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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瀾:未來如果機器人是最心疼我們的,這是人類的悲哀

7月15日消息,由網易傳媒主辦的主題為“新生”的2017網易未來科技峰會今日在北京舉行。圓桌討論環節,世界著名科學家張首晟教授與IBM大中華區CTO沈曉衛、陽光媒體集團創始人楊瀾、科沃斯董事長錢東奇、高通中國研發中心負責人侯紀磊、江門創投創始合夥人高欣欣一起探討被人工智慧改變的世界。

楊瀾這樣談到自己對人工智慧的態度,一方面,她希望人工智慧幫助人類提升生命品質,比如殘障人士可以通過人工智慧來延展感知能力;另一個角度來說,

楊瀾還是想讓人工智慧保留它的一點神秘性,“將來有一天最瞭解我們、最心疼我們的居然是一個人工智慧,我覺得那是很悲哀的一天,我還是希望我們人類的伴侶之間有最深層的情感連接。”

有一個流行的問題是超級智慧是不是有一天會統治我們人類?在楊瀾探尋人工智慧的過程中,她認為,“這個世界永遠是人和人在作對。因為我們有這麼多貪念,

有時候也非常殘忍,我們會發動戰爭等等,所以將來我們的敵人並不是一群機器,而是一群帶著機器的人和另外一群帶著機器的人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

談到為什麼會成立丹華資本,在張首晟眼中,科學和投資是一樣的,“我做學術研究,觀察周圍同事,哪些人真的能夠成為非常偉大的科學家,哪些不能成為第一流的科學家,往往是在於對他們想像力和未來的評估。

在這個意義下,科學和投資是一樣的,能夠看到科學下一步朝哪個方向走,投資也是要看到科學和技術接近的領域裡繼續往哪個方向走,在這個過程中我體驗到了這兩點。”

沈曉衛表示,IBM研究院做的毫無疑問是0到1的工作,從無到有,無中生有,這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第一,0之前發生什麼,你的需求是哪裡來的,從這個角度,研究必須走出去;第二,0到1,1之後發生了什麼,

需要反復反覆運算,證明有商機在這裡,0到1之間需要Study,1之後需要Scale。

高通侯紀磊透露,高通非常希望和創業型企業的互動尋找結合點,這是雙向的,如果創業公司有非常好的投資趨勢、有很強的規模化能力,即使在其非常初期的時候,高通作為平臺型公司要給他更多回報和更多孵化的支持。

作為創業路上的老炮,錢東奇向其他創業者分享經驗,是“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商業本身是不相信眼淚的,勝者王敗者寇的格局,從這個格局來說,我覺得終究要考慮技術的路線圖在哪裡,產品的路線圖在哪裡、商業的路線圖在哪裡,怎樣落地,以至於能夠在這個漫長過程中找到自己生存的路,然後去發展。

以下為圓桌討論節選:

主持人高欣欣:楊瀾老師的《探尋人工智慧》,其中一個特別感人的場景,一位盲人通過人工智慧的技術可以看到她的女兒輪廓。這個情況下我想問您,假設技術不設限,不用考慮技術發展的瓶頸,在您心目中,您特別希望在哪些行業、哪些場景中人工智慧能夠真正實現、落地呢?

楊瀾:這個問題我想答兩個,一個是特別希望幫助我們人類提升我們的生命品質,比如說對於殘障人士、對那些身體和智慧由於種種原因受到限制的人,可以因為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服務而延展他們的感知能力。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特別不希望人工智慧幫我們幹的是,其實我想還是讓人的智慧保留它的一點神秘性,反正我們到現在也搞不清楚智慧究竟是怎麼來的,是否邏輯思維能力、決策能力的提升就帶來自我意識,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思”還是人類非常引以為驕傲,認為自己獨有的一種能力,某種程度上我不希望這種神秘感被打破。

特別是不希望像錢博士剛才所說的那樣,將來有一天最瞭解我們、最心疼我們的居然是一個人工智慧,我覺得那是很悲哀的一天,我還是希望我們人類的伴侶之間有最深層的情感連接。

其實人和人之間的共情、互動,我們之間這麼多微妙的關係,起碼目前來說很難變成一種演算法,甚至我希望它永遠不要變成演算法,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人類進化著,我們有一種本能,也在不斷學習怎麼養育我們的孩子,我不希望孩子覺得將來有一個人可以完全替代他的母親,我覺得這事兒有點兒恐怖,所以我最終想說的是,人工智慧可以作為一種工具可以延展智慧,作為我們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能力,但我不希望,我也不相信它會在可預見的未來替代我們人類更重要的一些能力,比如愛的能力。

