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歷史街區——新立城（老街）街區
1街區由來
長春最早歷史街區的出現和長春廳的設置息息相關。
1800年7月8日，清政府批准柳條邊外伊通河畔的蒙古郭爾羅斯王公設立“長春廳”，設理事通判和巡檢各一名，歸吉林將軍管轄。1997年10月，在長春城市起源學術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們達成共識，把設置長春廳的1800年作為長春的城市紀元，這是具有極其深厚的歷史背景和意義。
長春廳是在蒙古郭爾羅斯王公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政權，因此屬於“借地設治”。長春廳的理事通判和巡檢只能管理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事務，
長春廳初設時，人口近萬人，管轄範圍東到今天九台市境內的沐石河鎮，西到今天的大屯鎮附近，南到新立城水庫，北到農安縣境內。廳下又設懷惠、沐德、撫安、恒裕四鄉，後又增設農安鄉。這麼大的範圍，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長春歷史第一塊街區，
清統治者入關後，很長一個時期仍有一種危機感，康熙、雍正常以朱元璋滅元時說過的“胡人無百年運”的話，
為此，清朝統治者把東遼河流域和今吉林省的部分地區看成他們的“龍興重地”，嚴禁其他民族人，尤其是漢族人入內，以防損害“龍脈”。這是為了鞏固其後方根據地，獨佔東北的人參、貂皮、珍珠、鹿茸等特產，
柳條邊牆，簡稱柳邊，或稱柳條邊、條子邊，就是在高三尺、寬三尺的土（或磚）臺上，每隔五尺插三株柳條，每株之間再用繩捆結後橫連柳枝，形成五尺高的柳條籬笆，也就是“插柳結繩”。這樣，柳條邊牆各樹之間再用兩根柳枝連接起來，形成三行柳樹障，所以稱為柳條邊。邊牆外，一般挖一條深、寬各八尺至一丈的“護牆河”，防止有人越過。柳條邊有“老邊”和“新邊”之分。老邊建于清初，在今遼寧境內，被稱為“盛京邊牆”；新邊建於康熙年間，從開原起，經今四平、伊通、長春市郊、臨雙陽過九台至舒蘭，全長345公里。新邊共有四座邊門，從南算起第三個邊門——伊通邊門，就在今長春市新立城水庫庫區內，也就是長春廳設置時的大致所在。清廷規定，新邊以東，包括現在的榆樹、雙陽和九台東部，為滿族圍場，蒙古族、漢族等其他民族的人不許進入。新邊以西，包括現在長春市郊、農安、德惠和九台西部，為前郭爾羅斯蒙古王公遊牧地，不許漢人進入。 新邊每兩個邊門之間有7個左右的邊台，在吉林省境內共有28個邊台。柳條邊的邊台是分組記數的，九台市所在的這組是第一組，九台市所在位置是“柳條邊”新邊第一組東數第九個邊台，故以邊台數序得名“九台”。每組裡的第一個邊台不叫一台，而叫頭台，第一組邊台的頭台和二台的位置都不在九台市境內，而在與九台市有一江之隔的舒蘭市境內。 據長春市九台區政府辦方志科科長李海英介紹，九台境內的幾個邊台今天所在的位置分別是三台（今上河灣鎮三台村）、四台（今上河灣鎮四台村）、五台（今上河灣鎮五台村）、六台(今城子街鎮六台村）、七台(今城子街鎮七台村）、八台(今葦子溝鎮腰八台附近）、九台(今九台城區)。
清政府對新邊台的排序也很有特點，它沒有按照順序從一排到最後，而是從一台排到九台後，再重複從一台排到九台。這樣，在距第九邊台不遠的地方，有個飲馬河台，那是第二組邊台的頭台，在今東湖鎮荊家村頭台屯。二台在今東湖鎮腰站村二台屯，再從東湖鎮任家屯村北雙項子屯向西南延仲。按照文人墨客的眼光看，雖然“柳條邊”第一組的頭台和二台不在九台境內，但是第三組的頭台和二台卻在九台境內，使九台成了名副其實的“九台”，成為“柳條邊”和九台地方歷史上的一段佳話。“柳條邊”在九台境內綿延了131公里後，進入長春郊區。
