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茶始祖吳理真為何又被稱為“甘露大師”？
儘管談到中國的茶業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而且漢代、魏晉時期，巴蜀的茶葉也相當普及，但何人最早種茶卻史無具例。蒙山吳理真被認為是中國乃至世界有明確文字記載最早的種茶人。
吳理真被稱為“甘露大師”，在人們的心目中他一半是神仙，一半是凡人。這位“甘露大師”，在浩如煙海的史跡中，隱隱露出種茶人的本來面目。
關於甘露大師吳理真，清光緒年間出版的《金石苑》中有相應的記載。碑刻，禮拜神龕上面供奉著一尊“遺塑”。孫漸拜謁行禮之時，感覺場面氣氛與寺廟裡燒香拜佛差不多。至於那“元碑”上刻些什麼，他沒有直說。但從“昔有漢道人，蕹草初為祖……”的懷古之筆看來，碑上記載的“漢代道人”種茶的內容，神龕上供著的是這位“漢代道人”的塑像。
從孫漸《智矩寺留題》內容和時間來看，孫漸所閱“剜碑”，所禮“遺塑”與《金石苑》所載“甘露禪師畫碑”是不同的。以時間來看，“畫碑”於紹熙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勒石于蒙頂山房”。“紹熙”是南宋光宗之年號，紹熙年即11 92年，孫漸是北宋紹聖年間人，生於1 095年，如果孫漸要看到畫碑，那他游蒙山的時候將是百歲高齡，顯然不可能。
從位置來說，孫漸所閱之“利碑”位於山腰智矩寺。而“畫碑”所在的“蒙頂山房”是在山頂的天蓋寺。
由此可以說明，當時天蓋寺和智矩寺分別立有漢代祖師的碑記和塑像。
《名山縣誌》：“智矩寺在蒙山之半，今稱大五頂，雲木參覃，岩泉飛灑，中有雙塔截矗雲表。甘露師井中石像供奉於西龕，焙茶之所也。寺中題刻頗多，亦多漫滅，
孫漸雖然沒有說明所見的碑記與塑像是何時所為，但可以肯定其所見之物由來已久，且明確言及吳理真是漢時之人，漢代所傳也不一定。同時也還說明在宋孝宗敕賜“甘露大師’’之前，蒙頂山已有了吳理真的碑記、塑像之類，並非孝宗皇帝敕賜之後才應景而作。
邑進士喻大中上奏孝宗師之功德，當是依據了原有的碑記與塑像等實物。
關於吳理真，《名山縣誌》中還引有一部分相關的記載：
《輿地記勝》：“西漢時，有僧從嶺表來，以茶實植蒙山。忽一日隱池中，乃一石像，今蒙頂茶，擅名師所植也，至今呼其石像為甘露大師。”
《唐志》又引《雅州志》：“蒙山屬名山縣，山有五頂，前一峰最高，日上清峰，有甘露茶，山上常有瑞相影現，又有蒙泉．”
範蜀公亦雲“常有瑞雲覆其上”。又雲“智矩寺，在名山之蒙頂山，甘露大師聖跡。今石身在，夜多聖燈現焉。”
《楊慎記》：“名山之普惠大師，本嶺表來，流寓蒙山。按碑，西漢僧理真，俗姓吳氏，修活民之行，種茶蒙頂，隕化為石像，其徒奉之，號甘露大師，水旱、疾疫，禱必應。宋淳熙十三年，邑進士喻大中，奏師功德及民，孝宗封甘露普惠妙濟大師，遂有智矩院，遂四月二十四日，以隱化日，成集寺獻香。宋元各有碑記，以茶利由此興焉。夫啜茶，西漢前其名未見，民未始利之也。浮屠自東漢入中國，初猶禁，不得學。”
《賀如晦記》：“稱西漢吳姓則華人也。時安得華人為僧乎?考之張大用《本圖經》，稱後漢有高僧種茶蒙山。茶為天下利益。然後投井化石，其徒奉以鑿像，為堂奉之。”
又稱，“《梓童神君附鸞碑記》正其為後漢人名理真。西漢之稱，豈欲古其人，大用之記，豈欲古其跡耶。”
