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滅亡後，愛新覺羅家族為何能全身而退？

愛新覺羅家族後代，與其報導的內容完全不同。而濮蘭德與巴克斯合作出版的暢銷書《慈禧外傳》對溥儀管束過嚴，

甚至派太監監視——按照溥儀的說法，“就和西太后對待光緒一樣”——在老師們的鼓動下，15歲的溥儀進行了激烈的反抗。端康太妃氣急敗壞，把瓜爾佳氏叫去痛責，瓜爾佳氏一怒之下就吞了鴉☆禁☆片煙自盡身亡。

如果僅僅是為了酬功，慈禧大可以將榮祿之女指配給其他宗室；但是作為一名老練的政治家，慈禧太后或許想得更為長遠。

光緒皇帝既然是性無能者，早日解決他的接班人問題就更能維持政權的安定。顯然，即使由光緒自己選擇，也必然首先從自己親兄弟的兒子們中選擇。載灃雖然只是庶出，卻自幼由嫡母、慈禧太后之妹葉赫那拉氏所撫養，進而和老佛爺走得很近。作為醇親王家中實際上的長子，載灃無疑將是光緒皇帝今後最可信賴倚靠的手足。為載灃擇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為今後的皇帝擇母。

而榮祿經營大半輩子，在政界、軍界建立了廣泛的人脈網路，是當時最有權勢的官員，與其結親，不僅將為載灃及日後的小皇帝增添強大助力，也將令榮祿更為忠心和盡心。實際上，載灃後來能安坐在攝政王的位置上，來自榮祿一系、包括榮祿舊部袁世凱的效忠是基本的條件。 當然，載灃的脫穎而出，也是他自己掙出來的。18歲這年（1901年），一個艱巨的任務落在他頭上——出使德國，

為庚子年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事件向德國皇帝賠禮道歉。

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學界普遍認定為導致八國聯軍入侵的導火線。克林德是出生在德國波茨坦的貴族，在1881年進入外交部門並被派往中國之前一直是個軍人。來華後，他曾任駐廣州和天津等地領事，1889年回國；之後在美國和墨西哥任職，並娶了美國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國，升任駐華公使。

此人性格粗暴，自以為是。當時，義和團運動席捲華北，北京城的局勢已經相當緊張，而克林德不顧其他國家公使的勸阻，堅持孤身前往總理衙門交涉，在路上與清軍發生衝突而被殺。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為克林德事件大為震怒，在為派往中國的大軍送行時要求士兵們毫不留情地教訓中國人。德國軍隊抵達中國時戰爭早已結束，北京已經在聯軍的佔領之下，但德軍依然對北京及周邊地區進行了殘酷的掃蕩。在八國聯軍逼迫下簽訂的《辛丑合約》，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國道歉，並在克林德被殺地點修建一座品級相當的石牌坊，為德國人“滌垢雪侮”。 德國人之所以選中了載灃，一是因為其級別高，貴為親王，二是因為他是光緒皇帝的親兄弟。最令大清帝國難堪的是，載灃到達柏林後，被要求在覲見德國皇帝時使用跪拜禮。這並非歐洲的常規禮節，顯然德國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國。跪拜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自乾隆年間以來就成為中外外交紛爭的一個焦點。首批來華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堅持認為雙膝下跪是一種奇恥大辱，寧可無功而返，也不願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載灃自然不願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國家形象，北京也堅拒這樣的禮儀安排，雙方來回拉鋸，總算免除了這一要求。 這顯然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硬不起，軟不得，搞得不好還會被人罵為漢奸。作為大清國第一個出訪西洋的親王，18歲的載灃卻展現了與其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節，令本想侮辱中國的德皇對他也稱讚有加。德國人認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載灃還主動謝絕了國內各級官員所預備的高規格迎送禮儀，其簡樸作風贏得在華西方外交官和國際輿論的一片讚賞。

載灃把一次謝罪之行轉變成了18歲年輕人的遊學考察，所到之處，無論軍校、軍火企業、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輕易離京的清朝體制下，載灃得以大開眼界，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大開眼“戒”——在日後掌舵中，他表現出了祖先們無法想像的寬容和豁達。

1980年代愛新覺羅家族後代

可以說，德國之行不辱使命，令載灃得到了慈禧太后心目中更大的信任和期望。作為青年幹部，載灃得到了迅猛提拔：20歲，升任隨扈大臣；23歲，執掌首都警衛部隊健銳營，並升任正紅旗滿洲都統，成為一品大員；24歲，受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成為候補國家領導人。在一個變革的年代裡，大清國什麼最可寶貴？人才，尤其是這種根正苗紅而且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自己人”。老太后正在加快推進對載灃的栽培，“扶上馬、送一程”。

除了血統、能力方面的考量，載灃本人能被各種政治力量所接受也是關鍵所在。當時朝中政爭旗鼓相當的是兩派力量：一方以慶親王與袁世凱為首的一方，核心是袁世凱，另一方則是瞿鴻禨。而只有載灃能被他們雙方所接受。載灃在相當多的問題上不輕易表態，這一貫被人理解為他的能力比較弱，“不能”表態，但也可以理解為他“不願”表態，以保持一種超然姿態。

如果載灃不是這麼“軟弱”、這麼溫情，而是對待敵人像嚴冬般冷酷，不擇手段，誓死捍衛，那清王朝莫非還真能再度雄起不至覆滅嗎？這位年輕的王爺絕不比名滿天下（也謗滿天下）的李鴻章遜色，他們都是這間破屋的裱糊匠，區別在於：李鴻章轟轟烈烈，載灃卻不動聲色；李鴻章在盡力維持著屋子不倒下來，載灃卻還要費盡心機地考慮不得不倒下來時如何減少斷瓦殘磚造成的巨大傷害。

