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禁☆愛滋病患者“拐杖”的這7年
7月15日，愛滋病志願者木木為患者解答病情狀況。
7月15日，愛滋病志願者木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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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能活多久？”“這病有得治嗎？”……7年了，幾乎每天，我都要面對愛滋病患者的質疑和哭訴。 如果沒有專業知識的普及和及時的心理疏導，大多患者會被恐懼撕碎，
我經歷過生死，所以更想幫助這些無助的人。
陪伴他們度過最艱難的時期，讓他們認識到愛滋病和其他疾病一樣，可以通過藥物控制，進而幫他們解開心結，重拾生活的信心，這是我創立“紅石榴工作室”的初衷，也是我畢生為之奉獻的事業。
“鬼門關”走過一回
陰霾天，灰濛濛的霧氣繚繞，我們連續翻越兩座雪山，沿路躲避著飛沙走石。
一瞬間，我有種來到地獄的錯覺。
那是2008年5月。電視裡反復播放汶川慘烈的震後景象，我覺得該做些什麼，不知哪來的勇氣，辭去房地產公司銷售的職位，坐上北京開往成都的列車。
車上共30多名志願者，大家集結在餐車裡自發分配任務，我是唯一從北京來的，挺榮幸。
四川共青團收編我為專案部幹事，
從雅安到寶興，再到汶川，因交通阻斷，我們4人徒步一天一夜。災區餘震忽然“襲擊”，我丟下手裡成箱的速食麵，就往帳篷外跑。
說實話，剛到災區我就捐了自帶的帳篷和食物，因為不敢想能不能活著回來。然而，幾天後，我適應了在地面搖晃時搬運物資、協助武警搭帳篷、協調車輛通行、安撫受災群眾……
我在那裡呆了3個多月，每天灰頭土臉，沒法洗澡。但看到四五歲的孩子背書包出現在“帳篷學校”門口，當受災群眾拉我到“家裡”吃飯，當他們含淚對我說“謝謝”時，我就感覺，全身的力氣怎麼都使不完。
治癒抑鬱的藥方
回到北京的半年裡，我幾乎每夜都難以入睡。腦子裡嗡嗡作響，汶川救災現場的畫面不斷閃現。
白天不能正常工作，深夜在床頭發呆，有時忍不住半夜給朋友打電話，
2009年冬天一個下午，我把臥室窗戶打開，準備跳下去時，被窗外刺骨的寒風吹醒，有了求生欲望。之後我多次求醫，嘗試各種抗抑鬱藥物，想擺脫陰影。
但狀態時好時壞，情緒反復無常，我總覺得心頭的陰暗揮之不去。就好像在高腳杯的內壁攀爬，卻總在爬到一半時，又滑落杯底。
轉變，是從聽說愛滋病患者的故事開始。抑鬱期間，家人介紹地壇醫院一位醫生為我疏導，他提到“紅絲帶之家”接待一些愛滋病患者，“好多人確診後第一句話是，真想出門撞死算了。”
你見過生死離別，也有過掙扎，也許能勸他們接受治療？醫生提議。
我開始關注愛滋病感染者的論壇、貼吧。聊得多了，也時常有人留言提問。那時，我對這些一知半解，為了給各地匿名患者提供專業解答，我又回到“紅絲帶之家”，參加志願者培訓。
最多一天，我厚著臉皮給醫院諮詢台打30多個電話，然後回復給患者。
“謝謝木木”、“木木你真是太好啦”……每當收到這樣的留言，我感到心裡又照進陽光。
或許，幫助他人後收穫的快樂，才是治療我心理疾病最有效的藥方。我找到自己的價值，有了存在感，這也拉了自己一把。
從門外漢到“專家”
“木木，我會死嗎？”“木木，我不敢告訴家人，以後怎麼生活下去？”“木木，這病怎麼治？”每天早上5點，我一睜眼，就能收到各類諮詢的qq、短信、郵件，夜裡12點，還有人在電話裡問。
接觸愛滋病感染者過程中，我發現，他們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正視自己感染愛滋病這件事。他們害怕成為生活中的異類，更恐懼親人和朋友的離棄。
我曾陪著王浩（化名）在地壇醫院檢測。當醫生告訴已婚的他確認感染愛滋病時，他轉身就走。我追上去，聽到他喃喃自語：現在就撞死在馬路上算了。
我拉住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他低頭不語，默默流淚，我也不敢多言，只是24小時守著，睡覺時，還特意把手捆在一起，生怕他做什麼傻事。
王浩家人從外地趕來，經允許，我當面向他們解釋愛滋病緣由和治療步驟，並用身邊案例安撫他。兩個多小時後，他們漸漸接受事實，並表示願意配合治療，我才放心離開。
半夜送患者到醫院吊水，說服家人接受和理解，借錢為他們治病……這樣瑣碎的小事，每天都有。也有患者，打針時會猛掐我的手。我知道，這是怕疼，更是緊張，我會用另一隻手輕拍其後背，給予鼓勵。
2012年5月，諮詢的人越來越多，我分身乏術。考慮到很多患者和志願者需要我，決定投入更多精力。賣房，成了我的副業。
願做患者心靈的拐杖
網路言論中，“髒病”是愛滋病的代名詞，因為偏見太深，大家對愛滋病患者的歧視隨處可見。
我時常琢磨，怎麼消除這些錯誤看法，讓患者認識到，愛滋病可通過服藥控制。就像糖尿病，即使不會痊癒，只要遵醫囑，按時吃藥，不會影響正常生活和壽命。
3個月前，大學即將畢業的宣明（化名），在公務員考試的體檢中測出感染愛滋病。他丟了工作，又不敢告訴家人，來求助時幾次哭暈過去，志願者怎麼勸都不聽。