《唐志》所引的《雅州志》沒有直接涉及茶祖，但描寫了蒙頂五峰的與眾不同，有甘露茶，還有蒙泉井，而且“常有瑞相影現”，為五峰的茶罩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文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到甘露祖師，但筆觸之下，也讓人感覺茶祖隱隱約約的影子。其餘的記載都從不同的角度記敘了甘露祖師的蹤跡，各有看法。甚至還有人發出了“豈欲古其人”、“豈欲古其跡”的疑問。不過綜合來看，宋代以下，各朝所記的甘露師，都具有超出常人之處，頗有幾分神秘。
關於吳理真種茶比較完整的記載還有“天下大蒙山”碑。現存于蒙頂天蓋寺。
此碑所記，主題是追古思今，歷數蒙山興盛與功績卓著者。碑文從《禹貢》之載落筆，在頌贊了蒙山的名山勝狀之後，即轉入對茶祖功德的記述。
“天下大蒙山”碑述及甘露大師時說：
“故山靈所鐘，皇茗有貢，地脈之效，龍泉可祝。迄今石端昭垂，在在足考日：祖師吳姓，法理真，乃西漢嚴道，即今雅之人也。脫髮五頂，開建蒙山，自嶺表來，隨攜靈茗之種植於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滅，迥乎異常，惟二三小株耳……皆師之手澤，百事不遷也。由是而遍產中華之國，利益蠻夷之區。商賈為之懋遷，閭閻為之衣食，上裕國賦，下裨民生，皆師之功德，萬代如即見也。且一旦道登遍彼岸，持錫掘井而隱化石身。後世凡遇旱年，取井泉石像，並迎而共禱，靈雨為之順應。故有明邑進士喻大中，奏聞宋淳熙，敕賜甘露大師，夙唪甘露菩薩。又師之靈爽不昧，流芳千載也，非名山乎!然地靈人傑，代出行僧而物化天寶，世多修偉……迨萬曆己未，天啟壬戌，行僧通明，複立碑記……”
最後說到當時的寺僧睿白立此碑的緣由，落款為“雅安生員馬偉平六氏薰沐敬書”。
除此之外，蒙頂山上也還有其他的碑。碑文中明確述及的至少有明代天啟年間，天蓋寺僧通明所立昭示種茶始祖功德的碑。現在在陰陽石麒麟牌坊旁邊還有天啟年間的“重修龍泉院”碑(據當地人講，20世紀中葉時尚有漢碑留存)。所以，“天下大蒙山”碑記顯然是承傳前人碑記而來。因此，立碑之時，才有許多根據“在在足考”。關於蒙頂種茶、殞化石像、祈禱靈異、敕封大師等，比及前人所述更為詳細。
從以上的史載及碑記，可以看出吳理真蒙山種茶的基本輪廓。
從各種碑記史載來看，關於吳理真是漢代人應當說是沒有多大的問題。但關於吳理真的身份，則在僧俗之間爭來爭去。有說他是僧人的，也有說他是道士的。那麼，吳理真究竟是有“法力”的“大師”，還是個普通的種茶人呢？為什麼有很多人要把他說成僧人，而且是外來的和尚你？
其實，吳理真的身份司題正反映了蒙山茶文化濃厚的廟宇氣息。屆宇與蒙山茶的發展流傳，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把吳理真說成僧人是載宋代，這與宋代的社會背景有很大的關係。主要的原因就是宋孝宗皇帝敕冊封他為“甘露大師”
東漢時佛教傳入我國，唐代得到很大發展，禪宗興起，盛行於世，使飲茶之鳳更為普遍，可謂舉國之飲。由於茶一開始就與佛家結緣，所以寺廟中一般都專門設有茶室，僧人飲茶乃是家風。寺廟不但飲茶，還要種茶、採茶、制茶，好多名茶都和寺廟有很大的關係，所以自古“茶禪一味”，蒙山禪茶之風尤甚。
