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這一事件，武昌起義或將推遲，清王朝也不會這麼快就倒臺
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蝴蝶效應：在南美洲，一隻蝴蝶扇動翅膀，
在自然界，真正由一隻蝴蝶扇動翅膀引發的龍捲風，可能只是一種假設。但把蝴蝶效應放到歷史上，我們就會發現，許多事件之間，的確有這種神奇的關聯。比如辛亥革命和四川的保路運動。
事情得從1904年說起。這年1月，成都嶽府街的一座大院裡，由四川總督錫良倡議的川漢鐵路公司正式成立。所謂川漢鐵路，是指從成都到漢口的鐵路。
鐵路資金的募集，採取了抽租入股的方式，即按農田租穀的3%徵收股金，這種募集方法，不僅地主、商人和官員購有股票，許多底層民眾也是它的股東。用吳玉章的話來說，那就是“全川六七千萬人民，不論貧富，對民辦鐵路都發生了經濟上的聯繫”。
這樣的情況下，誰要是做出對這條鐵路的任何不利之舉，都會招致全四川人的堅決反對，而這肯定是清政府不願意看到的。
1911年是清政府統治的最後一年，這一年的清政府早已是汪洋中的一條破船，但這條破船的掌舵者不但沒有對它採取任何有效果的補救，反而在加速它的下沉――諸多下沉的愚蠢之舉中，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佈鐵路收歸國有，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強行接管包括四川在內的四個省的鐵路公司。清政府之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韙這麼幹，目的是想以出賣鐵路權為擔保，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借款，以解決財政的極度困難。而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註定只能加速清政府的滅亡。
清政府的決定傳到成都，全川譁然，川漢鐵路公司召集股東和各有關團體開會，會場上一片哭聲，那哭聲既是對清政府的不滿，也是對清政府的絕望。這次大會，與會者一致決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選蒲殿俊和羅綸為正副會長。
在“保路運動”中，出現了立憲派和同盟會兩種不同的主張。
蒲殿倫和羅綸都是溫和的立憲派，他們提出了文明保路的口號，要求人民只求爭取路權，
與立憲派的主張完全不同的是同盟會會員們。四川的同盟會員們決定“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實”。一方面，他們積極參與立憲派主持的合法鬥爭，另一方面，積極地於暗中聯絡會黨，尋找時機準備武裝起義。
1911年8月4日，酷暑難耐，一群神秘的“鹽商”行色匆匆地趕到井灶林立的千年古鎮羅泉。當天深夜，鎮上的福音堂內燈火齊明，教堂上安放著一塊關公牌位，堂下一字排列站著20多名壯漢，壯漢們每人手中捧著一束香，他們在著名的袍哥首領秦載庚的帶領下低聲宣誓。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羅泉會議。
羅泉會議的實際策劃者就是同盟會會員龍鳴劍和王天傑。會議的舉行，標誌著在川的同盟會員正式決定利用保路運動，尋找機會進行武裝起義。
至此，由保路運動引發的社會大變革已經山雨欲來，即便是最不諳世事的人也已經不安地預感到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即將來臨，至於這場革命到底有多麼的波瀾壯闊，還沒有人敢下一個斷言。
9月7日，此前已接到清政府密令的四川總督趙爾豐，派人詭稱北京來電有好消息，將保路同志會首領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和彭蘭村等人騙到總督府逮捕，同時下令搜查川漢鐵路公司。
這一消息引起了全成都的震動，人們紛紛奔相走告，手裡捧著光緒的牌位，趕到總督府門前請願。但是，回答這些哭泣的人群的，不是趙爾豐的接見，而是炒豆似的槍聲。
20多個請願者倒在了總督府門前的大街上，蒼白的太陽見證了這一駭人聽聞的暴行――但暴行才剛剛開始，緊接著，趙爾豐又派人分巡成都街道，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清兵便縱馬踐踏或是開槍射擊，整個成都陷入了一片血雨腥風之中，這就是有名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當天，趙爾豐下令成都緊閉城門。同盟會員龍鳴劍帶著幾個人悄悄地趁著夜色摸上了城頭，從城頭縋城而下。在成都南郊，他和朱國琛等人製作了上百片木板，木板上寫著“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軍速起自救自保”的字樣，然後把這些木片悉數放入府南河。
