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鐵血七十年代｜“黑豹”：主流敘事外的黑人抗爭史
上世紀70年代似乎離現在並不遙遠，卻感覺已經是兩個時代了。六十年代伊始，革命頗有席捲世界之勢，如美國政治犯西維亞在五十歲時接受訪談時所說：“今天的美國人總覺得自己單薄無力，
90年代“冷戰”終結，世界告別革命，兩大陣營和解，世界已無當年那些激進組織的容身之處。然而，全球一體化的世界並未帶來和平，在沒有替代性方案的世界中，以中東危機為背景的恐怖主義以另一種面貌捲土重來，不再有革命的進步理想，從基地組織到ISIS，只剩下空洞的暴力和恐怖。研究影像的王炎老師投書澎湃，
一、上帝與人
紐約的電影節特別多，一年四季辦個不停。翠貝卡電影節（Tribeca Film Festival）、紐約地下電影節（New York Underground Film Festival）、新導演、新電影節（New Directors / New Films Festival）、男女同性戀電影節（New York Lesbian & Gay Film Festival）、紐約亞洲電影節（New York Asian Film Festival）、曼哈頓短片電影節（Manhattan Short Film Festival）等，
也許紐約電影節太過成熟、太完善了，過於經典化和體制化，儼然是個權威機構。這一年精選的影片我感覺失望，雖然入選的導演都是駕馭電影語言的高手，片子製作得精緻、“藝術”，也不乏涉及當下熱點問題的作品，例如信仰衝突、次貸金融危機和網路文化等，但理念大多中規中矩，多少帶點陳腐氣。像培尼亞教授極力推薦的《上帝與人》，講幾位法國天主教神父在阿爾及利亞艱難佈道的故事。影片唯美、抒情，技術上無懈可擊，情節涉及基督教與穆斯林敏感的關係，但觀念保守，對教會似乎缺少反思與批判，一味讚美神父人品的高尚，居高臨下同情穆斯林文化。這樣老套的片子為什麼要參加藝術電影節？據說法國人會攜此片沖2011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如果獲獎，倒實至名歸，本來是給奧斯卡量身定做的。
二、一個人的影院
我更喜歡紐約名不見經傳的小電影節，沒有包袱，輕鬆、有活力。推出的片子先鋒意識強，有批判性。比如“哈林區國際電影節”（The Harlem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與紐約電影節同時舉行。主辦方是梅斯爾斯學院（Maysles Institute），以提攜初出茅廬的製作人為宗旨，提供展示他們才藝的平臺。學院還給社區年輕人提供電影培訓，放映電影愛好者的處☆禁☆女作。哈林區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早在1920和30年代，因“哈林文藝復興”（Harlem Renaissance）而名聲鵲起，改寫了美國文學與藝術史，爵士樂與黑人文學成績驕人。但“二戰”後，這一社區淪為暴力與犯罪的場所，至1990年代，犯罪率才有所下降，文化再次復興。附近有幾所著名大學，不少學者、大學生、藝術家搬到這裡來，藝術氣息漸漸愈發濃厚了。