“柳條邊”共封禁了180多年。老邊和新邊加在一起共有168個邊台。此後，隨著東北禁區的開放，“柳條邊”也逐漸廢棄，其遺址大多變為耕地。現在，僅在少數地方還能找到當年的殘跡。 事實上，柳條邊牆形同虛設，終究擋不住“闖關東”的大潮。最早越過邊牆、來到東北、來到長春的是“流人”。流人，就是被朝廷流放之人。將犯人或戰俘流放邊疆，是中國一種古老的刑罰制度。清朝沿襲了舊制，從順治朝開始就不斷有罪犯及家屬被流放到東北。到了康熙朝，鄭成功的繼承者被鎮壓，以吳三桂為代表的“三藩叛亂”也被平定，福建、廣東、浙江、雲南、貴州、湖南、廣西等地的大批反叛官員、軍人及其家屬、近親被押到東北。當時流放的地點很多，柳條邊沿邊地帶是一個主要的流放點。流人們在這裡從事修邊、耕種和養馬等苦差事。在今天長春東南郊，沿柳條邊遺跡兩側，曾經有過以“雲南村”“貴州村”“福建村”為名的古老村屯，以何、馬、石、趙四大姓為主，就是這兩部分流人的安置地。接下來是“流民”。流民，指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的人們。乾隆、嘉慶年間，關內人口增多，加上土地兼併、水旱災害、戰爭等原因，山東、河北、河南的農民紛紛湧入東北謀生，他們越過柳條邊，潛居下來，開荒種地，逐漸形成群落。 當時，位於柳條邊附近的長春大片土地被清政府封賞給有功的蒙古郭爾羅斯王爺世襲，使本來就莽莽的草原，越加地廣人稀。不過，這也為大量的闖關東者提供了充足的生存空間。
“闖關東”有廣義與狹義兩個概念。有史以來山海關以內地區的民眾出關謀生，皆可謂之“闖關東”，此為廣義。狹義的“闖關東”，僅是指從清朝順治年間到中華民國這個歷史時期內，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及皖北、蘇北等地的貧苦百姓去關東謀生的歷史。我們通常所說的“闖關東”其實是狹義的。
由於柳條邊的嚴格封禁，所以長春這個地方人很少。在整個長春地區，順治、康熙、雍正三朝近一百多年時間形成的居民點不過243處，漢族總人口只有幾千人。後來，撕裂封禁第一人恭格喇布坦為了爭奪權勢，將當年還是蒙古封地的長春進行了變賣。恭格喇布坦聯合全國各地一些有錢人，他們買下一塊地，分成不同的小塊，賣或租給關內來開荒的農民。後來這件事被蒙古王公和朝廷發現，嘉慶帝派人查辦此事，此時的長春已有流民2330戶，開荒26萬畝，很難驅逐。
蒙古王公本來不善農事，郭爾羅斯前旗劄薩克第八世輔國公恭格喇布坦見流民吃苦耐勞、精於耕種，為擴大財源，率先招收流民開墾遊牧地。因為“地多租少，流民利之，故至者日眾”。 為了管理越來越多進入遊牧地的流民，1791年，吉林將軍向朝廷遞了一份報告。報告上說，流人蒙地的郭爾羅斯前旗（當時長春一帶的統稱）的人口就達到2330戶，開墾荒地265648畝，難以驅逐。為了向農民收租、商人及手工業者收稅，治理人口，設立相應的衙署已經迫在眉睫。3長春最早的衙門
長春最早的“衙門地”在新立城，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惜的是，從遺留下來的史料中，人們還沒有找到關於這座衙門樣式的隻言片語。唯一可以證明這座衙門真實存在過的書籍，也只有成書于嘉慶末年的《吉林志書》。從中，我們只能知道該建築的間數、占地面積，而對它的樣式、高矮、所用材料都不是很清楚。
按照清朝的慣例，官衙是不能改為他用的，所以在1825年長春廳北移之後，新立城這塊長春最早的“衙門地”也只能任其閒置失修以致坍塌。所以，後人想瞭解“衙門地”當年的樣式，只能依靠考古手段。
幸運的是，1994年的考古發掘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線索。根據考古成果，長春市文物局局長劉紅宇初步復原了最早的長春廳。
劉紅宇說:“當時一共發現清代房址三座，根據對其地理位置的考證，分別是理事通判衙門的大門門廳、聽差房和兵丁房。大門門廳坐北朝南，東部有鋪磚殘跡，門廳內有對稱的八個柱洞，洞底殘存木屑。聽差房位於門廳東側，坐東朝西，門幵在西牆中間，整座房屋呈長方形。兵丁房在大門門廳和聽差房東南270米處，坐北朝南，屋內有火炕、灶台，可居住生活。由於此房遠離署衙，為一座孤房，估計是看守柳邊的兵丁房。”
