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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她終於說出“停下”那一刻,十幾年的性侵才真的停止

我們並非天生就是女人,我們是變成女人的。——波伏娃

文 | 李松蔚

不容反抗的善意,或許跟惡意並沒有太大區別。

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問題。

「你願意跟我談一談那段經歷嗎?」心理諮詢師發問。

「隨便。」來訪者漠然地甩出兩個字。

他們坐在一個舞臺上。台下有幾百人在觀看。來訪者是一個年輕女士,中學時有過被性侵的經歷,現在她要在眾人矚目之下,講述那段經歷——目標是為了「治癒」自己的創傷。諮詢師準備好了紙巾,和處變不驚的心情。

圖:《Elle》

進展不太順。諮詢師遵照創傷治療的步驟,順次詢問事發經過。來訪者弓著身子,埋著頭,像擠牙膏一樣往外蹦字。說幾句之後就切換話題,反問諮詢師:「我真是好蠢,當時怎麼不知道跑呢?您是不是也覺得我很蠢?」更多的時候,她說話像蚊蚋一樣聽不清,

也許是無意,她把麥克風拿得很遠。

台下的人都伸長了脖子,此起彼伏的歎氣。

我坐在台下,看著紙上的材料:

「諮詢師與來訪者約好,本次諮詢對性創傷經歷進行工作。」

我在「約好」兩個字下麵,一遍一遍地劃線。

「真的嗎?她自己真的有這個意願?」

這是我最近參加的一場心理諮詢師集會。主辦方請了一位演員扮演來訪者,由幾位心理諮詢師作為代表,對著扮演的來訪者,

各自演示一節諮詢。

說是「約好」,演員為什麼那麼不配合?她在抗拒什麼?

這些問題我不得不思考。

因為——下一個上臺演示的就是我。

圖:《Elle》

「台下有這麼多人看著,你還好嗎?」我問。

她坐在我的對面,表情麻木:「已經參加了兩場,我習慣了。」

「你想怎麼用這次的時間?」我晃晃手裡的材料,

「上面說是處理創傷。」

「我隨便。」她還是那句話。

我停了下來。

「你說隨便的意思是什麼?」我問,「把你介紹過來的諮詢師,他的想法是要治療你的創傷。但我更想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她有點不耐煩:「我的想法就是隨便。」

問題在第一分鐘就暴露出來,我越發警惕了:「隨便的意思是,你想談那件事?還是你其實不想談,只是因為我們要你談,你才不得不談?」

她的眼神有點閃躲:「我不知道!」

後來,在整場扮演結束之後,這個演員找到我,向我解釋,她不是故意難為我,她也是有點慌了,因為我問她的問題,她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跟事先安排好的不一樣。」她說。

我當然知道跟安排好的不一樣。在每個人都能看出她明顯不情願的前提下,我仍然要她去接受那些被安排好的事,那我們是在做什麼呢?

「安排」這個詞,一直是圍繞著這個案例的關鍵字。在那份材料中顯示,她一直在接受別人給她的安排。十幾年前,性侵她的對象是家庭老師,她作為一個學生無力反抗。十幾年後,她被家人安排了一場婚姻,作為女兒她也無力反抗。但她無法跟丈夫有身體的親密接觸,所有人都認為這一切源於十幾年前的陰影,要通過諮詢幫她走出陰影,跟丈夫圓房,享受婚姻和身體的樂趣。

但,那是否是加諸她身上的又一個——出於善意的——安排呢?

諮詢一開始,這個演員足足遲到了十分鐘(注意,這件事不是被安排的),她低著頭,表情陰鬱,眼神空洞,不看臺下的觀眾,講話的時候不對著麥克風。她在用一切方式表達,哪怕這個安排是為了她好,可她並不情願。

但她嘴上說的是:「隨便。」

我最終沒有完成創傷治療。

如果是點菜,「隨便」是表達許可,允許你可以提出任何安排,她客從主便。但是一個人要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會對如此私密而重要的個人事務,發出隨便的邀請呢?她真的願意交出掌控權嗎?——何況她看起來是那麼彆扭。

在得到她更明確的態度之前,我不能「隨便」向前走。

我問我自己,諮詢是她真正想要的嗎?