梅斯爾斯學院的主要設施就是一個影院，硬體條件實在無法恭維。影院門臉很小，我每次去都找不到。其實，搜索範圍不過是127街與Lenox Ave交叉處不足百米臨街房，但門臉太小了，非轉個來回才能發現。如此極端的狀況也有一比，在北京我曾常去新街口一個賣DVD的影視小店，每次都得一個個店鋪探頭進去辨認，才不至錯過。梅斯爾斯影院的內部更令人失望，放映廳陰暗破舊，設施異常簡陋。地面上和地下室各設一間放映廳，都很局促，加起來擠不下200人。電影銀幕比家庭影院大不了多少，音響還不如家用的，好像是家裡辟出兩個大房間放電影，根本算不上正規影院，但生意挺紅火。
來這兒常碰上門口排長隊，從買票人的穿著、舉止和談吐上看，大多是學者、學生，或搞藝術的。大概喜歡先鋒記錄片吧，所以常來光顧這個小影院。有觀眾本人就是做電影的，有時像同行觀摩會。也許為減少成本，影院只安排一位工作人員，快樂的黑人小夥兒。他一邊賣票，一邊捎帶賣爆米花、飲料，與觀眾插科打諢，熱火朝天。等大家都進來，他又跑去放片子。舉辦活動時，他還得做個開場白，一個人獨角戲，並不覺得手忙腳亂。不是他手腳麻利，而是他不緊不慢、嘻嘻哈哈，觀眾排隊也有耐心，他總是一張燦爛的笑臉。
三、釋放西爾維婭
《釋放西爾維婭·巴拉爾迪尼》
哈林區電影節的開幕式很簡單，黑人小夥兒宣佈活動開始，便轉身到放映室開機，放一部很特別的記錄片，名叫《釋放西爾維婭·巴拉爾迪尼》（Freeing Silvia Baraldini），題材是關於美國政治犯的。我一直認為美國沒有政治犯，憲法保護言論與信仰自由，應該沒人因言獲罪。該片開頭介紹說，西爾維婭因政治信仰被判43年徒刑。我將信將疑，要看個究竟。電影鏡頭跟隨年輕的西爾維婭在曼哈頓大街上步行，她漸漸意識到被FBI盯梢，突然被警員團團圍住，帶上手銬，被押上警車。電影閃回，敘述從西爾維婭14歲隨父母從義大利移民美國講起，18歲上威斯康辛大學，很快成為學生領袖。正值1960年代，美國社會風起雲湧，威斯康辛大學自拍的資料片上，西爾維婭與一大群白人學生聲援黑人抗議運動，參加反戰遊行，爭取婦女權力。小小年紀，西爾維婭竟接到辛巴威總統的邀請，參加新總統就職典禮。鏡頭一轉，切換到當下，年已50歲開外的西爾維婭面對採訪，回憶當年激情燃燒的歲月，不勝感慨：“今天的美國人總覺得自己單薄無力，因為他們只關心個人生活，改變不了周圍的世界。而六十年代，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肩負著歷史使命，早晨剛一起來，就希望歷史在今天改變。事實上，我們的確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激進活動家阿薩塔·莎庫爾被捕，之後成功逃到古巴。
影片再次閃回，六、七十年代之交，紐約出現“黑豹組織”（Black Panthers），宣傳黑人應該掌握自己的命運，不靠白人同情，不依賴美國政府，不寄希望於社會改良，鼓動黑人起來拯救自己的命運。還曾設想在美國中部建立自治的非洲共和國，通過暴力與美國政府決戰，天方夜譚的烏托邦狂想。結果，黑豹組織辦事處被紐約員警搗毀，一領導人被FBI暗殺。影片鏡頭轉向一位激進的活動家阿薩塔·莎庫爾(Assata Shakur)，青春靚麗的黑人女俠。她在新澤西付費高速路上與員警激烈槍戰，打死兩名員警後被捕，真像萊塢動作片。阿薩塔被判一級謀殺罪，消息不脛而走，曼哈頓上城大多是黑人市民，家家戶戶窗櫺上貼起阿薩塔的照片，聲援巾幗豪傑。流行音樂會唱出阿薩塔的名字，暢銷傳記演繹她傳奇的人生，印有阿薩塔頭像的唱片、T恤衫炙手可熱，記錄片宣傳她非凡的事蹟，阿薩塔一時成七十年代青年反叛的偶像。