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清朝河南地方誌大量失傳，這其中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
河南全省省以下地方現有六百五十餘種志書，失傳的尚不在內，按此數字，平均每個州、縣，修志次數可達五、六次之多。但具體來講，有的縣份修志次數特多，有的則又多年失修。
清代縣誌的纂修，極受各級政權的重視，這是有其一定的政治原因的。清帝以少數民族統治全國，
可是有些地方頗為不然，竟無視這些命令，康熙以後，終清一代，始終沒有續修縣誌，造成長期無志，很有點不正常，這又是為什麼？如果我們略加分析，不難找到一些蛛絲馬跡。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網極嚴，私入著述偶有不慎，便被羅織罪名，釀成大禍。奉令修志，書成上繳，如有疏漏，更容易被發現，干係更不好擺脫，這恐怕是有些縣誌不敢續修的原因吧。我們試以《夏邑縣誌》為例，康熙三十六年修志麼後， 直到民國九年才重修，相隔二百餘年，這當和彭家屏一案有密切關係。
彭氏為夏邑望族，其祖上彭堯諭、彭瑞吾、彭好古等，均為地方名人，彭家屏本人為康熙五十六年進士，歷任江蘇、雲南巡撫，後致仕回居鄉里，到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彭家屏到徐州去接駕，向乾隆奏報了豫東幾縣的災情，揭發了河南巡撫南炳的諱災不報，南炳受到處分，但不久複任，便與彭家屏結下了冤仇。次年，南炳便以他人傳抄吳三桂檄文事，把彭家屏羅織案內，到彭宅抄家，彭家屏不僅是個巡撫大員，而且還是河南著名藏書大家，結果抄出明末野史數種，便算獲得罪證，以致彭家屏處死，並及其子，幾致滅族。這是清代河南省內著名的一大文字獄，當時全國為之震動。這便給編修縣誌的出了一個極大難題，彭家為縣內首戶，族內顯官名流， 綿延數百年，縣誌不載，歷史何在？縣誌如載，稍有不妥，纂修人難免落個“逆黨”之罪。這樣不少人回避這個問題，便造成縣誌的長期失修。這在民國九年重修《夏邑縣誌》中有明顯反映，在這部縣誌中，不僅給彭家屏立了詳細傳記，還提到彭氏後人向北洋軍閥政府申請給彭家屏昭雪的過程。這種乾隆時的案件，直至民國時還需要申請平反昭雪，可見彭家屏一案在夏邑縣影響的深遠。縣誌不寫不是，寫又不是，只好拖下去不修，反正縣官三年一任，能推給下任，何樂不為？ 結果是一推再推， 便過了二百多年。
三、修志是否真的修出禍端？清代因修地方誌出了事確有先例。康熙二十九年纂修的《上蔡縣誌》卷首刊刻有河南巡撫閻興邦行牌全省的原文：“郡邑之志，已三十餘年莫之增修，其為遺漏者多矣。又昔年修志，止取備文，未加考訂，或限以數目，或所托非人，本都院逐一查閱，府志如河南、南陽；縣誌如宜陽、河陰、蘭陽等志，荒悖失倫，莫可枚舉。至於安陽、汲縣，乃彰德、衛輝兩府首邑，竟無志書，尤為缺典。今本都院已將通省志書設局修正，而各府、州、縣所送續冊，未能畫一。又通志所載，限於定格，不能如府、州、縣之詳， 擬合通行續修，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延文學名儒，熟知典故，長於史事者，博采典章，搜羅遺軼， 又各屬參差不齊，未歸劃一，將凡例開明於右，悉照此為規程，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這裡提到的幾種地方誌，被認為“荒悖失倫”，顯然是指書中有幹違礙之處，決非僅僅是訛誤，而且又稱曾參與編輯的人為“所托非人”，又證明了有些曾經纂修過志書的人出了問題，便牽扯到他們的一切著述，從而影響到志書。
