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常用“山東大漢”來形容山東人？
所謂“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神州大地幅員遼闊，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呈現出不同的精神風貌和性格特徵，譬如一提山東人，人們大抵會浮現出“山東大漢”的形象。那麼大眾心中對於“山東大漢”孔武有力、粗獷剛烈的印象，
01
變幻的臉譜
有意思的是，就像川劇的絕技“變臉”一樣，一個地方的地域臉譜，往往也隨著歷史的演進而變化。最典型的莫過於以蘇州為代表的江南，在今人眼裡這一吳儂軟語盛產才子佳人的文弱之地，偏偏在春秋年間以尚武著稱，所謂吳人“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直到西晉時期，在朝廷眼裡仍舊是“吳人輕銳，
山東的情況亦是如此。與如今“山東大漢”的樸實忠厚、誠實守信形象相比，秦漢時期的齊國人則就有些“多變詐”了。變有變化、權變、隨機應變之意，“詐”有欺騙、假裝、狡猾、詭譎的意思。《說文解字》：“變，更也”，“詐，欺也”。“齊人多變詐”意即當時的山東人慣于權變詭詐。司馬遷在《史記》裡記載，
《海上牧豕》，清，吳友如，描繪公孫弘（西漢菑川薛縣人，今山東滕縣南人）少年家貧，牧豕海上的情景，公孫弘於西元前124年擔任丞相，封平津侯，時人汲黯認為其言行不一的作風為當時山東人的一貫風格
《漢書》還記載了一個公孫弘（西漢菑川薛縣人，
到了明清時期，士大夫眼中的山東人總算不再以“多變詐”著稱，這可能與元明鼎革造成的人口置換有一定關係。元朝末年，魯西一帶已是“但見荊棘叢，白骨翳寒籜”。隨之而來的幾十年戰爭，更給北方經濟帶來摧殘。明初，山東東昌幾乎成了無人區，以致在洪武年間成為明廷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區。
明代後期的浙江台州人王士性曾經寫過一本《廣志繹》，成書于明朝萬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鴻臚寺卿，曾在廣西、河南、山東、北京、南京等地任職。因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職，所以他有機會到各地瞭解風土人情，故而《廣志繹》此書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風俗上要比同時代的《徐霞客遊記》強。
這本《廣志繹》說北京人“都城眾庶家，易興易敗”，又說山西人“習俗儉樸，有上古之風”，但從書中對各省評頭論足裡可以看出，作者對山東人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只是在說到青州府（今山東濰坊一帶）的時候提到一句“青州人易習亂”而且“蹴鞠六博之俗猶有存者”，大約有那麼一點尚武之分，不過也僅此而已。
清代前期的蘇州人褚人獲（字稼軒）也寫過一本《堅瓠集》，所謂“著堅瓠小史，成四十卷，於古今軼見異聞事，所載略備”。這本書裡收錄了明清之際士大夫之間對各省人的綽號，稱得上是那個時代的“地域黑”合集。其中稱呼江西人是“臘雞”，原因是元時江西人常以土產臘雞作為禮物送人，後來成為南方人的諢號。浙江人則叫“鹽豆”，以鹽豆下飯，自然是諷刺過於節儉（吝嗇）。《堅瓠集》也沒有放過山東人，大號曰“胯（侉）子”。這個詞本指口音與本地語音不同的人，在晚近的蘇、皖北部還很常見；結果在明代變成了山東人的特指，自然也就意味著當時的士大夫並沒有特別注意到“山東大漢”的存在。
02
小說裡的好漢
說起來，在宋代之前，無論哪裡的“大漢”其實都是不存在的。這個詞向來是漢代人對本朝之稱，就像班固在《封燕然山銘》所寫的“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用來指人的“大漢”要晚至南宋年間才出現，初見于岳珂（岳飛的孫子）的《桯史》，也就是“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裡人謂之唐大漢”，但這個詞真正變得家喻戶曉，要到明清時代的白話小說流行之時了。