很短的時間裡，沿河拾到了木片的人奔相走告，把成都血案的消息傳遍了四川。這就是人們所稱的水電報。在那個沒有現代化通訊的時代，它的確不失為一個有效且具有操作性的辦法。
最先拾得水電報的是成都周邊地區，最先起義回應的也是他們。9月8日，身兼同盟會員和袍哥大爺雙重身份的秦載庚在華陽中興場起義。幾天之內，雙流、新津、溫江、郫縣、蒲江、灌縣等地都打出了起義的大旗，幾支隊伍在新津縣城擊敗清軍，隨後又轉戰到雅州，於大相嶺再次擊敗清軍。
龍鳴劍發出了水電報後，星夜趕回老家榮縣。這時，他的好友，同為同盟會員的王天傑已經在榮縣發動起義了。龍鳴劍和王天傑率5千同志軍北上成都，走出榮縣縣城的大門時，龍鳴劍拔劍發誓，聲稱如果不能殺了趙爾豐，就絕不再入此城門。
幾支同志軍合圍成都時，人數已達20萬之眾，但成都卻久攻不下，其中既有裝備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則在於同志軍大多是些沒有經過任何軍事訓練的老百姓。撤去對成都的包圍後，同志軍連連失利，龍鳴劍於轉戰途中含恨病逝，秦載庚則在井研被殺。
王天傑率領余部回到榮縣縣城，他與留守縣城的吳玉章在徹夜不眠的商量後，做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舉動：
1911年9月25日，王天傑宣佈不再承認清政府的合法地位，榮縣自即日起獨立。這時距武昌起義還有半個月之遙，榮縣起義被稱為是“首義實天下先”。
榮縣的獨立及四川同志軍的紛紛起義，清政府終於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接到趙爾豐的多次告急後，清政府調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領原本駐紮于武昌的大批新軍入川，以圖鎮壓。
但是，端方和新軍的入川，卻顧此失彼地造成了武昌的空虛，以至於在武昌的同盟會員們趁機發動了武昌起義。而武昌起義的成功，則引起了全國各地雪崩般的連鎖反應。清政府終於沒能度過1911年，它倒在了它所製造的黑暗時代。
從這個意義上講，保路運動直接導致了四川同志軍的起義，而四川同志軍的起義則加速了武昌起義。進一步講，保路運動可謂辛亥革命的催化劑。正如孫中山後來指出的那樣：“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
端方率領的入川新軍並沒能澆滅如火如荼的起義烽煙。相反，這支隊伍在到達資州（今資陽）時，也順應時世宣佈起義。至於這支軍隊的最高長官端方，則十分不體面地被他的部下們送上了斷頭臺。
1911年12月10日，四川軍政府在成都成立，尹昌衡任都督，羅綸為副。12日，已經交出政權，但仍在暗地裡企圖策劃兵變的前四川總督趙爾豐被軍政府下令斬首。
在一張當時留下來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趙爾豐的頭被軍政府行刑隊砍了下來，他的身子看上去顯得格外的短小和滑稽。從那張失去了生氣的臉上，我們已經看不出這是一位曾經堅信武力能夠擺平一切的鐵腕人物，他的死仿佛大清王朝在四川的最後挽歌。
與立憲派的主張完全不同的是同盟會會員們。四川的同盟會員們決定“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實”。一方面，他們積極參與立憲派主持的合法鬥爭，另一方面，積極地於暗中聯絡會黨，尋找時機準備武裝起義。
1911年8月4日，酷暑難耐，一群神秘的“鹽商”行色匆匆地趕到井灶林立的千年古鎮羅泉。當天深夜，鎮上的福音堂內燈火齊明，教堂上安放著一塊關公牌位，堂下一字排列站著20多名壯漢，壯漢們每人手中捧著一束香，他們在著名的袍哥首領秦載庚的帶領下低聲宣誓。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羅泉會議。
羅泉會議的實際策劃者就是同盟會會員龍鳴劍和王天傑。會議的舉行，標誌著在川的同盟會員正式決定利用保路運動，尋找機會進行武裝起義。
至此，由保路運動引發的社會大變革已經山雨欲來，即便是最不諳世事的人也已經不安地預感到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即將來臨，至於這場革命到底有多麼的波瀾壯闊，還沒有人敢下一個斷言。