故事還沒有結束，我們記錄片的主人公西爾維婭，正策劃一起驚天劫獄計畫。1979年，西爾維婭參加一叫“五月十九日”的激進組織，與“黑人解放運動”聯手營救阿薩塔，竟大功告成。阿薩塔被劫出新澤西監獄，通過秘密管道成功逃到古巴。黑人女俠受到英雄凱旋般地歡迎，成了卡斯楚的座上賓。美國政府斥鉅資懸賞阿薩塔和西爾維婭，並與古巴談判，以取消封鎖和制裁為條件交換逃犯。卡斯楚大叔一口回絕，但藏匿美國的西爾維婭終被逮捕，紀錄片這才回到開頭的場景。
1982年，美聯邦政府起訴西爾維婭如下罪行：策劃劫獄、支持波多黎各獨立、藐視法庭拒絕供出同夥，判處43年徒刑。辯護律師稱，西爾維婭所犯為政治信仰罪，因為在押期間，FBI曾許諾如果她放棄共產主義信念，供出同志，即可釋放，並賞發獎金，被西爾維婭拒絕，所以獲罪。律師辯稱：如若她是黑手黨，也未必判得這麼重。因為西爾維婭仍保持義大利國籍，義大利政府也介入審判，5次請求美國政府引渡犯人，但老布希與克林頓兩屆政府都一致拒絕。米蘭街頭爆發百萬人大遊行，聲援西爾維婭，著名歌星為她義演，馬拉松運動員的襯衫上印著“為西爾維婭長跑”的口號。直到1999年，美政府才同意引渡，契機乃為一件意外事故。美軍駐義大利基地的飛行員，在阿爾卑斯山上空耍酷，打賭低空從登山纜車下飛過，結果機尾劃斷纜繩，摔死了20個義大利遊客。義大利政府迫於壓力，堅持引渡飛行員在義大利受審，而美國法庭卻無罪開釋肇事者。義大利人反美激憤，為平息事態，美國同意解遞西爾維婭到義大利監獄繼續服剩下的刑期。
四、一個時代的終結
不用虛構，西爾維婭的一生充滿了懸疑和傳奇，比好萊塢大片更跌宕起伏，是拍電影的絕佳素材。無須多少技術處理，紀錄她的傳記也比故事片還好看。導演、製片和攝影均到現場與觀眾對話，導演是個木訥的中年人，不善言辭，製片人越俎代庖，替他講話。我問製片人，這樣一部既有批判性，又有戲劇性的電影，本可以上藝術院線、甚至在商業院線上成功，為何拿到這家小影院放映。製片人回答，她聯繫過許多放映管道，包括林肯藝術中心，結果到處碰壁。林肯中心拒絕的理由是，該片內容與他們的關切不契合，但真正的原因是“政治不正確”。美國與其他國家不同，政府不會限制傳媒，但“主流社會”卻會封殺言論。所謂“主流社會”並非任何機構或人物，它看不見、摸不著，卻無處不在，勢力很強大。你可以說它是傳統價值觀，或大多數人的共識。歐洲學者來美，感慨美國該是世界上唯一實現“多數人暴政”的國度。如電影與主流趣味或價值吻合，算是商業片，基本被好萊塢壟斷，製作精良者，在主流院線放映，票房豐厚，或在奧斯卡上獲獎。如導演的見識稍稍偏離主流，小露鋒芒，擺一擺批判姿態，也會被奉為藝術電影，在藝術院線放映，貼上“獨立影片”的標籤，上升到“藝術品質”。如果藝術片裡的類拔萃者，會在坎城、威尼斯或紐約影節上獲獎，為有識之士、附庸風雅的高蹈“小眾”所激賞。獲大獎的藝術片再殺回商業院線，則沽名獲利兩不誤，如再沖一下奧斯卡，真可謂功德圓滿了。《貧民窟的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就屬此類。但真正離經叛道、顛覆主流的影片，左右不討好，所有人看了不舒服，大眾、小眾誰都不買帳，早晚難見天日。只好去旁門左道的小電影節亮亮相，隨後塵封箱底，被時間遺忘。
《卡洛斯》
