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鳴︱那道特殊的歷史創傷：從幾種新史料看中日甲午戰爭差距
三年前，在甲午戰爭一百二十周年的年份裡，各種紀念性研究性普及性的書籍風行一時，這是出版界選題的規律使然。但最近看到陳悅和海軍史研究會的朋友們整理的三本史料《甲午中日戰爭紀要》（陳悅校注，
新舊版本的《甲午中日戰爭紀要》
《甲午中日戰爭紀要》是本老書，1935年由民國政府參謀本部第二廳第六處編撰，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的甲午戰爭著作。此時，中國東北已經淪喪於日本之手，第二次中日戰爭即將全面爆發。在這樣的節骨眼上，軍方編寫這部戰史，
十幾年前，我在北京的舊書店裡購得此書的原版，一直驚歎書中所附的三十四幅作戰地圖極為精細和詳盡。每張地圖尺幅都很大，需要分頁折疊。比如“甲午中日戰爭作戰地一覽圖”、“豐島海戰經過要圖”、“平壤戰鬥經過要圖”等等，
日方提供的地圖資料依然重要。如今時隔八十多年，
原書中的甲午中日戰爭作戰地一覽圖
原書中的威海衛南岸戰鬥經過要圖（局部）
說到日軍當年的測繪，我想起2010年，日本友好人士吉田曠二先生捐贈給上海魯迅紀念館的日本海軍軍官田所廣海所撰勤務日誌。這是日軍培訓低級海軍軍官時要求他們每天撰寫的工作日記，艦長要逐一閱讀並加蓋印章。田所廣海1890年從海軍兵學校畢業，先後在“浪速”“龍驤”“吉野”等艦服役，參加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最後官至海軍中將。初次看到日誌原稿，我的視線就立即被作者極為詳盡的記載和纖細工整的字跡吸引（《田所廣海勤務日誌》於2015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相比而言，北洋海軍各艦的航海日誌是用毛筆書寫的，數目字還採用中文而非阿拉伯數字。
左圖為日本尉級軍官每天填寫的勤務日記；右圖為日記局部，每欄寫兩行，左上方有艦長印鑒
《北洋海軍來遠兵船管駕日記》
令我印象更深的是，田所的勤務日誌不僅記錄水文天氣和軍艦所到之處，還詳細記錄了日軍的軍事行動，並附入多幅手繪地圖。比如豐島海戰後，他就詳細繪製了“濟遠”和日本第一遊擊隊的交戰軌跡。又如在日軍進攻遼東半島時，他繪製了旅順口的佈防。這些插圖表明，日軍在戰時向下級軍官提供了詳細的作戰資料以供研討培訓，而下級軍官自身也注意勤奮積累。同時，從嫺熟的繪圖技能，亦可看出其軍事素質已達到較高水準。
田所廣海勤務日誌中詳細記錄豐島海戰過程。右側為一幅折疊的交戰軌跡圖
田所手繪的豐島海戰“濟遠”和日本第一遊擊隊的交戰軌跡
田所手繪的的旅順口佈防圖
研究中日甲午戰爭的勝負原因和教訓，除了對比雙方的裝備、作戰狀態之外，其實也應該關注這種細節的演變，關注海軍官兵訓練、生活和精神狀態。總體而言，甲午戰後中國官兵直接撰寫的回憶史料少之又少，這次出版的《北洋海軍官兵回憶輯錄》，孫建軍將海軍官兵的各種戰後回憶彙集一冊，提供了中國軍人戰時觀察的視角，是個很好的創意。該書最值得關注的，是首次公開全文披露了《盧毓英海軍生涯憶舊》，對近代海軍史的研究者來說，這部文獻終於得窺全豹了。
《北洋海軍官兵回憶輯錄》書影
盧毓英是福建船政學堂第四屆管輪班學員，甲午戰爭中先後在“廣甲”、“鎮遠”任職。 在1990年代關於北洋海軍“濟遠”管帶方伯謙評價的討論中，盧毓英的回憶曾以《盧氏甲午前後雜記》的名稱，節錄發佈於《中日甲午戰爭中之方伯謙問題研討集》（共刊出原手稿第16-39頁，知識出版社，1993年），引起廣泛的關注。其書的特色，是詳細介紹了甲午前後中國海軍內部人際關係和戰爭過程的大量細節。
