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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富豪越來越少,但日本人們卻越來越富了!

2017可謂是超級富豪之年。

根據美國《福布斯》排行榜的資料,這一年,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全球超級富豪人數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高的2043人,比2016年上升了13%之多。

儘管中國人越來越買不起房,

但能買得起很多房的中國超級富豪人數卻越來越多。

資產過10億美元的超級富豪,美國有565人,中國屈居第二有319人。

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富豪多似乎也不足為奇。

可是同樣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在人均GDP上遠遠超越中國的日本,超級富豪的人數卻只有33人,

連中國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前幾年也一直如此,2015年8名、2014年7名、2013年9名......日本的上榜人數均未達到兩位數。

在福布斯第一次發佈的1987年,日本進入全球500強的富豪人數多達23人,更是出現過松下幸之助這樣的傳奇商人。

而眼下如此寡淡的福布斯榜,又是怎麼樣一幅光景。

超級富豪越來越少,但是日本人卻越來越富了。

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日本的歷史上存在“消失的20年”這麼一種理論,

大概就是從1990年日本房地產崩盤之後,經濟一蹶不振、百姓流離失所。

在大家的概念裡,日本這20年不只沒有發展反而還在倒退。

這個狀況確實也是真實存在的,但是日本的經濟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不堪。

在這個“消失的20年”的大背景下,日本的GDP其實年年都在上漲,再加上日本工業化的進程早就已經完成,所以至今日本仍然是亞洲、乃至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我們來看一組資料:

1953年到1973年這21年人均GDP約增長323.96%;

1974年到1990年這17年人均GDP約增長78.8%;

1991年到2004年這14年人均GDP約增長13.24%;

2005年到2013年這9年人均GDP約增長5.9%。

1991年到2013年這段時間,正處在“消失的20年”的階段,但日本的人均GDP依然有平均9%的增長,對於很早就步入發達國家的日本,已經十分難得了。

而且看一個國家家底厚不厚,只看GDP也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每年的經濟發展都十分驚人,GDP的資料也相當漂亮,不過如果就人均而言,現在我們也只相當於日本40年前的水準。

衡量一個國家的家底,基本原理與衡量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家底大體類似。

平常我們說這個人或這家有錢,無非是以下幾條:有存款、有房、有金融投資、有工資。

國家複雜些,但原理大體如此。

就日本而言,每年GDP穩定在世界前三名可謂有工資;高達17萬億美元的家庭儲蓄,可謂有存款;3萬億美元的海外淨資產可謂是有金融資產。

GDP不必多講,數據擺在哪裡。

說到家庭儲蓄,我們和日本相去甚遠。

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動盪,日本人似乎意識到了只有儲蓄才是實打實的錢,房產雖然有一定的經濟價值,可是太靠不住,就像坐過山車一樣,說跌就一下子從山頂掉落到深淵。

在家庭儲蓄方面,日本人一直相當在意,能積攢下17萬億美元的財富也就不奇怪了。

很多人說北京上海現在有房的都是千萬富翁,再窮的人把房賣了幾千萬的現金馬上就到手。

可是這句話也有嚴重的邏輯問題,真有錢的人根本不在意這一套兩套的房子,而真需要錢的人買了這一套房子也就無家可歸了。

大家過日子、消費,還是看每月掙多少工資、有多少存款。

1990年日本家庭平均金融資產是1350萬日元,2015年是1810萬日元,比1990年增加了34%。這裡的金融資產,指的是除去房地產之外的家庭財富。

而中國家庭的房產在總資產中占比高達69%,很多家庭還背負著巨額的房貸,與其說是中國人富了,不如說是開發商和土地財政賺大了 。

此外日本的海外資產也無疑給日本人增添了更多的底氣。

長期以來,一直有海外日本之說,以形容日本之經濟實力不僅限於本土的GDP,還有GDP所不能反映、為日本國民(政府、企業、家庭)所持有的海外資產。

理論上,如果日本國際收支遭遇困難,是可以有3萬億美元的資產變賣、兌現以度難關的。這筆錢,是日本作為一個國家,這麼多年在外置辦的家底。

家底是實力,所以,“實”很重要。殷實,殷重量,實重質。

雖然沒有滿天飛的億萬富翁,可是每一個老百姓的日子都過得很踏實。

與我們相比,日本家庭除去房產的資產充足,並且60%是銀行存款的形式,足以抵禦任何一場金融危機,可謂真正的“藏富於民”。

另外社會制度完善,貧富差距小大概也是日本沒有太多的超級富豪的重要原因。

日本很早就完成了工業化,和曾經的德國一樣,擁有著世界上堪稱無敵的製造業。

強有力的第二產業不光解決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而且形成了比較發達和穩定的依附於第二產業之上的第三產業。