諮詢是有好處的,毫無疑問。療愈可以減輕她內心的痛苦。但療愈同時也是一種推動,推動她必須向前走。向前可以走到哪裡呢?我翻她的資料,上面明明白白寫著:她在羞辱,忽視,指責和操控中長大。工作和婚姻由家人一手安排。她無法名正言順地反抗,能做的就是一面答應,一面用身體不配合。

某種意義上,痛苦或許是一個擋箭牌。因為痛苦,她總算有理由可以不配合安排給她的婚姻。我們是要幫她減輕痛苦,但那樣就足夠了嗎?如果治療的目的僅僅是抽掉她的藉口,讓她可以更好地配合這段婚姻,配合家人替他挑選的男人,成為他自願的,可以產生性關係的妻子。我們做的事,不就是以善良之名,努力「幫助」她去跟另一個男人圓房嗎?跟性侵又有什麼實質區別?

坐在臺上的時候,我想到了這些。

我體會到一種焦灼的心情:「快啊!人家都說隨便了,那就開始吧!大家都等著看你是怎麼做的!」但我心裡始終過不去,那一句「隨便」。

正是在那樣巨大的壓力下,我好像能多理解一點女性遭受的侮辱和壓迫了。有一些傷害並非來自於邪惡和蠻荒,恰恰來自于文明的社會,善意的圍觀群眾。他們滿懷愛心地看著你,說:「姑娘你真不幸,你結了婚,卻沒法跟丈夫上床」。他們真心實意心疼你遭遇的一切,是因為他們相信,它阻礙了你融入你本該融入的女性☆禁☆生☆禁☆活。他們照顧你,保護你,療愈你,不願讓你像「不正常的人」一樣,逃離結婚或生子。有些善良的人還會想:都是因為你遇到了壞人(性侵的罪犯,愚蠢的父母),要是遇到像我這樣的好人,一定能讓你重回正軌。

但我認為心理諮詢的目標,不是狹義的「療愈」,不由分說的治好你。

而是對方重新獲得為自己做主的自由。

「想像一下,如果創傷治好了,你現在是健康的,但你不一定非得要跟丈夫發生關係。你會怎麼選擇?是接受你丈夫呢,還是繼續拒絕他?」

她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我不再繼續,等她表達更明確的態度。

過了很久,她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假如她的創傷好了,她更願意養一頭寵物獨自生活。那是她想要的。她不願意跟現在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實話說,作為一個女孩的父親,每當看到新聞裡提到對未成年女性的侵犯,我都會頭皮發麻。林奕含的書我買了,但我幾次都沒有勇氣看下去。

我會教我女兒如何保護自己,如何表達拒絕。但我很討厭「受到性侵是因為她們不懂得保護自己」的論調。我在諮詢室裡接觸過一些性侵的受害者,她們對自己的譴責不是不夠,而是太多了,遠遠太多了。就像臺上扮演的來訪者說的:「我真是好蠢,當時怎麼不知道跑呢?你是不是也覺得我很蠢?」

這不正是問題所在嗎?她們懷疑自己。

無論是什麼導致了這份懷疑,那都是一根捆住她們的繩索。

讓她們順從,讓她們閉嘴,融入主流。她們懷疑自己的聲音,是因為說出來也很少真正被聽見。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她們習慣了隨時隨地聽任別人的安排,無論是被侵犯,被羞辱,或是跟並不相愛的人結婚,被迫接受療愈和忘記傷痛。明明不願意,卻遲疑著上臺,面對幾百雙眼睛,低頭說:「隨便」。

圖:《素媛》

「說出自己要什麼,不就好了嗎?」

這些置身事外的話,真的太輕巧。

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指出了這樣的困難:這個社會並沒有給女性留出那樣的空間,可以大聲表達出「我要」或是「我不要」。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社會習俗,層層的壓力封鎖著那個空間。坐在臺上的我,那一刻就體會到那樣的封鎖,我幾乎忍不住要說:「要不,我們還是順應大家的期待吧?」