宋代佛教已非常興盛。宋代皇帝中，宋孝宗非常崇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名山縣進士喻大中上奏給皇上的理由，一方面是西漢嚴道的吳理真植茶五峰之中，遍產中華之國，利益蠻夷之區，上裕國賦，下裨民生。另一方面則是“後世凡遇旱年，取井泉石像，並迎而共禱，靈雨為之順應。”說是大師能“入定救旱”，靈驗無比，這本身就充滿了神妙的成分。而孝宗皇帝一下子就“敕賜甘露妙濟普慧菩薩”，給吳理真的這個封號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之後，王象之《輿地紀勝》就說：“西漢時，有僧從嶺表來，以茶實植蒙山。忽一日隱池中，乃一石像，今蒙頂茶，擅名師所植也，至今呼其石像為甘露大師。”
宋孝宗已經把吳理真封成“菩薩”，王象之怎麼敢違背“先皇”的“聖旨”呢?
另外，那時江浙地區、嶺南地區已成為中國茶葉的重要產區。王象之曾為江甯知縣，那裡茶業已很發達，王象之認為茶起源於嶺南，是很自然的，在他看來，遠離嶺南的蒙山不僅有茶，而且名氣大，產量高，還有被封為“甘露大師”的吳理真，或許他把大師的吳姓誤為吳地之吳，就寫出了“有僧自嶺表來，以茶實植蒙山”。受其影響，人云亦云，後人把吳理真說成了僧人。
把吳理真說成僧人的另一個原因是把古代史載中的人與吳理真混為一談。宋代陶穀(905—971)著《茗薜錄》。此書記錄了茶的一些掌故，其中一段介紹一種名叫“聖揚花”的茶葉時寫道：“吳僧梵川，誓願燃頂供養雙林傅大士，自往蒙頂結庵種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絕佳者聖揚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歸貢獻。”
這個說法由於缺乏前後照應的文字，所以不知道這個“吳僧”究竟是何時、何地之人。但因為他“結庵種茶”，又頭頂一個“吳”字，植茶始祖也姓吳，所以後來就有人把他和漢代種茶的吳理真混為了同一個人，因此，吳理真就被當成了“吳僧”。“吳”包括江浙、嶺南的範圍，“吳僧”意為“吳地之僧”，於是王象之《輿地記勝》“有僧自嶺表來”的說法，孫漸《智矩寺留題》“分來建溪芽，寸寸培新土”之筆，也可能是受了這樣的影響。建溪即今福建建陽，屬於“嶺表”的範圍。
僅從《茗薜錄》所說的人與事，“吳僧”名“梵川”者，在蒙頂結庵種茶，不僅製作出了兩種名叫“聖揚花”、“吉祥蕊”的好茶，而且“持歸貢獻”。“持歸”的意思是“拿著茶葉回去貢獻給某某”，這個名叫“梵川”的“吳僧”顯然是另一個人，是到蒙山來種了茶，製作了好茶又回去了的僧人。
再一個原因就是後人把蒙頂植茶的“甘露大師”和蒙山不同日寸|期的法師，比如永興寺的“甘露禪師”混在了一起。
從《金石苑》“畫碑”到“天下大蒙山”碑，在記錄吳理真蒙頂種茶、殞化石像、敕封大師、祈禱靈驗等方面基本一致。但這些記載中有明顯的矛盾之處，特別是《金石苑》“宋甘露禪師畫碑”的記載尤為明顯。前文說“師由西漢出，吳氏之子，法名裡真。自嶺表來，住錫蒙山，植茶七株，以濟饑渴。”後文接著說“元代京師旱，敕張、秦樞密二相，詔求雨濟時，師入定救旱。少傾，沛澤大通。”上下文所記當是同一人。然而，兩段文字意義難通。大師既是是漢時之人，又如何在“元代”，就是宋朝的開朝之代“入定救旱”呢?
