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華儒者戴良：桃李向秋落 松色一枝青
戴良（圖片來源於網路）
對元朝文化、元朝文學來說，
影響戴良一生的大事，是棄明投元。隔著650年的時光，我們不妨試著理解戴良當時的選擇。
當年，朱元璋攻下素有“小鄒魯”之稱的儒學重鎮金華，採取聆聽策議和直接任命的方式，羅致金華文化精英。《明太祖實錄》裡說有13位金華儒者給朱元璋上課，很多便是戴良的學友。戴良本人也被朱元璋召見，為朱元璋陳述治世之道。
根據我的考證，戴良給朱元璋講的內容可能就在《論長孫無忌》《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論王珪》3篇文章裡。
當戴良的朋友們一個個投靠朱元璋，
當時淮南江北行省實際上處在張士誠控制之下。1365年10月，朱元璋消滅陳友諒之後，剿滅張士誠的戰爭開始了。處於風暴中心的戴良度張氏不可為，下定決心北上投奔元朝。
如果不是朱元璋再次徵召，戴良也許將永遠在四明山過著“衣冠隨俗變，姓字畏人知”“地偏惟養拙，歲久未知名”的生活。1382年，66歲的戴良在慈溪或余姚的某個寺廟聊天時，被明朝官員發現，隨後被朱元璋召入南京。然而戴良託病固辭，惹得朱元璋將其投入牢獄，幾個月後在獄中死去。遺民，羈客，隱居，不仕，都是戴良的自覺選擇。一想到他的這些選擇，總讓我唏噓不已。
戴良的師友也一定覺得，戴良是一個堅執、誠懇、敏銳的人。比如他的老師柳貫和同窗好友宋濂。
1333年，17歲的戴良遇到了63歲的柳貫，開始了他們的師生情。儘管兩人有46歲的年齡間隔，卻並沒有產生代溝，而是一棵樹搖動一棵樹，一股風帶動另一股風，一個靈魂呼應另外一個靈魂。戴良對柳貫無比敬仰，告老還鄉的柳貫看到後生如斯，內心也十分高興。他讓戴良住在自己家裡，兩人常常討論到深夜，甚至談論一些很私密的話題。戴良在《柳待制墓表碑陰記》裡回憶了一件事情：“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裘語良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連死後誰給自己寫墓誌銘的話題都談到了，可見兩人關係親如父子。柳貫去世後，戴良在柳家斷斷續續待了3年，訓育柳家子孫，幫助柳貫的兒子柳卣處理家事。在柳貫眾多學生裡，只有戴良這樣做。
戴良和宋濂是同窗。宋濂比戴良大七歲，兩人有很深的友情，在一起做過幾件比較大的事情。一是都拜柳貫為師，柳貫病故後一起編寫了《柳待制文集》；二是共同拜訪了當時金華官場和文場的“一把手”余闕。但此後兩人的發展之路卻有點微妙，宋濂逐步遠離了余闕，戴良則對余闕懷著深深的敬仰之情，並以之為榜樣；三是都受到了朱元璋的接待，並且都擔任朱元璋治下寧越府的學官。但兩年以後，這對好朋友走到了兩個陣營裡，一個繼續為朱元璋效力，一個則棄明投元。雖然表面上從同門變為對手，但私下裡兩人的友誼依舊很好，還不時有書信聯繫、詩歌唱和。1366年春，戴良離開蘇州北上時，不知為何忽然想到了宋濂。在《歲暮遲宋景濂》一詩裡，戴良寫道：“忽忽歲欲暮，駸駸春已迫。出門尚誰思，悲歌遲來客。客昔與我期，近在旦與夕。如何事多迕，月滿且複魄。悲風一夜起，落葉滿長陌。女蘿雖有托，近亦辭松柏。萬物會歸盡，人豈無終極。而我與夫子，況皆年半百。前途詎難知，玄發早已白。若不數相過，蹉跎深足惜。”
我看到過一張戴良寫的小楷，端正用力，字字精幹。品讀發黃紙頁上的文字，仿佛看到在那些不眠之夜，戴良將所有心事傾注筆端，奮筆疾書的身影。朝代更迭的風雲讓戴良半生顛簸，雖然他沒能實現濟世救民的理想，卻用手中的筆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九靈山房集（圖片來源於網路）
戴良今存詩作580多首，散文270多篇。歷史上對戴良詩歌評價較多，《四庫全書總目·九靈山房集提要》裡是這樣寫的：“良詩風骨高秀，迥出一時，眷懷宗國，慷慨激烈，發為吟詠，多磊落抑塞之音。”棄官而走時，他自嘲“失腳雙溪路，今經兩度春。不堪飛雪夜，還作望鄉人”。戰亂頻仍、人民流離，他喊出“兵戈綿歲月，骸骨纏草莽。魑魅在野號，蒿萊沒衢長”。戴良的散文也頗為出色，在文論《求我齋文集序》裡，戴良提出散文主張：大凡文章之作，首先必須出於“山川之所發”，即外物感觸於心然後發而為文，方具有真情感；其次要“文獻之所傳”，也即自經史傳記、諸子以及天文地理、曆算兵刑、食貨醫蔔、釋老之書無不悉究，強調博採眾長。戴良一方面繼承元大家柳貫諸人的質直風格，一方面轉益多師、融會貫通成就自家風格，為元明之際的散文發展提供了一個嬗變的契機。