探其究竟，紐約電影節上放了一部法國片《卡洛斯》（Carlos），頗有點啟示意味。這部五個半小時的長片，導演是張曼玉的前夫奧利維耶·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影片主人公卡洛斯是1970年代真實的激進人物，為達目的不惜恐怖手段，給西歐各國政府製造麻煩。他穿梭於冷戰鐵幕兩邊，在德國紅軍派、日本赤軍、義大利紅色旅、巴解組織與黑色九月之間穿針引線，無論中東、南美、東、西歐，他左右逢源。
70年代“世界革命”大有席捲全球之勢，各左翼激進組織連橫合縱，四面出擊，自由世界惶惶不可終日，資本主義大廈搖搖欲動，才有我們“東風壓倒西風”的感慨。連“黑色九月”也與美國黑豹隔洋呼應。慕尼克慘案後，幕後策劃者“黑色九月”領導人阿裡·哈桑·薩拉梅（Ali Hassan Salameh）曾飛到紐約，與黑豹組織策劃聯合行動。 美國政府對黑豹非常忌憚，FBI局長愛德格·胡佛密令探員以非法手段監視、暗殺黑豹成員，最後讓不少FBI探員獲罪。1969年10月芝加哥法院審判8名黑豹成員，法官霍夫曼（Julius J. Hoffman）竟當著大陪審團的面，命令用口銜（gag）封住黑豹領導人希爾（Bobby Seale）的嘴，用鐵鍊鎖人在椅子上。辯護律師抗議：“這不是為法庭秩序，大人，這是中世紀的刑訊室。” 結果，上訴法院推翻了霍夫曼的判決。雖然才過去幾十年，今人很難以相信曾有過那樣一個時代，簡直挑戰我們的想像力。卡洛斯把各國地下激進組織串聯起來，形成一張大網，這是“冷戰”史一條隱形線索，開始引起歷史學界的關注。
90年代“冷戰”終結，世界告別革命與激進，卡洛斯不得不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謝幕。一時間，偌大的世界已無他容身之處，曾與他密切合作的政府，蘇聯、東歐、阿拉伯國家和拉美多國政府一個個宣佈他為不受歡迎的人。他只好鋌而走險，逃到世界最後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蘇丹。但法國政府沒有忘記他，買通了蘇丹軍政權，將卡洛斯抓獲歸案。影片像一個時代的寓言，意味深長地回望“冷戰”歲月，在一個不合時宜的時間，講述一個不合時宜的故事，折射出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敘述遮蔽下的殘酷現實。全球一體化世界看似多元、寬容，卻不容忍顛覆性的社會批判。普遍主義歡迎改良與升級，但拒絕替代性方案。紐約電影節上，觀眾對《卡洛斯》反應冷淡，匆匆如過眼雲煙，沒人再提及這部長片。但世界並未隨“冷戰”的結束而實現永久和平。巴以衝突一刻也未間歇，中東能源戰爭愈演愈烈，並在新世紀發生病變，演化成激進的右翼恐怖主義。雙子塔的倒塌，讓電影人、學者重訪歷史，反思、發掘那些動盪與激情的時刻。
五、獨立的堅守
獨立影片在美娛樂市場中漸漸走向主流。從90年代起，迪士尼、華納和環球等巨頭，開始兼併米拉麥克斯（Miramax）、新線（Newline）和十月（October）等獨立製片公司，獨立製作不再是小成本，電影巨頭把先鋒與個性打造成商業類型。有線電視網也為獨立電影提供平臺，“聖丹斯”電影頻道（Sundance）、“獨立影片”頻道（IFC）的收視率逐年提升，批判的鋒芒卻逐年遞減。大多作品情調有餘，銳氣不足。