“入定”是佛教的一種修行方式，當是生者的行為。因此，“入定救旱”的“甘露大師”當另有其人。
蒙山還有一位被稱為“甘露祖師”的人，這就是宋代著名的高僧不動禪師。
據佛教典籍載：“甘露祖師者，宋代高僧不動上師之謂也。上師乃西域梵僧，修金剛部功熟，並將此法宏傳。既而達西夏，為國王所重。因師常頌護國仁王經甚靈，西夏國王以師護國佑民而賜寺日“護國仁王”。師依三十五佛明經、禮懺文，前增五十三佛，尾碼普賢十大原偈，共成一百八禮，以斷百八煩勞也，曰大懺悔文。
上師來中土，居蒙山結廬修道。見蒙山之龍脈流注西去，止界永興寺，故住錫，曆六年，重建寺宇。今山門猶存‘甘露宗風’石刻古跡以銘祖師道場所在。”
不動禪師所居之永興寺，建於三國時期，由天竺僧空定大師來此結廬，名“大梵音院”，曆晉隋三百餘載，至唐代更名“龍泉院”。時值馬祖、百丈師徒推行農禪並舉，道宗回應此舉，植茶樹，習茶藝，禪法入茶，名日“禪茶”。此時蒙頂茶入貢，京城長安貴蒙山香茗，又禪宗大興，禪茶為世人嚮往。因此，蒙山禪茶之風甚熾。不動法師自西域來，悲心廣大，在永興寺創建了佛教經籍《蒙山施食儀》，自後禪門日誦編入晚課。其智其願，其悲其行，如甘露之無上妙藥，普濟眾生，而獲“甘露祖師”之稱。
植茶始祖吳理真被封為“甘露普慧妙濟菩薩”，稱為“甘露大師”。後人們在記敘敕封的“甘露大師”時，把許多民間俗稱的“甘露祖師”，即永興寺不動禪師的所作所為和吳理真攪在一起。又因為不不動禪師來自西域，所以有的記載就把漢代種茶的“甘露大師’’誤為是“僧”，誤以為“自西域來”。
另外，蒙山還有過一位有名的普惠禪師，創建智矩寺。其‘‘普惠”的法號和敕封中的“靈應甘露普慧”又有相同之處，因此，也有人把此“普慧”與彼“普惠”混為一談。
究其救封“甘露大師”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種茶。吳僧梵川、不動禪師、普惠禪師，雖然各有各的道行，但無論如何也是影響有限，不能與“遍及中華”的種茶之功相比，所以種茶人吳理真才有資格獲得“甘露大師”的封號。
古代蒙山的茶葉，從唐代農禪並舉之後，主要是由寺廟中的僧人們種植的。據傳蒙山原有寺廟幾十座，天蓋寺、智矩寺、永興寺、千佛寺等寺廟規模很大，晨鐘暮鼓，香火鼎盛，影響廣大。直到清代，蒙山的茶特別是貢茶，雖然由官府主持，但工作主要還是由寺廟的僧眾來完成的。每年開採貢茶之際，蒙山周圍幾十座寺廟的僧人都要雲集山腰智矩寺，舉行法會，燒香念經，開山採茶。
而今經過千百年風霜雨雪，蒙山至今尚有永興寺、千佛寺等古刹廟宇在重興香火。據古籍載，蒙山原來的大小寺廟都有茶園。因而不難想像當年天蓋寺、智矩寺、福禪寺等廟宇鐘鳴鼎食、紅瓦參差時，香火何其旺盛，佛教分為多麼濃重_。
在這樣的情況下，吳理真因為種茶功高，有開設蒙山之功、種茶而遍及中華，功垂後世，其所作為，自然順乎佛教功德，因而佛寺禪院把吳理真納入“宗譜”，讓其“皈依”佛門：並為之罩上神秘光環，也就完全在情理中。
至於把吳理真當成“道士”，則是由孫漸《智距寺留題》“夕有漢道人，菲草初為祖”引起的誤會。“道人一詞。在古代是對佛教徒的稱呼，出道之人，出家之人。後來也是對“道士”的稱呼。所以，有的人望文生義，就把吳理真當成了“道士”
