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上的中國：雞飛狗跳的光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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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擠的走道、濃濃的泡面味，
三四十年前，火車在中國承載了人們自由流動的夢想。一個改革年代撲面而來。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火車是一種情結。是呀，你很可能看過一些記錄火車的照片，場景令人震撼，乃至感歎。然而，你可曾知道，有一個叫王福春的攝影師大半生在做這件事？
| 趕往前方的人們。1991年，綏芬河--哈爾濱。王福春攝。
曾經是一名鐵道工人的他，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和非凡的毅力，在1978年到2014年30多年間，北上漠河，南下廣州，西奔格爾木，東至上海......乘坐列車幾千次，行程20幾萬公里，拍攝近10萬張底片，跟蹤記錄了車廂裡的人生百態。
王福春，1963年考入哈爾濱鐵路局綏化鐵路機車司機學校，20世紀80年代就讀哈爾濱師範大學攝影專業，曾任哈爾濱鐵路局科研所攝影師、編輯。現為自由攝影人。拍攝有《火車上的中國人》《中國蒸汽機車》《黑地鐵裡的中國人》等攝影專題。
重溫這些照片吧，你能從中看到社會和歷史的變遷，列車上的人不斷在變，
“我慶倖自已選對鐵路這一行，與鐵路結緣。 我對鐵路的熱愛， 堅持30多年拍攝鐵軌上奔騰的蒸汽機車，內燃機車，電力機車，動車高鐵。記錄綠皮車，藍皮車，紅皮車，白皮車的演變。是中國人的變化，鐵路的變化，也是國家的變化。”
| 1986年，從哈爾濱開往北京的18次特快列車上第一次出現電視機，全車廂的人都抬頭聚精會神地看電視。80年代中期，電視機在百姓家中還很少見。
火車是一個流動小社會，臨時大家庭。中國人出行首選坐火車，80年代初期民工潮開始湧進車廂，人滿為患，乘車難，買票難。就在那時我在火車上拍片，遇到很多困難和危險，可以這麼說，我的攝影作品是用生命代價換來的。
|1987年，雙峰—長汀
我這人活的比較簡單，頭腦也簡單，除了攝影以外什麼都不想， 所以攝影成了我一生的致愛，付出代價也大。我的肋骨曾兩次骨折，左腿脛骨骨折，三九天掉進松花江，掉進鏡泊湖，坐汽車掉進興凱湖，幾次大難不死。
| 1989年，從北京開往廣州的列車上，旅客自帶收錄機在車廂裡收聽鄧麗君的歌曲。80年代，鄧麗君風靡全國，她是20世紀歌壇中一顆璀璨的巨星，贏得了“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的美譽，她甜美的聲音打動了整整一個時代。
隨著創作的不斷深入，我越來越關注人們的旅途生活狀態，時間與空間在交織交錯，在列車啟動時，窗外還飄著鵝毛大雪，一覺醒來，又發現自己已融入江南春色。
| 1990年，哈爾濱—上海
|1990年，哈爾冰—上海，他們的夢也許不是很甜，他的夢也許很苦...
當我的鏡頭聚焦莘莘學子苦讀時，身後還響著搓麻將的雜訊，另一車廂裡有小女孩望著車窗外默默地發呆。那麼，迎面駛來的列車裡又會發生些什麼呢？
| 1994年，從北京開往瀋陽的列車上，打麻將的旅客。
| 1991年，從上海開往重慶的列車上，擠在過道的一個狹小空間裡的一家四口。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在開往南寧的列車上，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滿身汗泥，倚在車門頭，站著就睡著了。我看著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鐘，我不能給她幫助，心裡十分難受和自責。就在快門釋放的一瞬間，我的心被刺痛了，憶起了自己苦難的童年……
| 1995年，武漢—南寧。“站著的孩提的夢是我不忍看到的，就在按快門的一瞬，刺痛了我的心。”
| 1991年，從綏芬河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在擁擠的車廂內，一位抱孩子的父親臉上顯露出困倦的神情，但依然緊抱孩子。
| 1992年，從南寧開往北京的列車上，由於車廂太擁擠，這位年輕的媽媽想出了用八寶粥的鐵罐來當作“臨時廁所”，以解決兒子的內急。
|1993年，從蘭州開往烏魯木齊列車上，開懷大笑祖孫倆。
很多人坐火車不習慣，睡不著覺，而我正相反。這些年總在外面跑，平均每年乘車上百次，也許習慣了這種環境。
| 1992年，從黑龍江省加格達奇開往古蓮的列車上，各自占了一張長椅睡覺的男女青年。
