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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帶著“原罪”的文娛帝國締造者

郭敬明是現今中國最受爭議、熱門話題生產能力最強的青年作家之一,而有的爭議和話題已持續上十年。有好聽的,也有不好聽的,這其中包括前些天被實名舉報的“性侵男作者”事件。

郭敬明,1983年6月6日生於四川自貢,中國青年作家。他同時是上海最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及《最小說》等雜誌主編。

2013年6月,郭敬明的處☆禁☆女座《小時代》上映,創造了國內電影市場2D影片首日票房新紀錄,首日票房7300萬元。《小時代》系列四部近18億的總票房(電影票房資料庫顯示,一到四分別為4.88億、2.96億、5.22億、4.87億)。但高票房背後卻是品質的匱乏,《小時代》1和2一共只拍了79天,畫面輕浮奢華,劇情膚淺,

各種時尚元素的過分堆砌,令人尷尬,電影口碑爛,最高的僅為4.9分,沒有一部能夠在及格線以上。

最新的《爵跡》在畫面上採用100%純CG動畫模式,雖然最終票房3.81億,但口碑依然撲街,只有3.8分,創了新低。這也可以看到其IP開發的日漸頹勢。但21億電影票房與6家文化公司法人及多家企業的主要股東身份與財富,已經構築起了郭敬明一個人的文娛帝國,迎來了他的“大時代”。

被物質囚困的“小時代”

“用物質堆砌的生活哲學”

郭敬明承認,自己曾被物質羞辱,然後他又臣服於物質,用物質堆砌起自己的生活哲學:“你要愛錢就表現出來很愛錢。你要真的仙風道骨不在乎物質,那也很好。但你不能一方面看不起人家物質;另一方面自己又拼命追求錢,特別在乎,那我覺得你挺沒勁”。

《世俗時代》

作者: [加拿大] 查理斯·泰勒

譯者:(英譯)張容南等;(法譯)崇明

版本: 上海三聯書店 2016年12月

“世俗”在經典定義中更多是指這樣一個社會,即宗教在社會中的地位發生了顯著而深刻的變化,而這樣的變化緊著過去的幾個世紀。這也是查理斯·泰勒關注的議題。但現在,世俗和世俗化的含義已經不止於與宗教的相對。

作為一個顯著的符號,

郭敬明則代表著一種絕對世俗化的文化傾向,他遠離政治與現實的議題,專注於自己的商業寫作,現在又投身到電影製作。但不管他的注意力怎麼轉移,他的核心架構一直沒有變化——他在自己所有的作品裡,都在全力構築一個由物質與情愛組成的虛像生活空間,精緻、奢華、浪漫、感傷、柔美、魔幻,以至於大部分成年男性看到他的文字都渾身起疙瘩。

但他堅持著,因為他堅信,

這種虛像的生活空間在現實中往往是常人難以抵達的,而這正是很多人特別是女性、少女們所熱愛的世界,感受到無數的唯美想像,心甘情願地被物質囚困而樂不思蜀,沉溺在虛像“小時代”裡。但很多人對此是鄙視的,以韓寒為代表的觀點就認為,“我覺得他就是寫給那些地級市、縣級市或者城鄉接合部的人看的,作為大上海的繁華和奢侈品的一個教程吧。”

但這是郭敬明聰明的地方,他充分地捕捉到和迎合了這個龐大的消費市場,所以成就了他龐大的文娛帝國,從書、雜誌再到電影。在輿論對郭敬明大加討伐的時候,他或許真是忙著在數錢呢。

不知道是否也有人和我一樣,在拼音打字輸入時,我總是容易把郭敬明錯打成“夠精明”。但是誤打誤撞,這個詞彙居然如此地吻合了郭敬明的特徵:一個精明十足的文化商人,精准地把握市場需求,而且堅決地規避任何政治風險,只談風月,不關心現實與政治,或者是政治心智還處於初級階段。

洗不去的原罪標籤

“黑郭”似乎成為習慣

在中產階層文化精英的話語體系下,郭敬明的種種選擇與姿態就難免被戲謔,以至於現在大家“黑郭”似乎成為習慣了,或者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政治正確”,只要是嘲弄郭敬明的,能夠得以大家會心一笑,每一次他的負面,總是會有無數的自帶價值判斷的圍觀審判者,而挺郭敬明或者為他說幾句話,估計就被視為無知的腦殘粉了。