根據史載分析，吳理真既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而應當是蒙山當地一位普通的種茶人，一位地地道道的“茶農” “天下大蒙山”碑記說吳理真是“西漢嚴道人，即今雅之人也”表明吳理真是嚴道縣的本地人。
嚴道縣，是現今雅安市範圍內最早的建制。戰國時期(前316)’秦惠文王滅蜀建蜀郡，到兮元前222年秦始皇時期，將當時滅掉的楚國嚴王之族遷徙入蜀郡，立嚴道縣。《秦括地志》“嚴道縣，今雅州所理也。秦昭王嚴君疾封手此，故有此稱。”治所在今滎經縣（滎經縣治所迄今仍為嚴道鎮）。範圍轄及現在的雅安市或更廣。唐代的《元和郡縣誌》說：“名山縣嚴道縣地，漢制縣有滿意曰道。”說明嚴道縣直到漢代時代。而漢代時期的成都平原及其周邊地區，茶業也很發達。豪山出現吳理真植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無論是古嚴還是唐嚴道，蒙山都載其中。無論吳理真的“嚴道縣人”是古嚴道還是唐嚴道，都是蒙山或周圍附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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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志》又引《雅州志》：“蒙山屬名山縣，山有五頂，前一峰最高，日上清峰，有甘露茶，山上常有瑞相影現，又有蒙泉．”
範蜀公亦雲“常有瑞雲覆其上”。又雲“智矩寺，在名山之蒙頂山，甘露大師聖跡。今石身在，夜多聖燈現焉。”
《楊慎記》：“名山之普惠大師，本嶺表來，流寓蒙山。按碑，西漢僧理真，俗姓吳氏，修活民之行，種茶蒙頂，隕化為石像，其徒奉之，號甘露大師，水旱、疾疫，禱必應。宋淳熙十三年，邑進士喻大中，奏師功德及民，孝宗封甘露普惠妙濟大師，遂有智矩院，遂四月二十四日，以隱化日，成集寺獻香。宋元各有碑記，以茶利由此興焉。夫啜茶，西漢前其名未見，民未始利之也。浮屠自東漢入中國，初猶禁，不得學。”
《賀如晦記》：“稱西漢吳姓則華人也。時安得華人為僧乎?考之張大用《本圖經》，稱後漢有高僧種茶蒙山。茶為天下利益。然後投井化石，其徒奉以鑿像，為堂奉之。”
又稱，“《梓童神君附鸞碑記》正其為後漢人名理真。西漢之稱，豈欲古其人，大用之記，豈欲古其跡耶。”
《唐志》所引的《雅州志》沒有直接涉及茶祖，但描寫了蒙頂五峰的與眾不同，有甘露茶，還有蒙泉井，而且“常有瑞相影現”，為五峰的茶罩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文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到甘露祖師，但筆觸之下，也讓人感覺茶祖隱隱約約的影子。其餘的記載都從不同的角度記敘了甘露祖師的蹤跡，各有看法。甚至還有人發出了“豈欲古其人”、“豈欲古其跡”的疑問。不過綜合來看，宋代以下，各朝所記的甘露師，都具有超出常人之處，頗有幾分神秘。
關於吳理真種茶比較完整的記載還有“天下大蒙山”碑。現存于蒙頂天蓋寺。
此碑所記，主題是追古思今，歷數蒙山興盛與功績卓著者。碑文從《禹貢》之載落筆，在頌贊了蒙山的名山勝狀之後，即轉入對茶祖功德的記述。
“天下大蒙山”碑述及甘露大師時說：