相比之下，梅斯爾斯的堅守彌足珍貴，堅持紀錄片的實踐性與社會批判精神，梅斯爾斯影院按主題安排放映單元，每單元揭露一個現實問題，邀請學者、藝術家以電影為武器介入批判。有一次黑人歷史專題，集中放映一組關於黑人歷史的紀錄片，從黑人的視角重寫美國史。有意避開獨立革命、南北戰爭、產業革命等主流大敘事，另闢蹊徑切入販賣黑奴、黑人暴亂、黑人辦報、黑人藝術等微觀史，重建美國史書寫。還邀來導演與紐約市的教育學者、高中教師和新聞記者對談，號召觀眾一道努力，修改歷史課本和教學科目，將黑人視角納入美國經典史觀中。黑人觀眾情緒亢奮，紛紛站起來表態：“猶太人能改變美國歷史，為什麼黑人就做不到？難道黑人的抗爭永遠停留在口頭上？現在是付諸實施的時候了！”
遊客初到紐約，不一定喜歡這個城市，嫌它髒、亂、差，不如北京、上海光鮮氣派。但如果住下來細細品味，也許會發現它貌不驚人，良莠淆雜，卻充滿活力。熔多元文化於一爐，海納百川，氣勢恢宏。各色族群千岩競秀、萬壑爭流。在世界城市文化中，獨樹一幟。
影片唯美、抒情，技術上無懈可擊，情節涉及基督教與穆斯林敏感的關係，但觀念保守，對教會似乎缺少反思與批判，一味讚美神父人品的高尚，居高臨下同情穆斯林文化。這樣老套的片子為什麼要參加藝術電影節？據說法國人會攜此片沖2011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如果獲獎，倒實至名歸，本來是給奧斯卡量身定做的。二、一個人的影院
我更喜歡紐約名不見經傳的小電影節，沒有包袱，輕鬆、有活力。推出的片子先鋒意識強，有批判性。比如“哈林區國際電影節”（The Harlem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與紐約電影節同時舉行。主辦方是梅斯爾斯學院（Maysles Institute），以提攜初出茅廬的製作人為宗旨，提供展示他們才藝的平臺。學院還給社區年輕人提供電影培訓，放映電影愛好者的處☆禁☆女作。哈林區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早在1920和30年代，因“哈林文藝復興”（Harlem Renaissance）而名聲鵲起，改寫了美國文學與藝術史，爵士樂與黑人文學成績驕人。但“二戰”後，這一社區淪為暴力與犯罪的場所，至1990年代，犯罪率才有所下降，文化再次復興。附近有幾所著名大學，不少學者、大學生、藝術家搬到這裡來，藝術氣息漸漸愈發濃厚了。
梅斯爾斯學院的主要設施就是一個影院，硬體條件實在無法恭維。影院門臉很小，我每次去都找不到。其實，搜索範圍不過是127街與Lenox Ave交叉處不足百米臨街房，但門臉太小了，非轉個來回才能發現。如此極端的狀況也有一比，在北京我曾常去新街口一個賣DVD的影視小店，每次都得一個個店鋪探頭進去辨認，才不至錯過。梅斯爾斯影院的內部更令人失望，放映廳陰暗破舊，設施異常簡陋。地面上和地下室各設一間放映廳，都很局促，加起來擠不下200人。電影銀幕比家庭影院大不了多少，音響還不如家用的，好像是家裡辟出兩個大房間放電影，根本算不上正規影院，但生意挺紅火。
來這兒常碰上門口排長隊，從買票人的穿著、舉止和談吐上看，大多是學者、學生，或搞藝術的。大概喜歡先鋒記錄片吧，所以常來光顧這個小影院。有觀眾本人就是做電影的，有時像同行觀摩會。也許為減少成本，影院只安排一位工作人員，快樂的黑人小夥兒。他一邊賣票，一邊捎帶賣爆米花、飲料，與觀眾插科打諢，熱火朝天。等大家都進來，他又跑去放片子。舉辦活動時，他還得做個開場白，一個人獨角戲，並不覺得手忙腳亂。不是他手腳麻利，而是他不緊不慢、嘻嘻哈哈，觀眾排隊也有耐心，他總是一張燦爛的笑臉。