一次，我睡在中鋪，睡到半夜正香時，被下鋪一位老太太叫醒，我還以為出了什麼事，一問才知道，原來我的呼嚕聲太大了，影響了大家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老太太說，她一夜沒合眼，我聽了這話，心裡這個不好意思，趕緊說：“對不起！”
| 1996年，從北京開往呼和浩特的列車上，空調開得太大了，乘客都鑽到座椅套下去睡覺。
| 1996年，從廣州開往成都的列車上，臥鋪車廂內一位女青年坐在中鋪拉起了二胡，她的自娛自樂吸引了上鋪和下鋪的青年男女的關注。
在列車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車晃動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車工作人員的誤解；既要忍受個別旅客的刁難，又要忍饑耐渴抗高溫不怕疲勞。
1995年盛夏，列車通過“火爐”武漢時，車廂裡溫度高達四十多攝氏度，旅客嚴重超員，人挨人，人擠人，寸步難行。熱得我渾身是汗，頭髮跟水洗過一樣，T恤衫全部濕透，必須到餐車要鹽面沖水喝補充鹽分。
紅色T恤衫幹後結成一層白花花的鹽鹼，我真想留作紀念，由於隨行衣服帶得少，只好洗掉。那次終因流汗過多，加上一路過度疲勞而虛脫暈過去。
| 1995年，從武漢開往長沙的列車上，車廂太擁擠了，一位光膀子的男子竟然躺在了硬座座椅靠背上，為防止自己摔倒，他不得不用手抓住上面的行李架。
| 1995年。西安—西寧。一位年輕的父親抱著他的孩子站在車廂過道內。也許由於他的孩子太餓了，他臨時充當了“母親”的角色，讓孩子滿足地在他的懷裡睡著了。
我跑遍全國鐵路線，利用坐火車的機會，發現火車裡好多有趣的故事, 順手拍下來，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當專題拍，我的鏡頭一直沒有離開過鐵路線，一拍就30多年。
| 1999年，從北京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一個年輕人在餐車裡用磁卡打電話。磁卡電話是中國原郵電部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從日本引進的一種公用通信手段，曾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國打電話難的問題。隨著通訊設備的發展，不久，它便被手機取代了。
| 1999年，哈爾濱—牡丹江。一方螢屏，展示了前進的軌跡。
| 1994年，瀋陽—大連。1987年“大哥大”進入中國，成為加速人們資訊溝通和社會交往的重要工具。在那個年代，它是身份、地位和財富的象徵，它的出現也意味著中國步入了移動通訊時代。
| 2007年，北京—哈爾濱
| 2009年，廣州—北京
| 2010年，從北京開往上海的動車上，抬頭就能觀賞車廂電視裡放映的節目，每個人卻都低頭玩自已的筆記型電腦。如今，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已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時，我們也成為今天社會的“低頭族”。
| 2013年，從北京開往上海的高鐵上，乘客舒適地躺在商務座上休息。
| 2014年，從重慶開往北京的列車上，一名旅客躺在臥鋪上，用手機看電影。隨著電子設備的發展，用手機看視頻已成為人們的習慣。列車上的乘客無需再專門走到放像車廂觀看電視，乘客在列車上的娛樂方式和地點都在發生變化。
| 2015年，上海—杭州高鐵
《火車上的中國人》是我用自己的感受寫下了世紀末中國鐵路這段無法忘懷的歷史。我很慶倖自己與鐵路結緣，拍下了火車上的時代變遷，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鐵路飛速發展的巨變。（王福春）
《火車上的中國人》 王福春 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大半輩子投身鐵路攝影，王福春有個習慣，有座也不坐，累了也不休息，在車裡走上三五趟，就會被人誤認小偷。他甚至常和真的小偷不期而遇，四目相對時，點頭致意。請他設想一幅自畫像，王福春說，最醒目的一定是那雙“賊眼”：“練就賊心、賊膽、賊眼，拍賊好的照片”
| 1989年，從北京開往廣州的列車上，旅客自帶收錄機在車廂裡收聽鄧麗君的歌曲。80年代，鄧麗君風靡全國，她是20世紀歌壇中一顆璀璨的巨星，贏得了“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的美譽，她甜美的聲音打動了整整一個時代。
隨著創作的不斷深入，我越來越關注人們的旅途生活狀態，時間與空間在交織交錯，在列車啟動時，窗外還飄著鵝毛大雪，一覺醒來，又發現自己已融入江南春色。
| 1990年，哈爾濱—上海
|1990年，哈爾冰—上海，他們的夢也許不是很甜，他的夢也許很苦...