“故山靈所鐘，皇茗有貢，地脈之效，龍泉可祝。迄今石端昭垂，在在足考日：祖師吳姓，法理真，乃西漢嚴道，即今雅之人也。脫髮五頂，開建蒙山，自嶺表來，隨攜靈茗之種植於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滅，迥乎異常，惟二三小株耳……皆師之手澤，百事不遷也。由是而遍產中華之國，利益蠻夷之區。商賈為之懋遷，閭閻為之衣食，上裕國賦，下裨民生，皆師之功德，萬代如即見也。且一旦道登遍彼岸，持錫掘井而隱化石身。後世凡遇旱年，取井泉石像，並迎而共禱，靈雨為之順應。故有明邑進士喻大中，奏聞宋淳熙，敕賜甘露大師，夙唪甘露菩薩。又師之靈爽不昧，流芳千載也，非名山乎!然地靈人傑，代出行僧而物化天寶，世多修偉……迨萬曆己未，天啟壬戌，行僧通明，複立碑記……”
最後說到當時的寺僧睿白立此碑的緣由，落款為“雅安生員馬偉平六氏薰沐敬書”。
除此之外，蒙頂山上也還有其他的碑。碑文中明確述及的至少有明代天啟年間，天蓋寺僧通明所立昭示種茶始祖功德的碑。現在在陰陽石麒麟牌坊旁邊還有天啟年間的“重修龍泉院”碑(據當地人講，20世紀中葉時尚有漢碑留存)。所以，“天下大蒙山”碑記顯然是承傳前人碑記而來。因此，立碑之時，才有許多根據“在在足考”。關於蒙頂種茶、殞化石像、祈禱靈異、敕封大師等，比及前人所述更為詳細。
從以上的史載及碑記，可以看出吳理真蒙山種茶的基本輪廓。
從各種碑記史載來看，關於吳理真是漢代人應當說是沒有多大的問題。但關於吳理真的身份，則在僧俗之間爭來爭去。有說他是僧人的，也有說他是道士的。那麼，吳理真究竟是有“法力”的“大師”，還是個普通的種茶人呢？為什麼有很多人要把他說成僧人，而且是外來的和尚你？
其實，吳理真的身份司題正反映了蒙山茶文化濃厚的廟宇氣息。屆宇與蒙山茶的發展流傳，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把吳理真說成僧人是載宋代，這與宋代的社會背景有很大的關係。主要的原因就是宋孝宗皇帝敕冊封他為“甘露大師”
東漢時佛教傳入我國，唐代得到很大發展，禪宗興起，盛行於世，使飲茶之鳳更為普遍，可謂舉國之飲。由於茶一開始就與佛家結緣，所以寺廟中一般都專門設有茶室，僧人飲茶乃是家風。寺廟不但飲茶，還要種茶、採茶、制茶，好多名茶都和寺廟有很大的關係，所以自古“茶禪一味”，蒙山禪茶之風尤甚。
宋代佛教已非常興盛。宋代皇帝中，宋孝宗非常崇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名山縣進士喻大中上奏給皇上的理由，一方面是西漢嚴道的吳理真植茶五峰之中，遍產中華之國，利益蠻夷之區，上裕國賦，下裨民生。另一方面則是“後世凡遇旱年，取井泉石像，並迎而共禱，靈雨為之順應。”說是大師能“入定救旱”，靈驗無比，這本身就充滿了神妙的成分。而孝宗皇帝一下子就“敕賜甘露妙濟普慧菩薩”，給吳理真的這個封號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之後，王象之《輿地紀勝》就說：“西漢時，有僧從嶺表來，以茶實植蒙山。忽一日隱池中，乃一石像，今蒙頂茶，擅名師所植也，至今呼其石像為甘露大師。”
宋孝宗已經把吳理真封成“菩薩”，王象之怎麼敢違背“先皇”的“聖旨”呢?
