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產婦墜樓事件，誰握有剖宮產決定權？
26歲產婦在陝西省榆林市第一醫院綏德院區待產室生產期間墜樓身亡。家屬和醫院雙方對此說法截然不同，但隨著更多證據的出現，逐漸接近事實真相。一個追問是，當患者、家屬、院方對是否採取手術措施持不同意見時，
在陝西省榆林市第一醫院綏德院區待產室生產期間墜樓身亡。這一死亡事件，因當事雙方說法截然不同，陷入羅生門。馬麗墜樓原因至今不明。
該事件發生後，死者家屬報案，公安機關已介入。綏德縣公安局向《財經》記者確認，馬麗系墜樓身亡，排除他殺。
當事雙方說法不一
8月30日，馬麗住進榆林市第一醫院待產並進行檢查。馬麗丈夫延壯壯對《財經》記者稱，“住院時醫生檢查完拿出一張單子，問剖宮產還是順產，我們說能順產就順產，醫生就讓我簽字，醫生再也沒提這個事”。
這一說法和院方說辭不同。院方事後發佈的情況說明（下稱“情況說明”）稱，
根據院方披露的《產婦住院知情同意書》（下稱《同意書》），產婦的初步診斷結果為“G1P041+1周孕LOA待產，臍帶異常”，並有“待產及產程進展過程中可能出現急性胎兒窘迫，新生兒窒息，嚴重時胎嬰兒死亡；產程進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相對性頭盆不稱、機轉不正、梗阻性難產等，
但延壯壯稱，31日馬麗進待產室前，醫生檢查完，家屬被告知一切正常，“醫生說要打催產素催產，就讓我簽字”，於是他在《同意書》上補簽了“情況已知，要求經陰☆禁☆道分娩、靜滴縮宮素催產，諒解意外”。
9月6日淩晨，院方對該事件的“再次說明”中提到，8月30日，馬麗和延壯壯簽署了《授權委託書》，
生產期間，產婦因疼痛煩躁不安，兩次離開待產室，向家屬要求剖腹產。
然而，雙方關於此時家屬是否同意剖腹產又所述不一。
延壯壯稱，他向醫生要求剖宮產，“醫生說馬上就生了不能剖宮產”。
院方情況說明則稱，主管醫生、助產士、科主任也向家屬提出剖宮產建議，均被家屬拒絕。
9月6日淩晨，
但延壯壯稱，馬麗第二次回待產室後，他對產房內情況一無所知。直到下一次護士從待產室出來告訴他馬麗不見了。
經過尋找，延壯壯在醫院樓後窗下看到醫護人員正把馬麗抬到擔架上。經醫護人員搶救後宣佈死亡。根據院方情況聲明，馬麗因難忍疼痛，導致情緒失控跳樓。
院方和死者家屬能夠達成共識的是，產婦本人在生產過程中一直主張進行剖宮產。因此，到底是誰拒絕剖宮產，家屬還是醫生？對這一問題的調查和澄清成為後續追責關鍵。
誰該擔責？
產婦本人、家屬和醫生三方，到底誰具有決定剖宮產的權力？在何種條件下行使這種權力？也是這起事件的核心。
多位法學人士均認為，從法律上講，患者擁有決定權。
1994年施行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就患者和家屬的知情同意權作出規定，明確醫院在施行手術時，須征得患者和家屬同意簽字。
這一原則在近年來的立法中有些變化。2010年施行的《侵權責任法》第55條規定，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並取得其書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並取得其書面同意。醫務人員未盡到前款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晨光認為，產婦對是否進行剖宮產有決定權，醫生負責提供資訊，家屬在產婦本人無法表達或者喪失意識的情況下才可代行權力。這是民法總則賦予民事主體按照自己的意願依法行使的民事權利，不受干涉。如果產婦和家屬意見不統一，決定權在產婦。即便產婦簽訂《授權委託書》授權家屬決定，還要看授權書是否其真實意願表現。即使是其真實意願，但產婦意願改變後，也要依據其改變後的意見行事。