歷史已經證明，選擇載灃實在是當國半個多世紀的慈禧太后的遠見。載灃這位“80後”能屈能伸：在銳意改革數年而終不成後，他畢竟為皇族贏得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體面而又安全的集體“下崗轉制”。

民國年間，孫中山曾拜訪載灃。一個是表面風光、其實內心相當失意的革命元勳，一個是內心惶恐、卻努力在表面上顯得知足常樂的舊朝王爺，正史野史都說兩人相談甚歡。孫送給載灃的簽名照，被載灃敬奉到終，被一廂情願地解釋成其對革命元勳的景仰，其實這更像是他在新時代請的一張護身符。載灃下崗後自號“書痞”，撰聯道：“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劉阿斗當年也告訴過司馬昭：“此間樂，不思蜀。”然則，果真不思蜀哉？

載灃的胞弟載濤曾如此評價乃兄：“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此話絕不可當真，如不是謬見，就是違心之論，甚至是哥倆串通好了在新時代裝傻自保的煙幕彈。

1906-1911年六年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統新政，只要我們不持偏見，就能發現：如果不是載灃的柔軟身段，憲政改革將不可能達到如此深度和廣度；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將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價得以建立；被革命者當作異族政權的清王朝將不可能獲得如此寧靜的“安樂死”；同樣，被革命者當作“韃虜”要予以驅除的愛新覺羅家族，將更不可能贏得“軟著陸”的善終奇遇。

載灃的個性，或許正是解讀1909年乃至整個宣統朝的金鑰之一。

顯然德國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國。跪拜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自乾隆年間以來就成為中外外交紛爭的一個焦點。首批來華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堅持認為雙膝下跪是一種奇恥大辱，寧可無功而返，也不願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載灃自然不願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國家形象，北京也堅拒這樣的禮儀安排，雙方來回拉鋸，總算免除了這一要求。 這顯然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硬不起，軟不得，搞得不好還會被人罵為漢奸。作為大清國第一個出訪西洋的親王，18歲的載灃卻展現了與其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節，令本想侮辱中國的德皇對他也稱讚有加。德國人認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載灃還主動謝絕了國內各級官員所預備的高規格迎送禮儀，其簡樸作風贏得在華西方外交官和國際輿論的一片讚賞。

載灃把一次謝罪之行轉變成了18歲年輕人的遊學考察，所到之處，無論軍校、軍火企業、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輕易離京的清朝體制下，載灃得以大開眼界，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大開眼“戒”——在日後掌舵中，他表現出了祖先們無法想像的寬容和豁達。

1980年代愛新覺羅家族後代

可以說，德國之行不辱使命，令載灃得到了慈禧太后心目中更大的信任和期望。作為青年幹部，載灃得到了迅猛提拔：20歲，升任隨扈大臣；23歲，執掌首都警衛部隊健銳營，並升任正紅旗滿洲都統，成為一品大員；24歲，受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成為候補國家領導人。在一個變革的年代裡，大清國什麼最可寶貴？人才，尤其是這種根正苗紅而且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自己人”。老太后正在加快推進對載灃的栽培，“扶上馬、送一程”。

除了血統、能力方面的考量，載灃本人能被各種政治力量所接受也是關鍵所在。當時朝中政爭旗鼓相當的是兩派力量：一方以慶親王與袁世凱為首的一方，核心是袁世凱，另一方則是瞿鴻禨。而只有載灃能被他們雙方所接受。載灃在相當多的問題上不輕易表態，這一貫被人理解為他的能力比較弱，“不能”表態，但也可以理解為他“不願”表態，以保持一種超然姿態。

如果載灃不是這麼“軟弱”、這麼溫情，而是對待敵人像嚴冬般冷酷，不擇手段，誓死捍衛，那清王朝莫非還真能再度雄起不至覆滅嗎？這位年輕的王爺絕不比名滿天下（也謗滿天下）的李鴻章遜色，他們都是這間破屋的裱糊匠，區別在於：李鴻章轟轟烈烈，載灃卻不動聲色；李鴻章在盡力維持著屋子不倒下來，載灃卻還要費盡心機地考慮不得不倒下來時如何減少斷瓦殘磚造成的巨大傷害。

歷史已經證明，選擇載灃實在是當國半個多世紀的慈禧太后的遠見。載灃這位“80後”能屈能伸：在銳意改革數年而終不成後，他畢竟為皇族贏得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體面而又安全的集體“下崗轉制”。

民國年間，孫中山曾拜訪載灃。一個是表面風光、其實內心相當失意的革命元勳，一個是內心惶恐、卻努力在表面上顯得知足常樂的舊朝王爺，正史野史都說兩人相談甚歡。孫送給載灃的簽名照，被載灃敬奉到終，被一廂情願地解釋成其對革命元勳的景仰，其實這更像是他在新時代請的一張護身符。載灃下崗後自號“書痞”，撰聯道：“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劉阿斗當年也告訴過司馬昭：“此間樂，不思蜀。”然則，果真不思蜀哉？

載灃的胞弟載濤曾如此評價乃兄：“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此話絕不可當真，如不是謬見，就是違心之論，甚至是哥倆串通好了在新時代裝傻自保的煙幕彈。

1906-1911年六年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統新政，只要我們不持偏見，就能發現：如果不是載灃的柔軟身段，憲政改革將不可能達到如此深度和廣度；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將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價得以建立；被革命者當作異族政權的清王朝將不可能獲得如此寧靜的“安樂死”；同樣，被革命者當作“韃虜”要予以驅除的愛新覺羅家族，將更不可能贏得“軟著陸”的善終奇遇。

載灃的個性，或許正是解讀1909年乃至整個宣統朝的金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