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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雷家往事⑥|吸食鴉☆禁☆片的紈絝子弟

前一篇寫的是“雷家出了個雷圭元”。雷圭元從雷家出走,接受西方教育,再回饋國家。他以自己的藝術專業報國,終於留下英名,耀祖光宗。對於雷圭元的成名、成家、成事,松江的雷家給了他最初的啟蒙和地基。

據說雷家當時請的一位私塾老師,除了教雷家子弟一些封建糟粕的東西之外,他自己則特別喜歡畫畫。他沒事便一個人畫畫,畫山畫水畫虎畫竹畫人,雷圭元也跟著畫,畫出了飄逸雲遊的個性,畫出了感覺。他以後破門而出,再接觸寬廣的社會,接受世界上最新潮的藝術和思想,加之天賦異稟,不甘禁錮,終成大器。

在雷家這個大家族裡,跟雷圭元完全相反的例子有沒有?母親說:有。


母親說起了另一個堂兄,叫雷彬元。取名“彬”,因其命缺木。雷彬元比母親大8歲,是母親那位“情種”的三伯伯早逝的大太太的獨苗兒子。母親叫這位堂兄為彬哥,小時候一起玩的。彬哥的繼母生過一個女孩,卻又意外夭折,於是家內外對彬哥的溺愛是疊加幾重的。從小不讓他到外邊去讀書,就鎖在家院裡念私塾,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五經,

新知識不搭邊。彬哥在松江有個有錢的外婆,人稱杜家老太太,家裡只剩她一個人,卻有1000多畝地收著租。她的家裡,有一大堆金銀首飾藏於櫃子,在上海則與人合股開了一家大當鋪。所以彬哥從小的日子就是錦衣玉食,無憂無慮,口袋裡拿出來的吃貨玩貨常常稀貴高檔。不過彬哥從小跟我母親很親,吉弟長吉弟短的,遇事要小心呵護,送東西闊氣大方。漸漸大起來的彬哥,
開始向我母親等一干堂表弟妹炫耀起自己外婆家的奢華景色來,說杜家老太太豪華的家苑內秀外闊,官屋樓上樓下,那樓上大房間裡還建有一處漂亮透明的玻璃房。那天他問大家:“這漂亮的玻璃房裡只幹一件事。你們說,是什麼事?”我母親幾個便面面相覷。彬哥很得意,又壓低了嗓音輕言輕語:“賽過活神仙的抽鴉☆禁☆片啊。”我母親輕拉彬哥到一邊,說你也吸了吧?彬哥目顧左右而言他:“外婆講的,
這叫享受生活。”說這些話,他仰望天空的眼睛眯成了一條線,是很入味的模樣。

彬哥是吸上了鴉☆禁☆片。先是躺在外婆家的玻璃房裡,學著吸一口,啜兩口,以後便上了癮,和外婆共同過起騰雲駕霧的生活。日本人打進上海,松江淪陷,有錢的彬哥和他全家住進了上海的租界地,繼續享受生活,外面的痛苦與他們無涉。以日本人的進犯擄掠為時間界線,我母親家那一門因人多口雜迅速走向衰敗,

整個家幾乎被日寇洗劫一空,全家沒有經濟收入,日子左支右拙。這實際造成了母親從小獨立堅忍向學,在落難艱苦的日子中自助自主。而彬哥家卻經濟依然堅挺,生活繼續麻醉,他似也不想改變自己溫柔鄉的生活狀態。或許彬哥也想掙脫一下這等無聊狀,卻終也不能。1945年抗戰勝利後,母親從松江雷家走出之前,特地行到了彬哥的房外告別。見彬哥那居室的門框掛了一塊牌子,上寫:一事無成室。彬哥一身輕飄,薄薄的雙唇幾無血色,細瘦的身骨懶散稀鬆,眼皮子也睜不到很圓。他對活潑而堅定出走的母親說:“彬哥就在這一事無成室裡,想著你們在外面的陽光日子。”

 1949年以後,彬哥實在地走下坡路了。有錢的外婆杜家老太太去世前,依然想著彬哥往後的無憂。她留下了一大包金銀首飾給三伯伯和彬哥。這包首飾聽說最後交到了彬哥的媳婦手中。這媳婦良善又軟弱,對三伯伯和彬哥照顧得很好。她和彬哥婚後無子無後,不知是彬哥的原因還是其它因素,但她無怨。她曾經從一個中專繪畫學校畢業,後來到上海一家幼稚園工作,後期便用她的工資養著彬哥。解放後,鴉☆禁☆片無法抽,只能痛苦地戒了。經濟再拮据,醬米油鹽醋也無著,彬哥只能親自出馬。他薄紙一張的人,飄進了上海一家私營的紙盒廠,當個黏糊紙盒的工人,拿十分微薄的酬勞。

