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倫理劇中都是女性遭遇婚姻危機？從《我的前半生》說起
肖慧／堪薩斯大學東亞系
此種當前流行的“離婚主婦逆襲記”和“霸道總裁愛上我”敘事的巧妙結合，既未觸及家庭內部兩性分工的不平等，也未深入探討資本主義父權體系下家務勞動與職場工作的共生關係，
自2003年發佈的《婚姻登記條例》取代了之前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從而進一步簡化了結婚及離婚的手續之後，
因此，反映現代人婚戀觀念的家庭倫理劇也紛紛出籠，佔據了當下影視劇市場的大量份額。在這些常被貶稱為“婆媽劇”的大眾文化產品中，導演沈嚴的作品每次都能掀起一波收視狂潮，
2004年首播的《中國式離婚》是沈嚴執導的第一部家庭倫理劇，根據作家王海鴒的同名暢銷小說改編，在各地創下收視率記錄，被未婚青年視為婚姻生活教科書，乃至“中國式離婚”佔據了2004年度中國熱詞排行榜之首，現正在熱播的《我的前半生》的也穩居暑期檔收視冠軍，
《中國式離婚》海報
性別化的家庭空間想像
中年主婦自我進化以跟上丈夫步伐
在眾多熱門話題、媒體報導中常被忽略的一點是，不少學者經研究指出，從民國時期開始，現實生活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離婚訴訟是由女性提出的。
然而，無視此種現實和想像間的巨大差異，流行文化產品一如既往地將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塑造為“被離婚” 、“被拋棄”的怨婦與輸家，
上述這兩部大熱的現實主義題材都市情感劇也不例外，雖然相隔十三年，性別意識卻並無大的變化，中心線索一脈相承，都是講述離婚女人如何面對丈夫發達後造成的中年危機，重新進行自我改造的故事，折射出急劇變化的中國當代社會裡的性別角色乃至階級身份的變遷與困境。
2004年的《中國式離婚》裡由陳道明飾演的丈夫宋建平，原本是一家國有大醫院的優秀外科大夫，雖然業務能力強，但工資不高，因而轉投美資的私有醫院，成為主治大夫，後兼職副院長，經濟收入大幅度上升，買房買車，成為中國社會新興中產階層的一員。
與此相對，原為優秀小學教師的林小楓因為丈夫去外企工作後無法顧家， “自願”選擇放棄工作，“回歸”家庭照顧孩子料理家務，然而無法適應擔任全職主婦（“宋太太”）後的身份轉變和心理落差，從而面臨情感破裂與婚姻窘境。
《中國式離婚》與之前根據池莉暢銷小說改編的《來來往往》（1998）等熱播劇一起，往往被媒體視為 “中產式離婚”的代表作，表現的是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大潮裡，成功轉型進入中產的男性與滯後於新型中產家庭性別角色要求的中年女性之間的差異與矛盾，從而導致轉型中的中產婚姻搖搖欲墜。
針對此種“中產式離婚”的問題，此類影視劇及其他大眾文化產品（如《妻子兵法》，《如何讓男人愛你一生》等暢銷讀物,以及“如何為成功丈夫打造完美女人”俱樂部）往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被“過度婦女解放”的女性需要退回家庭內部，不僅繼續承擔家務及情感勞動，並且重新學習如何通過對中產家庭消費活動的管理，提升自我品味，創造出一個舒適的家庭內部空間，並在此基礎上打造出一個嶄新的上升期的階級形象。在這種性別化的家庭空間想像中，中產，在當下中國社會已經遠超一個具體社會階層的所指，而成為以歐美為範本的現代社會美好生活的玫瑰色圖景。
《我的前半生》海報
新中產的下滑焦慮
家務與職場的共生關係
與此“歸家”論調相比，改編自亦舒原作的《我的前半生》表現的則是出場便是錦衣玉食的全職主婦羅子君在和丈夫陳俊生離婚後，不得不重新回到職場拼殺，找回“自我”的女性“勵志”故事。表面上看，這個女子當自強的敘事似乎比《中國式離婚》有了不小的進步，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歸家”還是“離家”，選擇權都不在女性。
雖然取自亦舒筆下的香港故事，《我的前半生》經過劇組人員的本土化，將中產家庭故事移植至二十一世紀的魔都上海，相應地，新的時代主人公也替換為疲態盡顯，充滿焦慮的城市中產。以螢幕上的“渣男“陳俊生為代表，這一批憑藉個人努力成為公司白領的年輕新中產們並沒有過上之前想像的美好生活，而是必須時刻保持警惕，以適應分秒必爭、危機重重的外企環境。他們只有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消耗在工作場所，才能保證自己不在下一輪競爭中出局，這當然也反映出全球經濟衰退的大環境裡，上升管道堵塞，階級逐漸固化給年輕一代打工者帶來的憂慮和恐懼。