我在有一集的最後結尾是這麼說的,“可能有一天有一個機器人能夠幫助我們吃喝拉撒,但當你要離開這個世界時,你希望你只握到一個機器人的手嗎?”這是我提出的問題。

主持人高欣欣: 接下來我要問首晟教授,您除了是科學家身份,還有一個平行身份,早期投資人,在您能夠看到方向、能夠判斷技術是不是好的時候,如何不理性地選擇一個好的創業者呢?什麼樣的創業者才能夠吸引到您的青睞?覺得他能夠把技術賦予行業最大的能力,最後帶起一家真正令我們尊重的公司?

張首晟: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故事,我是怎麼進入投資這個領域的。大家可能也很好奇,作為一個科學家,怎麼會進入投資界。

跨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通常在學校環境下,物理學家在物理樓,化學家在化學樓,數學家在數學樓,平時交流不多,但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有了新的碰撞空間,我周圍有位鄰居,我們兩家的小孩踢足球時我們就開始聊,他說他現在有一個痛點,他是電腦系的老師,他說他改作業時,每個學生交上來的計算程式都是三個不同的作業系統寫的,一些是Windows,一些是Mac,一些是Linux,他想能不能在同一台電腦理做三個不同的作業系統,他就發明了一個技術,V&M,Vistual Machine,虛擬機器。

當時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因為我也碰到了學生同樣的問題,所以就做了天使投資公司,後來它成為了一家非常偉大的公司,因為整個雲計算就是建築在這個虛擬機器的技術上,最高時好像是480億美元的市值。

首先因為生活在斯坦福,經常有這些機會產生,所以我後來想這也不一定是偶然的事情,因為我做學術研究,觀察周圍同事,哪些人真的能夠成為非常偉大的科學家,哪些不能成為第一流的科學家,往往是在於他們的想像力和對未來的評估。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下,科學和投資是一樣的,能夠看到科學下一步朝哪個方向走,投資也是要看到科學和技術接近的領域裡繼續往哪個方向走,在這個過程中我體驗到了這兩點。

另外,在學術過程中我也非常成功地培養了很多優秀學生,包括我自己兩個兒子,我兒子是在谷歌DeepMind工作,剛才您提到神經科學和腦科學必然有一種結合,斯坦福專門有這樣一個課程,腦科學與電腦科學的相互結合,所以如果對年輕人有瞭解,並且能夠培養他們的理念,能夠培養他們做科學工作,並且也能把投資工作做好。

主持人高欣欣:我再多追問您一句,中國和美國在人工智慧創業者之間有沒有什麼不同特點呢?

張首晟:剛才我講了人工智慧三個大的領域,我覺得中國最強項的就是大量資料的產生,但現在為止我們看到的最優秀演算法還是美國發明的。總得來說,在中國大家以為科技總是要有一個目標,然後我去攻關,攻關的科學價值當然也有,但不是最高價值,最高價值是完全是自己0到1的想法,沒有一個目標,你要想出一個目標來,在我發明拓撲絕緣體之前大家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把拓撲概念用到材料科學上。所以在人工智慧的演算法裡,美國,尤其是斯坦福大學,我們的校訓有一句話是“自由的空氣在飄揚”,在這個大的環境下,大家有非常有0到1的創意,在這個環境下總得來說人工智慧上最優秀的演算法好像還是在美國被發明。

我想起到橋樑作用,除了在斯坦福大學做教授之外,也在清華大學千年大學任教,我開過一門課,教大家創新,怎樣在一張白紙上想出一個全新的有想像力的概念,我想把這個理念用到人工智慧的領域,我想定一個近期目標,看看中國在今後五年內能否有一個人工智慧領域裡的全新演算法是在中國被發明的。

主持人高欣欣:接下來我想請教沈曉衛院長,您作為研究院院長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應該如何在一個大公司做研究院呢?