驀然記起來,那還是我五六歲上下的年齡,在上海逼仄的家中,往往在週末的早上,外面有人輕輕敲門。門開,人未進,便已有一串笑聲,喊幾聲松江本地語音的“吉弟”,單薄的一個人便像泥鰍般仄著身滑進來,說話時肺腔裡總有些“呼嚕嚕”喘。他有時手裡還提溜著一串紮在一起形狀各異的廢紙盒——這便是送我們小孩玩的禮物了。他坐下,不客氣地和我們一家人一起吃飯,用濃重的松江鄉音和母親說話。那時我的阿婆在,對彬哥的頻頻造訪和理所當然地坐下開吃是頗有微詞的。但當年已是上海市衛生局幹部的母親對彬哥十分客氣,人走之後,也告誡我們對她的彬哥要尊重。母親曾帶了我的大姐去過彬哥在上海的家中。大姐回家,說印象很深的是見著一個原來是皇宮裡的鐘,半圓形,銅黃色,每隔半小時一小時,裡面會有一隻鳥飛出來,鳴叫著報時。母親便對我們說,這宮中的鐘,原來家中各房都有的。外公家的,早就因為抗戰後的生活局促當賣掉了。

一事無成的彬哥走的早,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去世了,時年67歲。母親說,是鴉☆禁☆片掏空了他的身子。

母親講彬哥,至今還存著一絲情感。但她很認同大堂哥雷圭元對過去雷家“溫暖又可怕的家庭”的定義。那一類的家庭,那個年代,使多少人慢慢從繁盛的昂首挺胸走向物質和精神的沒落。說起繁華富貴,母親總一揮手、一搖頭,很蔑視。對彬哥,她總結道:“他其實也是聰明伶俐的一個人,背四書五經張口就是一段錦繡文章。就是從小的安逸甚至糜爛的生活,最終徹底摧毀了他。”

母親(右二)和她的兒時玩伴。

母親再講起一位女性親戚,是盛名的雷圭元同父異母的妹妹雷引蘭(小名“引男”)——比母親大了10歲的堂姐。母親說,雷引蘭當年出嫁前激烈反抗的情景,她至今難忘。

應該是堂姐雷引蘭剛剛高中畢業,她的父親(母親的大伯伯)已經去世,為她做主的便是她的媽媽——母親叫她大姆媽。大姆媽逐利的眼光跳出了松江,要將自己的女兒嫁到金山朱涇的首富朱家。朱家有大醬園,有廣闊的田地。雷引蘭不想嫁、不肯嫁,她想考大學。她在學校讀書的成績總是前幾名的,寫字本齊整,字字有形,心裡憧憬大學的美麗校園。雷引蘭眼睛都哭紅了,把自己鎖起來絕食。大姆媽心如硬石,她不但要將女兒嫁過去,自己也要跟上門。嫁富婿,擇良枝,倚朱門——這樣的美事怎麼能從指縫間滑溜?結婚的前一晚,新娘要吃一頓“暖房飯”。雷引蘭堅決不出來吃,做最後的抗爭。那暖房飯,結果只能由雷引蘭的姑媽代替吃。那年代,娘要女兒嫁,女兒淚流成河也只能嫁。第二天一清早,絲絲縷縷的白霧升起在雷家宅邸門外的河面上,母親見著自己心愛的堂姐,哭哭啼啼一千個不願意地上了朱家迎親的船。船悠悠,水幽幽,岸上的母親也相送一路熱淚流。

堂姐嫁過去,很長時間倒沒有再聽到什麼不開心的事。姐夫人還算老實,但也是一個守在家裡的大少爺。那大少爺,本是想著一輩子吃吃喝喝享福一生的,卻為一樁不清不楚的官司竟蹲了監獄。在那時候,上海郊野鄉下有個叫王八妹的土匪婆姨,使一手打得奇准的雙槍,專幹劫富濟貧的事情,竟與朱家老奶奶勾搭上,將搶來的錢人不知鬼不覺地存放在朱家奶奶屋裡。事情敗露在解放後的日子,朱家老奶奶早已仙逝,那贓證確鑿被揭露查出。朱家大少爺的弟弟天生是個傻蛋,不能頂事。所以頂死去的奶奶蹲監獄的人選,理所當然落在了朱家大少爺的頭上。而蹲的監獄,恰在這松江曾經的雷家(解放後,政府把雷家的房子買下後,一度改成了收受犯人的監獄)。好唏噓,好歎息,那雷引蘭從小便在此進進出出,以後一年年、一次次地來探望獄中丈夫,一進進的門,熟門又熟路——這原來就是她當年哭著不願離開的家啊——這算是哪門子的緣?