這種日益彌漫的不安全感導致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的競爭倫理將職場和家庭同質化，所以我們聽到羅子君鏗鏘語錄：“家是角鬥場，不是勝者為王，就是血濺當場。”如果把“家”置換為“職場”，這句話對於陳俊生們應該也同樣成立。在十幾年前的《中國式離婚》、《來來往往》裡，中年男人們的向上流動都受益於國內的單位制度，將之前體制內積累的社會、文化資本及人脈轉化為新型私企裡的上升資源，甚至在家庭生活中也得益於 “一家兩制”的實行：妻子（比如《來來往往》中的段麗娜）往往保留體制內的職位，在國家機關工作，維持社會地位的穩定性以及相對有彈性的工作表，預留出照顧家庭生活的時間，從而保證丈夫進入私企，下海賺錢時沒有後顧之憂。
相形之下，《我的前半生》陳俊生裡代表的是更為年輕的一代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經濟模式下的原始積累過程。他來自外地的普通家庭，學歷並不是特別高，也並無任何海外經驗，因此他的上升軌跡只能通過犧牲個人生活，付出大量的勞動時間來換取，稍有差池便可能從雲端墜落，重新成為城市龐大的蟻族一員。
如片中所示，陳俊生的出差記錄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出差兩百多天，不加班能準時回家的只有二十天不到。如此緊密的工作日程當然可能是戲劇誇張，但近年來公司白領“過勞死”的報導也並不罕見，從側面印證了全球資本流動下的白領工人所面對的壓榨和生存空間的擠壓，也說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作不僅需要大量職業勞動的堆積，更需要家庭空間內以愛之名付出的無償隱形的家務、管理、養育和情感勞動，來保證社會關係及勞動力的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當然，對於女性白領唐晶們，階級困境加上傳統性別期待的束縛，面臨的將更是無法完成的突圍。
既然定位為婚姻家庭倫理劇，《我的前半生》並未觸及這些尖銳的社會問題，相反再次將將階級矛盾投射為簡單的性別衝突，用離婚來刺激中年女性的自我進化，強調女性走出家庭，但卻只是為了提升“自我”成為帶薪保姆，並且能夠學會理解職場拼殺的丈夫的不易，然後以更“好看的姿態”再次回歸家庭，並將羅子君的單純美麗、唐晶的獨立能幹、淩玲的善解人意合為一體：要自強，但不要太強，才能成為完美且稀缺的新時代職場主婦典範，如賀涵所述：“你可以取代任何人，然後讓任何人都取代不了你。”
而能訓練養成此種完美產品的只能是全球化知識經濟裡的弄潮兒、新型父權的完美代表“老幹部”賀涵：高智商、高顏值、伴以更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加上“海歸”的國際背景，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相當於希臘戲劇裡“天降神兵”的角色，在婦聯和居委會集體缺席的情況下，集霸道總裁和知心大姐于一體，在家庭主婦和職場女性走投無路時用近乎超自然的神力進行“最後一分鐘營救”（羅子君的撫養權官司，唐晶的卡曼大單等等）。
此種當前流行的“離婚主婦逆襲記”和“霸道總裁愛上我”敘事的巧妙結合，既未觸及家庭內部兩性分工的不平等，也未深入探討家務勞動與職場工作的共生關係，而是再次放入兩個區隔的空間，從而將家庭內外的矛盾衝突演化為男人和女人之間永遠無解的兩性爭鬥，將中產焦慮和陰影置換為中年主婦如何提高自身戰鬥力，嚴防死守鬥“小三兒”的性別敘事。如此，中國婚姻家庭在現代歷史上經歷的深刻變革除了提供源源不斷的肥皂劇材料和女性進化教程外，別無他益。
本期編輯 邢潭
都是講述離婚女人如何面對丈夫發達後造成的中年危機，重新進行自我改造的故事，折射出急劇變化的中國當代社會裡的性別角色乃至階級身份的變遷與困境。2004年的《中國式離婚》裡由陳道明飾演的丈夫宋建平，原本是一家國有大醫院的優秀外科大夫，雖然業務能力強，但工資不高，因而轉投美資的私有醫院，成為主治大夫，後兼職副院長，經濟收入大幅度上升，買房買車，成為中國社會新興中產階層的一員。
與此相對，原為優秀小學教師的林小楓因為丈夫去外企工作後無法顧家， “自願”選擇放棄工作，“回歸”家庭照顧孩子料理家務，然而無法適應擔任全職主婦（“宋太太”）後的身份轉變和心理落差，從而面臨情感破裂與婚姻窘境。
《中國式離婚》與之前根據池莉暢銷小說改編的《來來往往》（1998）等熱播劇一起，往往被媒體視為 “中產式離婚”的代表作，表現的是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大潮裡，成功轉型進入中產的男性與滯後於新型中產家庭性別角色要求的中年女性之間的差異與矛盾，從而導致轉型中的中產婚姻搖搖欲墜。
針對此種“中產式離婚”的問題，此類影視劇及其他大眾文化產品（如《妻子兵法》，《如何讓男人愛你一生》等暢銷讀物,以及“如何為成功丈夫打造完美女人”俱樂部）往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被“過度婦女解放”的女性需要退回家庭內部，不僅繼續承擔家務及情感勞動，並且重新學習如何通過對中產家庭消費活動的管理，提升自我品味，創造出一個舒適的家庭內部空間，並在此基礎上打造出一個嶄新的上升期的階級形象。在這種性別化的家庭空間想像中，中產，在當下中國社會已經遠超一個具體社會階層的所指，而成為以歐美為範本的現代社會美好生活的玫瑰色圖景。