身為男性諮詢師的我,那一個小時當中,幾乎是舞臺上的絕對權威,我都能感應到這種困難,對那個女生來說,又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在那一刻突破層層「善意」的壓力,去表達自己的聲音呢?但能覺察到這一點困難,就說明情況還不是最壞。更可怕的是我們根本意識不到,而已經對此習以為常。

她最後表達出來的,是憤怒。

諮詢快結束的時候,她瞪著我,喊:「停下!」

這是她第一次對準麥克風,對著幾百個人,清晰地喊出自己的需求。我立刻停下來。我邀請了幾位女性參會者,討論諮詢方向的不同可能性。但就在她面紅耳赤喊出「停下」的同一時間,每一個人都毫不猶豫地停下來。

那是奇跡般的時刻,每一個人都聽到她的聲音。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而不再是隨便,隨便……

她開始哭,巨大的憤怒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我幾乎懷疑那一刻不再是扮演出來的情緒,而是真正積壓了好幾十年的委屈,憤怒,和反復任人擺佈的恥辱,通過那短短的十分鐘噴發出來,投射到整個會場。我告訴她,她剛才做的是很不一樣的事,她保護了自己。但她哭得如此厲害,已經聽不進去了。

我問她:「現在你想做什麼?」

她繼續哭。她的表現完全超越了扮演,仿佛回到了災難發生的現場,在那裡真的看到一個不知所措的女孩,面對那個強壯的,道貌岸然的,看似慈愛卻對她步步緊逼的男性,她張開嘴,卻發不出一點聲音,她懷疑自己做錯了什麼才導致這一切發生……直到很多年以後,她大聲哭著喊出來:「停下!」

我停下了。整個會場的人停下了。心理諮詢師們面面相覷。

這場諮詢失敗了,我不無欣慰地想。

她止住哭聲,抬起頭:「我想離開。」

我站起身,拉開會場大門,強烈的陽光照射進來。我告訴她:門打開了。

(注:這是公開展示下的扮演個案,一切資訊與真實無關。由於不確定是否涉及到保密議題,對少數與案主本身有關的情節進行了模糊和修飾。)

Ms姐說——

如果你問一個自500年前穿越過來的人,女人身上最寶貴的品質是什麼,他大概不會說是美麗智慧堅強獨立,而很可能說:是順從。沒錯,在漫長的歲月裡,女人是一個介於寵物和擺設之間的存在,她最大的美德就是順從身邊的男性,最大的過錯則是違拗父(母)親的安排——在這一點上,東方人和西方人倒是很一致。

直到茱麗葉和林黛玉想要突破家族的限制自由戀愛,波伏娃和李銀河說女人可以選擇令自己愉悅的性而非一味順從男人的欲望,我們才終於感覺好像有一股力量從體內萌發出來。然而上千年的集體無意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推翻,即便在今天,作為一個女性,你依然會在家庭,職場,甚至網路中,時不時體會到那種「無法說不」的委屈和無力。

今天李松蔚老師的文章,講的是性侵犯,但又不完全是。我看到文章最後的時候,有一點難過又有一點感動。他對女性群體的理解和關懷,讓我願意相信,有一天我們真的可以如Beyonce唱的那樣:

If I were a boy 如果我是個男孩

I'd put myself first 我會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And make the rules as I go 遵從自己想要的規則

你是否也有過:

明知道自己想要/不想要什麼,卻說了隨便?

歡迎來留言區和我們聊聊~

在那份材料中顯示,她一直在接受別人給她的安排。十幾年前,性侵她的對象是家庭老師,她作為一個學生無力反抗。十幾年後,她被家人安排了一場婚姻,作為女兒她也無力反抗。但她無法跟丈夫有身體的親密接觸,所有人都認為這一切源於十幾年前的陰影,要通過諮詢幫她走出陰影,跟丈夫圓房,享受婚姻和身體的樂趣。

但,那是否是加諸她身上的又一個——出於善意的——安排呢?