現在有些地方瞧不起工業,認為是落後產業,要金融和IT才時髦;也有不少人瞧不起拿死工資的,一心要創業。

其實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如果製造業的死工資可以足夠員工買房買車娶妻生子的話,對於營造一個穩定均勻的社會環境來說相比其他產業還是有優勢的。

日本的“公司職員”超過5000萬人,占了總勞動人口的絕大部分,而這一部分的平均年薪大概在七八百萬日元左右。

由於日本產業的傳統,企業的領導層更多地是由企業內部逐層爬升上來的,像美國那樣MBA出身在不同企業的高層來回跳的比較少。大家一起進公司混了幾十年,雖然職位有高有低,工資上的差距卻不是太大。

典型的日本大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平均收入四五千萬日元,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這個差距算很小了。

還有東芝這樣的奇葩,董事平均兩千多萬日元,也就普通員工的兩三倍的樣子。有股份的老闆不算,拿工資的能過一億日元的那些基本上都是日產CEO戈恩這樣的外來和尚,日本人幾乎沒有。

多數中小企業的薪資水準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隨地區和業種的變化較小,保證了全國多數勞動者的收入圍繞平均年收入400萬日元浮動。

另外在日本,農民的收入也受到了非常有力的保護。

我國的農村人口比例接近一半,平均收入卻僅是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

但日本早已完成工業化,農業人口比例小。而且它是選舉制國家,農村地區人口稀少,職業單一,還有全國性的大農民協會團結力量,使得日本農民有很大的政治發言權,國家制訂了無數的保護農民利益的法律法規。

日本農民年平均收入七百多萬日元,直逼公務員和大公司員工,比普通公司職員高出一截,跟他們比城市居民才是窮人。

總結來說就是:

中產收入相近與行業關係不大,只要認真工作年限越久賺錢越多;

中低階層收入相對不低,即使是小本生意人或者農民同樣能安居樂意;

最後就是真正的底層極少,在社會制度健全的日本,住(租)、醫療、上學(公立)便宜,基本生活水準可以很高。

也難怪日本的基尼係數常年保持較低的水準,直逼北歐各國。

這樣的環境可能難以生產超級富豪,可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就格外的安穩。

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不論各行各業,只要你踏實工作都可以養家糊口,都能過上不錯的生活,這大概是一個國家能給百姓最大的安全感。

如果從意識形態上來說,在日本低調生活的觀念深入人心。

日本的富豪非常低調,恪守財不外露的準則,整個日本社會對於炫富更是非常鄙夷的。

著名旅日作家徐靜波曾經遇到一件趣事,他的日本同事看到網上報導一個中國家庭舉行婚禮,出現了很多輛豪車,然後驚訝地問他:“中國也有黑社會嗎?”

徐靜波說:“人家這是結婚,怎麼是黑社會呢?”日本同事說:“在日本,只有黑社會才會這樣擺排場。”

當然,日本也不是天堂,社會的安穩必然也會導致創新的緩慢,大財團和世家把持的高端產業壁壘也很難打破,而且日本在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獨特的機遇也是無法複製的。

但是作為整體上最為成功的東亞國家,日本超級富豪愈見稀少民眾儲蓄愈發充足的經濟狀況,和福布斯排行榜上人數越來越多普通人卻越發覺得日子不好過的我們一比,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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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家庭儲蓄,我們和日本相去甚遠。

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動盪,日本人似乎意識到了只有儲蓄才是實打實的錢,房產雖然有一定的經濟價值,可是太靠不住,就像坐過山車一樣,說跌就一下子從山頂掉落到深淵。