盧氏回憶原件藏于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當年林慶元教授曾專門借出，為我複印，一直令我感激難忘。我在《龍旗飄揚的艦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修訂本）中曾經引用。比如劉公島陷落前夕，1895年2月10日，丁汝昌下令用水雷將擱淺的“定遠”炸毀。盧毓英記載，這天午後，劉步蟾來到他的住處，適見槍炮大副沈壽堃正用筆寫下“千古艱難惟一死”之句。劉步蟾推案而起，朗聲續道：“傷心豈獨息夫人?”這裡，他們是在吟誦清代詩人鄧漢儀的詩歌，講的是春秋時楚文王滅息國，虜息國國君夫人而歸，生二子，但息夫人始終不同文王講話，以表自己的志節。當晚劉步蟾服毒自殺。盧毓英又記載，2月12日上午，“廣丙”管帶程璧光持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書，乘“鎮北”炮艇向日軍接洽投降後，“鎮遠”護理管帶楊用霖“將其侍人遣出，端坐於官艙，自飲手槍，灌腦而卒。其船諸將忽聞官艙有聲如雷，急入視之，見其獨坐椅上，垂首至胸，血穿鼻孔而出，滴落衣襟，手內手槍猶栓而不釋”。這些栩栩如生的現場畫面，令我閱後久久不能忘懷。
記得我是在2001年4月1日修訂《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劉公島保衛戰這一章節的，當晚，我被南海撞機事件中海軍航空兵飛行員王偉失蹤的消息所震驚，也被那些失敗和投降的情節憤懣著壓抑著，總覺得要透出一口氣來，於是我用盧氏回憶，加寫了楊用霖自殺的文字，以表達對一百多年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後繼為國捐軀的崇敬心情。現在重讀盧毓英的回憶，十六年前的那個夜晚宛若就在眼前。
《盧毓英海軍生涯憶舊》手稿
史學界對《盧毓英海軍生涯憶舊》中的一些細節還存有不同看法，這在當年研討方伯謙被殺問題時就引發過爭論。有的細節因盧的個人觀感，尚需深入考辨。但他畢竟是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此次全文發表，正可供研究者加深研究之用。
《北洋海軍官兵回憶輯錄》中還收錄了一組《北洋海軍水兵回憶》，是戚其章先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威海一帶參與徵集的口述史料，最初曾部分發佈於他撰寫的《北洋艦隊》（1981年山東人民出版社）一書。這些史料來源於底層水兵，言語質樸，視野別具一格。戚其章是研究甲午戰爭史的前輩學者，當年的田野采風亦很不易。這次刊出。是對他的致敬和懷念。
吉辰校注的《清日戰爭實記》，原作者為日本人橋本海關。這是日本人用中文編寫的甲午戰史，原書共十五卷，裝訂十冊，出版於1898年10月之後。由於是中文本，故在老一代中國甲午戰爭研究的學者中曾被使用。但傳世較少，國內僅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華東師大圖書館等處有收藏，且均有缺殘。吉辰通過在日本福島縣立圖書館佐藤文庫攝得全書照片，並經過認真校注，考訂文字、人物，使得這部珍貴史料得以重新刊行。
新舊版本的《清日戰爭實記》
經過研究比對，吉辰發現《清日戰爭實記》其實是另一部重要的日文甲午戰爭研究著作，川崎三郎的《日清戰史》的中文縮略本，《日清戰史》全書七卷，由日本博文館出版於1896-1897年。這個日子，距離戰爭結束僅僅兩年。閱讀《清日戰爭實記》，讀者一定會發現，其架構宏大，敘事詳盡。不僅講軍事，也講政治，講中日關係和日本對國際形勢的看法，講日本外交，講各國財政，講朝鮮和中國的兵要地理。當然記敘最多的是戰役。關於海軍，有豐島牙山之戰、黃海之戰，威海衛之戰；關於陸軍，有朝鮮平壤之戰、中國東北大孤山、岫岩之戰、鳳凰城之戰、金州之戰、旅順之戰、海城蓋平之戰、威海衛陸戰、太平山、牛莊、營口及田莊台之戰。書中採用日本文獻和各種前方戰事報導，也使用西方媒體諮詢和軍事家的評論。甚至還應用戰場繳獲的中方電報和信函。這樣一部內容豐富的專著在戰後不到兩年就先以日文、再以中文問世，實在可以看出日本國內對甲午戰爭的高度重視，和相關研究者所付出的努力。明治時期，日本人致力於西化和崛起，表現在方方面面，相信閱讀了《清日戰爭實記》之後，讀者定會產生這樣的感覺。相比較同時代中國出版的介紹甲午戰爭的專著《東方兵事紀略》（姚錫光撰，1897年）和《中東戰紀本末》（蔡爾康纂輯，1886年），兩者在研究的深入、材料的翔實上的差距，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左圖為姚錫光撰《東方兵事紀略》；右圖為蔡爾康纂輯《中東戰紀本末》