諮詢一開始,這個演員足足遲到了十分鐘(注意,這件事不是被安排的),她低著頭,表情陰鬱,眼神空洞,不看臺下的觀眾,講話的時候不對著麥克風。她在用一切方式表達,哪怕這個安排是為了她好,可她並不情願。

但她嘴上說的是:「隨便。」

我最終沒有完成創傷治療。

如果是點菜,「隨便」是表達許可,允許你可以提出任何安排,她客從主便。但是一個人要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會對如此私密而重要的個人事務,發出隨便的邀請呢?她真的願意交出掌控權嗎?——何況她看起來是那麼彆扭。

在得到她更明確的態度之前,我不能「隨便」向前走。

我問我自己,諮詢是她真正想要的嗎?

諮詢是有好處的,毫無疑問。療愈可以減輕她內心的痛苦。但療愈同時也是一種推動,推動她必須向前走。向前可以走到哪裡呢?我翻她的資料,上面明明白白寫著:她在羞辱,忽視,指責和操控中長大。工作和婚姻由家人一手安排。她無法名正言順地反抗,能做的就是一面答應,一面用身體不配合。

某種意義上,痛苦或許是一個擋箭牌。因為痛苦,她總算有理由可以不配合安排給她的婚姻。我們是要幫她減輕痛苦,但那樣就足夠了嗎?如果治療的目的僅僅是抽掉她的藉口,讓她可以更好地配合這段婚姻,配合家人替他挑選的男人,成為他自願的,可以產生性關係的妻子。我們做的事,不就是以善良之名,努力「幫助」她去跟另一個男人圓房嗎?跟性侵又有什麼實質區別?

坐在臺上的時候,我想到了這些。

我體會到一種焦灼的心情:「快啊!人家都說隨便了,那就開始吧!大家都等著看你是怎麼做的!」但我心裡始終過不去,那一句「隨便」。

正是在那樣巨大的壓力下,我好像能多理解一點女性遭受的侮辱和壓迫了。有一些傷害並非來自於邪惡和蠻荒,恰恰來自于文明的社會,善意的圍觀群眾。他們滿懷愛心地看著你,說:「姑娘你真不幸,你結了婚,卻沒法跟丈夫上床」。他們真心實意心疼你遭遇的一切,是因為他們相信,它阻礙了你融入你本該融入的女性☆禁☆生☆禁☆活。他們照顧你,保護你,療愈你,不願讓你像「不正常的人」一樣,逃離結婚或生子。有些善良的人還會想:都是因為你遇到了壞人(性侵的罪犯,愚蠢的父母),要是遇到像我這樣的好人,一定能讓你重回正軌。

但我認為心理諮詢的目標,不是狹義的「療愈」,不由分說的治好你。

而是對方重新獲得為自己做主的自由。

「想像一下,如果創傷治好了,你現在是健康的,但你不一定非得要跟丈夫發生關係。你會怎麼選擇?是接受你丈夫呢,還是繼續拒絕他?」

她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我不再繼續,等她表達更明確的態度。

過了很久,她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假如她的創傷好了,她更願意養一頭寵物獨自生活。那是她想要的。她不願意跟現在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實話說,作為一個女孩的父親,每當看到新聞裡提到對未成年女性的侵犯,我都會頭皮發麻。林奕含的書我買了,但我幾次都沒有勇氣看下去。

我會教我女兒如何保護自己,如何表達拒絕。但我很討厭「受到性侵是因為她們不懂得保護自己」的論調。我在諮詢室裡接觸過一些性侵的受害者,她們對自己的譴責不是不夠,而是太多了,遠遠太多了。就像臺上扮演的來訪者說的:「我真是好蠢,當時怎麼不知道跑呢?你是不是也覺得我很蠢?」

這不正是問題所在嗎?她們懷疑自己。

無論是什麼導致了這份懷疑,那都是一根捆住她們的繩索。

讓她們順從,讓她們閉嘴,融入主流。她們懷疑自己的聲音,是因為說出來也很少真正被聽見。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她們習慣了隨時隨地聽任別人的安排,無論是被侵犯,被羞辱,或是跟並不相愛的人結婚,被迫接受療愈和忘記傷痛。明明不願意,卻遲疑著上臺,面對幾百雙眼睛,低頭說:「隨便」。