母親說,她還是敬佩她的堂姐雷引蘭,因為她沒有任何怨言地低頭生活,安靜面對跌宕變故。她後來還是和出獄的丈夫,在上海的宛平路肇嘉浜路口一幢三層房居住。再以後,朱家那房子被政府“收掉”,只留下半個客堂間,一個小小的亭子間給他們。雷引蘭也無怨言,還一度將在民國做過風風光光外交官的二伯伯接來贍養,並一直盡心盡力將其養老送終。

據說,堂姐那出獄後的丈夫在監獄中竟學會了修鐘,各種各樣壞了的鐘到他手裡一搗鼓,便好了。他還會一手木匠活,可以為他人熟練地打傢俱,養活自己是足夠的。而雷引蘭呢?有一段時間,憑她早年學的“知識學問”,當上了上海一所學校的老師。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母親和雷引蘭彼此之間的關係,便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飄飛不見了。

無論是曾經“一事無成”的彬哥,還是哭著不肯嫁人、一生令人感慨的引蘭堂姐,母親抬首望雲,像吹口哨似地噓了一口,說:“有時,還挺想他們的。”

題圖說明:母親和她的大妹妹。

文/鄭憲

見彬哥那居室的門框掛了一塊牌子,上寫:一事無成室。彬哥一身輕飄,薄薄的雙唇幾無血色,細瘦的身骨懶散稀鬆,眼皮子也睜不到很圓。他對活潑而堅定出走的母親說:“彬哥就在這一事無成室裡,想著你們在外面的陽光日子。”

 1949年以後,彬哥實在地走下坡路了。有錢的外婆杜家老太太去世前,依然想著彬哥往後的無憂。她留下了一大包金銀首飾給三伯伯和彬哥。這包首飾聽說最後交到了彬哥的媳婦手中。這媳婦良善又軟弱,對三伯伯和彬哥照顧得很好。她和彬哥婚後無子無後,不知是彬哥的原因還是其它因素,但她無怨。她曾經從一個中專繪畫學校畢業,後來到上海一家幼稚園工作,後期便用她的工資養著彬哥。解放後,鴉☆禁☆片無法抽,只能痛苦地戒了。經濟再拮据,醬米油鹽醋也無著,彬哥只能親自出馬。他薄紙一張的人,飄進了上海一家私營的紙盒廠,當個黏糊紙盒的工人,拿十分微薄的酬勞。

驀然記起來,那還是我五六歲上下的年齡,在上海逼仄的家中,往往在週末的早上,外面有人輕輕敲門。門開,人未進,便已有一串笑聲,喊幾聲松江本地語音的“吉弟”,單薄的一個人便像泥鰍般仄著身滑進來,說話時肺腔裡總有些“呼嚕嚕”喘。他有時手裡還提溜著一串紮在一起形狀各異的廢紙盒——這便是送我們小孩玩的禮物了。他坐下,不客氣地和我們一家人一起吃飯,用濃重的松江鄉音和母親說話。那時我的阿婆在,對彬哥的頻頻造訪和理所當然地坐下開吃是頗有微詞的。但當年已是上海市衛生局幹部的母親對彬哥十分客氣,人走之後,也告誡我們對她的彬哥要尊重。母親曾帶了我的大姐去過彬哥在上海的家中。大姐回家,說印象很深的是見著一個原來是皇宮裡的鐘,半圓形,銅黃色,每隔半小時一小時,裡面會有一隻鳥飛出來,鳴叫著報時。母親便對我們說,這宮中的鐘,原來家中各房都有的。外公家的,早就因為抗戰後的生活局促當賣掉了。

一事無成的彬哥走的早,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去世了,時年67歲。母親說,是鴉☆禁☆片掏空了他的身子。