另外，那時江浙地區、嶺南地區已成為中國茶葉的重要產區。王象之曾為江甯知縣，那裡茶業已很發達，王象之認為茶起源於嶺南，是很自然的，在他看來，遠離嶺南的蒙山不僅有茶，而且名氣大，產量高，還有被封為“甘露大師”的吳理真，或許他把大師的吳姓誤為吳地之吳，就寫出了“有僧自嶺表來，以茶實植蒙山”。受其影響，人云亦云，後人把吳理真說成了僧人。
把吳理真說成僧人的另一個原因是把古代史載中的人與吳理真混為一談。宋代陶穀(905—971)著《茗薜錄》。此書記錄了茶的一些掌故，其中一段介紹一種名叫“聖揚花”的茶葉時寫道：“吳僧梵川，誓願燃頂供養雙林傅大士，自往蒙頂結庵種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絕佳者聖揚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歸貢獻。”
這個說法由於缺乏前後照應的文字，所以不知道這個“吳僧”究竟是何時、何地之人。但因為他“結庵種茶”，又頭頂一個“吳”字，植茶始祖也姓吳，所以後來就有人把他和漢代種茶的吳理真混為了同一個人，因此，吳理真就被當成了“吳僧”。“吳”包括江浙、嶺南的範圍，“吳僧”意為“吳地之僧”，於是王象之《輿地記勝》“有僧自嶺表來”的說法，孫漸《智矩寺留題》“分來建溪芽，寸寸培新土”之筆，也可能是受了這樣的影響。建溪即今福建建陽，屬於“嶺表”的範圍。
僅從《茗薜錄》所說的人與事，“吳僧”名“梵川”者，在蒙頂結庵種茶，不僅製作出了兩種名叫“聖揚花”、“吉祥蕊”的好茶，而且“持歸貢獻”。“持歸”的意思是“拿著茶葉回去貢獻給某某”，這個名叫“梵川”的“吳僧”顯然是另一個人，是到蒙山來種了茶，製作了好茶又回去了的僧人。
再一個原因就是後人把蒙頂植茶的“甘露大師”和蒙山不同日寸|期的法師，比如永興寺的“甘露禪師”混在了一起。
從《金石苑》“畫碑”到“天下大蒙山”碑，在記錄吳理真蒙頂種茶、殞化石像、敕封大師、祈禱靈驗等方面基本一致。但這些記載中有明顯的矛盾之處，特別是《金石苑》“宋甘露禪師畫碑”的記載尤為明顯。前文說“師由西漢出，吳氏之子，法名裡真。自嶺表來，住錫蒙山，植茶七株，以濟饑渴。”後文接著說“元代京師旱，敕張、秦樞密二相，詔求雨濟時，師入定救旱。少傾，沛澤大通。”上下文所記當是同一人。然而，兩段文字意義難通。大師既是是漢時之人，又如何在“元代”，就是宋朝的開朝之代“入定救旱”呢?
