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雜誌》：從歷史來看，智庫是類神奇的機構｜社會科學報
社科報 筆談
智庫研究曾經遭遇利益操控
熊一舟/編譯
◤2017年年初，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專案的字典將其定義為“擅長文學或藝術之士共同談論文學或藝術之所”。裡什萊的定義與當代對專家的定義頗有幾分相似之處：“在某一領域飽學或至善之士”。
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各國對獨立學者及其專業知識的依賴程度增加，研究團體變得日益常見。17世紀30年代後期，時任法國總理黎塞留公爵（Richelieu）委派歷史學家兼檔案學家希歐多爾·戈德弗羅伊（Théodore Godefroy）前往德國明斯特，
政治與智庫
英格蘭當時擁有眾多的研究機構，如16世紀晚期以馬修·派克（Matthew Parker）為中心的學術團體和一個世紀以後以撒母耳·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為中心的學術團體。
但在法國，在當時的實際領導者科爾貝爾（Colbert）前所未有的授權體制下，此類學術機構都處於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
科爾貝爾希望這些學者成為他的政府的永久雇員。正因為此，他發現本篤會成員的專業知識非常有吸引力。這些人是專業的考據學家，他們將搜集整理那些涉及宗教、王朝和國庫權益的檔視為己任。科爾貝爾還尋求當時最著名的檔案學和歷史學學者、本尼狄克修士簡·馬比榮（Jean Mabillon）為其服務。
巴魯執處在學問高深的學者與學者型官僚的演變鏈條之間，換言之，他是某個回應政治利益的大型智庫的指導者。科爾貝爾雇傭他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是一位全球知名的學者，還因為他是一位善於打交道的人。巴魯執既精通學術，又擅長為官之道。科爾貝爾的命令，而不是對真理的科學追尋，成為了巴魯執們行動的指標。
科爾貝爾從他那些時而公開、時而秘密的政策諮詢團體中獲得建議。他增強了控制學術界的能力，並為這些智囊團提供了大量的現金。此外，他還尋求取消學術自由。
法蘭西學院著名學者讓·夏普蘭（Jean Chapelain）成為了科爾貝爾的代理人，為他搜尋那些願意為科爾貝爾進行宣傳從而領取報酬的學者。夏普蘭致信著名的德國學者海門爾·康令（Herman Conring），邀請他編撰有關歷史文件，供法國王室進行政治宣傳使用。夏普蘭還邀請著名的荷蘭學者尼古拉斯·海因修斯（Nicolas Heinsius），並告訴他一些著名學者，如J.G.沃西斯（J.G. Vossius）和克利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也都受邀為法國王室服務。夏普蘭對沃西斯恭維有加，告訴他路易十四本人對沃西斯的作品非常感興趣。
用金錢說話
如果研究人員不聽從科爾貝爾的指令，或者如果他們討論那些敏感的歷史文獻，科爾貝爾就會直接將其解雇。有一次，皇家圖書館的一位研究助理安東莞·巴厘亞斯（Antoine Varillas）告訴科爾貝爾，他正在使用皇家收藏的文獻來撰寫一部“美第奇家族的秘密歷史”。科爾貝爾聽到後感到非常震驚，並立刻開除了他，並將其從皇家圖書館驅逐出去。
Francois-Eudes
科爾貝爾的兄弟，皇家圖書館的一位館員，向科爾貝爾抗議稱巴厘亞斯被驅逐出去後只能露宿街頭。科爾貝爾說，他發現巴厘亞斯的面目“極其醜惡”， 露宿街頭也是罪有應得。在對待御用史學家法蘭西斯科·歐德斯（Francois-Eudes）時，科爾貝爾也展現出了同樣的商人式的毫不留情。當法蘭西斯科發表了一些與王室政策不相一致的言論時，科爾貝爾毫不猶豫地解雇了他，全然不顧他已為王室服務多年。
1683年，科爾貝爾辭世，王室對戈德弗羅伊及其家族的贊助隨之結束，戈德弗羅伊對王室決策的影響也不復存在。也許由於王室日益增長的軍事開支，抑或是因為缺乏相應的理解，科爾貝爾的繼任者沒有繼續他宏大的文化計畫。到18世紀中葉，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術院反而成為了批評政府的溫床。儘管如此，政府御用專家的理念在18世紀又日益興盛。政治思想家和專家要麼成為政府的批評者，要麼成為君主政體的辯護者。
到18世紀中葉，由於沒有了科爾貝爾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慷慨的資金贊助，學者、專家和哲人團體再一次追尋自我的獨立性，並開始利用自身的技能尋求政治上的獨立。
鄧尼斯·狄德羅（Denis Diderot）和聖·達朗伯 （Jean le Rond d'Alembert）還組織一些最著名的學者、科學家、哲學家和工程師，共同編撰了一部《大百科全書（1751-1772）》。這部著作在廣泛搜羅知識與資訊以教育民眾的同時，還試圖削弱傳統權威。這些學者是通過公眾訂閱來獲得研究資金的。這是一群學富五車、忘我投入的人士，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只為完成這項他們認為符合公眾利益的事業。他們與其他學者一道，推動了18世紀的啟蒙運動。