閻興邦的諭牌，是研究清代河南地方誌的一個重要資料。從這件公文中，至少可以看到幾個問題：第一，他講到郡邑之志，三十餘年莫之增修，和申斥安陽、汲縣無志的話來看，可以佐證順治年間巡撫賈漢覆命令各縣修志，除安陽、汲縣（也許還有其它少數幾縣）外，大部分府、縣都應當修過志書，而現有存世的順治本河南地方誌，不足當時行政區劃的半數。這說明了有大批順治本河南地方誌已經失傳了。
根據明刻本和清初刻本地方誌極為稀少罕見，推測極有可能清初可能產生過一次大規模的銷毀地方誌事件，從閻興邦的牌文中看到有幾種地方誌被稱為“荒悖失倫”，省內各地圖書館都未見入藏，而除河南、南陽二府志有少數一、二部流傳省外，得以倖存外，幾種順治本縣誌，均已全部失傳。推想到這些縣誌不只是加上一個“荒悖”罪名，而且還會有一個被繳毀的厄運。而被銷毀的地方誌，決不止被閻興邦點名的那四、五種。粗略統計，清初府、州、縣、廳行政單位，共計一百一十九個，其中順治時的志書已經失傳的共有六十九個，尚有書存世者僅五十個，而且大部存於北京等地，省內所存順治本地方誌，僅有開封、封丘、胙城等不足十個府、縣而已。這場在省內大規模的收繳地方誌的事件，可能波及到了每個縣，少數地方誌因上交北京，或被調任官員偶爾帶出，才得以倖存，省內反而沒有了。而這種收繳地方誌的事件，是秘密的，不見於諸奏請禁毀書目。因為地方誌不同於個人著述，從鑒定到纂修，牽扯到很多大人闊老和主管官員，倘若以其“荒悖失倫”而奏請禁毀，則無異搬石頭砸自己腳，因此，只能悄悄毀去，不留痕跡，以免禍及己身。這就造成大批清初地方誌的失傳，而又鮮為人知。第三，閻興邦又特地“將凡例開明於右，悉照此為規程。”這樣統一制定修志的規程，也是對於以前的志書多有違礙的一個佐證吧。
本文摘自《河南地方誌論叢》 張萬鈞主編
兄弟們，抬手關注下。
不難找到一些蛛絲馬跡。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網極嚴，私入著述偶有不慎，便被羅織罪名，釀成大禍。奉令修志，書成上繳，如有疏漏，更容易被發現，干係更不好擺脫，這恐怕是有些縣誌不敢續修的原因吧。我們試以《夏邑縣誌》為例，康熙三十六年修志麼後， 直到民國九年才重修，相隔二百餘年，這當和彭家屏一案有密切關係。彭氏為夏邑望族，其祖上彭堯諭、彭瑞吾、彭好古等，均為地方名人，彭家屏本人為康熙五十六年進士，歷任江蘇、雲南巡撫，後致仕回居鄉里，到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彭家屏到徐州去接駕，向乾隆奏報了豫東幾縣的災情，揭發了河南巡撫南炳的諱災不報，南炳受到處分，但不久複任，便與彭家屏結下了冤仇。次年，南炳便以他人傳抄吳三桂檄文事，把彭家屏羅織案內，到彭宅抄家，彭家屏不僅是個巡撫大員，而且還是河南著名藏書大家，結果抄出明末野史數種，便算獲得罪證，以致彭家屏處死，並及其子，幾致滅族。這是清代河南省內著名的一大文字獄，當時全國為之震動。這便給編修縣誌的出了一個極大難題，彭家為縣內首戶，族內顯官名流， 綿延數百年，縣誌不載，歷史何在？縣誌如載，稍有不妥，纂修人難免落個“逆黨”之罪。這樣不少人回避這個問題，便造成縣誌的長期失修。這在民國九年重修《夏邑縣誌》中有明顯反映，在這部縣誌中，不僅給彭家屏立了詳細傳記，還提到彭氏後人向北洋軍閥政府申請給彭家屏昭雪的過程。這種乾隆時的案件，直至民國時還需要申請平反昭雪，可見彭家屏一案在夏邑縣影響的深遠。縣誌不寫不是，寫又不是，只好拖下去不修，反正縣官三年一任，能推給下任，何樂不為？ 結果是一推再推， 便過了二百多年。