但在這個“大時代”,對於郭敬明來說,無論如何努力,如果地成功,都註定他是一個帶著原罪的文化商人,他必須為他曾經的犯下的且至今仍不承認的錯誤付出代價。他作為文化資本市場的新寵兒和文娛帝國締造者,巧妙地利用了“文學”這個還有點利用價值的名號,以抄襲進行資本原始積累之後,再依靠商業運作以多次方增長的速度成名,從而獲得了高收入。因此,哪怕不從文化底線看,僅僅視為商人,他也應該承受商業的基本規則,那就是失去誠信後的不信任懲罰。

商人在商言商是最低的要求。商業領域的誠信問題,正如俗語說的,無信不立,這其中包含一種潛在的契約關係,當你產品投放到市場後,或者消費者(讀者)在消費你的產品(作品)時,他們的正當權益是享受貨真價實的產品,而一旦這個產品發生致命的缺陷,或者產家出現不良記錄之時,公眾的質疑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而郭敬明頻頻喊冤,希望大家別用偏見看待他,別給他貼上標籤。他也深感委屈,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年了大家一直不放過他?事實上,這並不能怪罪社會公眾的好記性,自己當年破壞文化底線和商業誠信遺留下來的苦果,必須要自己吞下。然後他的委屈和種種回避,則反映了他對自己曾經行為毫無反省意識,也未能承受起作為一個有“不良信用”記錄商業個體理當的責罰,所以,這也是他的粉絲耿耿於懷人們為什麼“黑郭”的根源所在。

作者: [美] 尼爾·波茲曼

譯者: 章豔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5年5月

“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體育、商業和任何其他公共領域的內容,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而人類無聲無息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

郭敬明與時代

從物質主義走向後物質主義?

郭敬明不是自己創造了郭敬明,時代造就了郭敬明,黎波也說,“其實是各種合力造就了他,他趕上這麼一個時代,其實他自己什麼都不是。”與郭敬明那些作品所營造的浮華、奢侈的想像性現實一致的是,真實的現實,卻是正一路向著郭敬明的“時代”狂奔: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人在境外消費的奢侈品高達6300億人民幣,連同國內市場,中國人一共買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中國人支撐起了全球奢侈品銷售的半壁江山。而年輕消費者90後、95後漸成奢侈品核心人群。

調查公司益普索曾發起一項調查,多達71%的中國人表示,他們通過擁有的物質財富來衡量自己的成功,這一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受訪國家,中國的比例是全球平均水準的兩倍多。

儘管馬克思主義理論早就警告過:資本拜物教的形成使資本主義社會成了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都是把物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獲得的社會的經濟的性質,變為一種自然的、由這些物的物質本性產生的性質,以物與物之間的關係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單向度的人》

作者: [美] 赫伯特·瑪律庫塞

譯者: 劉繼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年3月

“喪失了自由和創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

然人們紛紛拜倒在了拜物教門下。在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背後,通過瑪律庫塞《單向度的人》的視角,我們看到的是日漸加劇的壓抑,特別是精神上的壓抑。年輕人成為了金錢和物質的奴隸,無數的人像飛蛾撲火一樣撲向物質主義的懷抱,哪怕頭破血流、出賣靈魂、丟失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這樣的單向度下,每個人的生活,就被財富、權力、成功、上流社會等這些到處充斥著的價值觀所遮蔽,從而抹殺了個人的各種微觀生活體驗與細節,而如果抗拒這些價值觀的,則被認為是失敗者。

《文化研究與政治世界批評的重建》

作者: 陶東風

版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4年12月

公共世界的另一種沉默。

中國文化學者陶東風在《文化研究與政治世界批評的重建》一書中就提到,90年代的消費主義則是一種畸形世俗化時代出現的畸形世俗文化,其突出特點就是大眾的政治冷漠、犬儒主義與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深度結合。畸形的世俗化鼓勵人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費:理財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時尚、健美塑身等等,人們一心一意地想著自己的家庭和房子,把玩自己或他人的隱秘經驗,偷窺明星隱私,對公共世界的腐敗和愚蠢視而不見。

在一個光怪陸離的娛樂世界、影像世界(可以統稱為大眾文化)蓬勃興起的同時,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卻急劇地萎縮與衰落了。郭敬明構築的虛像世界,以及公眾這次對於郭敬明那些“房事”的熱衷,一體兩面,都在充分地驗證了這個觀點。

當然,或許應該樂觀些,畢竟郭敬明及其聚攏的文化群體,並不能代表全部中國青年。在物質主義和單向度價值觀的壓迫下,青年們開始選擇走向了更具張力和品質的生活。

早在20世紀70年代,在《靜悄悄的革命:變化中的西方公眾的價值與政治行為方式》中,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教授和社會研究所主任羅奈爾得·英格爾哈特就敏銳地覺察到西方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價值觀革命,正式提出了“後物質主義”概念。“後物質主義”是相對於“物質主義”而言的,他闡述說,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取向,是物質主義價值觀,而強調自我表現、生活品質勝過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觀被稱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

