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春英：淺談明朝的賜服形象
賜服蟒衣、飛魚服、鬥牛服、麒麟服之制始於明代，是明代特有的服飾制度。有關蟒衣、飛魚服、鬥牛服、麒麟服的形象眾說紛紜，這給傳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相關形象的定義帶來困擾。
與前代相比較，明代的龍，形象更加完善，它集中了各種動物的局部特徵，由牛頭、蛇身、鹿角、蝦眼、獅鼻、驢嘴、貓耳、鷹爪、魚尾等部件組成。而蟒、飛魚、鬥牛、麒麟則都是在對龍想像的基礎上衍化發展而成的新形象。
從文獻資料看，據明沈德符記載：“蟒衣為象龍之服，與至尊所禦袍相肖，但減一爪耳。”（《萬曆野獲編·補遺》卷2，中華書局，1959，830頁）沈說被今人多次轉載，成為“蟒衣”與“龍袍”區別的定論。
飛魚，據《山海經·西山經》載：“泰器之山，
飛魚服
鬥牛，原本是天上的星宿。宋人陸佃《埤雅》記載：“虛危（星名）以前像蛇，蛇體如龍。”周錫保先生解釋：“故知鬥牛紋並非真作牛形而亦是一種想像的形象。
傳說中麒麟身似鹿，牛尾狼蹄，周身佈滿鱗甲，頭上長有一根肉角，不踐草，不食生食，是著名的仁獸，現之則有大吉祥。麒麟雖最不肖龍，但聲名卻僅次於龍。麒麟紋首見於服飾裝飾，在唐代延載元年（694），武則天賜“左右衛飾以麒麟”（《舊唐書·輿服志》，中華書局，1983）。不過唐代的麒麟紋，是以對麒麟的形式織現在整個服飾上，麒麟樣子較小。明代的麒麟服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在胸背、兩肩和膝襴處織繡麒麟紋；另一種是指在官服的補子上裝飾麒麟紋樣；無論哪一種，麒麟的樣子都比前代要大。明代的麒麟紋一般似龍，雙角，龍首，獅尾，身有鱗，只是身長較龍為短，與蟒、飛魚、鬥牛基於想像不同的是，麒麟在明代實指長頸鹿，在清人陳璋臨摹的明人沈度原畫的《麒麟圖》中，由榜葛剌進貢的麒麟就是長頸鹿。
蟒衣似龍袍，尤其是五趾蟒龍與龍紋難辨真假。但從史籍、文物的鉤沉中，仍可見辨別的線索。辨別它們的辦法有：一是區分袍料材質、做工；二是區分圖案分佈與形狀。
據明史記載，在永樂年間已有宦官和外族首領受賜蟒衣的記錄。“永樂之後，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繡蟒於左右，系以鸞帶，此燕閑之服也。……又有膝襴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補”（《明史·輿服志》，中華書局，1974，1637頁）。“永樂十五年，蘇祿國三王率眾朝貢，（成祖）各賜玉帶一，黃金百，白金二千……金繡蟒龍、麒麟衣各一”（《明史·外國列傳·蘇祿傳》，中華書局，1974，8244頁）。同樣是賜服蟒衣，從文字透漏的資訊來看，賜給外族首領的蟒衣使用金繡技術與定陵出土的龍袍情形更接近，而宦官日常服用的蟒服蟒補僅僅使用到織繡技術，單論材料做工就不能和龍袍相提並論。定陵出土龍袍多達62件（王秀玲《定陵出土帝后服飾》，《北京文博》2002年第2期），有夾有單，質地有綢、緞、羅、紗、妝花、刺繡等，在這些龍袍中出現了整件衣服滿緙絲、滿刺繡和滿妝花的現象，做工之精巧、用料之講究前所未有，從這62件龍袍來看，隨著緙絲技術、螺鈿瑪瑙的鑲嵌技術、改機織金技術在黃袍製作中的大量使用，使得皇權的外在象徵黃袍的權威性已不僅僅局限在圖案（龍紋）和顏色（黃色）上，紡織技術的提高也為賜服蟒衣、飛魚服、麒麟服提供了技術支援。明朝的御用冠服製作工藝繁複，一般要經過四道工序：“一是要由挑花匠依據花樣計算經緯數，編出花本，作為織造時提花的依據；二是要將絲線染色，牽經搖緯，一般要準備四五種彩緯小管梭與長織梭所用的彩色絨管及片金線、撚金線、孔雀羽線緯管，隨時備用；三是經絲牽軸之後，要經過穿棕穿筘，與花本聯結，經過試織，理清梭口然後才能開織；四是織時一人在花樓上拉花，一人坐機坑前織造，花紋繁複的匹料，一天只能織2寸，一件5丈長的袍料要織270多天才能完工。”雖然明代絲織業已形成官民競市的局面，但皇室冠服的織成料在民間仍很難仿製。