無論是《廣志繹》抑或《堅瓠集》，其書流傳都不廣。起碼比起明清時期興起的白話小說，只能算是小眾讀物。對於講究和追求高雅之作的士大夫來說，此類小說登不上大雅之堂，只是所謂的“小道”作品，但在市井民間，諸多白話小說在問世後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了極大的追捧，成為當時極受歡迎的“暢銷書”——譬如褚人獲所作《隋唐演義》就遠比其《堅瓠集》知名度高得多。
《說唐演義全傳》則是比《隋唐演義》稍晚出現的隋唐小說，在同類小說中，此書最受民間歡迎。它在“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煙塵”的反隋起義中著力塑造了一群瓦崗寨起義英雄的形象。瓦崗在河南省的滑縣，但這些英雄們造反發端是在山東濟南，而這次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物及著名的英雄，許多都是山東人。
秦瓊門神圖。秦瓊在歷史上實有其人，而在民間傳說及戲曲小說中，主要以瓦崗寨的綠林好漢面目出現，在群眾心目中，“山東好漢”以他為第一
山東秦瓊（叔寶）是他們之中的代表。秦瓊在歷史上實有其人，原是隋將張須陀部將，張須陀敗死，歸附瓦崗，後投唐，驍勇善戰以功封左武衛大將軍、胡國公。然而在民間傳說及戲曲小說中，他主要以瓦崗寨的綠林好漢面目出現。甚至在《說唐》裡只被列為第十六條好漢的秦瓊，在群眾心目中，“山東好漢”以他為第一。在民間有數不清的《響馬傳》鼓詞小說和戲曲劇碼，如《秦瓊打登州》《秦瓊還家》等，都是不見於經傳的故事，卻經久不衰。而京劇《秦瓊賣馬》也是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的代表作。
《說唐演義全傳》之外，位列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滸傳》對於民間的影響更大。《水滸傳》以北宋宣和年間山東宋江起義為歷史基礎和故事原型，後又經過民間傳說等口頭文學的傳播、並行修訂本的長期演變，最終由文人整理加工創作而成，歷時四百多年。其中的故事發生在山東梁山泊（到清朝咸豐年間才定名為東平湖），故地在今山東省梁山縣，其中許多著名英雄是山東人。從籍貫上看，水滸一百〇八條好漢中山東籍多達38人（天罡12人，地煞26人），多分佈於今魯西的梁山、鄆城、聊城等地。現代教育家張天麟（山東濟南人）就說，有兩個人物支配著山東人的心靈與言行，一個是孔子，一個是梁山泊的好漢。孔子的道德是他們內心的信仰，“梁山泊的好漢”是他們外在的言行。
《水滸傳》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蔣門神”，水滸一百零八條好漢中山東籍多達38人（花榮、李逵、武松等），其高大威猛的體形和強悍粗獷的外貌，很容易令人（山東人及外地人）將“山東”與“大漢”聯繫在一起
這些梁山好漢，給人最直觀的印象首先在於高大威猛的體形和強悍粗獷的外貌。《水滸傳》雖然寫了一百多位好漢，但作者花費大量筆墨著力塑造的只有魯智深、林沖、武松、李逵、燕青等人，他們不但是作者塑造的代表梁山好漢群像整體特徵的“上上人物”（金聖歎語），也最符合民眾心中理想的武力值逆天的英雄形象。小說對這些好漢一出場就做了這樣的描寫：“（魯智深）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身長八尺，腰闊十圍”；“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林沖）生的豹頭環眼，燕頷虎須，八尺長短身材⋯⋯”隨著《水滸傳》（以及《說唐》）在整個漢文化圈的廣泛流行，此類給人深刻印象的描繪，令人（山東人及外地人）將“山東”與“大漢”二字聯繫在一起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現代蜚聲中外的考古學家吳金鼎（山東省安丘市萬戈莊人）對此曾經直言不諱：“山東人素有好勇之名。作者于以往十餘年來，寄跡大江南北，所至不下八九省，到處聽人評論，山東人膽量大而好打架。追究這種聲名造成的原因，顯然有一部分是由俠義小說和響馬傳一類閒書的誤解。”
03
現實與想像
