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書店街：以此為名，天下僅有（上）韋力撰
書店街入口
宋朝是中國書史上的黃金時代，丘浚在《大學衍義補》中說：“宋朝以文為治，
歷史沿革介紹
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中就有書坊，以至於故宮每次展這件珍寶之時，我都會仔細盯著此圖上的這間書坊，那種親切之感，非此道之中確實不能體會得到。這幅繪畫作品當然不是為了描繪北宋的書店形象，其所包涵的豐富內容成為了後世專家們研究不斷的話題。而開封當地當然也會借勢而為。我到達開封後，
前後一樣
聞其所言，我突然來了興致，馬上請教他，
步行街
藏書繁榮的前提首先當然是刻書，而北宋時期東京汴梁已然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刻書中心之一，然宋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的一段話，被後世的相關文獻引用了無數回。雖然如此，我在這裡還是需要抄錄如下：
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制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偏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葉夢得在這裡列出了北宋末、南宋初時期著名的三處刻書中心，他認為這三處中，杭州所刻之書品質最高，其次是四川，最差的是福建。接下來他又提到了京師，也就是當時的開封。由“京師”二字可知，葉夢得說這段話的時候仍是北宋，因為他這段話中講到了杭州，由此說明，杭州還沒有成為南宋的首都臨安。
老建築，新塗料
而葉夢得說開封所刻的書版品質不比杭州差，那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說“汴梁為上”呢？葉夢得給出的解釋是：雖然汴梁刻版水準不比杭州差，但唯一的缺憾是刷書所用的紙張比不上杭州。而後他又解釋了：為什麼四川和福建刻本比不上杭州與汴梁？葉認為，這兩個地方刻版所用的木材太過柔軟，柔軟之木雖刊刻容易、成書也快，但是難以雕造出精美的版面。俗話說“細節決定成敗”，看來這句話也可以用在古代的刻書史上，可惜北宋汴梁刻本至今一部也沒有留下來，我輩已無法目睹汴梁刻本的精彩。
可惜不是書店
汴梁能夠刻出這麼好的書，當然跟朝廷的重視有很大的關係，更為重要者，這跟皇帝的思想與藝術水準頗成正比，《宋人軼事彙編》中有這樣一段話：
楊大年，因奏對，偶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為恨。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鬻書者至，有小編，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傳之。
這裡所說的楊大年，就是著名的詩人楊億。在真宗一朝，他曾兩任秘書監，更為重要者，他還跟王欽若共同編了著名的類書《冊府元龜》。按說他也是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但即使如此，竟然被皇帝偶然問到的一句詩給難住了。這麼博學的人物，竟然對不上一句詩，這當然令楊億大為尷尬，他一定要找到皇帝所說之詩的出處，而且他竟然真就在一個書攤上看到了這句詩。這個故事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皇帝的博學，二是那個時代書商刻書的廣泛。這也就間接地點明瞭，北宋時期的皇城刻書業是何等的發達。
跟書有關的業態
張秀民的《中國印刷史》中在談到宋代刻書時稱：“刻書印賣有利可圖，故開封、臨安……成都、眉山，紛紛設立書坊，所謂‘細民亦皆轉向模鋟，以取衣食’。至於私家宅塾以及寺廟莫不有刻，故宋代官私刻書最盛，為雕版印刷史上的黃金時代。”張秀民說，在宋代無論是官刻還是私刻都很發達，所以他將這個時代稱為“雕版印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是，私刻的大量產生也會洩露國家機密，因為那時候的書坊常常會刊刻朝中之事，但有些事情並不宜讓外人得知，以至於皇帝下令，禁止民間私自刻版。宋康定元年五月二日，仁宗下詔稱：“訪聞在京無圖之輩書肆之家，多將諸色人所講邊機文字鏤版鬻賣，流布於外。委開封府密切根捉，許人陳告，勘鞫聞奏。”（《宋會要輯稿·刑法》）
看到了第一家書店
可惜都是教材
顯然皇帝的這個禁書令沒有起到作用，後來的汴梁依然私刻風行，當時的大文豪歐陽修在至和二年給皇帝上了《論雕印文字劄子》：“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版尤多，蓋為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曰《宋文》者，多是議論時政之言。……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
座椅也製作成了書狀
像歐陽修這樣的著名文人，都主動要求提出焚毀書籍，其理由是這些刻版之書很多都是議論時政，可見出版業不進行系統的管理，會產生怎樣的負面效應。顯然，歐陽修要求焚毀者乃是私刻，而官刻的情況卻大不相同。靖康元年，金人打到了汴梁，趙明誠與李清照夫婦聞聽此事後，準備帶著他們的藏品南逃，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寫道：“至靖康丙午年，候守淄州，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矣！”
