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廉亞明：德國文藝在上世紀20年代 深受中國文化影響
因“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言論而聞名的漢學家顧彬退休之後，廉亞明接替他成為了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國元明時期，伊朗、中亞與中國的關係。此番來華，
20世紀很多德國文藝作品充滿中國元素
廉亞明認為，上世紀20年代左右，中國文化對德國文藝的影響尤其明顯。除了記者列舉的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和作家赫爾曼·黑塞，
也有一些當代的德語作者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廉亞明說，
廉亞明曾經同俄羅斯的同事聊天，發現他們沒有多少人閱讀中國的現當代文學作品，國內的相關翻譯也不多。
不過，充滿中國元素的作品在二戰以後數目較少，而且也不是很重要。究其原因，廉亞明認為，
波恩大學擁有德國“比較古老”的中文專業
談到波恩大學的漢學淵源，廉亞明如數家珍。他告訴介面文化，波恩大學擁有德國“比較古老”的中文專業。這個專業成立於1926年，
“王光祈非常有名，他和毛澤東關係也很好。”廉亞明說，“五四運動”時期，王光祈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先後在北京大學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和“北京工讀互助團”，介紹馬克思主義，這兩個社團毛澤東都參加了。雖然互助團很快被解散，但是它的發起人和參與者後來紛紛建立起自己的共產主義小組。1934年，他以《論中國古典歌劇》獲得波恩大學博士學位。在德國的十餘年中，王光祈一方面為德國人介紹中國的樂器和音樂，另一方面著書給中國人普及歐洲古典音樂。“可惜，由於患腦溢血，他年紀很輕就在波恩去世了。”
1938年，施密特教授和陸詒博士合編了一本《現代漢語入門》，因為德國沒有辦法印刷漢字，陸詒把手稿帶到中國，尋找出版社和印刷廠。“他在中國坐飛機時，由於飛機上有國民黨將軍，日軍進行了轟炸，飛機沒了，將軍沒了，陸詒和教材也沒了。”這場悲劇發生時，希特勒正當權，施密特教授找了個藉口，說為了未來給中國人宣傳納粹主義，要印刷漢語教材進行學習，就這樣，他親自到了上海，完成了印刷工作。二戰結束後，施密特教授在同濟大學當德語教授，後來回到德國，在50年代去世。
1956年，霍布理（Peter Olbricht）接替了施密特教授的職位，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蒙古人怎麼來到西方。波恩大學從這時開始重視中國歷史的研究。從1986年到1995年，波恩大學漢學方面的第三位教授是陶德文（Rolf Trazuzettel），他的研究重點在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寫過一本《中國古代史》。1995年，顧彬接任，以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和中國思想史為主要研究領域。
“2010年，顧彬退休後，由我接任。我的研究方向也是歷史，尤其是中國在元明時期和海外的關係。”
廉亞明介紹，由於得到國家漢辦的支持，波恩大學漢學系目前還擁有一個客座教授的名額，今年的客座教授是主要從事甲骨文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平，2016年為研究古代語言學的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李文。
當被問及是否認同德國漢學對現實問題不太關注的說法，廉亞明說：“德國漢學也關注現實問題。法蘭克福、海德堡、柏林的漢學研究對中國現代經濟政治比較關注，但現實問題對我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波恩大學的研究重點在古代歷史和語言文學。”
中國學生對本國歷史瞭解還不夠
在接受介面文化的採訪時，當被問及有的中國學者認為，國人應該少沉迷中國歷史，多瞭解世界文明這一話題，作為漢學家和歷史學者，廉亞明如何看待時，他立即毫不猶豫地回答“都得學。你得瞭解其他的文明，但也得學習自己的歷史。”他說有很多在波恩深造的中國留學生。對中國歷史的很多地方瞭解還不夠。“中國的教育裡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而談到自己的學習經歷時，廉亞明說自己是進大學先學習文言文，第二學期開始學現代漢語，後來出國留學。在學術研究上，慕尼克大學漢學研究所的鮑吾剛教授（Wolfgang Bauer）對他影響頗深，在南京大學做研究的三年時光也對他影響很大。
在此次“漢學與當代中國”座談會上，廉亞明說，“絲綢之路”是德國的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創造的名詞。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有陸路和海路這兩條，一度甚至延伸到地中海地區。明代初，中國與中亞、西亞國家的關係比較密切，根據文獻記載，一個使節團從伊朗南邊的克爾曼出發從陸路去中國，另一個使節團從忽魯謨斯坐船去中國，結果他們在北京見面了。“所以，那時候人們就都知道去中國有兩條路，可以從海上走或者從陸地上走。”
“羅馬帝國的時候，歐洲和中國有聯繫，《後漢書》裡寫道，安息人勸班超的使節，去羅馬太危險了，最好不去。”但是羅馬帝國解體以後，就沒有關於通往歐洲道路的記載了。顯然，當時對於中國來說，中亞和西亞比歐洲更重要。
廉亞明說，不論是過去的絲綢之路還是現在的“一帶一路”，最重要的是商業貿易，然後人與人的交流才會“慢慢發展到宗教和文化”。他舉例，粟特人是唐代的時候是最重要的商人，他們在中國傳播了宗教。唐朝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這三種宗教，即所謂“三夷教”都是由粟特人從伊朗傳來的。