沈曉衛:研究院做什麼類型的工作,傳統研究院做的是前瞻性研究或基礎研究,這是研究院一定要做的,即使今天IBM中國研究院也有很多研究在做這樣的事情,IBM全球研究院也是這樣,比如量子計算,都是做這方面的研究。

第二,作為工業研究院,我們做的事情就是為今天公司的產品和服務下一階段、下下階段的技術難點提供解決方案,這裡面就有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詞,Technology Transfer,研究院做的東西如何變成產品,最後走向客戶。

過去五年IBM中國研究院花了非常多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是,我們講認知時代也罷、人工智慧也罷,在這個時代需要做的是如何來創立新的商業,基於技術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個人有這樣的體會,剛才說0到1,研究院毫無疑問是0到1,從無到有,無中生有,這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第一,0之前發生什麼,你的需求是哪裡來的。今天我們說人工智慧要與醫療結合,我怎麼知道,誰能告訴我我需要構建一個什麼樣的人工智慧系統來對腫瘤進行診斷呢?醫生也不能告訴我,IT行業從業人員也不可能告訴我,有時候我們對行業講,相當於英國的諺語,你問一個馬車夫,他永遠不可能告訴你他需要一輛汽車,從這個角度研究必須走出去,因為業務部門和客戶都不可能告訴你他們在今天的環境下需要做什麼創新,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0到1,1之後發生了什麼,我找20個PHD做了兩年,做了非常好的解決方案,可能解決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問題,但這並不見得能夠證明是一個好的商業模式,所以還是需要反復反覆運算,證明有商機在這裡,0到1之間需要Study,1之後需要Scale。

我們需要考慮兩個問題,需要怎樣的人才,今天的領導者需要很好的技術背景,這是毫無疑問的,包括很好的行業理解,包括構建很好的團隊。還有就是要構建很好的商業感覺,這兩者怎樣平衡;另外一個維度是你如何用宏觀的、前瞻性的把控,與此同時還要有執行能力,就像我們做事情,有時候我們說,不但要能去夏威夷開國際會議,也能去西三旗見客戶,需要新型複合型人才。

第二點體會是這樣的公司,其實不僅僅大公司,包括小公司,做這樣的研究院你的機制是什麼,比如你的經費,如果經費百分之百是總部給你的,那可能你沒有動力做創新,等等這些,你如何評價你的成功,所以我個人認為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人工智慧時代,在人工智慧改變生活、改變行業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做跨領域的創新,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主持人高欣欣:我想請教侯紀磊老師,從高通的角度來說,是如何跟創業公司進行聯動、共同創新的呢?

侯紀磊:我的一個基本想法,尤其在人工智慧方面,當然有一點爭議,但我覺得還是比較代表高通作為晶片公司的看法,往往我們認為在跟創業公司之間合作是一個非常強的互補方式,這種互補方式,我們更多是平臺期公司,包括晶片上和軟體引擎上,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認為很多創業公司的能力和迅速反應變化的能力,和怎樣接地氣的跟各個垂直行業領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斷做反覆運算過程,很多時候它可能比我們的平臺型公司有更多優勢在裡面。

如果在座各位有興趣,高通在跟創業型公司互動,尤其在跟人工智慧公司互動的時候,我們非常強烈地看到,人工智慧真的在非常廣泛的領域帶來影響,我們也希望和創業型企業互動尋找結合點的時候,這是雙向的,從我們的角度,剛才您談到投資方向,如果它有非常好的投資趨勢、有很強的規模化能力,即使在他非常初期的時候,我們作為平臺型公司要給他更多回報和更多孵化的支持。

另一方面,創業公司在往這方面走的時候也能看到它投入的方向,如果需要平臺型公司給它更多支持,也是它將來商業規模化的能力和變現趨勢,這樣以後我們之間的互動會是非常好的。

支持人高欣欣:我要請教錢東奇錢總,您作為一路上的創業者,在人工智慧領域您有沒有對他們的創業叮嚀?

錢東奇:對於很多年輕創業者來說,站在我的角度,我跟他們是同路人,講叮囑的話談不上,如果要分享我的經驗,我覺得其實應該是“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仰望星空真的要有很好的理想以及對未來的展望,但這是不夠的,商業就是商業,商業是無情的,商業本身是不相信眼淚的,勝者王敗者寇的格局,從這個格局來說,我覺得終究要考慮技術的路線圖在哪裡,產品的路線圖在哪裡、商業的路線圖在哪裡,怎樣落地,以至於能夠在這個漫長過程中找到自己生存的路,然後去發展。

高欣欣:最後一個問題給楊瀾老師,您覺得人類智慧和技術如何能夠真正協同在一起,向著正向的方向來發展呢?