吉辰在《清日戰爭實記》的“代序”中提出，本書的翻譯出版似乎得到某種政治勢力，比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推動。但我以為，日本在甲午戰爭進行之時，就高速地出版了大量報導戰況動態類資訊《日清戰爭實記》，總數竟達五十緝之多。戰後不久，川崎三郎的日文版《日清戰史》，橋本海關翻譯的中文版的《清日戰爭實記》，甚至連英文版的The Japan-China War（井上十吉編著，1895年6月東京發行），都相繼推出，說明日本對搶佔話語權高地的主觀意識極為明確，外宣能力也非常之強。《清日戰爭實記》針對的是中國市場，採用線裝的形式，The Japan-China War針對的是歐美讀者，洋裝書做得中規中矩，這一點不能不令人嘆服。
從某種程度上說，日本違反國際法而發動的豐島海戰、在旅順口進行的大屠殺，之所以能夠扭轉被動，並主導國際輿論、除了其軍事上取得的勝利使得西方人對老態龍鍾、腐朽落後的大清帝國越來越不屑一顧之外，會用西方人的話語、樣式講一套，用中國人的話語、樣式再講一套的本事，也是一絕。所以戰後不久，主戰變法的康、梁，就主戰“聯日”，甚至主戰“合邦”，這種構想，既有對日本維新變法成功的欽佩，也包含各種花大力氣出版的文宣和民間公共外交軟實力對中國新派人物的影響。再想想，二戰之後，日本以遭受美國原子彈轟炸為由，成功地由侵略戰爭的發動者變成了可憐兮兮的受害者，這中間巧妙的騰挪和大量的公關宣傳技巧，顯然是一脈相承。
當然，川崎三郎的《日清戰史》、橋本海關翻譯的《清日戰爭實記》，除了文宣之外，史料價值也是很高的，直到今天再次印行，依然能為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參考。
左圖為日本戰時出版的《日清戰爭實記》；右圖為日本戰後出版的The Japan-China War
The Japan-China War的內頁
尺幅壓縮過小，其實出版社可以另附一個光碟，更加方便數碼時代的研究者使用。原書中的甲午中日戰爭作戰地一覽圖
原書中的威海衛南岸戰鬥經過要圖（局部）
說到日軍當年的測繪，我想起2010年，日本友好人士吉田曠二先生捐贈給上海魯迅紀念館的日本海軍軍官田所廣海所撰勤務日誌。這是日軍培訓低級海軍軍官時要求他們每天撰寫的工作日記，艦長要逐一閱讀並加蓋印章。田所廣海1890年從海軍兵學校畢業，先後在“浪速”“龍驤”“吉野”等艦服役，參加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最後官至海軍中將。初次看到日誌原稿，我的視線就立即被作者極為詳盡的記載和纖細工整的字跡吸引（《田所廣海勤務日誌》於2015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相比而言，北洋海軍各艦的航海日誌是用毛筆書寫的，數目字還採用中文而非阿拉伯數字。
左圖為日本尉級軍官每天填寫的勤務日記；右圖為日記局部，每欄寫兩行，左上方有艦長印鑒
《北洋海軍來遠兵船管駕日記》
令我印象更深的是，田所的勤務日誌不僅記錄水文天氣和軍艦所到之處，還詳細記錄了日軍的軍事行動，並附入多幅手繪地圖。比如豐島海戰後，他就詳細繪製了“濟遠”和日本第一遊擊隊的交戰軌跡。又如在日軍進攻遼東半島時，他繪製了旅順口的佈防。這些插圖表明，日軍在戰時向下級軍官提供了詳細的作戰資料以供研討培訓，而下級軍官自身也注意勤奮積累。同時，從嫺熟的繪圖技能，亦可看出其軍事素質已達到較高水準。