採訪時，他對介面文化笑稱“中文不太好”，但作為座談會當日唯一一位堅持用中文發言的海外漢學家，他贏得了不少讚譽。“我覺得這個場合應當使用中文，不該說英語”。
廉亞明（Ralph Kauz），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國元明時期的歷史，伊朗、中亞與中國的關係（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波斯灣和印度洋的政治經濟史。著有《元明文獻中的忽魯謨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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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他以《論中國古典歌劇》獲得波恩大學博士學位。在德國的十餘年中，王光祈一方面為德國人介紹中國的樂器和音樂，另一方面著書給中國人普及歐洲古典音樂。“可惜，由於患腦溢血，他年紀很輕就在波恩去世了。”1938年，施密特教授和陸詒博士合編了一本《現代漢語入門》，因為德國沒有辦法印刷漢字，陸詒把手稿帶到中國，尋找出版社和印刷廠。“他在中國坐飛機時，由於飛機上有國民黨將軍，日軍進行了轟炸，飛機沒了，將軍沒了，陸詒和教材也沒了。”這場悲劇發生時，希特勒正當權，施密特教授找了個藉口，說為了未來給中國人宣傳納粹主義，要印刷漢語教材進行學習，就這樣，他親自到了上海，完成了印刷工作。二戰結束後，施密特教授在同濟大學當德語教授，後來回到德國，在50年代去世。
1956年，霍布理（Peter Olbricht）接替了施密特教授的職位，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蒙古人怎麼來到西方。波恩大學從這時開始重視中國歷史的研究。從1986年到1995年，波恩大學漢學方面的第三位教授是陶德文（Rolf Trazuzettel），他的研究重點在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寫過一本《中國古代史》。1995年，顧彬接任，以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和中國思想史為主要研究領域。
“2010年，顧彬退休後，由我接任。我的研究方向也是歷史，尤其是中國在元明時期和海外的關係。”
廉亞明介紹，由於得到國家漢辦的支持，波恩大學漢學系目前還擁有一個客座教授的名額，今年的客座教授是主要從事甲骨文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平，2016年為研究古代語言學的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李文。
當被問及是否認同德國漢學對現實問題不太關注的說法，廉亞明說：“德國漢學也關注現實問題。法蘭克福、海德堡、柏林的漢學研究對中國現代經濟政治比較關注，但現實問題對我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波恩大學的研究重點在古代歷史和語言文學。”
中國學生對本國歷史瞭解還不夠
在接受介面文化的採訪時，當被問及有的中國學者認為，國人應該少沉迷中國歷史，多瞭解世界文明這一話題，作為漢學家和歷史學者，廉亞明如何看待時，他立即毫不猶豫地回答“都得學。你得瞭解其他的文明，但也得學習自己的歷史。”他說有很多在波恩深造的中國留學生。對中國歷史的很多地方瞭解還不夠。“中國的教育裡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而談到自己的學習經歷時，廉亞明說自己是進大學先學習文言文，第二學期開始學現代漢語，後來出國留學。在學術研究上，慕尼克大學漢學研究所的鮑吾剛教授（Wolfgang Bauer）對他影響頗深，在南京大學做研究的三年時光也對他影響很大。
在此次“漢學與當代中國”座談會上，廉亞明說，“絲綢之路”是德國的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創造的名詞。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有陸路和海路這兩條，一度甚至延伸到地中海地區。明代初，中國與中亞、西亞國家的關係比較密切，根據文獻記載，一個使節團從伊朗南邊的克爾曼出發從陸路去中國，另一個使節團從忽魯謨斯坐船去中國，結果他們在北京見面了。“所以，那時候人們就都知道去中國有兩條路，可以從海上走或者從陸地上走。”
“羅馬帝國的時候，歐洲和中國有聯繫，《後漢書》裡寫道，安息人勸班超的使節，去羅馬太危險了，最好不去。”但是羅馬帝國解體以後，就沒有關於通往歐洲道路的記載了。顯然，當時對於中國來說，中亞和西亞比歐洲更重要。
廉亞明說，不論是過去的絲綢之路還是現在的“一帶一路”，最重要的是商業貿易，然後人與人的交流才會“慢慢發展到宗教和文化”。他舉例，粟特人是唐代的時候是最重要的商人，他們在中國傳播了宗教。唐朝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這三種宗教，即所謂“三夷教”都是由粟特人從伊朗傳來的。
採訪時，他對介面文化笑稱“中文不太好”，但作為座談會當日唯一一位堅持用中文發言的海外漢學家，他贏得了不少讚譽。“我覺得這個場合應當使用中文，不該說英語”。
廉亞明（Ralph Kauz），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國元明時期的歷史，伊朗、中亞與中國的關係（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波斯灣和印度洋的政治經濟史。著有《元明文獻中的忽魯謨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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