楊瀾:有一個流行的問題是超級智慧是不是有一天會統治我們人類?在我探尋人工智慧的過程中,正反兩方的意見和邏輯去瞭解了之後,最後我想說的是,這個世界永遠是人和人在作對。

如果說誰是我們最大的威脅,肯定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有這麼多貪念,有時候也非常殘忍,我們會發動戰爭等等,所以將來我們的敵人並不是一群機器,而是一群帶著機器的人和另外一群帶著機器的人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所以最後其實還是回到人的社會,我們的治理結構。

但是當我在英國採訪時,看過去倫敦的大碼頭,參差林立的大庫房,你可以想像當年蒸汽輪是如何把巨大的貨物從東印度公司運到倫敦,多少人在分發這些貨物,在儲存,那時候倫敦的工人要去砸爛機器,因為機器似乎威脅到他們的生計了。

未來我們是否能避免這樣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再次愈演愈烈,我們人類有沒有這樣的智慧去管理我們的技術?其實最後還是怎樣管理人。

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個問題,像現在自動駕駛就已經涉及到交通法規的制定,智慧城市已經涉及到治理機構、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關係,同樣也會考慮到資料隱私公民權益,資料安全可能會影響到國家安全,未來戰爭到底要怎麼打,還有那些掌握著資料甚至壟斷著資料和技術的公司,怎樣確保他們不濫用我們的個人隱私,所以這些還是人要怎樣管理技術發展的方向,我覺得這個事情需要各個行業的人都來關注,所以我也希望通過媒體的角度來呼籲這樣一種共識和對未來的預見,讓大家都能參與進來,因為這畢竟是會影響到每一個人的科技。

這個情況下我想問您,假設技術不設限,不用考慮技術發展的瓶頸,在您心目中,您特別希望在哪些行業、哪些場景中人工智慧能夠真正實現、落地呢?

楊瀾:這個問題我想答兩個,一個是特別希望幫助我們人類提升我們的生命品質,比如說對於殘障人士、對那些身體和智慧由於種種原因受到限制的人,可以因為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服務而延展他們的感知能力。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特別不希望人工智慧幫我們幹的是,其實我想還是讓人的智慧保留它的一點神秘性,反正我們到現在也搞不清楚智慧究竟是怎麼來的,是否邏輯思維能力、決策能力的提升就帶來自我意識,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思”還是人類非常引以為驕傲,認為自己獨有的一種能力,某種程度上我不希望這種神秘感被打破。

特別是不希望像錢博士剛才所說的那樣,將來有一天最瞭解我們、最心疼我們的居然是一個人工智慧,我覺得那是很悲哀的一天,我還是希望我們人類的伴侶之間有最深層的情感連接。

其實人和人之間的共情、互動,我們之間這麼多微妙的關係,起碼目前來說很難變成一種演算法,甚至我希望它永遠不要變成演算法,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人類進化著,我們有一種本能,也在不斷學習怎麼養育我們的孩子,我不希望孩子覺得將來有一個人可以完全替代他的母親,我覺得這事兒有點兒恐怖,所以我最終想說的是,人工智慧可以作為一種工具可以延展智慧,作為我們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能力,但我不希望,我也不相信它會在可預見的未來替代我們人類更重要的一些能力,比如愛的能力。

我在有一集的最後結尾是這麼說的,“可能有一天有一個機器人能夠幫助我們吃喝拉撒,但當你要離開這個世界時,你希望你只握到一個機器人的手嗎?”這是我提出的問題。

主持人高欣欣: 接下來我要問首晟教授,您除了是科學家身份,還有一個平行身份,早期投資人,在您能夠看到方向、能夠判斷技術是不是好的時候,如何不理性地選擇一個好的創業者呢?什麼樣的創業者才能夠吸引到您的青睞?覺得他能夠把技術賦予行業最大的能力,最後帶起一家真正令我們尊重的公司?

張首晟: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故事,我是怎麼進入投資這個領域的。大家可能也很好奇,作為一個科學家,怎麼會進入投資界。

跨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通常在學校環境下,物理學家在物理樓,化學家在化學樓,數學家在數學樓,平時交流不多,但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有了新的碰撞空間,我周圍有位鄰居,我們兩家的小孩踢足球時我們就開始聊,他說他現在有一個痛點,他是電腦系的老師,他說他改作業時,每個學生交上來的計算程式都是三個不同的作業系統寫的,一些是Windows,一些是Mac,一些是Linux,他想能不能在同一台電腦理做三個不同的作業系統,他就發明了一個技術,V&M,Vistual Machine,虛擬機器。