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乃服篇·龍袍》中也說：“凡上供龍袍，我朝局在蘇、杭。其花樓高一丈五尺，能手兩人扳提花本，織來數寸即換龍形。各房鬥合，不出一手。赭黃亦先染絲，工器原無殊異，但人工慎重與資本皆數十倍，以效忠敬之誼。其中節目微細，不可得而詳考雲。”可見宦官和朝臣的賜服中蟒衣、飛魚服、麒麟服雖圖案與黃袍相近，但在用料做工上仍無法與真正的黃袍比肩。材質的區別成為龍袍和蟒龍袍、飛魚服、鬥牛服最顯著的差異。另外，北京南葦子坑出土的麒麟補、鬥牛補；南京太平門外板倉村出土的麒麟補；傳世邢玠夫妻像中的鬥牛補；孔聞韶像中的蟒補，文物中顯露的大部分蟒龍、飛魚、鬥牛、麒麟紋的圖案以補子的形式出現，在出土實物和傳世文物中，只有李貞像中的蟒龍袍是滿底刺繡單蟒龍。李貞貴為國戚（朱元璋大姐的丈夫），生前因“性孝友恭謹”深得朱元璋信賴，死後被追贈為隴西王，諡恭獻，他的“龍袍”，“龍”雖五趾，但袍色呈淡藍色，整個“龍”紋圖案的佈局稀疏，這不僅和明龍袍赤黃、大紅不符，而且從技術層面比較容易看出這件五趾的“龍”袍是件蟒龍袍的事實。
綜上所述，蟒、飛魚、鬥牛皆為龍形的變異。所謂的蟒衣、飛魚服、鬥牛服只是龍袍的衍生物而已，不管神話世界還是現實世界都不存在似龍的“蟒”、“飛魚”、“鬥牛”。弘治元年（1488），都禦史邊鏞奏請孝宗禁絕蟒衣時說：“品官未聞蟒衣之制，諸諳書皆雲蟒者大蛇，非龍類。蟒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違者坐以法。”（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1，中華書局，1959，21頁）嘉靖十六年（1537），群臣在朝見皇帝時，兵部尚書張瓚服蟒。“嘉靖大怒，諭閣臣夏言曰：‘尚書二品，何自服蟒？’言對曰：‘瓚所服，乃欽賜飛魚服，鮮明類蟒耳。’帝曰：‘飛魚何組兩角？其嚴禁之。’於是禮部奏定，文武官不許擅用蟒衣”（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1，中華書局，1959，20頁）。可見無論言官還是皇帝，大家都知道蟒和龍的關係淵源，這種淵源不是自然真實存在的，而是明朝朝野上下人為製造的，統治者對其嚴禁也好，“濫賞”也罷，其目的都是為了滿足穿服者對龍的崇拜和對龍袍的豔羨。另外在明以前，蟒龍、飛魚、鬥牛、麒麟都有祥瑞、吉兆的含義，明帝國綜合利用了它們的祥瑞特點，並創造性地使之與龍形發生聯繫，龍減趾為蟒，龍加翅為飛魚，龍加角為鬥牛，並將其成功地應用於服飾裝飾，為中國古代的服飾裝飾增加了新的內容。
在唐代延載元年（694），武則天賜“左右衛飾以麒麟”（《舊唐書·輿服志》，中華書局，1983）。不過唐代的麒麟紋，是以對麒麟的形式織現在整個服飾上，麒麟樣子較小。明代的麒麟服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在胸背、兩肩和膝襴處織繡麒麟紋；另一種是指在官服的補子上裝飾麒麟紋樣；無論哪一種，麒麟的樣子都比前代要大。明代的麒麟紋一般似龍，雙角，龍首，獅尾，身有鱗，只是身長較龍為短，與蟒、飛魚、鬥牛基於想像不同的是，麒麟在明代實指長頸鹿，在清人陳璋臨摹的明人沈度原畫的《麒麟圖》中，由榜葛剌進貢的麒麟就是長頸鹿。蟒衣似龍袍，尤其是五趾蟒龍與龍紋難辨真假。但從史籍、文物的鉤沉中，仍可見辨別的線索。辨別它們的辦法有：一是區分袍料材質、做工；二是區分圖案分佈與形狀。
