式的心態，在這種心態下，新生們早早地就開始準備入學後的玩樂，而且樂此不疲，但他們付出的代價可能會高得不可思議。
由此直接引發了人們的擔憂——這樣下去，畢業後還能找到工作嗎？同時，這也讓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感受到，在取得成功的道路，壓力如影隨形：他們是家庭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孩子；他們必須寄錢給家裡；或者僅僅是克服內心的顧慮，就像一個工程學專業的學生所說的“也許我是一個榜樣”。
史密斯學院一名大三的學生 Arabia Simeon 說：“我來自一個低收入家庭，我們居住的是非裔美國人聚居的社區，那裡沒有足夠的資源，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說，我覺得我更需要做好。”
▲ Zoleka Mosiah 說：“我不擅長與‘暑期工作’相關的事情，我發現這個過程相當嚇人。我不得不向我的朋友尋求幫助或者轉向校內資源來解決這個問題。”
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院負責本科生學習的副主任 Amy Jordan 表示，現在和以前不同了，得高分的許多學生並不一定是學校裡最優秀、最聰明的學生。
“我們高中時都是學校的佼佼者，總有各自與眾不同和出色之處，或者按照別人告訴我們的說法，我們就是這樣的存在。所以到了大學，你當然也想再創自己曾經擁有過的輝煌時刻，但是你會發現，每個人都很特別，所以每個人就顯得都沒那麼出眾了。”20 歲的 Cai Sherley 坐在校園咖啡館說道。在她身邊坐著 Zoleka Mosiah，Simeon 和 Lancaster，她們點了點頭，對同學的話表示贊同。
社交媒體起不到什麼作用，因為即使學生在邏輯上明白，沒有人能在整個大學生涯中都順風順水，他們也可以很容易通過別人的故事來說服自己，並堅信“即使所有人都經歷了不完美的大學生活，我也可能會是那顆閃耀之星”，19 歲的大二學生 Jaycee Greeley 如是說。
還有一種美其名曰“忙碌”的文化，這種文化把各種事物與狀態結合了起來。史密斯學院的住宿生活協調員 Stacey Steinbach 表示：“人們往往有這樣一種觀點‘如果我沒有很大的壓力或者成堆的任務，我會覺得我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這樣的文化裡，沒有壓力就是已經一種失敗了。”
▲ Maeve Porter Holliday 說：“杜威大廳（如圖）是我在大學時犯第一個大錯的地方，當時我完全錯過了提交論文的截止日期，晚了整整五個小時。事已至此，我不得不承認我自己犯下的錯，還要不斷安慰自己，這還沒到世界末日，雖然當時的感覺確實是那樣。”
到了假期的前幾周，暑期實習和找工作的壓力又輪番侵襲。學生們掙扎在申請、尋求推薦和網路搜索中，承受的壓力也不斷飆升。如果他們沒有被任何公司錄取怎麼辦？如果他們沒有找到合適的崗位怎麼辦？21 歲的大二學生 Mosiah 說：“我不擅長所有關於‘暑期工作’的事情，我發現這個過程相當嚇人。我不得不向我的朋友尋求幫助或者轉向校內資源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又不擅長向別人尋求幫助而且經常被拒絕，所以我很怕暑期工作。”
Lancaster 的心態已經得到很好地調整，她說：“我們往往很難每次都欣然接受象徵失敗的拒絕信，但是我正努力保持一種積極的態度。”對於在暑期經歷的一切，當學生們在秋季返校時，必定會滔滔不絕地花很多時間來互相交流。
撰文：Jessica Bennett
編輯：張權
▲ Casey Hecox 說：“我覺得當我們在比誰比誰壓力更大時，到頭來就會被各種壓力壓得透不過氣來，最後，我們也不會相互幫助了。”
Simmons 這些年來一直隱藏著自己曾經的一次失敗。據她當年的大學校長說，她二十幾歲時因為害怕失敗而退出了一個著名的獎學金項目，令學校也跟著蒙羞。“這麼多年來，我都覺得這件事會毀了我，”她說。
這就是為什麼每個參加她專案的學生，都會在一開始時收到一份“失敗許可證”，上面寫著：“你有權搞砸、破壞或未能成功處理一種或多種關係，包括戀愛、友誼、作業、考試，課外活動或與大學相關的任何其他可選擇的活動。即使這樣，你仍會是一個非常有價值、非常優秀的人”。一些學生會很自豪地把這張證書掛在他們宿舍的牆壁上。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商業界為了取得成功不惜一切代價，正如電影《華爾街：金錢永不眠》中講述的 Gordon Gekko 一樣。如今，隨著 Steve Jobs 等技術實驗主義英雄的出現，他們又盲目地把失敗當做一種必經之路。但是，儘管博客文章、TED 演講甚至是行業會議的不斷標榜讓“失敗至上”的想法成了創業界的榮譽標籤，但校園管理人員表示，學生們的關注點仍然是一些傳統的成就指標。