現代智庫也能為公司和政治利益服務，但是如果說讀者清楚地瞭解科爾貝爾是如何用金錢讓專家為他說話的，那麼現代智庫背後的利益集團卻是極其隱秘的。由“公眾可靠性網”（public-accountability.org）實施的一次調查發現，一些大型石油公司甚至資助了某些看上去最具獨立性的智庫。這種侵蝕不僅對那些開展研究的學者而言是一個問題，而且對那些本已喪失對專家的信任的普通民眾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本文原載於社科報總1549期，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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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了巴魯執們行動的指標。科爾貝爾從他那些時而公開、時而秘密的政策諮詢團體中獲得建議。他增強了控制學術界的能力，並為這些智囊團提供了大量的現金。此外，他還尋求取消學術自由。
法蘭西學院著名學者讓·夏普蘭（Jean Chapelain）成為了科爾貝爾的代理人，為他搜尋那些願意為科爾貝爾進行宣傳從而領取報酬的學者。夏普蘭致信著名的德國學者海門爾·康令（Herman Conring），邀請他編撰有關歷史文件，供法國王室進行政治宣傳使用。夏普蘭還邀請著名的荷蘭學者尼古拉斯·海因修斯（Nicolas Heinsius），並告訴他一些著名學者，如J.G.沃西斯（J.G. Vossius）和克利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也都受邀為法國王室服務。夏普蘭對沃西斯恭維有加，告訴他路易十四本人對沃西斯的作品非常感興趣。
用金錢說話
如果研究人員不聽從科爾貝爾的指令，或者如果他們討論那些敏感的歷史文獻，科爾貝爾就會直接將其解雇。有一次，皇家圖書館的一位研究助理安東莞·巴厘亞斯（Antoine Varillas）告訴科爾貝爾，他正在使用皇家收藏的文獻來撰寫一部“美第奇家族的秘密歷史”。科爾貝爾聽到後感到非常震驚，並立刻開除了他，並將其從皇家圖書館驅逐出去。
Francois-Eudes
科爾貝爾的兄弟，皇家圖書館的一位館員，向科爾貝爾抗議稱巴厘亞斯被驅逐出去後只能露宿街頭。科爾貝爾說，他發現巴厘亞斯的面目“極其醜惡”， 露宿街頭也是罪有應得。在對待御用史學家法蘭西斯科·歐德斯（Francois-Eudes）時，科爾貝爾也展現出了同樣的商人式的毫不留情。當法蘭西斯科發表了一些與王室政策不相一致的言論時，科爾貝爾毫不猶豫地解雇了他，全然不顧他已為王室服務多年。
1683年，科爾貝爾辭世，王室對戈德弗羅伊及其家族的贊助隨之結束，戈德弗羅伊對王室決策的影響也不復存在。也許由於王室日益增長的軍事開支，抑或是因為缺乏相應的理解，科爾貝爾的繼任者沒有繼續他宏大的文化計畫。到18世紀中葉，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術院反而成為了批評政府的溫床。儘管如此，政府御用專家的理念在18世紀又日益興盛。政治思想家和專家要麼成為政府的批評者，要麼成為君主政體的辯護者。
到18世紀中葉，由於沒有了科爾貝爾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慷慨的資金贊助，學者、專家和哲人團體再一次追尋自我的獨立性，並開始利用自身的技能尋求政治上的獨立。
鄧尼斯·狄德羅（Denis Diderot）和聖·達朗伯 （Jean le Rond d'Alembert）還組織一些最著名的學者、科學家、哲學家和工程師，共同編撰了一部《大百科全書（1751-1772）》。這部著作在廣泛搜羅知識與資訊以教育民眾的同時，還試圖削弱傳統權威。這些學者是通過公眾訂閱來獲得研究資金的。這是一群學富五車、忘我投入的人士，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只為完成這項他們認為符合公眾利益的事業。他們與其他學者一道，推動了18世紀的啟蒙運動。
現代智庫也能為公司和政治利益服務，但是如果說讀者清楚地瞭解科爾貝爾是如何用金錢讓專家為他說話的，那麼現代智庫背後的利益集團卻是極其隱秘的。由“公眾可靠性網”（public-accountability.org）實施的一次調查發現，一些大型石油公司甚至資助了某些看上去最具獨立性的智庫。這種侵蝕不僅對那些開展研究的學者而言是一個問題，而且對那些本已喪失對專家的信任的普通民眾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本文原載於社科報總1549期，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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