母親講彬哥,至今還存著一絲情感。但她很認同大堂哥雷圭元對過去雷家“溫暖又可怕的家庭”的定義。那一類的家庭,那個年代,使多少人慢慢從繁盛的昂首挺胸走向物質和精神的沒落。說起繁華富貴,母親總一揮手、一搖頭,很蔑視。對彬哥,她總結道:“他其實也是聰明伶俐的一個人,背四書五經張口就是一段錦繡文章。就是從小的安逸甚至糜爛的生活,最終徹底摧毀了他。”

母親(右二)和她的兒時玩伴。

母親再講起一位女性親戚,是盛名的雷圭元同父異母的妹妹雷引蘭(小名“引男”)——比母親大了10歲的堂姐。母親說,雷引蘭當年出嫁前激烈反抗的情景,她至今難忘。

應該是堂姐雷引蘭剛剛高中畢業,她的父親(母親的大伯伯)已經去世,為她做主的便是她的媽媽——母親叫她大姆媽。大姆媽逐利的眼光跳出了松江,要將自己的女兒嫁到金山朱涇的首富朱家。朱家有大醬園,有廣闊的田地。雷引蘭不想嫁、不肯嫁,她想考大學。她在學校讀書的成績總是前幾名的,寫字本齊整,字字有形,心裡憧憬大學的美麗校園。雷引蘭眼睛都哭紅了,把自己鎖起來絕食。大姆媽心如硬石,她不但要將女兒嫁過去,自己也要跟上門。嫁富婿,擇良枝,倚朱門——這樣的美事怎麼能從指縫間滑溜?結婚的前一晚,新娘要吃一頓“暖房飯”。雷引蘭堅決不出來吃,做最後的抗爭。那暖房飯,結果只能由雷引蘭的姑媽代替吃。那年代,娘要女兒嫁,女兒淚流成河也只能嫁。第二天一清早,絲絲縷縷的白霧升起在雷家宅邸門外的河面上,母親見著自己心愛的堂姐,哭哭啼啼一千個不願意地上了朱家迎親的船。船悠悠,水幽幽,岸上的母親也相送一路熱淚流。

堂姐嫁過去,很長時間倒沒有再聽到什麼不開心的事。姐夫人還算老實,但也是一個守在家裡的大少爺。那大少爺,本是想著一輩子吃吃喝喝享福一生的,卻為一樁不清不楚的官司竟蹲了監獄。在那時候,上海郊野鄉下有個叫王八妹的土匪婆姨,使一手打得奇准的雙槍,專幹劫富濟貧的事情,竟與朱家老奶奶勾搭上,將搶來的錢人不知鬼不覺地存放在朱家奶奶屋裡。事情敗露在解放後的日子,朱家老奶奶早已仙逝,那贓證確鑿被揭露查出。朱家大少爺的弟弟天生是個傻蛋,不能頂事。所以頂死去的奶奶蹲監獄的人選,理所當然落在了朱家大少爺的頭上。而蹲的監獄,恰在這松江曾經的雷家(解放後,政府把雷家的房子買下後,一度改成了收受犯人的監獄)。好唏噓,好歎息,那雷引蘭從小便在此進進出出,以後一年年、一次次地來探望獄中丈夫,一進進的門,熟門又熟路——這原來就是她當年哭著不願離開的家啊——這算是哪門子的緣?

母親說,她還是敬佩她的堂姐雷引蘭,因為她沒有任何怨言地低頭生活,安靜面對跌宕變故。她後來還是和出獄的丈夫,在上海的宛平路肇嘉浜路口一幢三層房居住。再以後,朱家那房子被政府“收掉”,只留下半個客堂間,一個小小的亭子間給他們。雷引蘭也無怨言,還一度將在民國做過風風光光外交官的二伯伯接來贍養,並一直盡心盡力將其養老送終。

據說,堂姐那出獄後的丈夫在監獄中竟學會了修鐘,各種各樣壞了的鐘到他手裡一搗鼓,便好了。他還會一手木匠活,可以為他人熟練地打傢俱,養活自己是足夠的。而雷引蘭呢?有一段時間,憑她早年學的“知識學問”,當上了上海一所學校的老師。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母親和雷引蘭彼此之間的關係,便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飄飛不見了。

無論是曾經“一事無成”的彬哥,還是哭著不肯嫁人、一生令人感慨的引蘭堂姐,母親抬首望雲,像吹口哨似地噓了一口,說:“有時,還挺想他們的。”

題圖說明:母親和她的大妹妹。

文/鄭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