田所廣海勤務日誌中詳細記錄豐島海戰過程。右側為一幅折疊的交戰軌跡圖
田所手繪的豐島海戰“濟遠”和日本第一遊擊隊的交戰軌跡
田所手繪的的旅順口佈防圖
研究中日甲午戰爭的勝負原因和教訓，除了對比雙方的裝備、作戰狀態之外，其實也應該關注這種細節的演變，關注海軍官兵訓練、生活和精神狀態。總體而言，甲午戰後中國官兵直接撰寫的回憶史料少之又少，這次出版的《北洋海軍官兵回憶輯錄》，孫建軍將海軍官兵的各種戰後回憶彙集一冊，提供了中國軍人戰時觀察的視角，是個很好的創意。該書最值得關注的，是首次公開全文披露了《盧毓英海軍生涯憶舊》，對近代海軍史的研究者來說，這部文獻終於得窺全豹了。
《北洋海軍官兵回憶輯錄》書影
盧毓英是福建船政學堂第四屆管輪班學員，甲午戰爭中先後在“廣甲”、“鎮遠”任職。 在1990年代關於北洋海軍“濟遠”管帶方伯謙評價的討論中，盧毓英的回憶曾以《盧氏甲午前後雜記》的名稱，節錄發佈於《中日甲午戰爭中之方伯謙問題研討集》（共刊出原手稿第16-39頁，知識出版社，1993年），引起廣泛的關注。其書的特色，是詳細介紹了甲午前後中國海軍內部人際關係和戰爭過程的大量細節。
盧氏回憶原件藏于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當年林慶元教授曾專門借出，為我複印，一直令我感激難忘。我在《龍旗飄揚的艦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修訂本）中曾經引用。比如劉公島陷落前夕，1895年2月10日，丁汝昌下令用水雷將擱淺的“定遠”炸毀。盧毓英記載，這天午後，劉步蟾來到他的住處，適見槍炮大副沈壽堃正用筆寫下“千古艱難惟一死”之句。劉步蟾推案而起，朗聲續道：“傷心豈獨息夫人?”這裡，他們是在吟誦清代詩人鄧漢儀的詩歌，講的是春秋時楚文王滅息國，虜息國國君夫人而歸，生二子，但息夫人始終不同文王講話，以表自己的志節。當晚劉步蟾服毒自殺。盧毓英又記載，2月12日上午，“廣丙”管帶程璧光持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書，乘“鎮北”炮艇向日軍接洽投降後，“鎮遠”護理管帶楊用霖“將其侍人遣出，端坐於官艙，自飲手槍，灌腦而卒。其船諸將忽聞官艙有聲如雷，急入視之，見其獨坐椅上，垂首至胸，血穿鼻孔而出，滴落衣襟，手內手槍猶栓而不釋”。這些栩栩如生的現場畫面，令我閱後久久不能忘懷。
記得我是在2001年4月1日修訂《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劉公島保衛戰這一章節的，當晚，我被南海撞機事件中海軍航空兵飛行員王偉失蹤的消息所震驚，也被那些失敗和投降的情節憤懣著壓抑著，總覺得要透出一口氣來，於是我用盧氏回憶，加寫了楊用霖自殺的文字，以表達對一百多年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後繼為國捐軀的崇敬心情。現在重讀盧毓英的回憶，十六年前的那個夜晚宛若就在眼前。
《盧毓英海軍生涯憶舊》手稿
史學界對《盧毓英海軍生涯憶舊》中的一些細節還存有不同看法，這在當年研討方伯謙被殺問題時就引發過爭論。有的細節因盧的個人觀感，尚需深入考辨。但他畢竟是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此次全文發表，正可供研究者加深研究之用。
《北洋海軍官兵回憶輯錄》中還收錄了一組《北洋海軍水兵回憶》，是戚其章先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威海一帶參與徵集的口述史料，最初曾部分發佈於他撰寫的《北洋艦隊》（1981年山東人民出版社）一書。這些史料來源於底層水兵，言語質樸，視野別具一格。戚其章是研究甲午戰爭史的前輩學者，當年的田野采風亦很不易。這次刊出。是對他的致敬和懷念。