據明史記載，在永樂年間已有宦官和外族首領受賜蟒衣的記錄。“永樂之後，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繡蟒於左右，系以鸞帶，此燕閑之服也。……又有膝襴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補”（《明史·輿服志》，中華書局，1974，1637頁）。“永樂十五年，蘇祿國三王率眾朝貢，（成祖）各賜玉帶一，黃金百，白金二千……金繡蟒龍、麒麟衣各一”（《明史·外國列傳·蘇祿傳》，中華書局，1974，8244頁）。同樣是賜服蟒衣，從文字透漏的資訊來看，賜給外族首領的蟒衣使用金繡技術與定陵出土的龍袍情形更接近，而宦官日常服用的蟒服蟒補僅僅使用到織繡技術，單論材料做工就不能和龍袍相提並論。定陵出土龍袍多達62件（王秀玲《定陵出土帝后服飾》，《北京文博》2002年第2期），有夾有單，質地有綢、緞、羅、紗、妝花、刺繡等，在這些龍袍中出現了整件衣服滿緙絲、滿刺繡和滿妝花的現象，做工之精巧、用料之講究前所未有，從這62件龍袍來看，隨著緙絲技術、螺鈿瑪瑙的鑲嵌技術、改機織金技術在黃袍製作中的大量使用，使得皇權的外在象徵黃袍的權威性已不僅僅局限在圖案（龍紋）和顏色（黃色）上，紡織技術的提高也為賜服蟒衣、飛魚服、麒麟服提供了技術支援。明朝的御用冠服製作工藝繁複，一般要經過四道工序：“一是要由挑花匠依據花樣計算經緯數，編出花本，作為織造時提花的依據；二是要將絲線染色，牽經搖緯，一般要準備四五種彩緯小管梭與長織梭所用的彩色絨管及片金線、撚金線、孔雀羽線緯管，隨時備用；三是經絲牽軸之後，要經過穿棕穿筘，與花本聯結，經過試織，理清梭口然後才能開織；四是織時一人在花樓上拉花，一人坐機坑前織造，花紋繁複的匹料，一天只能織2寸，一件5丈長的袍料要織270多天才能完工。”雖然明代絲織業已形成官民競市的局面，但皇室冠服的織成料在民間仍很難仿製。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乃服篇·龍袍》中也說：“凡上供龍袍，我朝局在蘇、杭。其花樓高一丈五尺，能手兩人扳提花本，織來數寸即換龍形。各房鬥合，不出一手。赭黃亦先染絲，工器原無殊異，但人工慎重與資本皆數十倍，以效忠敬之誼。其中節目微細，不可得而詳考雲。”可見宦官和朝臣的賜服中蟒衣、飛魚服、麒麟服雖圖案與黃袍相近，但在用料做工上仍無法與真正的黃袍比肩。材質的區別成為龍袍和蟒龍袍、飛魚服、鬥牛服最顯著的差異。另外，北京南葦子坑出土的麒麟補、鬥牛補；南京太平門外板倉村出土的麒麟補；傳世邢玠夫妻像中的鬥牛補；孔聞韶像中的蟒補，文物中顯露的大部分蟒龍、飛魚、鬥牛、麒麟紋的圖案以補子的形式出現，在出土實物和傳世文物中，只有李貞像中的蟒龍袍是滿底刺繡單蟒龍。李貞貴為國戚（朱元璋大姐的丈夫），生前因“性孝友恭謹”深得朱元璋信賴，死後被追贈為隴西王，諡恭獻，他的“龍袍”，“龍”雖五趾，但袍色呈淡藍色，整個“龍”紋圖案的佈局稀疏，這不僅和明龍袍赤黃、大紅不符，而且從技術層面比較容易看出這件五趾的“龍”袍是件蟒龍袍的事實。
綜上所述，蟒、飛魚、鬥牛皆為龍形的變異。所謂的蟒衣、飛魚服、鬥牛服只是龍袍的衍生物而已，不管神話世界還是現實世界都不存在似龍的“蟒”、“飛魚”、“鬥牛”。弘治元年（1488），都禦史邊鏞奏請孝宗禁絕蟒衣時說：“品官未聞蟒衣之制，諸諳書皆雲蟒者大蛇，非龍類。蟒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違者坐以法。”（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1，中華書局，1959，21頁）嘉靖十六年（1537），群臣在朝見皇帝時，兵部尚書張瓚服蟒。“嘉靖大怒，諭閣臣夏言曰：‘尚書二品，何自服蟒？’言對曰：‘瓚所服，乃欽賜飛魚服，鮮明類蟒耳。’帝曰：‘飛魚何組兩角？其嚴禁之。’於是禮部奏定，文武官不許擅用蟒衣”（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1，中華書局，1959，20頁）。可見無論言官還是皇帝，大家都知道蟒和龍的關係淵源，這種淵源不是自然真實存在的，而是明朝朝野上下人為製造的，統治者對其嚴禁也好，“濫賞”也罷，其目的都是為了滿足穿服者對龍的崇拜和對龍袍的豔羨。另外在明以前，蟒龍、飛魚、鬥牛、麒麟都有祥瑞、吉兆的含義，明帝國綜合利用了它們的祥瑞特點，並創造性地使之與龍形發生聯繫，龍減趾為蟒，龍加翅為飛魚，龍加角為鬥牛，並將其成功地應用於服飾裝飾，為中國古代的服飾裝飾增加了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