毋庸置疑，程咬金落草劫皇綱，賈柳店三十六友結拜，瓦崗寨聚義等民間傳說，素為山東民眾所崇拜嚮往。同時，《水滸傳》中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漢將所遇不平之事訴諸武力的做法，也對整個山東好武之風的形成起了很大推動作用。故而有了“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的民俗警語伴隨著這部小說共同流傳。
與此同時，就像吳金鼎自己也承認的那樣，“山東大漢”這一刻板地域形象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有事實為證”。近代的山東特別是魯西民間，男女老幼普遍習武藝、善拳腳確是不爭的事實。這一帶在明清兩朝共產生出11位狀元，其中竟有半數為武狀元。明清兩朝為了管理、護衛流經山東的大運河這根朝廷的輸血大動脈，在運河沿岸設置了大量的衛所官兵。比如清代設德州、濟寧、東昌、臨清四衛，另有滿洲人駐防德州，總數亦不下2萬。眾多的兵丁在巡堤護壩之余，習武練兵應是經常的功課，久而久之，當地青壯百姓亦從駐防兵丁學習一點功夫，可以說，衛所的存在對當地尚武之風形成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於是，在清代的《山東通志》裡就記載了東平州與東昌府這兩個《水滸傳》中出現的地方，一個“尚氣任俠，不能自飾”；另一個則是“其俗剛武尚氣力⋯⋯人尚勁悍”，晚清的徐珂在《清稗類鈔》中也說“臨清州民俗勁悍，多盜”。而山東成為“大刀會”“義和拳”“紅燈照”的故鄉也就不足為奇了。吳金鼎也只能為之解釋，“然而山東人也並非是好勇鬥狠的暴徒、悠肆兇橫的蠻夫。他們待人誠懇、熱情，只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才伸出老拳與之交涉，路見不平方拔刀相助⋯⋯民情悍而不刁”。
清代以來，山東人的這種名氣越來越大。這從上海的傳統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中山東人角色，通常都是員警、體力工人之類“賣拳頭朋友”，可見一斑。到了19世紀，連初來乍到的西方人都瞭解到山東人“好武”的秉性。
繪畫，描繪義和團運動初期兩名法國軍官被義和團成員殺死的情景，這場運動由黃河北岸山東直隸農民首先發起，以“扶清滅洋”為口號
甚至當代的東鄰日本人的觀感也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久留島龍夫寫過一本描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幻想小說《蘇軍在日本登陸》，其中就有蘇軍在山東半島登陸被挫敗的情節，作者還不忘借書中人物之口說了一句，“山東的兵過去和現在都是強的”。而阪元宇一郎在《面相與中國人》一書裡也提及，“（山東）多數的人都有光潔的皮膚，體格健壯魁梧，步伐悠然，有大人物的風範”，“山東人與其說是頭腦型的人物，還不如說是以頑健的體格見長”。毫無疑問這正是典型的大眾心目中“山東大漢”的形象。
只不過，這個仿佛毋庸置疑的大眾認知，其實偏與今日的事實相悖。論身高，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編制的《中國學生體質與健康監測報告（1991年）》裡，當時19-22歲的山東青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僅有171.69釐米，既比不過北京（174.75釐米）與天津（172.51釐米）這兩個北方直轄市的學生，也比南方的上海學生（172.78釐米）更矮，這恐怕令人始料未及。論起體格，今天的山東人也不出眾，在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編制的《國民體質監測公報》裡，無論是2010年，還是2014年的統計，體質（國民體質水準）最棒的都不是山東人（只排第八），而是誰也不會想到的上海人，甚至排位居次席的也同樣來自長三角地區（2010年江蘇，2014年浙江），即使在北方地區，山東人的國民體質水準也比不上北京居民，這與“五大三粗，身壯如牛”的形象差別，幾乎是不可以道裡計了。