在發掘過程中，還發現了一個現象，三座房址中雖然出土了大量青磚，但不見一片瓦件，即使在整個“衙門地”的地下，也是只見殘磚不見瓦件。劉紅宇指出：“這就證明這些房屋的主體是用青磚砌成的，而屋頂是不敷瓦的，也就是說這些房屋是不起脊的平頂建築。”
隨著墾區向北發展和政區的擴大，長春廳的位置顯得越來越不理想。弊端之一是過於偏遠，交通不便，不利於對政區的管理;之二是新立城一帶地勢低窪，容易遭受伊通河河水氾濫之害。1825年(道光五年），清政府決定將長春廳衙署向北移。長春第一塊歷史街區，就此與城市漸行漸遠了。
如今，在淨月開發區新立城鎮小街村南側，新立城水庫大現北側，有一片平坦的開闊地。這裡，就是1800年長春廳設治時的衙署所在地。據說，當時的衙署建得比較簡陋，1825年長春廳遷往寬城子之後的不長時間裡，這個衙署就倒掉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地政府在長春廳遺址東面100米左右的地方重建了一個長春廳衙門，以示對那段歷史的紀念。
形成三行柳樹障，所以稱為柳條邊。邊牆外，一般挖一條深、寬各八尺至一丈的“護牆河”，防止有人越過。柳條邊有“老邊”和“新邊”之分。老邊建于清初，在今遼寧境內，被稱為“盛京邊牆”；新邊建於康熙年間，從開原起，經今四平、伊通、長春市郊、臨雙陽過九台至舒蘭，全長345公里。新邊共有四座邊門，從南算起第三個邊門——伊通邊門，就在今長春市新立城水庫庫區內，也就是長春廳設置時的大致所在。清廷規定，新邊以東，包括現在的榆樹、雙陽和九台東部，為滿族圍場，蒙古族、漢族等其他民族的人不許進入。新邊以西，包括現在長春市郊、農安、德惠和九台西部，為前郭爾羅斯蒙古王公遊牧地，不許漢人進入。 新邊每兩個邊門之間有7個左右的邊台，在吉林省境內共有28個邊台。柳條邊的邊台是分組記數的，九台市所在的這組是第一組，九台市所在位置是“柳條邊”新邊第一組東數第九個邊台，故以邊台數序得名“九台”。每組裡的第一個邊台不叫一台，而叫頭台，第一組邊台的頭台和二台的位置都不在九台市境內，而在與九台市有一江之隔的舒蘭市境內。 據長春市九台區政府辦方志科科長李海英介紹，九台境內的幾個邊台今天所在的位置分別是三台（今上河灣鎮三台村）、四台（今上河灣鎮四台村）、五台（今上河灣鎮五台村）、六台(今城子街鎮六台村）、七台(今城子街鎮七台村）、八台(今葦子溝鎮腰八台附近）、九台(今九台城區)。清政府對新邊台的排序也很有特點，它沒有按照順序從一排到最後，而是從一台排到九台後，再重複從一台排到九台。這樣，在距第九邊台不遠的地方，有個飲馬河台，那是第二組邊台的頭台，在今東湖鎮荊家村頭台屯。二台在今東湖鎮腰站村二台屯，再從東湖鎮任家屯村北雙項子屯向西南延仲。按照文人墨客的眼光看，雖然“柳條邊”第一組的頭台和二台不在九台境內，但是第三組的頭台和二台卻在九台境內，使九台成了名副其實的“九台”，成為“柳條邊”和九台地方歷史上的一段佳話。“柳條邊”在九台境內綿延了131公里後，進入長春郊區。
“柳條邊”共封禁了180多年。老邊和新邊加在一起共有168個邊台。此後，隨著東北禁區的開放，“柳條邊”也逐漸廢棄，其遺址大多變為耕地。現在，僅在少數地方還能找到當年的殘跡。 事實上，柳條邊牆形同虛設，終究擋不住“闖關東”的大潮。最早越過邊牆、來到東北、來到長春的是“流人”。流人，就是被朝廷流放之人。將犯人或戰俘流放邊疆，是中國一種古老的刑罰制度。清朝沿襲了舊制，從順治朝開始就不斷有罪犯及家屬被流放到東北。到了康熙朝，鄭成功的繼承者被鎮壓，以吳三桂為代表的“三藩叛亂”也被平定，福建、廣東、浙江、雲南、貴州、湖南、廣西等地的大批反叛官員、軍人及其家屬、近親被押到東北。當時流放的地點很多，柳條邊沿邊地帶是一個主要的流放點。流人們在這裡從事修邊、耕種和養馬等苦差事。在今天長春東南郊，沿柳條邊遺跡兩側，曾經有過以“雲南村”“貴州村”“福建村”為名的古老村屯，以何、馬、石、趙四大姓為主，就是這兩部分流人的安置地。接下來是“流民”。流民，指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的人們。乾隆、嘉慶年間，關內人口增多，加上土地兼併、水旱災害、戰爭等原因，山東、河北、河南的農民紛紛湧入東北謀生，他們越過柳條邊，潛居下來，開荒種地，逐漸形成群落。 當時，位於柳條邊附近的長春大片土地被清政府封賞給有功的蒙古郭爾羅斯王爺世襲，使本來就莽莽的草原，越加地廣人稀。不過，這也為大量的闖關東者提供了充足的生存空間。