戴良出生于諸暨市馬劍鎮九靈山下，自稱“九靈山人”。無論是顯貴還是落魄時，他都隨身攜帶一張《九靈山房圖》，隨時向周圍的朋友展示。這些朋友都是元末有影響力的文人雅士，當他們用文字描寫記錄這張著名的《九靈山房圖》時，九靈山這座不知名的小山，就成了文氣氤氳之地，甚至可以說，九靈山掀起了元末文壇一個小小的吟詠高峰。戴良寫過《望九靈山》一詩：“九靈眇何許，連峰高不極。依稀接遠霧，仿像起寒色。我家是山下，別來歲頻易。屋廬閑鳥聲，塚墓遺獸跡。可望不可至，空多故鄉憶。”如果我們對戴良的生平有所瞭解就會發現，無論對故鄉，還是對人生，戴良都是“可望不可至”，在他身後，留下了令人難忘而惆悵的故事。
不仕，都是戴良的自覺選擇。一想到他的這些選擇，總讓我唏噓不已。戴良的師友也一定覺得，戴良是一個堅執、誠懇、敏銳的人。比如他的老師柳貫和同窗好友宋濂。
1333年，17歲的戴良遇到了63歲的柳貫，開始了他們的師生情。儘管兩人有46歲的年齡間隔，卻並沒有產生代溝，而是一棵樹搖動一棵樹，一股風帶動另一股風，一個靈魂呼應另外一個靈魂。戴良對柳貫無比敬仰，告老還鄉的柳貫看到後生如斯，內心也十分高興。他讓戴良住在自己家裡，兩人常常討論到深夜，甚至談論一些很私密的話題。戴良在《柳待制墓表碑陰記》裡回憶了一件事情：“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裘語良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連死後誰給自己寫墓誌銘的話題都談到了，可見兩人關係親如父子。柳貫去世後，戴良在柳家斷斷續續待了3年，訓育柳家子孫，幫助柳貫的兒子柳卣處理家事。在柳貫眾多學生裡，只有戴良這樣做。
戴良和宋濂是同窗。宋濂比戴良大七歲，兩人有很深的友情，在一起做過幾件比較大的事情。一是都拜柳貫為師，柳貫病故後一起編寫了《柳待制文集》；二是共同拜訪了當時金華官場和文場的“一把手”余闕。但此後兩人的發展之路卻有點微妙，宋濂逐步遠離了余闕，戴良則對余闕懷著深深的敬仰之情，並以之為榜樣；三是都受到了朱元璋的接待，並且都擔任朱元璋治下寧越府的學官。但兩年以後，這對好朋友走到了兩個陣營裡，一個繼續為朱元璋效力，一個則棄明投元。雖然表面上從同門變為對手，但私下裡兩人的友誼依舊很好，還不時有書信聯繫、詩歌唱和。1366年春，戴良離開蘇州北上時，不知為何忽然想到了宋濂。在《歲暮遲宋景濂》一詩裡，戴良寫道：“忽忽歲欲暮，駸駸春已迫。出門尚誰思，悲歌遲來客。客昔與我期，近在旦與夕。如何事多迕，月滿且複魄。悲風一夜起，落葉滿長陌。女蘿雖有托，近亦辭松柏。萬物會歸盡，人豈無終極。而我與夫子，況皆年半百。前途詎難知，玄發早已白。若不數相過，蹉跎深足惜。”
我看到過一張戴良寫的小楷，端正用力，字字精幹。品讀發黃紙頁上的文字，仿佛看到在那些不眠之夜，戴良將所有心事傾注筆端，奮筆疾書的身影。朝代更迭的風雲讓戴良半生顛簸，雖然他沒能實現濟世救民的理想，卻用手中的筆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九靈山房集（圖片來源於網路）
戴良今存詩作580多首，散文270多篇。歷史上對戴良詩歌評價較多，《四庫全書總目·九靈山房集提要》裡是這樣寫的：“良詩風骨高秀，迥出一時，眷懷宗國，慷慨激烈，發為吟詠，多磊落抑塞之音。”棄官而走時，他自嘲“失腳雙溪路，今經兩度春。不堪飛雪夜，還作望鄉人”。戰亂頻仍、人民流離，他喊出“兵戈綿歲月，骸骨纏草莽。魑魅在野號，蒿萊沒衢長”。戴良的散文也頗為出色，在文論《求我齋文集序》裡，戴良提出散文主張：大凡文章之作，首先必須出於“山川之所發”，即外物感觸於心然後發而為文，方具有真情感；其次要“文獻之所傳”，也即自經史傳記、諸子以及天文地理、曆算兵刑、食貨醫蔔、釋老之書無不悉究，強調博採眾長。戴良一方面繼承元大家柳貫諸人的質直風格，一方面轉益多師、融會貫通成就自家風格，為元明之際的散文發展提供了一個嬗變的契機。
戴良出生于諸暨市馬劍鎮九靈山下，自稱“九靈山人”。無論是顯貴還是落魄時，他都隨身攜帶一張《九靈山房圖》，隨時向周圍的朋友展示。這些朋友都是元末有影響力的文人雅士，當他們用文字描寫記錄這張著名的《九靈山房圖》時，九靈山這座不知名的小山，就成了文氣氤氳之地，甚至可以說，九靈山掀起了元末文壇一個小小的吟詠高峰。戴良寫過《望九靈山》一詩：“九靈眇何許，連峰高不極。依稀接遠霧，仿像起寒色。我家是山下，別來歲頻易。屋廬閑鳥聲，塚墓遺獸跡。可望不可至，空多故鄉憶。”如果我們對戴良的生平有所瞭解就會發現，無論對故鄉，還是對人生，戴良都是“可望不可至”，在他身後，留下了令人難忘而惆悵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