有些歷史
只有愛好收藏的人才能體會到這種難以割捨的情懷，但是李清照帶不走那麼多的藏品，於是她進行了精心挑選：“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李清照在挑選藏書的時候，先去除大部頭的書，然而去除掉有重要的畫作，接著再挑出去一些沒有銘文的古器物，直到最後她再選擇去除掉一些監本書。由這個挑選順序可以看出，李清照認為，監本書要比以上的那些更為重要。
招幌上的“書”字
北宋國子監所刻之書為什麼這麼重要呢？當然這跟皇帝的重視有很大關係。當時的監本不但品質好，價錢還便宜，因為按照皇帝的要求，國子監所售之書，只收工本費，不可以營利，宋真宗明確地說：“此固非為利，正欲文籍流布耳。”（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三十三）
新華書店
到了宋哲宗元祐初年，國子監所印之書還是偷偷漲價了，陳師道發現了這個問題，於是向皇帝提了出來：“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價小，今用襄紙而價高。紙既不迨，而價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訓以教後學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務廣其傳，不亦求利，亦聖教之一助……諸州學所買監書系用官錢買充官物，價之高下，何所損益。而外學常苦無錢，而書價貴，以是在所不能有國子之書，而學者聞見亦寡，今乞止計工紙，別為之價，所冀學者益廣見聞以稱朝廷教養之意。”（《論國子賣書狀》）
陳師道說，而今國子監所賣之書，價格越來越貴，這有悖皇帝不求營利的初衷，他希望回到只收工本費的初始要求上來，而皇帝同意了他的這個建議。
地上的廣告
北宋的朝廷不但是印書，皇帝對各級官員還有著大量的賜書之舉，宋羅浚在《寶慶四明志》卷二中列舉了賜書的數量：
經一百一十五部計五百八十一冊
史七十九部一千三百四十二冊
子一十五部四十五冊
文集一百七十一部計一千二百五十冊
雜文九十五部計七百二十八冊
禦書臨帖五冊
宸翰詔書一軸
右皇子魏王判州，藏書四千九十二冊，一十五軸，淳熙七年有旨就賜明州，於是守臣范成大奉藏於九經堂之西偏，繼又恐典司弗虔，乃奉藏於禦書閣，列為十廚。嘉定十七年校官臣徐介點檢，略有散失，其所存者如此。
對於這樣大量的賜書，曹之先生在其專著《中國印刷術的起源》中：結出了三點：
和前代賜書相比，宋代賜書有三大特點：
（一）範圍廣。前代賜書多面向個人，而宋代賜書擴而大之，延及諸路、州、縣、孔廟、學校等。
（二）數量多。宋代全國有200餘州，若以明州賜書之例推而廣之，全國各州則其有賜書14萬多種、100萬冊左右，如果再加上其它單位所得賜書，其數量之大，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賜書內容以《九經》為主，《九經》是封建統治者的治國之寶，宋代皇帝動輒賜以《九經》，其賜書目的昭然若揭。為什麼宋代賜書會有如此巨大的發展呢？除了宋代重視文治之外，也與唐代雕版印刷的發明分不開。
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偏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葉夢得在這裡列出了北宋末、南宋初時期著名的三處刻書中心，他認為這三處中，杭州所刻之書品質最高，其次是四川，最差的是福建。接下來他又提到了京師，也就是當時的開封。由“京師”二字可知，葉夢得說這段話的時候仍是北宋，因為他這段話中講到了杭州，由此說明，杭州還沒有成為南宋的首都臨安。
老建築，新塗料
而葉夢得說開封所刻的書版品質不比杭州差，那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說“汴梁為上”呢？葉夢得給出的解釋是：雖然汴梁刻版水準不比杭州差，但唯一的缺憾是刷書所用的紙張比不上杭州。而後他又解釋了：為什麼四川和福建刻本比不上杭州與汴梁？葉認為，這兩個地方刻版所用的木材太過柔軟，柔軟之木雖刊刻容易、成書也快，但是難以雕造出精美的版面。俗話說“細節決定成敗”，看來這句話也可以用在古代的刻書史上，可惜北宋汴梁刻本至今一部也沒有留下來，我輩已無法目睹汴梁刻本的精彩。
可惜不是書店
汴梁能夠刻出這麼好的書，當然跟朝廷的重視有很大的關係，更為重要者，這跟皇帝的思想與藝術水準頗成正比，《宋人軼事彙編》中有這樣一段話：
楊大年，因奏對，偶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為恨。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鬻書者至，有小編，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傳之。
這裡所說的楊大年，就是著名的詩人楊億。在真宗一朝，他曾兩任秘書監，更為重要者，他還跟王欽若共同編了著名的類書《冊府元龜》。按說他也是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但即使如此，竟然被皇帝偶然問到的一句詩給難住了。這麼博學的人物，竟然對不上一句詩，這當然令楊億大為尷尬，他一定要找到皇帝所說之詩的出處，而且他竟然真就在一個書攤上看到了這句詩。這個故事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皇帝的博學，二是那個時代書商刻書的廣泛。這也就間接地點明瞭，北宋時期的皇城刻書業是何等的發達。