《我的前半生》海報
新中產的下滑焦慮
家務與職場的共生關係
與此“歸家”論調相比，改編自亦舒原作的《我的前半生》表現的則是出場便是錦衣玉食的全職主婦羅子君在和丈夫陳俊生離婚後，不得不重新回到職場拼殺，找回“自我”的女性“勵志”故事。表面上看，這個女子當自強的敘事似乎比《中國式離婚》有了不小的進步，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歸家”還是“離家”，選擇權都不在女性。
雖然取自亦舒筆下的香港故事，《我的前半生》經過劇組人員的本土化，將中產家庭故事移植至二十一世紀的魔都上海，相應地，新的時代主人公也替換為疲態盡顯，充滿焦慮的城市中產。以螢幕上的“渣男“陳俊生為代表，這一批憑藉個人努力成為公司白領的年輕新中產們並沒有過上之前想像的美好生活，而是必須時刻保持警惕，以適應分秒必爭、危機重重的外企環境。他們只有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消耗在工作場所，才能保證自己不在下一輪競爭中出局，這當然也反映出全球經濟衰退的大環境裡，上升管道堵塞，階級逐漸固化給年輕一代打工者帶來的憂慮和恐懼。
這種日益彌漫的不安全感導致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的競爭倫理將職場和家庭同質化，所以我們聽到羅子君鏗鏘語錄：“家是角鬥場，不是勝者為王，就是血濺當場。”如果把“家”置換為“職場”，這句話對於陳俊生們應該也同樣成立。在十幾年前的《中國式離婚》、《來來往往》裡，中年男人們的向上流動都受益於國內的單位制度，將之前體制內積累的社會、文化資本及人脈轉化為新型私企裡的上升資源，甚至在家庭生活中也得益於 “一家兩制”的實行：妻子（比如《來來往往》中的段麗娜）往往保留體制內的職位，在國家機關工作，維持社會地位的穩定性以及相對有彈性的工作表，預留出照顧家庭生活的時間，從而保證丈夫進入私企，下海賺錢時沒有後顧之憂。
相形之下，《我的前半生》陳俊生裡代表的是更為年輕的一代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經濟模式下的原始積累過程。他來自外地的普通家庭，學歷並不是特別高，也並無任何海外經驗，因此他的上升軌跡只能通過犧牲個人生活，付出大量的勞動時間來換取，稍有差池便可能從雲端墜落，重新成為城市龐大的蟻族一員。
如片中所示，陳俊生的出差記錄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出差兩百多天，不加班能準時回家的只有二十天不到。如此緊密的工作日程當然可能是戲劇誇張，但近年來公司白領“過勞死”的報導也並不罕見，從側面印證了全球資本流動下的白領工人所面對的壓榨和生存空間的擠壓，也說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作不僅需要大量職業勞動的堆積，更需要家庭空間內以愛之名付出的無償隱形的家務、管理、養育和情感勞動，來保證社會關係及勞動力的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當然，對於女性白領唐晶們，階級困境加上傳統性別期待的束縛，面臨的將更是無法完成的突圍。
既然定位為婚姻家庭倫理劇，《我的前半生》並未觸及這些尖銳的社會問題，相反再次將將階級矛盾投射為簡單的性別衝突，用離婚來刺激中年女性的自我進化，強調女性走出家庭，但卻只是為了提升“自我”成為帶薪保姆，並且能夠學會理解職場拼殺的丈夫的不易，然後以更“好看的姿態”再次回歸家庭，並將羅子君的單純美麗、唐晶的獨立能幹、淩玲的善解人意合為一體：要自強，但不要太強，才能成為完美且稀缺的新時代職場主婦典範，如賀涵所述：“你可以取代任何人，然後讓任何人都取代不了你。”
而能訓練養成此種完美產品的只能是全球化知識經濟裡的弄潮兒、新型父權的完美代表“老幹部”賀涵：高智商、高顏值、伴以更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加上“海歸”的國際背景，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相當於希臘戲劇裡“天降神兵”的角色，在婦聯和居委會集體缺席的情況下，集霸道總裁和知心大姐于一體，在家庭主婦和職場女性走投無路時用近乎超自然的神力進行“最後一分鐘營救”（羅子君的撫養權官司，唐晶的卡曼大單等等）。
此種當前流行的“離婚主婦逆襲記”和“霸道總裁愛上我”敘事的巧妙結合，既未觸及家庭內部兩性分工的不平等，也未深入探討家務勞動與職場工作的共生關係，而是再次放入兩個區隔的空間，從而將家庭內外的矛盾衝突演化為男人和女人之間永遠無解的兩性爭鬥，將中產焦慮和陰影置換為中年主婦如何提高自身戰鬥力，嚴防死守鬥“小三兒”的性別敘事。如此，中國婚姻家庭在現代歷史上經歷的深刻變革除了提供源源不斷的肥皂劇材料和女性進化教程外，別無他益。
本期編輯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