作者: [美]羅奈爾得·英格爾哈特

譯者: 張秀琴

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7月

宗教信仰的轉變,工作動機的轉變,政治衝突議題的變化,家庭和育兒觀的變化,以及對離婚、墮胎、同性戀的態度的變化,而所有這些變化正在重塑發達工業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生活。

在《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現代化與後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變遷》的後續研究中,英格爾哈特認為不光是西方社會按照這樣的方向發展,現在他對於世界價值觀念的調查也涵蓋了中國。他提出,中國也開始有了這樣一種變化的苗頭,也必將沿著這樣一條道路向前發展,青年一代,越來越強調自我表現、生活品質,具有了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現實可以佐證的是,在每一次郭敬明的負面爆出時,甚至包括之前作品迭出時,原來的那些讀者,追憶的只是自己當年年少無知的懵懂心思,和那些再也回不來的青蔥歲月,正如這些群體回望當年自己非主流、殺馬特的不忍直視的時光一樣,還有人說“我的青春蒙上了灰”。如此說來,最值得憂心的,應該是郭敬明自己,作為商人的他,其新的霸道總裁人設或許會因為不斷曝光的負面而不斷崩塌,那麼,他的文娛帝國是否也會因此遭遇到滑鐵盧呢?

郭敬明被舉報了,但更多被性侵的男性卻選擇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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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充分地捕捉到和迎合了這個龐大的消費市場,所以成就了他龐大的文娛帝國,從書、雜誌再到電影。在輿論對郭敬明大加討伐的時候,他或許真是忙著在數錢呢。

不知道是否也有人和我一樣,在拼音打字輸入時,我總是容易把郭敬明錯打成“夠精明”。但是誤打誤撞,這個詞彙居然如此地吻合了郭敬明的特徵:一個精明十足的文化商人,精准地把握市場需求,而且堅決地規避任何政治風險,只談風月,不關心現實與政治,或者是政治心智還處於初級階段。

洗不去的原罪標籤

“黑郭”似乎成為習慣

在中產階層文化精英的話語體系下,郭敬明的種種選擇與姿態就難免被戲謔,以至於現在大家“黑郭”似乎成為習慣了,或者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政治正確”,只要是嘲弄郭敬明的,能夠得以大家會心一笑,每一次他的負面,總是會有無數的自帶價值判斷的圍觀審判者,而挺郭敬明或者為他說幾句話,估計就被視為無知的腦殘粉了。

但在這個“大時代”,對於郭敬明來說,無論如何努力,如果地成功,都註定他是一個帶著原罪的文化商人,他必須為他曾經的犯下的且至今仍不承認的錯誤付出代價。他作為文化資本市場的新寵兒和文娛帝國締造者,巧妙地利用了“文學”這個還有點利用價值的名號,以抄襲進行資本原始積累之後,再依靠商業運作以多次方增長的速度成名,從而獲得了高收入。因此,哪怕不從文化底線看,僅僅視為商人,他也應該承受商業的基本規則,那就是失去誠信後的不信任懲罰。

商人在商言商是最低的要求。商業領域的誠信問題,正如俗語說的,無信不立,這其中包含一種潛在的契約關係,當你產品投放到市場後,或者消費者(讀者)在消費你的產品(作品)時,他們的正當權益是享受貨真價實的產品,而一旦這個產品發生致命的缺陷,或者產家出現不良記錄之時,公眾的質疑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而郭敬明頻頻喊冤,希望大家別用偏見看待他,別給他貼上標籤。他也深感委屈,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年了大家一直不放過他?事實上,這並不能怪罪社會公眾的好記性,自己當年破壞文化底線和商業誠信遺留下來的苦果,必須要自己吞下。然後他的委屈和種種回避,則反映了他對自己曾經行為毫無反省意識,也未能承受起作為一個有“不良信用”記錄商業個體理當的責罰,所以,這也是他的粉絲耿耿於懷人們為什麼“黑郭”的根源所在。

作者: [美] 尼爾·波茲曼

譯者: 章豔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5年5月

“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體育、商業和任何其他公共領域的內容,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而人類無聲無息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

郭敬明與時代

從物質主義走向後物質主義?