三、釋放西爾維婭
《釋放西爾維婭·巴拉爾迪尼》
哈林區電影節的開幕式很簡單，黑人小夥兒宣佈活動開始，便轉身到放映室開機，放一部很特別的記錄片，名叫《釋放西爾維婭·巴拉爾迪尼》（Freeing Silvia Baraldini），題材是關於美國政治犯的。我一直認為美國沒有政治犯，憲法保護言論與信仰自由，應該沒人因言獲罪。該片開頭介紹說，西爾維婭因政治信仰被判43年徒刑。我將信將疑，要看個究竟。電影鏡頭跟隨年輕的西爾維婭在曼哈頓大街上步行，她漸漸意識到被FBI盯梢，突然被警員團團圍住，帶上手銬，被押上警車。電影閃回，敘述從西爾維婭14歲隨父母從義大利移民美國講起，18歲上威斯康辛大學，很快成為學生領袖。正值1960年代，美國社會風起雲湧，威斯康辛大學自拍的資料片上，西爾維婭與一大群白人學生聲援黑人抗議運動，參加反戰遊行，爭取婦女權力。小小年紀，西爾維婭竟接到辛巴威總統的邀請，參加新總統就職典禮。鏡頭一轉，切換到當下，年已50歲開外的西爾維婭面對採訪，回憶當年激情燃燒的歲月，不勝感慨：“今天的美國人總覺得自己單薄無力，因為他們只關心個人生活，改變不了周圍的世界。而六十年代，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肩負著歷史使命，早晨剛一起來，就希望歷史在今天改變。事實上，我們的確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激進活動家阿薩塔·莎庫爾被捕，之後成功逃到古巴。
影片再次閃回，六、七十年代之交，紐約出現“黑豹組織”（Black Panthers），宣傳黑人應該掌握自己的命運，不靠白人同情，不依賴美國政府，不寄希望於社會改良，鼓動黑人起來拯救自己的命運。還曾設想在美國中部建立自治的非洲共和國，通過暴力與美國政府決戰，天方夜譚的烏托邦狂想。結果，黑豹組織辦事處被紐約員警搗毀，一領導人被FBI暗殺。影片鏡頭轉向一位激進的活動家阿薩塔·莎庫爾(Assata Shakur)，青春靚麗的黑人女俠。她在新澤西付費高速路上與員警激烈槍戰，打死兩名員警後被捕，真像萊塢動作片。阿薩塔被判一級謀殺罪，消息不脛而走，曼哈頓上城大多是黑人市民，家家戶戶窗櫺上貼起阿薩塔的照片，聲援巾幗豪傑。流行音樂會唱出阿薩塔的名字，暢銷傳記演繹她傳奇的人生，印有阿薩塔頭像的唱片、T恤衫炙手可熱，記錄片宣傳她非凡的事蹟，阿薩塔一時成七十年代青年反叛的偶像。故事還沒有結束，我們記錄片的主人公西爾維婭，正策劃一起驚天劫獄計畫。1979年，西爾維婭參加一叫“五月十九日”的激進組織，與“黑人解放運動”聯手營救阿薩塔，竟大功告成。阿薩塔被劫出新澤西監獄，通過秘密管道成功逃到古巴。黑人女俠受到英雄凱旋般地歡迎，成了卡斯楚的座上賓。美國政府斥鉅資懸賞阿薩塔和西爾維婭，並與古巴談判，以取消封鎖和制裁為條件交換逃犯。卡斯楚大叔一口回絕，但藏匿美國的西爾維婭終被逮捕，紀錄片這才回到開頭的場景。