9月7日，此前已接到清政府密令的四川總督趙爾豐，派人詭稱北京來電有好消息，將保路同志會首領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和彭蘭村等人騙到總督府逮捕，同時下令搜查川漢鐵路公司。
這一消息引起了全成都的震動，人們紛紛奔相走告，手裡捧著光緒的牌位，趕到總督府門前請願。但是，回答這些哭泣的人群的，不是趙爾豐的接見，而是炒豆似的槍聲。
20多個請願者倒在了總督府門前的大街上，蒼白的太陽見證了這一駭人聽聞的暴行――但暴行才剛剛開始，緊接著，趙爾豐又派人分巡成都街道，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清兵便縱馬踐踏或是開槍射擊，整個成都陷入了一片血雨腥風之中，這就是有名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當天，趙爾豐下令成都緊閉城門。同盟會員龍鳴劍帶著幾個人悄悄地趁著夜色摸上了城頭，從城頭縋城而下。在成都南郊，他和朱國琛等人製作了上百片木板，木板上寫著“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軍速起自救自保”的字樣，然後把這些木片悉數放入府南河。
很短的時間裡，沿河拾到了木片的人奔相走告，把成都血案的消息傳遍了四川。這就是人們所稱的水電報。在那個沒有現代化通訊的時代，它的確不失為一個有效且具有操作性的辦法。
最先拾得水電報的是成都周邊地區，最先起義回應的也是他們。9月8日，身兼同盟會員和袍哥大爺雙重身份的秦載庚在華陽中興場起義。幾天之內，雙流、新津、溫江、郫縣、蒲江、灌縣等地都打出了起義的大旗，幾支隊伍在新津縣城擊敗清軍，隨後又轉戰到雅州，於大相嶺再次擊敗清軍。
龍鳴劍發出了水電報後，星夜趕回老家榮縣。這時，他的好友，同為同盟會員的王天傑已經在榮縣發動起義了。龍鳴劍和王天傑率5千同志軍北上成都，走出榮縣縣城的大門時，龍鳴劍拔劍發誓，聲稱如果不能殺了趙爾豐，就絕不再入此城門。
幾支同志軍合圍成都時，人數已達20萬之眾，但成都卻久攻不下，其中既有裝備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則在於同志軍大多是些沒有經過任何軍事訓練的老百姓。撤去對成都的包圍後，同志軍連連失利，龍鳴劍於轉戰途中含恨病逝，秦載庚則在井研被殺。
王天傑率領余部回到榮縣縣城，他與留守縣城的吳玉章在徹夜不眠的商量後，做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舉動：
1911年9月25日，王天傑宣佈不再承認清政府的合法地位，榮縣自即日起獨立。這時距武昌起義還有半個月之遙，榮縣起義被稱為是“首義實天下先”。
榮縣的獨立及四川同志軍的紛紛起義，清政府終於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接到趙爾豐的多次告急後，清政府調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領原本駐紮于武昌的大批新軍入川，以圖鎮壓。
但是，端方和新軍的入川，卻顧此失彼地造成了武昌的空虛，以至於在武昌的同盟會員們趁機發動了武昌起義。而武昌起義的成功，則引起了全國各地雪崩般的連鎖反應。清政府終於沒能度過1911年，它倒在了它所製造的黑暗時代。
從這個意義上講，保路運動直接導致了四川同志軍的起義，而四川同志軍的起義則加速了武昌起義。進一步講，保路運動可謂辛亥革命的催化劑。正如孫中山後來指出的那樣：“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
端方率領的入川新軍並沒能澆滅如火如荼的起義烽煙。相反，這支隊伍在到達資州（今資陽）時，也順應時世宣佈起義。至於這支軍隊的最高長官端方，則十分不體面地被他的部下們送上了斷頭臺。
1911年12月10日，四川軍政府在成都成立，尹昌衡任都督，羅綸為副。12日，已經交出政權，但仍在暗地裡企圖策劃兵變的前四川總督趙爾豐被軍政府下令斬首。
在一張當時留下來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趙爾豐的頭被軍政府行刑隊砍了下來，他的身子看上去顯得格外的短小和滑稽。從那張失去了生氣的臉上，我們已經看不出這是一位曾經堅信武力能夠擺平一切的鐵腕人物，他的死仿佛大清王朝在四川的最後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