“闖關東”有廣義與狹義兩個概念。有史以來山海關以內地區的民眾出關謀生，皆可謂之“闖關東”，此為廣義。狹義的“闖關東”，僅是指從清朝順治年間到中華民國這個歷史時期內，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及皖北、蘇北等地的貧苦百姓去關東謀生的歷史。我們通常所說的“闖關東”其實是狹義的。
由於柳條邊的嚴格封禁，所以長春這個地方人很少。在整個長春地區，順治、康熙、雍正三朝近一百多年時間形成的居民點不過243處，漢族總人口只有幾千人。後來，撕裂封禁第一人恭格喇布坦為了爭奪權勢，將當年還是蒙古封地的長春進行了變賣。恭格喇布坦聯合全國各地一些有錢人，他們買下一塊地，分成不同的小塊，賣或租給關內來開荒的農民。後來這件事被蒙古王公和朝廷發現，嘉慶帝派人查辦此事，此時的長春已有流民2330戶，開荒26萬畝，很難驅逐。
蒙古王公本來不善農事，郭爾羅斯前旗劄薩克第八世輔國公恭格喇布坦見流民吃苦耐勞、精於耕種，為擴大財源，率先招收流民開墾遊牧地。因為“地多租少，流民利之，故至者日眾”。 為了管理越來越多進入遊牧地的流民，1791年，吉林將軍向朝廷遞了一份報告。報告上說，流人蒙地的郭爾羅斯前旗（當時長春一帶的統稱）的人口就達到2330戶，開墾荒地265648畝，難以驅逐。為了向農民收租、商人及手工業者收稅，治理人口，設立相應的衙署已經迫在眉睫。3長春最早的衙門
長春最早的“衙門地”在新立城，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惜的是，從遺留下來的史料中，人們還沒有找到關於這座衙門樣式的隻言片語。唯一可以證明這座衙門真實存在過的書籍，也只有成書于嘉慶末年的《吉林志書》。從中，我們只能知道該建築的間數、占地面積，而對它的樣式、高矮、所用材料都不是很清楚。
按照清朝的慣例，官衙是不能改為他用的，所以在1825年長春廳北移之後，新立城這塊長春最早的“衙門地”也只能任其閒置失修以致坍塌。所以，後人想瞭解“衙門地”當年的樣式，只能依靠考古手段。
幸運的是，1994年的考古發掘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線索。根據考古成果，長春市文物局局長劉紅宇初步復原了最早的長春廳。
劉紅宇說:“當時一共發現清代房址三座，根據對其地理位置的考證，分別是理事通判衙門的大門門廳、聽差房和兵丁房。大門門廳坐北朝南，東部有鋪磚殘跡，門廳內有對稱的八個柱洞，洞底殘存木屑。聽差房位於門廳東側，坐東朝西，門幵在西牆中間，整座房屋呈長方形。兵丁房在大門門廳和聽差房東南270米處，坐北朝南，屋內有火炕、灶台，可居住生活。由於此房遠離署衙，為一座孤房，估計是看守柳邊的兵丁房。”
在發掘過程中，還發現了一個現象，三座房址中雖然出土了大量青磚，但不見一片瓦件，即使在整個“衙門地”的地下，也是只見殘磚不見瓦件。劉紅宇指出：“這就證明這些房屋的主體是用青磚砌成的，而屋頂是不敷瓦的，也就是說這些房屋是不起脊的平頂建築。”
隨著墾區向北發展和政區的擴大，長春廳的位置顯得越來越不理想。弊端之一是過於偏遠，交通不便，不利於對政區的管理;之二是新立城一帶地勢低窪，容易遭受伊通河河水氾濫之害。1825年(道光五年），清政府決定將長春廳衙署向北移。長春第一塊歷史街區，就此與城市漸行漸遠了。
如今，在淨月開發區新立城鎮小街村南側，新立城水庫大現北側，有一片平坦的開闊地。這裡，就是1800年長春廳設治時的衙署所在地。據說，當時的衙署建得比較簡陋，1825年長春廳遷往寬城子之後的不長時間裡，這個衙署就倒掉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地政府在長春廳遺址東面100米左右的地方重建了一個長春廳衙門，以示對那段歷史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