1982年，美聯邦政府起訴西爾維婭如下罪行：策劃劫獄、支持波多黎各獨立、藐視法庭拒絕供出同夥，判處43年徒刑。辯護律師稱，西爾維婭所犯為政治信仰罪，因為在押期間，FBI曾許諾如果她放棄共產主義信念，供出同志，即可釋放，並賞發獎金，被西爾維婭拒絕，所以獲罪。律師辯稱：如若她是黑手黨，也未必判得這麼重。因為西爾維婭仍保持義大利國籍，義大利政府也介入審判，5次請求美國政府引渡犯人，但老布希與克林頓兩屆政府都一致拒絕。米蘭街頭爆發百萬人大遊行，聲援西爾維婭，著名歌星為她義演，馬拉松運動員的襯衫上印著“為西爾維婭長跑”的口號。直到1999年，美政府才同意引渡，契機乃為一件意外事故。美軍駐義大利基地的飛行員，在阿爾卑斯山上空耍酷，打賭低空從登山纜車下飛過，結果機尾劃斷纜繩，摔死了20個義大利遊客。義大利政府迫於壓力，堅持引渡飛行員在義大利受審，而美國法庭卻無罪開釋肇事者。義大利人反美激憤，為平息事態，美國同意解遞西爾維婭到義大利監獄繼續服剩下的刑期。
四、一個時代的終結
不用虛構，西爾維婭的一生充滿了懸疑和傳奇，比好萊塢大片更跌宕起伏，是拍電影的絕佳素材。無須多少技術處理，紀錄她的傳記也比故事片還好看。導演、製片和攝影均到現場與觀眾對話，導演是個木訥的中年人，不善言辭，製片人越俎代庖，替他講話。我問製片人，這樣一部既有批判性，又有戲劇性的電影，本可以上藝術院線、甚至在商業院線上成功，為何拿到這家小影院放映。製片人回答，她聯繫過許多放映管道，包括林肯藝術中心，結果到處碰壁。林肯中心拒絕的理由是，該片內容與他們的關切不契合，但真正的原因是“政治不正確”。美國與其他國家不同，政府不會限制傳媒，但“主流社會”卻會封殺言論。所謂“主流社會”並非任何機構或人物，它看不見、摸不著，卻無處不在，勢力很強大。你可以說它是傳統價值觀，或大多數人的共識。歐洲學者來美，感慨美國該是世界上唯一實現“多數人暴政”的國度。如電影與主流趣味或價值吻合，算是商業片，基本被好萊塢壟斷，製作精良者，在主流院線放映，票房豐厚，或在奧斯卡上獲獎。如導演的見識稍稍偏離主流，小露鋒芒，擺一擺批判姿態，也會被奉為藝術電影，在藝術院線放映，貼上“獨立影片”的標籤，上升到“藝術品質”。如果藝術片裡的類拔萃者，會在坎城、威尼斯或紐約影節上獲獎，為有識之士、附庸風雅的高蹈“小眾”所激賞。獲大獎的藝術片再殺回商業院線，則沽名獲利兩不誤，如再沖一下奧斯卡，真可謂功德圓滿了。《貧民窟的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就屬此類。但真正離經叛道、顛覆主流的影片，左右不討好，所有人看了不舒服，大眾、小眾誰都不買帳，早晚難見天日。只好去旁門左道的小電影節亮亮相，隨後塵封箱底，被時間遺忘。
《卡洛斯》
探其究竟，紐約電影節上放了一部法國片《卡洛斯》（Carlos），頗有點啟示意味。這部五個半小時的長片，導演是張曼玉的前夫奧利維耶·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影片主人公卡洛斯是1970年代真實的激進人物，為達目的不惜恐怖手段，給西歐各國政府製造麻煩。他穿梭於冷戰鐵幕兩邊，在德國紅軍派、日本赤軍、義大利紅色旅、巴解組織與黑色九月之間穿針引線，無論中東、南美、東、西歐，他左右逢源。
70年代“世界革命”大有席捲全球之勢，各左翼激進組織連橫合縱，四面出擊，自由世界惶惶不可終日，資本主義大廈搖搖欲動，才有我們“東風壓倒西風”的感慨。連“黑色九月”也與美國黑豹隔洋呼應。慕尼克慘案後，幕後策劃者“黑色九月”領導人阿裡·哈桑·薩拉梅（Ali Hassan Salameh）曾飛到紐約，與黑豹組織策劃聯合行動。 美國政府對黑豹非常忌憚，FBI局長愛德格·胡佛密令探員以非法手段監視、暗殺黑豹成員，最後讓不少FBI探員獲罪。