造成現實與想像之間強烈反差的，主要仍是經濟原因。畢竟社會經濟的發展直接影響到收入水準、醫療衛生水準、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等關乎居民民生和健康的基本生存條件,從而影響到百姓的營養攝入、飲食結構、生活方式、醫療保健和養老保險等諸多可直接影響人體生長發育狀況的因素。事實上，即使在上海，1992年時市中心的靜安區居民的日攝入蛋白質量為89克，比郊區南匯縣（63克）要多出1/3。在城鄉差異客觀存在的現實下，北京、上海市民作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級行政區而在身高、體質水準上領先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資料：王雲《明清以來山東運河區域的嗜酒與尚武之風》；孫峰《好漢山東的文學記憶》；呂乃岩《文學作品裡的山東好漢》；張曉連《試說“齊人多變詐”》；劉德增《解讀山東人》）
編輯：大同
這可能與元明鼎革造成的人口置換有一定關係。元朝末年，魯西一帶已是“但見荊棘叢，白骨翳寒籜”。隨之而來的幾十年戰爭，更給北方經濟帶來摧殘。明初，山東東昌幾乎成了無人區，以致在洪武年間成為明廷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區。明代後期的浙江台州人王士性曾經寫過一本《廣志繹》，成書于明朝萬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鴻臚寺卿，曾在廣西、河南、山東、北京、南京等地任職。因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職，所以他有機會到各地瞭解風土人情，故而《廣志繹》此書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風俗上要比同時代的《徐霞客遊記》強。
這本《廣志繹》說北京人“都城眾庶家，易興易敗”，又說山西人“習俗儉樸，有上古之風”，但從書中對各省評頭論足裡可以看出，作者對山東人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只是在說到青州府（今山東濰坊一帶）的時候提到一句“青州人易習亂”而且“蹴鞠六博之俗猶有存者”，大約有那麼一點尚武之分，不過也僅此而已。
清代前期的蘇州人褚人獲（字稼軒）也寫過一本《堅瓠集》，所謂“著堅瓠小史，成四十卷，於古今軼見異聞事，所載略備”。這本書裡收錄了明清之際士大夫之間對各省人的綽號，稱得上是那個時代的“地域黑”合集。其中稱呼江西人是“臘雞”，原因是元時江西人常以土產臘雞作為禮物送人，後來成為南方人的諢號。浙江人則叫“鹽豆”，以鹽豆下飯，自然是諷刺過於節儉（吝嗇）。《堅瓠集》也沒有放過山東人，大號曰“胯（侉）子”。這個詞本指口音與本地語音不同的人，在晚近的蘇、皖北部還很常見；結果在明代變成了山東人的特指，自然也就意味著當時的士大夫並沒有特別注意到“山東大漢”的存在。
02
小說裡的好漢
說起來，在宋代之前，無論哪裡的“大漢”其實都是不存在的。這個詞向來是漢代人對本朝之稱，就像班固在《封燕然山銘》所寫的“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用來指人的“大漢”要晚至南宋年間才出現，初見于岳珂（岳飛的孫子）的《桯史》，也就是“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裡人謂之唐大漢”，但這個詞真正變得家喻戶曉，要到明清時代的白話小說流行之時了。
無論是《廣志繹》抑或《堅瓠集》，其書流傳都不廣。起碼比起明清時期興起的白話小說，只能算是小眾讀物。對於講究和追求高雅之作的士大夫來說，此類小說登不上大雅之堂，只是所謂的“小道”作品，但在市井民間，諸多白話小說在問世後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了極大的追捧，成為當時極受歡迎的“暢銷書”——譬如褚人獲所作《隋唐演義》就遠比其《堅瓠集》知名度高得多。
《說唐演義全傳》則是比《隋唐演義》稍晚出現的隋唐小說，在同類小說中，此書最受民間歡迎。它在“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煙塵”的反隋起義中著力塑造了一群瓦崗寨起義英雄的形象。瓦崗在河南省的滑縣，但這些英雄們造反發端是在山東濟南，而這次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物及著名的英雄，許多都是山東人。