三、修志是否真的修出禍端？清代因修地方誌出了事確有先例。康熙二十九年纂修的《上蔡縣誌》卷首刊刻有河南巡撫閻興邦行牌全省的原文：“郡邑之志，已三十餘年莫之增修，其為遺漏者多矣。又昔年修志，止取備文，未加考訂，或限以數目，或所托非人，本都院逐一查閱，府志如河南、南陽；縣誌如宜陽、河陰、蘭陽等志，荒悖失倫，莫可枚舉。至於安陽、汲縣，乃彰德、衛輝兩府首邑，竟無志書，尤為缺典。今本都院已將通省志書設局修正，而各府、州、縣所送續冊，未能畫一。又通志所載，限於定格，不能如府、州、縣之詳， 擬合通行續修，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延文學名儒，熟知典故，長於史事者，博采典章，搜羅遺軼， 又各屬參差不齊，未歸劃一，將凡例開明於右，悉照此為規程，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這裡提到的幾種地方誌，被認為“荒悖失倫”，顯然是指書中有幹違礙之處，決非僅僅是訛誤，而且又稱曾參與編輯的人為“所托非人”，又證明了有些曾經纂修過志書的人出了問題，便牽扯到他們的一切著述，從而影響到志書。
閻興邦的諭牌，是研究清代河南地方誌的一個重要資料。從這件公文中，至少可以看到幾個問題：第一，他講到郡邑之志，三十餘年莫之增修，和申斥安陽、汲縣無志的話來看，可以佐證順治年間巡撫賈漢覆命令各縣修志，除安陽、汲縣（也許還有其它少數幾縣）外，大部分府、縣都應當修過志書，而現有存世的順治本河南地方誌，不足當時行政區劃的半數。這說明了有大批順治本河南地方誌已經失傳了。
根據明刻本和清初刻本地方誌極為稀少罕見，推測極有可能清初可能產生過一次大規模的銷毀地方誌事件，從閻興邦的牌文中看到有幾種地方誌被稱為“荒悖失倫”，省內各地圖書館都未見入藏，而除河南、南陽二府志有少數一、二部流傳省外，得以倖存外，幾種順治本縣誌，均已全部失傳。推想到這些縣誌不只是加上一個“荒悖”罪名，而且還會有一個被繳毀的厄運。而被銷毀的地方誌，決不止被閻興邦點名的那四、五種。粗略統計，清初府、州、縣、廳行政單位，共計一百一十九個，其中順治時的志書已經失傳的共有六十九個，尚有書存世者僅五十個，而且大部存於北京等地，省內所存順治本地方誌，僅有開封、封丘、胙城等不足十個府、縣而已。這場在省內大規模的收繳地方誌的事件，可能波及到了每個縣，少數地方誌因上交北京，或被調任官員偶爾帶出，才得以倖存，省內反而沒有了。而這種收繳地方誌的事件，是秘密的，不見於諸奏請禁毀書目。因為地方誌不同於個人著述，從鑒定到纂修，牽扯到很多大人闊老和主管官員，倘若以其“荒悖失倫”而奏請禁毀，則無異搬石頭砸自己腳，因此，只能悄悄毀去，不留痕跡，以免禍及己身。這就造成大批清初地方誌的失傳，而又鮮為人知。第三，閻興邦又特地“將凡例開明於右，悉照此為規程。”這樣統一制定修志的規程，也是對於以前的志書多有違礙的一個佐證吧。
本文摘自《河南地方誌論叢》 張萬鈞主編
兄弟們，抬手關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