1969年10月芝加哥法院審判8名黑豹成員，法官霍夫曼（Julius J. Hoffman）竟當著大陪審團的面，命令用口銜（gag）封住黑豹領導人希爾（Bobby Seale）的嘴，用鐵鍊鎖人在椅子上。辯護律師抗議：“這不是為法庭秩序，大人，這是中世紀的刑訊室。” 結果，上訴法院推翻了霍夫曼的判決。雖然才過去幾十年，今人很難以相信曾有過那樣一個時代，簡直挑戰我們的想像力。卡洛斯把各國地下激進組織串聯起來，形成一張大網，這是“冷戰”史一條隱形線索，開始引起歷史學界的關注。
90年代“冷戰”終結，世界告別革命與激進，卡洛斯不得不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謝幕。一時間，偌大的世界已無他容身之處，曾與他密切合作的政府，蘇聯、東歐、阿拉伯國家和拉美多國政府一個個宣佈他為不受歡迎的人。他只好鋌而走險，逃到世界最後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蘇丹。但法國政府沒有忘記他，買通了蘇丹軍政權，將卡洛斯抓獲歸案。影片像一個時代的寓言，意味深長地回望“冷戰”歲月，在一個不合時宜的時間，講述一個不合時宜的故事，折射出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敘述遮蔽下的殘酷現實。全球一體化世界看似多元、寬容，卻不容忍顛覆性的社會批判。普遍主義歡迎改良與升級，但拒絕替代性方案。紐約電影節上，觀眾對《卡洛斯》反應冷淡，匆匆如過眼雲煙，沒人再提及這部長片。但世界並未隨“冷戰”的結束而實現永久和平。巴以衝突一刻也未間歇，中東能源戰爭愈演愈烈，並在新世紀發生病變，演化成激進的右翼恐怖主義。雙子塔的倒塌，讓電影人、學者重訪歷史，反思、發掘那些動盪與激情的時刻。
五、獨立的堅守
獨立影片在美娛樂市場中漸漸走向主流。從90年代起，迪士尼、華納和環球等巨頭，開始兼併米拉麥克斯（Miramax）、新線（Newline）和十月（October）等獨立製片公司，獨立製作不再是小成本，電影巨頭把先鋒與個性打造成商業類型。有線電視網也為獨立電影提供平臺，“聖丹斯”電影頻道（Sundance）、“獨立影片”頻道（IFC）的收視率逐年提升，批判的鋒芒卻逐年遞減。大多作品情調有餘，銳氣不足。
相比之下，梅斯爾斯的堅守彌足珍貴，堅持紀錄片的實踐性與社會批判精神，梅斯爾斯影院按主題安排放映單元，每單元揭露一個現實問題，邀請學者、藝術家以電影為武器介入批判。有一次黑人歷史專題，集中放映一組關於黑人歷史的紀錄片，從黑人的視角重寫美國史。有意避開獨立革命、南北戰爭、產業革命等主流大敘事，另闢蹊徑切入販賣黑奴、黑人暴亂、黑人辦報、黑人藝術等微觀史，重建美國史書寫。還邀來導演與紐約市的教育學者、高中教師和新聞記者對談，號召觀眾一道努力，修改歷史課本和教學科目，將黑人視角納入美國經典史觀中。黑人觀眾情緒亢奮，紛紛站起來表態：“猶太人能改變美國歷史，為什麼黑人就做不到？難道黑人的抗爭永遠停留在口頭上？現在是付諸實施的時候了！”
遊客初到紐約，不一定喜歡這個城市，嫌它髒、亂、差，不如北京、上海光鮮氣派。但如果住下來細細品味，也許會發現它貌不驚人，良莠淆雜，卻充滿活力。熔多元文化於一爐，海納百川，氣勢恢宏。各色族群千岩競秀、萬壑爭流。在世界城市文化中，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