當時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因為我也碰到了學生同樣的問題,所以就做了天使投資公司,後來它成為了一家非常偉大的公司,因為整個雲計算就是建築在這個虛擬機器的技術上,最高時好像是480億美元的市值。

首先因為生活在斯坦福,經常有這些機會產生,所以我後來想這也不一定是偶然的事情,因為我做學術研究,觀察周圍同事,哪些人真的能夠成為非常偉大的科學家,哪些不能成為第一流的科學家,往往是在於他們的想像力和對未來的評估。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下,科學和投資是一樣的,能夠看到科學下一步朝哪個方向走,投資也是要看到科學和技術接近的領域裡繼續往哪個方向走,在這個過程中我體驗到了這兩點。

另外,在學術過程中我也非常成功地培養了很多優秀學生,包括我自己兩個兒子,我兒子是在谷歌DeepMind工作,剛才您提到神經科學和腦科學必然有一種結合,斯坦福專門有這樣一個課程,腦科學與電腦科學的相互結合,所以如果對年輕人有瞭解,並且能夠培養他們的理念,能夠培養他們做科學工作,並且也能把投資工作做好。

主持人高欣欣:我再多追問您一句,中國和美國在人工智慧創業者之間有沒有什麼不同特點呢?

張首晟:剛才我講了人工智慧三個大的領域,我覺得中國最強項的就是大量資料的產生,但現在為止我們看到的最優秀演算法還是美國發明的。總得來說,在中國大家以為科技總是要有一個目標,然後我去攻關,攻關的科學價值當然也有,但不是最高價值,最高價值是完全是自己0到1的想法,沒有一個目標,你要想出一個目標來,在我發明拓撲絕緣體之前大家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把拓撲概念用到材料科學上。所以在人工智慧的演算法裡,美國,尤其是斯坦福大學,我們的校訓有一句話是“自由的空氣在飄揚”,在這個大的環境下,大家有非常有0到1的創意,在這個環境下總得來說人工智慧上最優秀的演算法好像還是在美國被發明。

我想起到橋樑作用,除了在斯坦福大學做教授之外,也在清華大學千年大學任教,我開過一門課,教大家創新,怎樣在一張白紙上想出一個全新的有想像力的概念,我想把這個理念用到人工智慧的領域,我想定一個近期目標,看看中國在今後五年內能否有一個人工智慧領域裡的全新演算法是在中國被發明的。

主持人高欣欣:接下來我想請教沈曉衛院長,您作為研究院院長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應該如何在一個大公司做研究院呢?

沈曉衛:研究院做什麼類型的工作,傳統研究院做的是前瞻性研究或基礎研究,這是研究院一定要做的,即使今天IBM中國研究院也有很多研究在做這樣的事情,IBM全球研究院也是這樣,比如量子計算,都是做這方面的研究。

第二,作為工業研究院,我們做的事情就是為今天公司的產品和服務下一階段、下下階段的技術難點提供解決方案,這裡面就有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詞,Technology Transfer,研究院做的東西如何變成產品,最後走向客戶。

過去五年IBM中國研究院花了非常多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是,我們講認知時代也罷、人工智慧也罷,在這個時代需要做的是如何來創立新的商業,基於技術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個人有這樣的體會,剛才說0到1,研究院毫無疑問是0到1,從無到有,無中生有,這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第一,0之前發生什麼,你的需求是哪裡來的。今天我們說人工智慧要與醫療結合,我怎麼知道,誰能告訴我我需要構建一個什麼樣的人工智慧系統來對腫瘤進行診斷呢?醫生也不能告訴我,IT行業從業人員也不可能告訴我,有時候我們對行業講,相當於英國的諺語,你問一個馬車夫,他永遠不可能告訴你他需要一輛汽車,從這個角度研究必須走出去,因為業務部門和客戶都不可能告訴你他們在今天的環境下需要做什麼創新,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0到1,1之後發生了什麼,我找20個PHD做了兩年,做了非常好的解決方案,可能解決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問題,但這並不見得能夠證明是一個好的商業模式,所以還是需要反復反覆運算,證明有商機在這裡,0到1之間需要Study,1之後需要Scale。

我們需要考慮兩個問題,需要怎樣的人才,今天的領導者需要很好的技術背景,這是毫無疑問的,包括很好的行業理解,包括構建很好的團隊。還有就是要構建很好的商業感覺,這兩者怎樣平衡;另外一個維度是你如何用宏觀的、前瞻性的把控,與此同時還要有執行能力,就像我們做事情,有時候我們說,不但要能去夏威夷開國際會議,也能去西三旗見客戶,需要新型複合型人才。