在家庭儲蓄方面,日本人一直相當在意,能積攢下17萬億美元的財富也就不奇怪了。

很多人說北京上海現在有房的都是千萬富翁,再窮的人把房賣了幾千萬的現金馬上就到手。

可是這句話也有嚴重的邏輯問題,真有錢的人根本不在意這一套兩套的房子,而真需要錢的人買了這一套房子也就無家可歸了。

大家過日子、消費,還是看每月掙多少工資、有多少存款。

1990年日本家庭平均金融資產是1350萬日元,2015年是1810萬日元,比1990年增加了34%。這裡的金融資產,指的是除去房地產之外的家庭財富。

而中國家庭的房產在總資產中占比高達69%,很多家庭還背負著巨額的房貸,與其說是中國人富了,不如說是開發商和土地財政賺大了 。

此外日本的海外資產也無疑給日本人增添了更多的底氣。

長期以來,一直有海外日本之說,以形容日本之經濟實力不僅限於本土的GDP,還有GDP所不能反映、為日本國民(政府、企業、家庭)所持有的海外資產。

理論上,如果日本國際收支遭遇困難,是可以有3萬億美元的資產變賣、兌現以度難關的。這筆錢,是日本作為一個國家,這麼多年在外置辦的家底。

家底是實力,所以,“實”很重要。殷實,殷重量,實重質。

雖然沒有滿天飛的億萬富翁,可是每一個老百姓的日子都過得很踏實。

與我們相比,日本家庭除去房產的資產充足,並且60%是銀行存款的形式,足以抵禦任何一場金融危機,可謂真正的“藏富於民”。

另外社會制度完善,貧富差距小大概也是日本沒有太多的超級富豪的重要原因。

日本很早就完成了工業化,和曾經的德國一樣,擁有著世界上堪稱無敵的製造業。

強有力的第二產業不光解決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而且形成了比較發達和穩定的依附於第二產業之上的第三產業。

現在有些地方瞧不起工業,認為是落後產業,要金融和IT才時髦;也有不少人瞧不起拿死工資的,一心要創業。

其實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如果製造業的死工資可以足夠員工買房買車娶妻生子的話,對於營造一個穩定均勻的社會環境來說相比其他產業還是有優勢的。

日本的“公司職員”超過5000萬人,占了總勞動人口的絕大部分,而這一部分的平均年薪大概在七八百萬日元左右。

由於日本產業的傳統,企業的領導層更多地是由企業內部逐層爬升上來的,像美國那樣MBA出身在不同企業的高層來回跳的比較少。大家一起進公司混了幾十年,雖然職位有高有低,工資上的差距卻不是太大。

典型的日本大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平均收入四五千萬日元,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這個差距算很小了。

還有東芝這樣的奇葩,董事平均兩千多萬日元,也就普通員工的兩三倍的樣子。有股份的老闆不算,拿工資的能過一億日元的那些基本上都是日產CEO戈恩這樣的外來和尚,日本人幾乎沒有。

多數中小企業的薪資水準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隨地區和業種的變化較小,保證了全國多數勞動者的收入圍繞平均年收入400萬日元浮動。

另外在日本,農民的收入也受到了非常有力的保護。

我國的農村人口比例接近一半,平均收入卻僅是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

但日本早已完成工業化,農業人口比例小。而且它是選舉制國家,農村地區人口稀少,職業單一,還有全國性的大農民協會團結力量,使得日本農民有很大的政治發言權,國家制訂了無數的保護農民利益的法律法規。

日本農民年平均收入七百多萬日元,直逼公務員和大公司員工,比普通公司職員高出一截,跟他們比城市居民才是窮人。

總結來說就是:

中產收入相近與行業關係不大,只要認真工作年限越久賺錢越多;

中低階層收入相對不低,即使是小本生意人或者農民同樣能安居樂意;

最後就是真正的底層極少,在社會制度健全的日本,住(租)、醫療、上學(公立)便宜,基本生活水準可以很高。

也難怪日本的基尼係數常年保持較低的水準,直逼北歐各國。

這樣的環境可能難以生產超級富豪,可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就格外的安穩。

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不論各行各業,只要你踏實工作都可以養家糊口,都能過上不錯的生活,這大概是一個國家能給百姓最大的安全感。

如果從意識形態上來說,在日本低調生活的觀念深入人心。

日本的富豪非常低調,恪守財不外露的準則,整個日本社會對於炫富更是非常鄙夷的。

著名旅日作家徐靜波曾經遇到一件趣事,他的日本同事看到網上報導一個中國家庭舉行婚禮,出現了很多輛豪車,然後驚訝地問他:“中國也有黑社會嗎?”

徐靜波說:“人家這是結婚,怎麼是黑社會呢?”日本同事說:“在日本,只有黑社會才會這樣擺排場。”

當然,日本也不是天堂,社會的安穩必然也會導致創新的緩慢,大財團和世家把持的高端產業壁壘也很難打破,而且日本在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獨特的機遇也是無法複製的。

但是作為整體上最為成功的東亞國家,日本超級富豪愈見稀少民眾儲蓄愈發充足的經濟狀況,和福布斯排行榜上人數越來越多普通人卻越發覺得日子不好過的我們一比,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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