圖:《素媛》

「說出自己要什麼,不就好了嗎?」

這些置身事外的話,真的太輕巧。

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指出了這樣的困難:這個社會並沒有給女性留出那樣的空間,可以大聲表達出「我要」或是「我不要」。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社會習俗,層層的壓力封鎖著那個空間。坐在臺上的我,那一刻就體會到那樣的封鎖,我幾乎忍不住要說:「要不,我們還是順應大家的期待吧?」

身為男性諮詢師的我,那一個小時當中,幾乎是舞臺上的絕對權威,我都能感應到這種困難,對那個女生來說,又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在那一刻突破層層「善意」的壓力,去表達自己的聲音呢?但能覺察到這一點困難,就說明情況還不是最壞。更可怕的是我們根本意識不到,而已經對此習以為常。

她最後表達出來的,是憤怒。

諮詢快結束的時候,她瞪著我,喊:「停下!」

這是她第一次對準麥克風,對著幾百個人,清晰地喊出自己的需求。我立刻停下來。我邀請了幾位女性參會者,討論諮詢方向的不同可能性。但就在她面紅耳赤喊出「停下」的同一時間,每一個人都毫不猶豫地停下來。

那是奇跡般的時刻,每一個人都聽到她的聲音。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而不再是隨便,隨便……

她開始哭,巨大的憤怒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我幾乎懷疑那一刻不再是扮演出來的情緒,而是真正積壓了好幾十年的委屈,憤怒,和反復任人擺佈的恥辱,通過那短短的十分鐘噴發出來,投射到整個會場。我告訴她,她剛才做的是很不一樣的事,她保護了自己。但她哭得如此厲害,已經聽不進去了。

我問她:「現在你想做什麼?」

她繼續哭。她的表現完全超越了扮演,仿佛回到了災難發生的現場,在那裡真的看到一個不知所措的女孩,面對那個強壯的,道貌岸然的,看似慈愛卻對她步步緊逼的男性,她張開嘴,卻發不出一點聲音,她懷疑自己做錯了什麼才導致這一切發生……直到很多年以後,她大聲哭著喊出來:「停下!」

我停下了。整個會場的人停下了。心理諮詢師們面面相覷。

這場諮詢失敗了,我不無欣慰地想。

她止住哭聲,抬起頭:「我想離開。」

我站起身,拉開會場大門,強烈的陽光照射進來。我告訴她:門打開了。

(注:這是公開展示下的扮演個案,一切資訊與真實無關。由於不確定是否涉及到保密議題,對少數與案主本身有關的情節進行了模糊和修飾。)

Ms姐說——

如果你問一個自500年前穿越過來的人,女人身上最寶貴的品質是什麼,他大概不會說是美麗智慧堅強獨立,而很可能說:是順從。沒錯,在漫長的歲月裡,女人是一個介於寵物和擺設之間的存在,她最大的美德就是順從身邊的男性,最大的過錯則是違拗父(母)親的安排——在這一點上,東方人和西方人倒是很一致。

直到茱麗葉和林黛玉想要突破家族的限制自由戀愛,波伏娃和李銀河說女人可以選擇令自己愉悅的性而非一味順從男人的欲望,我們才終於感覺好像有一股力量從體內萌發出來。然而上千年的集體無意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推翻,即便在今天,作為一個女性,你依然會在家庭,職場,甚至網路中,時不時體會到那種「無法說不」的委屈和無力。

今天李松蔚老師的文章,講的是性侵犯,但又不完全是。我看到文章最後的時候,有一點難過又有一點感動。他對女性群體的理解和關懷,讓我願意相信,有一天我們真的可以如Beyonce唱的那樣:

If I were a boy 如果我是個男孩

I'd put myself first 我會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And make the rules as I go 遵從自己想要的規則

你是否也有過:

明知道自己想要/不想要什麼,卻說了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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