為了讓他化驗吃藥，我把他叫到辦公室，等哭訴完，現場為他制定詳細的治療計畫，保證開通定期檢測的綠色通道，介紹最權威的醫生。他最終選擇相信我，我很欣慰。現在，他也成了團隊志願者之一。
從2012年算起，我面對面接待的愛滋病患者上萬人。有患者在服藥穩定後送來錦旗，感謝的電話和短信更是接連不斷。
3月初，一位男子晚10點打電話說，已經接受治療，恢復得很好。“你不知道，上次我給你打電話時，正站在20層樓的天臺，想著打完最後一個電話就跳下去，誰知和你聊了一個多小時後，就改變主意了。”
另一位被丈夫傳染愛滋病的中年女性，也多次電話諮詢治療和情感問題。她說，想離婚，也憎恨這個世界。可是，每次看到我在貼吧更新愛滋病患者的案例，都會偷偷列印出來，跑到沒人的房間大聲朗讀，讀到相似處，忍不住落淚。
我把自己比喻成一支拐杖。誰都有需要支撐和攙扶的時候，如果我能陪著走過人生某段挫折，讓他們重拾生活的信心，那我願意畢生為此奉獻。
口述/愛滋病志願者 木木 整理/新京報記者 趙蕾 攝影/新京報記者 王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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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期間，家人介紹地壇醫院一位醫生為我疏導，他提到“紅絲帶之家”接待一些愛滋病患者，“好多人確診後第一句話是，真想出門撞死算了。”你見過生死離別，也有過掙扎，也許能勸他們接受治療？醫生提議。
我開始關注愛滋病感染者的論壇、貼吧。聊得多了，也時常有人留言提問。那時，我對這些一知半解，為了給各地匿名患者提供專業解答，我又回到“紅絲帶之家”，參加志願者培訓。
最多一天，我厚著臉皮給醫院諮詢台打30多個電話，然後回復給患者。
“謝謝木木”、“木木你真是太好啦”……每當收到這樣的留言，我感到心裡又照進陽光。
或許，幫助他人後收穫的快樂，才是治療我心理疾病最有效的藥方。我找到自己的價值，有了存在感，這也拉了自己一把。
從門外漢到“專家”
“木木，我會死嗎？”“木木，我不敢告訴家人，以後怎麼生活下去？”“木木，這病怎麼治？”每天早上5點，我一睜眼，就能收到各類諮詢的qq、短信、郵件，夜裡12點，還有人在電話裡問。
接觸愛滋病感染者過程中，我發現，他們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正視自己感染愛滋病這件事。他們害怕成為生活中的異類，更恐懼親人和朋友的離棄。
我曾陪著王浩（化名）在地壇醫院檢測。當醫生告訴已婚的他確認感染愛滋病時，他轉身就走。我追上去，聽到他喃喃自語：現在就撞死在馬路上算了。
我拉住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他低頭不語，默默流淚，我也不敢多言，只是24小時守著，睡覺時，還特意把手捆在一起，生怕他做什麼傻事。
王浩家人從外地趕來，經允許，我當面向他們解釋愛滋病緣由和治療步驟，並用身邊案例安撫他。兩個多小時後，他們漸漸接受事實，並表示願意配合治療，我才放心離開。
半夜送患者到醫院吊水，說服家人接受和理解，借錢為他們治病……這樣瑣碎的小事，每天都有。也有患者，打針時會猛掐我的手。我知道，這是怕疼，更是緊張，我會用另一隻手輕拍其後背，給予鼓勵。
2012年5月，諮詢的人越來越多，我分身乏術。考慮到很多患者和志願者需要我，決定投入更多精力。賣房，成了我的副業。
願做患者心靈的拐杖
網路言論中，“髒病”是愛滋病的代名詞，因為偏見太深，大家對愛滋病患者的歧視隨處可見。
我時常琢磨，怎麼消除這些錯誤看法，讓患者認識到，愛滋病可通過服藥控制。就像糖尿病，即使不會痊癒，只要遵醫囑，按時吃藥，不會影響正常生活和壽命。
3個月前，大學即將畢業的宣明（化名），在公務員考試的體檢中測出感染愛滋病。他丟了工作，又不敢告訴家人，來求助時幾次哭暈過去，志願者怎麼勸都不聽。
為了讓他化驗吃藥，我把他叫到辦公室，等哭訴完，現場為他制定詳細的治療計畫，保證開通定期檢測的綠色通道，介紹最權威的醫生。他最終選擇相信我，我很欣慰。現在，他也成了團隊志願者之一。
從2012年算起，我面對面接待的愛滋病患者上萬人。有患者在服藥穩定後送來錦旗，感謝的電話和短信更是接連不斷。
3月初，一位男子晚10點打電話說，已經接受治療，恢復得很好。“你不知道，上次我給你打電話時，正站在20層樓的天臺，想著打完最後一個電話就跳下去，誰知和你聊了一個多小時後，就改變主意了。”
另一位被丈夫傳染愛滋病的中年女性，也多次電話諮詢治療和情感問題。她說，想離婚，也憎恨這個世界。可是，每次看到我在貼吧更新愛滋病患者的案例，都會偷偷列印出來，跑到沒人的房間大聲朗讀，讀到相似處，忍不住落淚。
我把自己比喻成一支拐杖。誰都有需要支撐和攙扶的時候，如果我能陪著走過人生某段挫折，讓他們重拾生活的信心，那我願意畢生為此奉獻。
口述/愛滋病志願者 木木 整理/新京報記者 趙蕾 攝影/新京報記者 王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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