郭敬明不是自己創造了郭敬明,時代造就了郭敬明,黎波也說,“其實是各種合力造就了他,他趕上這麼一個時代,其實他自己什麼都不是。”與郭敬明那些作品所營造的浮華、奢侈的想像性現實一致的是,真實的現實,卻是正一路向著郭敬明的“時代”狂奔: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人在境外消費的奢侈品高達6300億人民幣,連同國內市場,中國人一共買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中國人支撐起了全球奢侈品銷售的半壁江山。而年輕消費者90後、95後漸成奢侈品核心人群。

調查公司益普索曾發起一項調查,多達71%的中國人表示,他們通過擁有的物質財富來衡量自己的成功,這一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受訪國家,中國的比例是全球平均水準的兩倍多。

儘管馬克思主義理論早就警告過:資本拜物教的形成使資本主義社會成了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都是把物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獲得的社會的經濟的性質,變為一種自然的、由這些物的物質本性產生的性質,以物與物之間的關係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單向度的人》

作者: [美] 赫伯特·瑪律庫塞

譯者: 劉繼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年3月

“喪失了自由和創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

然人們紛紛拜倒在了拜物教門下。在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背後,通過瑪律庫塞《單向度的人》的視角,我們看到的是日漸加劇的壓抑,特別是精神上的壓抑。年輕人成為了金錢和物質的奴隸,無數的人像飛蛾撲火一樣撲向物質主義的懷抱,哪怕頭破血流、出賣靈魂、丟失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這樣的單向度下,每個人的生活,就被財富、權力、成功、上流社會等這些到處充斥著的價值觀所遮蔽,從而抹殺了個人的各種微觀生活體驗與細節,而如果抗拒這些價值觀的,則被認為是失敗者。

《文化研究與政治世界批評的重建》

作者: 陶東風

版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4年12月

公共世界的另一種沉默。

中國文化學者陶東風在《文化研究與政治世界批評的重建》一書中就提到,90年代的消費主義則是一種畸形世俗化時代出現的畸形世俗文化,其突出特點就是大眾的政治冷漠、犬儒主義與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深度結合。畸形的世俗化鼓勵人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費:理財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時尚、健美塑身等等,人們一心一意地想著自己的家庭和房子,把玩自己或他人的隱秘經驗,偷窺明星隱私,對公共世界的腐敗和愚蠢視而不見。

在一個光怪陸離的娛樂世界、影像世界(可以統稱為大眾文化)蓬勃興起的同時,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卻急劇地萎縮與衰落了。郭敬明構築的虛像世界,以及公眾這次對於郭敬明那些“房事”的熱衷,一體兩面,都在充分地驗證了這個觀點。

當然,或許應該樂觀些,畢竟郭敬明及其聚攏的文化群體,並不能代表全部中國青年。在物質主義和單向度價值觀的壓迫下,青年們開始選擇走向了更具張力和品質的生活。

早在20世紀70年代,在《靜悄悄的革命:變化中的西方公眾的價值與政治行為方式》中,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教授和社會研究所主任羅奈爾得·英格爾哈特就敏銳地覺察到西方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價值觀革命,正式提出了“後物質主義”概念。“後物質主義”是相對於“物質主義”而言的,他闡述說,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取向,是物質主義價值觀,而強調自我表現、生活品質勝過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觀被稱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

作者: [美]羅奈爾得·英格爾哈特

譯者: 張秀琴

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7月

宗教信仰的轉變,工作動機的轉變,政治衝突議題的變化,家庭和育兒觀的變化,以及對離婚、墮胎、同性戀的態度的變化,而所有這些變化正在重塑發達工業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生活。

在《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現代化與後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變遷》的後續研究中,英格爾哈特認為不光是西方社會按照這樣的方向發展,現在他對於世界價值觀念的調查也涵蓋了中國。他提出,中國也開始有了這樣一種變化的苗頭,也必將沿著這樣一條道路向前發展,青年一代,越來越強調自我表現、生活品質,具有了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現實可以佐證的是,在每一次郭敬明的負面爆出時,甚至包括之前作品迭出時,原來的那些讀者,追憶的只是自己當年年少無知的懵懂心思,和那些再也回不來的青蔥歲月,正如這些群體回望當年自己非主流、殺馬特的不忍直視的時光一樣,還有人說“我的青春蒙上了灰”。如此說來,最值得憂心的,應該是郭敬明自己,作為商人的他,其新的霸道總裁人設或許會因為不斷曝光的負面而不斷崩塌,那麼,他的文娛帝國是否也會因此遭遇到滑鐵盧呢?

郭敬明被舉報了,但更多被性侵的男性卻選擇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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