跟書有關的業態
張秀民的《中國印刷史》中在談到宋代刻書時稱：“刻書印賣有利可圖，故開封、臨安……成都、眉山，紛紛設立書坊，所謂‘細民亦皆轉向模鋟，以取衣食’。至於私家宅塾以及寺廟莫不有刻，故宋代官私刻書最盛，為雕版印刷史上的黃金時代。”張秀民說，在宋代無論是官刻還是私刻都很發達，所以他將這個時代稱為“雕版印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是，私刻的大量產生也會洩露國家機密，因為那時候的書坊常常會刊刻朝中之事，但有些事情並不宜讓外人得知，以至於皇帝下令，禁止民間私自刻版。宋康定元年五月二日，仁宗下詔稱：“訪聞在京無圖之輩書肆之家，多將諸色人所講邊機文字鏤版鬻賣，流布於外。委開封府密切根捉，許人陳告，勘鞫聞奏。”（《宋會要輯稿·刑法》）
看到了第一家書店
可惜都是教材
顯然皇帝的這個禁書令沒有起到作用，後來的汴梁依然私刻風行，當時的大文豪歐陽修在至和二年給皇帝上了《論雕印文字劄子》：“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版尤多，蓋為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曰《宋文》者，多是議論時政之言。……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
座椅也製作成了書狀
像歐陽修這樣的著名文人，都主動要求提出焚毀書籍，其理由是這些刻版之書很多都是議論時政，可見出版業不進行系統的管理，會產生怎樣的負面效應。顯然，歐陽修要求焚毀者乃是私刻，而官刻的情況卻大不相同。靖康元年，金人打到了汴梁，趙明誠與李清照夫婦聞聽此事後，準備帶著他們的藏品南逃，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寫道：“至靖康丙午年，候守淄州，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矣！”
有些歷史
只有愛好收藏的人才能體會到這種難以割捨的情懷，但是李清照帶不走那麼多的藏品，於是她進行了精心挑選：“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李清照在挑選藏書的時候，先去除大部頭的書，然而去除掉有重要的畫作，接著再挑出去一些沒有銘文的古器物，直到最後她再選擇去除掉一些監本書。由這個挑選順序可以看出，李清照認為，監本書要比以上的那些更為重要。
招幌上的“書”字
北宋國子監所刻之書為什麼這麼重要呢？當然這跟皇帝的重視有很大關係。當時的監本不但品質好，價錢還便宜，因為按照皇帝的要求，國子監所售之書，只收工本費，不可以營利，宋真宗明確地說：“此固非為利，正欲文籍流布耳。”（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三十三）
新華書店
到了宋哲宗元祐初年，國子監所印之書還是偷偷漲價了，陳師道發現了這個問題，於是向皇帝提了出來：“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價小，今用襄紙而價高。紙既不迨，而價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訓以教後學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務廣其傳，不亦求利，亦聖教之一助……諸州學所買監書系用官錢買充官物，價之高下，何所損益。而外學常苦無錢，而書價貴，以是在所不能有國子之書，而學者聞見亦寡，今乞止計工紙，別為之價，所冀學者益廣見聞以稱朝廷教養之意。”（《論國子賣書狀》）
陳師道說，而今國子監所賣之書，價格越來越貴，這有悖皇帝不求營利的初衷，他希望回到只收工本費的初始要求上來，而皇帝同意了他的這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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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朝廷不但是印書，皇帝對各級官員還有著大量的賜書之舉，宋羅浚在《寶慶四明志》卷二中列舉了賜書的數量：
經一百一十五部計五百八十一冊
史七十九部一千三百四十二冊
子一十五部四十五冊
文集一百七十一部計一千二百五十冊
雜文九十五部計七百二十八冊
禦書臨帖五冊
宸翰詔書一軸
右皇子魏王判州，藏書四千九十二冊，一十五軸，淳熙七年有旨就賜明州，於是守臣范成大奉藏於九經堂之西偏，繼又恐典司弗虔，乃奉藏於禦書閣，列為十廚。嘉定十七年校官臣徐介點檢，略有散失，其所存者如此。
對於這樣大量的賜書，曹之先生在其專著《中國印刷術的起源》中：結出了三點：
和前代賜書相比，宋代賜書有三大特點：
（一）範圍廣。前代賜書多面向個人，而宋代賜書擴而大之，延及諸路、州、縣、孔廟、學校等。
（二）數量多。宋代全國有200餘州，若以明州賜書之例推而廣之，全國各州則其有賜書14萬多種、100萬冊左右，如果再加上其它單位所得賜書，其數量之大，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賜書內容以《九經》為主，《九經》是封建統治者的治國之寶，宋代皇帝動輒賜以《九經》，其賜書目的昭然若揭。為什麼宋代賜書會有如此巨大的發展呢？除了宋代重視文治之外，也與唐代雕版印刷的發明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