當我的鏡頭聚焦莘莘學子苦讀時，身後還響著搓麻將的雜訊，另一車廂裡有小女孩望著車窗外默默地發呆。那麼，迎面駛來的列車裡又會發生些什麼呢？
| 1994年，從北京開往瀋陽的列車上，打麻將的旅客。
| 1991年，從上海開往重慶的列車上，擠在過道的一個狹小空間裡的一家四口。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在開往南寧的列車上，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滿身汗泥，倚在車門頭，站著就睡著了。我看著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鐘，我不能給她幫助，心裡十分難受和自責。就在快門釋放的一瞬間，我的心被刺痛了，憶起了自己苦難的童年……
| 1995年，武漢—南寧。“站著的孩提的夢是我不忍看到的，就在按快門的一瞬，刺痛了我的心。”
| 1991年，從綏芬河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在擁擠的車廂內，一位抱孩子的父親臉上顯露出困倦的神情，但依然緊抱孩子。
| 1992年，從南寧開往北京的列車上，由於車廂太擁擠，這位年輕的媽媽想出了用八寶粥的鐵罐來當作“臨時廁所”，以解決兒子的內急。
|1993年，從蘭州開往烏魯木齊列車上，開懷大笑祖孫倆。
很多人坐火車不習慣，睡不著覺，而我正相反。這些年總在外面跑，平均每年乘車上百次，也許習慣了這種環境。
| 1992年，從黑龍江省加格達奇開往古蓮的列車上，各自占了一張長椅睡覺的男女青年。
一次，我睡在中鋪，睡到半夜正香時，被下鋪一位老太太叫醒，我還以為出了什麼事，一問才知道，原來我的呼嚕聲太大了，影響了大家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老太太說，她一夜沒合眼，我聽了這話，心裡這個不好意思，趕緊說：“對不起！”
| 1996年，從北京開往呼和浩特的列車上，空調開得太大了，乘客都鑽到座椅套下去睡覺。
| 1996年，從廣州開往成都的列車上，臥鋪車廂內一位女青年坐在中鋪拉起了二胡，她的自娛自樂吸引了上鋪和下鋪的青年男女的關注。
在列車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車晃動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車工作人員的誤解；既要忍受個別旅客的刁難，又要忍饑耐渴抗高溫不怕疲勞。
1995年盛夏，列車通過“火爐”武漢時，車廂裡溫度高達四十多攝氏度，旅客嚴重超員，人挨人，人擠人，寸步難行。熱得我渾身是汗，頭髮跟水洗過一樣，T恤衫全部濕透，必須到餐車要鹽面沖水喝補充鹽分。
紅色T恤衫幹後結成一層白花花的鹽鹼，我真想留作紀念，由於隨行衣服帶得少，只好洗掉。那次終因流汗過多，加上一路過度疲勞而虛脫暈過去。
| 1995年，從武漢開往長沙的列車上，車廂太擁擠了，一位光膀子的男子竟然躺在了硬座座椅靠背上，為防止自己摔倒，他不得不用手抓住上面的行李架。
| 1995年。西安—西寧。一位年輕的父親抱著他的孩子站在車廂過道內。也許由於他的孩子太餓了，他臨時充當了“母親”的角色，讓孩子滿足地在他的懷裡睡著了。
我跑遍全國鐵路線，利用坐火車的機會，發現火車裡好多有趣的故事, 順手拍下來，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當專題拍，我的鏡頭一直沒有離開過鐵路線，一拍就30多年。
| 1999年，從北京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一個年輕人在餐車裡用磁卡打電話。磁卡電話是中國原郵電部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從日本引進的一種公用通信手段，曾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國打電話難的問題。隨著通訊設備的發展，不久，它便被手機取代了。
| 1999年，哈爾濱—牡丹江。一方螢屏，展示了前進的軌跡。
| 1994年，瀋陽—大連。1987年“大哥大”進入中國，成為加速人們資訊溝通和社會交往的重要工具。在那個年代，它是身份、地位和財富的象徵，它的出現也意味著中國步入了移動通訊時代。
| 2007年，北京—哈爾濱
| 2009年，廣州—北京
| 2010年，從北京開往上海的動車上，抬頭就能觀賞車廂電視裡放映的節目，每個人卻都低頭玩自已的筆記型電腦。如今，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已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時，我們也成為今天社會的“低頭族”。
| 2013年，從北京開往上海的高鐵上，乘客舒適地躺在商務座上休息。
| 2014年，從重慶開往北京的列車上，一名旅客躺在臥鋪上，用手機看電影。隨著電子設備的發展，用手機看視頻已成為人們的習慣。列車上的乘客無需再專門走到放像車廂觀看電視，乘客在列車上的娛樂方式和地點都在發生變化。
| 2015年，上海—杭州高鐵
《火車上的中國人》是我用自己的感受寫下了世紀末中國鐵路這段無法忘懷的歷史。我很慶倖自己與鐵路結緣，拍下了火車上的時代變遷，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鐵路飛速發展的巨變。（王福春）
《火車上的中國人》 王福春 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大半輩子投身鐵路攝影，王福春有個習慣，有座也不坐，累了也不休息，在車裡走上三五趟，就會被人誤認小偷。他甚至常和真的小偷不期而遇，四目相對時，點頭致意。請他設想一幅自畫像，王福春說，最醒目的一定是那雙“賊眼”：“練就賊心、賊膽、賊眼，拍賊好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