王晨光還表示，假如在產婦和家屬都要求進行剖宮產、而醫生判斷不需要剖宮產的情況下，醫院一定要有比較充分的醫學理由，向產婦和家屬交待清楚進行手術可能造成的危害。在履行完告知義務後，醫院也不能違背產婦本人的意願。若自然分娩和剖宮產兩種方案都可行，決定權在產婦。如果醫生違背產婦意願，即剝奪其基本民事權利，需要承擔民事責任。
道信律師事務所律師萬欣也認為，如果患者與家屬意見不一致時，治療第一選擇權應在患者。
雖然法律規定明確，但現實中的醫患環境更為複雜。
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瑩對《財經》記者表示，現行法律確實賦予患者自主權，但是現實醫患環境讓這一規定難以執行，根據已有經驗，在家屬不同意簽字的情況下，若手術出現問題，院方可能面臨家屬鬧事、起訴，醫院為規避風險，仍保留“患者及家屬同意簽字”原則。
根據北京婦產醫院產科副主任丁新的臨床經驗，產婦有部分決定權，但是否必須進行剖宮產需要醫生根據生產時的具體情況決定，不能因為產婦感到疼痛醫生就採取剖宮產。因為有些產婦有能力順產但自己要求剖宮產，這種情況可能造成疤痕妊娠、大出血、兇險型前置胎盤等問題。按常規情況，生產時如果醫生決定了剖宮產，應該向家屬說明情況，並讓家屬簽署同意書。
多位受訪法學人士指出，現實中許多醫院是按照《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行“患者及家屬同意簽字”原則，但如果和《侵權責任法》的“患者書面同意”原則衝突，應該按照上位法《侵權責任法》的規定。
該案的另一疑點是，產婦馬麗是否在沒有家屬、護士的陪護下，獨自一人走到窗邊跳樓？
院方的說法是，產婦系成年人且無精神病史，具備完全行為能力，即使在待產室內醫院也無權限制其人身自由；一般產婦順產產程長達數小時，中途多數會起身在分娩中心外與家屬談話或散步助產；該產婦曾多次走出分娩中心與家屬溝通，因此其最後一次走出待產室時，助產士未料到該產婦進入待產室對面的備用手術室跳樓身亡。
丁新介紹，產婦在生產過程中，一般不允許產婦走出產房。產房有醫生護士陪護，但產婦如果要活動，醫護人員不一定攔得住。
根據目前已知資訊，張瑩及萬欣均認為，醫院在產婦出走至跳樓過程中涉嫌未盡到看護和安保義務。
王晨光認為，產婦在生產期間死亡，即便是自殺，醫院也要承擔疏忽管理的責任。根據《侵權責任法》第54條，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薛軍認為，在分析這一事件時，必須考慮其極端性與偶然性，如醫院的看護責任應該是有限的，並不能像精神病人墜樓那樣承擔無限責任，產婦四處走動利於生產，但醫生無法預見產婦會採取跳樓的極端事件。這起事件之後，各醫院婦產科應該將產婦因疼痛難忍而跳樓，作為可預見行為加以防範。
至於該事件是否醫療事故，還需經過鑒定程式，目前尚不可知。
經醫護人員搶救後宣佈死亡。根據院方情況聲明，馬麗因難忍疼痛，導致情緒失控跳樓。院方和死者家屬能夠達成共識的是，產婦本人在生產過程中一直主張進行剖宮產。因此，到底是誰拒絕剖宮產，家屬還是醫生？對這一問題的調查和澄清成為後續追責關鍵。
誰該擔責？
產婦本人、家屬和醫生三方，到底誰具有決定剖宮產的權力？在何種條件下行使這種權力？也是這起事件的核心。
多位法學人士均認為，從法律上講，患者擁有決定權。
1994年施行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就患者和家屬的知情同意權作出規定，明確醫院在施行手術時，須征得患者和家屬同意簽字。