雖然從簡歷上看，有些學生幾乎完美無暇，參加了各種課外活動，但他們似乎越來越無法應付大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基本挫折，比如沒有分配到自己想做的課題任務，申請課程時被放在待定名單上，或者被俱樂部拒絕。
▲ Nadia Aman 說：“我最害怕的就是讓我的家人失望。作為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孩子，我不打算離開家鄉，因為不想未來生活在一個讓我不舒服的地方。”
Simmons 女士表示：“我們所說的並不是醫學預科生退學或者是大學被勸退的情況，而是一些學生在大學的學習生活中，一旦得分低於 A 級就感到心煩意亂、傷心欲絕的情況，或者被俱樂部拒絕後向諮詢中心救助的學生，以及在需要時無法尋求説明的學生，或者因為擔心失敗而拒絕任何冒險行為的學生。”
近十年前，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教授創造了“缺乏失敗（ Failure Deprived）”一詞以描述他們觀察到的現象：雖然從文字記錄看，一些學生非常出色，但他們似乎無法應付一些簡單的挫折。斯坦福大學前任新生主管 Julie Lythcott-Haims 說：“我們的許多學生似乎都會陷入困境。”
於是，他們很快開始分析缺乏應付困境的技能與階段內的精神健康資料之間的聯繫，其中包括美國大學健康協會統計得出的結果：患有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大學生數量不斷增多，壓力比率直線上升，對諮詢服務的需求遠大于現有的服務能力，等等。
2010 年，康奈爾大學在經歷了一波學生自殺事件後宣佈：幫助學生學習一些生活技能是學校的義務。不久之後，斯坦福大學也開始了一項名為“適應力項目”的新計畫，執行過程中，學校邀請了一些著名校友返校，為在校學生講述他們在學校期間曾經遇到過的挫折，並錄製了視頻。Lythcott-Haims 說：“這是在試圖將挫折正常化。”
▲ Haven Sandoval 說：“讓我一直擔心的是沒有錢支付在學校所需的用品。我帶著一台很普通的惠普筆記型電腦就來到了史密斯學院，這台筆記本真的只能用來編輯文字和在互聯網搜索。”
很快，學術界便組成了一個聯盟，共用相關資源。從那以來，一些新興計畫便悄然興起，如哈佛大學的“成功與失敗項目”，其中會涉及一些遭遇拒絕的故事；普林斯頓大學的“正確認知專案”，主要進行一些有關挫折和努力奮鬥的交流；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戲劇《Penn Faces》，“Penn Faces” 這個名字來源於該校學生對自己的戲稱，整部戲劇講述了那些在遭遇挫折時仍能讓自己很快樂的人。
最近畢業的 Emily Hoeven 曾在大三時協助開展了相關專案，她表示：“許多學校都希望自己的學生在學習、社會、戀愛、家庭生活和友誼方面都能獲得成功，同時還希望他們每天晚上睡八個小時，精神看起來很棒，學習非常努力，還能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這一切。我們想說的是，生活並不會那麼完美。”
在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學生們可以通過免費的 iPhone 應用程式 Thrive 發佈短視頻或個人記錄來應對校園生活的起起落落。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有專門的培養學生適應力的教員。北卡羅來納州的大衛森文理學院則設立了所謂的“失敗基金”，基金資助從 150 至 1000 美元不等，學生可以不需要考慮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或有效，就能獲得資助從而進行實踐。有關該計畫的一則新聞稿中寫道：“我們鼓勵學生從錯誤中學習，並坦然面對失敗。”
史密斯學院的主任兼負責學生事務的副校長 Donna Lisker 表示：“我們一直以來都認為這種能力是人們在童年時期可以自主習得的東西，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會在棒球內場中遭遇三擊出局的狀況，或者在學生會競選中失利。一方面，我覺得一個十八歲的人不知道如何面對失敗聽起來很荒唐。但是同時，我認為很多時候是我們沒有給孩子們從這些自然經歷中吸取經驗教訓的機會。”
因此，美國各個大學正在進行一種補救式教育，不斷展開交流，討論失敗意味著什麼。Simmons 已經出版了兩本關於女性自尊的書籍，明年，她的第三本同類書籍《她已經很不錯了》也將出版。她說：“我認為，大學正在改進，他們不再認為論文寫作能力最能體現一個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而恰恰是一個人在被告知他的論文不能通過時的應對能力體現了這一點。特別是現在，隨著當前經濟的發展，不論學生們找工作、處理職業關係，還是參加短期專案、從事個體經營，都需要一定的技能來説明她們，而這些都是最關鍵的生活技能。”