第二點體會是這樣的公司,其實不僅僅大公司,包括小公司,做這樣的研究院你的機制是什麼,比如你的經費,如果經費百分之百是總部給你的,那可能你沒有動力做創新,等等這些,你如何評價你的成功,所以我個人認為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人工智慧時代,在人工智慧改變生活、改變行業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做跨領域的創新,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主持人高欣欣:我想請教侯紀磊老師,從高通的角度來說,是如何跟創業公司進行聯動、共同創新的呢?

侯紀磊:我的一個基本想法,尤其在人工智慧方面,當然有一點爭議,但我覺得還是比較代表高通作為晶片公司的看法,往往我們認為在跟創業公司之間合作是一個非常強的互補方式,這種互補方式,我們更多是平臺期公司,包括晶片上和軟體引擎上,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認為很多創業公司的能力和迅速反應變化的能力,和怎樣接地氣的跟各個垂直行業領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斷做反覆運算過程,很多時候它可能比我們的平臺型公司有更多優勢在裡面。

如果在座各位有興趣,高通在跟創業型公司互動,尤其在跟人工智慧公司互動的時候,我們非常強烈地看到,人工智慧真的在非常廣泛的領域帶來影響,我們也希望和創業型企業互動尋找結合點的時候,這是雙向的,從我們的角度,剛才您談到投資方向,如果它有非常好的投資趨勢、有很強的規模化能力,即使在他非常初期的時候,我們作為平臺型公司要給他更多回報和更多孵化的支持。

另一方面,創業公司在往這方面走的時候也能看到它投入的方向,如果需要平臺型公司給它更多支持,也是它將來商業規模化的能力和變現趨勢,這樣以後我們之間的互動會是非常好的。

支持人高欣欣:我要請教錢東奇錢總,您作為一路上的創業者,在人工智慧領域您有沒有對他們的創業叮嚀?

錢東奇:對於很多年輕創業者來說,站在我的角度,我跟他們是同路人,講叮囑的話談不上,如果要分享我的經驗,我覺得其實應該是“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仰望星空真的要有很好的理想以及對未來的展望,但這是不夠的,商業就是商業,商業是無情的,商業本身是不相信眼淚的,勝者王敗者寇的格局,從這個格局來說,我覺得終究要考慮技術的路線圖在哪裡,產品的路線圖在哪裡、商業的路線圖在哪裡,怎樣落地,以至於能夠在這個漫長過程中找到自己生存的路,然後去發展。

高欣欣:最後一個問題給楊瀾老師,您覺得人類智慧和技術如何能夠真正協同在一起,向著正向的方向來發展呢?

楊瀾:有一個流行的問題是超級智慧是不是有一天會統治我們人類?在我探尋人工智慧的過程中,正反兩方的意見和邏輯去瞭解了之後,最後我想說的是,這個世界永遠是人和人在作對。

如果說誰是我們最大的威脅,肯定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有這麼多貪念,有時候也非常殘忍,我們會發動戰爭等等,所以將來我們的敵人並不是一群機器,而是一群帶著機器的人和另外一群帶著機器的人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所以最後其實還是回到人的社會,我們的治理結構。

但是當我在英國採訪時,看過去倫敦的大碼頭,參差林立的大庫房,你可以想像當年蒸汽輪是如何把巨大的貨物從東印度公司運到倫敦,多少人在分發這些貨物,在儲存,那時候倫敦的工人要去砸爛機器,因為機器似乎威脅到他們的生計了。

未來我們是否能避免這樣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再次愈演愈烈,我們人類有沒有這樣的智慧去管理我們的技術?其實最後還是怎樣管理人。

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個問題,像現在自動駕駛就已經涉及到交通法規的制定,智慧城市已經涉及到治理機構、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關係,同樣也會考慮到資料隱私公民權益,資料安全可能會影響到國家安全,未來戰爭到底要怎麼打,還有那些掌握著資料甚至壟斷著資料和技術的公司,怎樣確保他們不濫用我們的個人隱私,所以這些還是人要怎樣管理技術發展的方向,我覺得這個事情需要各個行業的人都來關注,所以我也希望通過媒體的角度來呼籲這樣一種共識和對未來的預見,讓大家都能參與進來,因為這畢竟是會影響到每一個人的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