吉辰校注的《清日戰爭實記》，原作者為日本人橋本海關。這是日本人用中文編寫的甲午戰史，原書共十五卷，裝訂十冊，出版於1898年10月之後。由於是中文本，故在老一代中國甲午戰爭研究的學者中曾被使用。但傳世較少，國內僅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華東師大圖書館等處有收藏，且均有缺殘。吉辰通過在日本福島縣立圖書館佐藤文庫攝得全書照片，並經過認真校注，考訂文字、人物，使得這部珍貴史料得以重新刊行。
新舊版本的《清日戰爭實記》
經過研究比對，吉辰發現《清日戰爭實記》其實是另一部重要的日文甲午戰爭研究著作，川崎三郎的《日清戰史》的中文縮略本，《日清戰史》全書七卷，由日本博文館出版於1896-1897年。這個日子，距離戰爭結束僅僅兩年。閱讀《清日戰爭實記》，讀者一定會發現，其架構宏大，敘事詳盡。不僅講軍事，也講政治，講中日關係和日本對國際形勢的看法，講日本外交，講各國財政，講朝鮮和中國的兵要地理。當然記敘最多的是戰役。關於海軍，有豐島牙山之戰、黃海之戰，威海衛之戰；關於陸軍，有朝鮮平壤之戰、中國東北大孤山、岫岩之戰、鳳凰城之戰、金州之戰、旅順之戰、海城蓋平之戰、威海衛陸戰、太平山、牛莊、營口及田莊台之戰。書中採用日本文獻和各種前方戰事報導，也使用西方媒體諮詢和軍事家的評論。甚至還應用戰場繳獲的中方電報和信函。這樣一部內容豐富的專著在戰後不到兩年就先以日文、再以中文問世，實在可以看出日本國內對甲午戰爭的高度重視，和相關研究者所付出的努力。明治時期，日本人致力於西化和崛起，表現在方方面面，相信閱讀了《清日戰爭實記》之後，讀者定會產生這樣的感覺。相比較同時代中國出版的介紹甲午戰爭的專著《東方兵事紀略》（姚錫光撰，1897年）和《中東戰紀本末》（蔡爾康纂輯，1886年），兩者在研究的深入、材料的翔實上的差距，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左圖為姚錫光撰《東方兵事紀略》；右圖為蔡爾康纂輯《中東戰紀本末》
吉辰在《清日戰爭實記》的“代序”中提出，本書的翻譯出版似乎得到某種政治勢力，比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推動。但我以為，日本在甲午戰爭進行之時，就高速地出版了大量報導戰況動態類資訊《日清戰爭實記》，總數竟達五十緝之多。戰後不久，川崎三郎的日文版《日清戰史》，橋本海關翻譯的中文版的《清日戰爭實記》，甚至連英文版的The Japan-China War（井上十吉編著，1895年6月東京發行），都相繼推出，說明日本對搶佔話語權高地的主觀意識極為明確，外宣能力也非常之強。《清日戰爭實記》針對的是中國市場，採用線裝的形式，The Japan-China War針對的是歐美讀者，洋裝書做得中規中矩，這一點不能不令人嘆服。
從某種程度上說，日本違反國際法而發動的豐島海戰、在旅順口進行的大屠殺，之所以能夠扭轉被動，並主導國際輿論、除了其軍事上取得的勝利使得西方人對老態龍鍾、腐朽落後的大清帝國越來越不屑一顧之外，會用西方人的話語、樣式講一套，用中國人的話語、樣式再講一套的本事，也是一絕。所以戰後不久，主戰變法的康、梁，就主戰“聯日”，甚至主戰“合邦”，這種構想，既有對日本維新變法成功的欽佩，也包含各種花大力氣出版的文宣和民間公共外交軟實力對中國新派人物的影響。再想想，二戰之後，日本以遭受美國原子彈轟炸為由，成功地由侵略戰爭的發動者變成了可憐兮兮的受害者，這中間巧妙的騰挪和大量的公關宣傳技巧，顯然是一脈相承。
當然，川崎三郎的《日清戰史》、橋本海關翻譯的《清日戰爭實記》，除了文宣之外，史料價值也是很高的，直到今天再次印行，依然能為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參考。
左圖為日本戰時出版的《日清戰爭實記》；右圖為日本戰後出版的The Japan-China War
The Japan-China War的內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