秦瓊門神圖。秦瓊在歷史上實有其人，而在民間傳說及戲曲小說中，主要以瓦崗寨的綠林好漢面目出現，在群眾心目中，“山東好漢”以他為第一
山東秦瓊（叔寶）是他們之中的代表。秦瓊在歷史上實有其人，原是隋將張須陀部將，張須陀敗死，歸附瓦崗，後投唐，驍勇善戰以功封左武衛大將軍、胡國公。然而在民間傳說及戲曲小說中，他主要以瓦崗寨的綠林好漢面目出現。甚至在《說唐》裡只被列為第十六條好漢的秦瓊，在群眾心目中，“山東好漢”以他為第一。在民間有數不清的《響馬傳》鼓詞小說和戲曲劇碼，如《秦瓊打登州》《秦瓊還家》等，都是不見於經傳的故事，卻經久不衰。而京劇《秦瓊賣馬》也是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的代表作。
《說唐演義全傳》之外，位列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滸傳》對於民間的影響更大。《水滸傳》以北宋宣和年間山東宋江起義為歷史基礎和故事原型，後又經過民間傳說等口頭文學的傳播、並行修訂本的長期演變，最終由文人整理加工創作而成，歷時四百多年。其中的故事發生在山東梁山泊（到清朝咸豐年間才定名為東平湖），故地在今山東省梁山縣，其中許多著名英雄是山東人。從籍貫上看，水滸一百〇八條好漢中山東籍多達38人（天罡12人，地煞26人），多分佈於今魯西的梁山、鄆城、聊城等地。現代教育家張天麟（山東濟南人）就說，有兩個人物支配著山東人的心靈與言行，一個是孔子，一個是梁山泊的好漢。孔子的道德是他們內心的信仰，“梁山泊的好漢”是他們外在的言行。
《水滸傳》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蔣門神”，水滸一百零八條好漢中山東籍多達38人（花榮、李逵、武松等），其高大威猛的體形和強悍粗獷的外貌，很容易令人（山東人及外地人）將“山東”與“大漢”聯繫在一起
這些梁山好漢，給人最直觀的印象首先在於高大威猛的體形和強悍粗獷的外貌。《水滸傳》雖然寫了一百多位好漢，但作者花費大量筆墨著力塑造的只有魯智深、林沖、武松、李逵、燕青等人，他們不但是作者塑造的代表梁山好漢群像整體特徵的“上上人物”（金聖歎語），也最符合民眾心中理想的武力值逆天的英雄形象。小說對這些好漢一出場就做了這樣的描寫：“（魯智深）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身長八尺，腰闊十圍”；“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林沖）生的豹頭環眼，燕頷虎須，八尺長短身材⋯⋯”隨著《水滸傳》（以及《說唐》）在整個漢文化圈的廣泛流行，此類給人深刻印象的描繪，令人（山東人及外地人）將“山東”與“大漢”二字聯繫在一起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現代蜚聲中外的考古學家吳金鼎（山東省安丘市萬戈莊人）對此曾經直言不諱：“山東人素有好勇之名。作者于以往十餘年來，寄跡大江南北，所至不下八九省，到處聽人評論，山東人膽量大而好打架。追究這種聲名造成的原因，顯然有一部分是由俠義小說和響馬傳一類閒書的誤解。”
03
現實與想像
毋庸置疑，程咬金落草劫皇綱，賈柳店三十六友結拜，瓦崗寨聚義等民間傳說，素為山東民眾所崇拜嚮往。同時，《水滸傳》中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漢將所遇不平之事訴諸武力的做法，也對整個山東好武之風的形成起了很大推動作用。故而有了“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的民俗警語伴隨著這部小說共同流傳。