在學校這張溫床，或者說校園式寵物園中，增加“失敗教育”的環節不禁讓人想到去年《Psychology Today》雜誌的封面故事中曾經提到過的一個問題：從什麼時候開始學校更像是一個精神健康病房，而不再是一個完成高等教育的機構了？
▲ Shayla Bezjak 說：“我不習慣向別人尋求幫助，我更相信自己可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組織心理學家 Adam Grant 說：“其實，我不認為嘗試創造一些平淡的經歷有什麼根本性的錯誤，但是我想花更多的時間來弄清楚，是什麼導致了這些過程中的各種壓力。”
研究人員稱，這是父母的養育方式和孩子們所處的文化環境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導致的，包括多年來父母“直升機”式的養護和對孩子無微不至的“管理”。史密斯學院負責學生住宿生活的主任 Rebecca Shaw 說：“他們這一代孩子，人人都得到過獎盃，人人都曾是佼佼者。”他們大多都有大學入學躁狂症，因此許多中高年級學生必須學會應對 Simmons 女士稱之為“饑餓遊戲”式的心態，在這種心態下，新生們早早地就開始準備入學後的玩樂，而且樂此不疲，但他們付出的代價可能會高得不可思議。
由此直接引發了人們的擔憂——這樣下去，畢業後還能找到工作嗎？同時，這也讓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感受到，在取得成功的道路，壓力如影隨形：他們是家庭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孩子；他們必須寄錢給家裡；或者僅僅是克服內心的顧慮，就像一個工程學專業的學生所說的“也許我是一個榜樣”。
史密斯學院一名大三的學生 Arabia Simeon 說：“我來自一個低收入家庭，我們居住的是非裔美國人聚居的社區，那裡沒有足夠的資源，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說，我覺得我更需要做好。”
▲ Zoleka Mosiah 說：“我不擅長與‘暑期工作’相關的事情，我發現這個過程相當嚇人。我不得不向我的朋友尋求幫助或者轉向校內資源來解決這個問題。”
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院負責本科生學習的副主任 Amy Jordan 表示，現在和以前不同了，得高分的許多學生並不一定是學校裡最優秀、最聰明的學生。
“我們高中時都是學校的佼佼者，總有各自與眾不同和出色之處，或者按照別人告訴我們的說法，我們就是這樣的存在。所以到了大學，你當然也想再創自己曾經擁有過的輝煌時刻，但是你會發現，每個人都很特別，所以每個人就顯得都沒那麼出眾了。”20 歲的 Cai Sherley 坐在校園咖啡館說道。在她身邊坐著 Zoleka Mosiah，Simeon 和 Lancaster，她們點了點頭，對同學的話表示贊同。
社交媒體起不到什麼作用，因為即使學生在邏輯上明白，沒有人能在整個大學生涯中都順風順水，他們也可以很容易通過別人的故事來說服自己，並堅信“即使所有人都經歷了不完美的大學生活，我也可能會是那顆閃耀之星”，19 歲的大二學生 Jaycee Greeley 如是說。
還有一種美其名曰“忙碌”的文化，這種文化把各種事物與狀態結合了起來。史密斯學院的住宿生活協調員 Stacey Steinbach 表示：“人們往往有這樣一種觀點‘如果我沒有很大的壓力或者成堆的任務，我會覺得我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這樣的文化裡，沒有壓力就是已經一種失敗了。”
▲ Maeve Porter Holliday 說：“杜威大廳（如圖）是我在大學時犯第一個大錯的地方，當時我完全錯過了提交論文的截止日期，晚了整整五個小時。事已至此，我不得不承認我自己犯下的錯，還要不斷安慰自己，這還沒到世界末日，雖然當時的感覺確實是那樣。”
到了假期的前幾周，暑期實習和找工作的壓力又輪番侵襲。學生們掙扎在申請、尋求推薦和網路搜索中，承受的壓力也不斷飆升。如果他們沒有被任何公司錄取怎麼辦？如果他們沒有找到合適的崗位怎麼辦？21 歲的大二學生 Mosiah 說：“我不擅長所有關於‘暑期工作’的事情，我發現這個過程相當嚇人。我不得不向我的朋友尋求幫助或者轉向校內資源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又不擅長向別人尋求幫助而且經常被拒絕，所以我很怕暑期工作。”
Lancaster 的心態已經得到很好地調整，她說：“我們往往很難每次都欣然接受象徵失敗的拒絕信，但是我正努力保持一種積極的態度。”對於在暑期經歷的一切，當學生們在秋季返校時，必定會滔滔不絕地花很多時間來互相交流。
撰文：Jessica Bennett
編輯：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