這一原則在近年來的立法中有些變化。2010年施行的《侵權責任法》第55條規定，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並取得其書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並取得其書面同意。醫務人員未盡到前款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晨光認為，產婦對是否進行剖宮產有決定權，醫生負責提供資訊，家屬在產婦本人無法表達或者喪失意識的情況下才可代行權力。這是民法總則賦予民事主體按照自己的意願依法行使的民事權利，不受干涉。如果產婦和家屬意見不統一，決定權在產婦。即便產婦簽訂《授權委託書》授權家屬決定，還要看授權書是否其真實意願表現。即使是其真實意願，但產婦意願改變後，也要依據其改變後的意見行事。
王晨光還表示，假如在產婦和家屬都要求進行剖宮產、而醫生判斷不需要剖宮產的情況下，醫院一定要有比較充分的醫學理由，向產婦和家屬交待清楚進行手術可能造成的危害。在履行完告知義務後，醫院也不能違背產婦本人的意願。若自然分娩和剖宮產兩種方案都可行，決定權在產婦。如果醫生違背產婦意願，即剝奪其基本民事權利，需要承擔民事責任。
道信律師事務所律師萬欣也認為，如果患者與家屬意見不一致時，治療第一選擇權應在患者。
雖然法律規定明確，但現實中的醫患環境更為複雜。
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瑩對《財經》記者表示，現行法律確實賦予患者自主權，但是現實醫患環境讓這一規定難以執行，根據已有經驗，在家屬不同意簽字的情況下，若手術出現問題，院方可能面臨家屬鬧事、起訴，醫院為規避風險，仍保留“患者及家屬同意簽字”原則。
根據北京婦產醫院產科副主任丁新的臨床經驗，產婦有部分決定權，但是否必須進行剖宮產需要醫生根據生產時的具體情況決定，不能因為產婦感到疼痛醫生就採取剖宮產。因為有些產婦有能力順產但自己要求剖宮產，這種情況可能造成疤痕妊娠、大出血、兇險型前置胎盤等問題。按常規情況，生產時如果醫生決定了剖宮產，應該向家屬說明情況，並讓家屬簽署同意書。
多位受訪法學人士指出，現實中許多醫院是按照《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行“患者及家屬同意簽字”原則，但如果和《侵權責任法》的“患者書面同意”原則衝突，應該按照上位法《侵權責任法》的規定。
該案的另一疑點是，產婦馬麗是否在沒有家屬、護士的陪護下，獨自一人走到窗邊跳樓？
院方的說法是，產婦系成年人且無精神病史，具備完全行為能力，即使在待產室內醫院也無權限制其人身自由；一般產婦順產產程長達數小時，中途多數會起身在分娩中心外與家屬談話或散步助產；該產婦曾多次走出分娩中心與家屬溝通，因此其最後一次走出待產室時，助產士未料到該產婦進入待產室對面的備用手術室跳樓身亡。
丁新介紹，產婦在生產過程中，一般不允許產婦走出產房。產房有醫生護士陪護，但產婦如果要活動，醫護人員不一定攔得住。
根據目前已知資訊，張瑩及萬欣均認為，醫院在產婦出走至跳樓過程中涉嫌未盡到看護和安保義務。
王晨光認為，產婦在生產期間死亡，即便是自殺，醫院也要承擔疏忽管理的責任。根據《侵權責任法》第54條，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薛軍認為，在分析這一事件時，必須考慮其極端性與偶然性，如醫院的看護責任應該是有限的，並不能像精神病人墜樓那樣承擔無限責任，產婦四處走動利於生產，但醫生無法預見產婦會採取跳樓的極端事件。這起事件之後，各醫院婦產科應該將產婦因疼痛難忍而跳樓，作為可預見行為加以防範。
至於該事件是否醫療事故，還需經過鑒定程式，目前尚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