與此同時，就像吳金鼎自己也承認的那樣，“山東大漢”這一刻板地域形象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有事實為證”。近代的山東特別是魯西民間，男女老幼普遍習武藝、善拳腳確是不爭的事實。這一帶在明清兩朝共產生出11位狀元，其中竟有半數為武狀元。明清兩朝為了管理、護衛流經山東的大運河這根朝廷的輸血大動脈，在運河沿岸設置了大量的衛所官兵。比如清代設德州、濟寧、東昌、臨清四衛，另有滿洲人駐防德州，總數亦不下2萬。眾多的兵丁在巡堤護壩之余，習武練兵應是經常的功課，久而久之，當地青壯百姓亦從駐防兵丁學習一點功夫，可以說，衛所的存在對當地尚武之風形成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於是，在清代的《山東通志》裡就記載了東平州與東昌府這兩個《水滸傳》中出現的地方，一個“尚氣任俠，不能自飾”；另一個則是“其俗剛武尚氣力⋯⋯人尚勁悍”，晚清的徐珂在《清稗類鈔》中也說“臨清州民俗勁悍，多盜”。而山東成為“大刀會”“義和拳”“紅燈照”的故鄉也就不足為奇了。吳金鼎也只能為之解釋，“然而山東人也並非是好勇鬥狠的暴徒、悠肆兇橫的蠻夫。他們待人誠懇、熱情，只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才伸出老拳與之交涉，路見不平方拔刀相助⋯⋯民情悍而不刁”。
清代以來，山東人的這種名氣越來越大。這從上海的傳統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中山東人角色，通常都是員警、體力工人之類“賣拳頭朋友”，可見一斑。到了19世紀，連初來乍到的西方人都瞭解到山東人“好武”的秉性。
繪畫，描繪義和團運動初期兩名法國軍官被義和團成員殺死的情景，這場運動由黃河北岸山東直隸農民首先發起，以“扶清滅洋”為口號
甚至當代的東鄰日本人的觀感也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久留島龍夫寫過一本描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幻想小說《蘇軍在日本登陸》，其中就有蘇軍在山東半島登陸被挫敗的情節，作者還不忘借書中人物之口說了一句，“山東的兵過去和現在都是強的”。而阪元宇一郎在《面相與中國人》一書裡也提及，“（山東）多數的人都有光潔的皮膚，體格健壯魁梧，步伐悠然，有大人物的風範”，“山東人與其說是頭腦型的人物，還不如說是以頑健的體格見長”。毫無疑問這正是典型的大眾心目中“山東大漢”的形象。
只不過，這個仿佛毋庸置疑的大眾認知，其實偏與今日的事實相悖。論身高，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編制的《中國學生體質與健康監測報告（1991年）》裡，當時19-22歲的山東青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僅有171.69釐米，既比不過北京（174.75釐米）與天津（172.51釐米）這兩個北方直轄市的學生，也比南方的上海學生（172.78釐米）更矮，這恐怕令人始料未及。論起體格，今天的山東人也不出眾，在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編制的《國民體質監測公報》裡，無論是2010年，還是2014年的統計，體質（國民體質水準）最棒的都不是山東人（只排第八），而是誰也不會想到的上海人，甚至排位居次席的也同樣來自長三角地區（2010年江蘇，2014年浙江），即使在北方地區，山東人的國民體質水準也比不上北京居民，這與“五大三粗，身壯如牛”的形象差別，幾乎是不可以道裡計了。
造成現實與想像之間強烈反差的，主要仍是經濟原因。畢竟社會經濟的發展直接影響到收入水準、醫療衛生水準、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等關乎居民民生和健康的基本生存條件,從而影響到百姓的營養攝入、飲食結構、生活方式、醫療保健和養老保險等諸多可直接影響人體生長發育狀況的因素。事實上，即使在上海，1992年時市中心的靜安區居民的日攝入蛋白質量為89克，比郊區南匯縣（63克）要多出1/3。在城鄉差異客觀存在的現實下，北京、上海市民作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級行政區而在身高、體質水準上領先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資料：王雲《明清以來山東運河區域的嗜酒與尚武之風》；孫峰《好漢山東的文學記憶》；呂乃岩《文學作品裡的山東好漢》；張曉連《試說“齊人多變詐”》；劉德增《解讀山東人》）
編輯：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