“入定”是佛教的一種修行方式，當是生者的行為。因此，“入定救旱”的“甘露大師”當另有其人。
蒙山還有一位被稱為“甘露祖師”的人，這就是宋代著名的高僧不動禪師。
據佛教典籍載：“甘露祖師者，宋代高僧不動上師之謂也。上師乃西域梵僧，修金剛部功熟，並將此法宏傳。既而達西夏，為國王所重。因師常頌護國仁王經甚靈，西夏國王以師護國佑民而賜寺日“護國仁王”。師依三十五佛明經、禮懺文，前增五十三佛，尾碼普賢十大原偈，共成一百八禮，以斷百八煩勞也，曰大懺悔文。
上師來中土，居蒙山結廬修道。見蒙山之龍脈流注西去，止界永興寺，故住錫，曆六年，重建寺宇。今山門猶存‘甘露宗風’石刻古跡以銘祖師道場所在。”
不動禪師所居之永興寺，建於三國時期，由天竺僧空定大師來此結廬，名“大梵音院”，曆晉隋三百餘載，至唐代更名“龍泉院”。時值馬祖、百丈師徒推行農禪並舉，道宗回應此舉，植茶樹，習茶藝，禪法入茶，名日“禪茶”。此時蒙頂茶入貢，京城長安貴蒙山香茗，又禪宗大興，禪茶為世人嚮往。因此，蒙山禪茶之風甚熾。不動法師自西域來，悲心廣大，在永興寺創建了佛教經籍《蒙山施食儀》，自後禪門日誦編入晚課。其智其願，其悲其行，如甘露之無上妙藥，普濟眾生，而獲“甘露祖師”之稱。
植茶始祖吳理真被封為“甘露普慧妙濟菩薩”，稱為“甘露大師”。後人們在記敘敕封的“甘露大師”時，把許多民間俗稱的“甘露祖師”，即永興寺不動禪師的所作所為和吳理真攪在一起。又因為不不動禪師來自西域，所以有的記載就把漢代種茶的“甘露大師’’誤為是“僧”，誤以為“自西域來”。
另外，蒙山還有過一位有名的普惠禪師，創建智矩寺。其‘‘普惠”的法號和敕封中的“靈應甘露普慧”又有相同之處，因此，也有人把此“普慧”與彼“普惠”混為一談。
究其救封“甘露大師”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種茶。吳僧梵川、不動禪師、普惠禪師，雖然各有各的道行，但無論如何也是影響有限，不能與“遍及中華”的種茶之功相比，所以種茶人吳理真才有資格獲得“甘露大師”的封號。
古代蒙山的茶葉，從唐代農禪並舉之後，主要是由寺廟中的僧人們種植的。據傳蒙山原有寺廟幾十座，天蓋寺、智矩寺、永興寺、千佛寺等寺廟規模很大，晨鐘暮鼓，香火鼎盛，影響廣大。直到清代，蒙山的茶特別是貢茶，雖然由官府主持，但工作主要還是由寺廟的僧眾來完成的。每年開採貢茶之際，蒙山周圍幾十座寺廟的僧人都要雲集山腰智矩寺，舉行法會，燒香念經，開山採茶。
而今經過千百年風霜雨雪，蒙山至今尚有永興寺、千佛寺等古刹廟宇在重興香火。據古籍載，蒙山原來的大小寺廟都有茶園。因而不難想像當年天蓋寺、智矩寺、福禪寺等廟宇鐘鳴鼎食、紅瓦參差時，香火何其旺盛，佛教分為多麼濃重_。
在這樣的情況下，吳理真因為種茶功高，有開設蒙山之功、種茶而遍及中華，功垂後世，其所作為，自然順乎佛教功德，因而佛寺禪院把吳理真納入“宗譜”，讓其“皈依”佛門：並為之罩上神秘光環，也就完全在情理中。
至於把吳理真當成“道士”，則是由孫漸《智距寺留題》“夕有漢道人，菲草初為祖”引起的誤會。“道人一詞。在古代是對佛教徒的稱呼，出道之人，出家之人。後來也是對“道士”的稱呼。所以，有的人望文生義，就把吳理真當成了“道士”
根據史載分析，吳理真既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而應當是蒙山當地一位普通的種茶人，一位地地道道的“茶農” “天下大蒙山”碑記說吳理真是“西漢嚴道人，即今雅之人也”表明吳理真是嚴道縣的本地人。
嚴道縣，是現今雅安市範圍內最早的建制。戰國時期(前316)’秦惠文王滅蜀建蜀郡，到兮元前222年秦始皇時期，將當時滅掉的楚國嚴王之族遷徙入蜀郡，立嚴道縣。《秦括地志》“嚴道縣，今雅州所理也。秦昭王嚴君疾封手此，故有此稱。”治所在今滎經縣（滎經縣治所迄今仍為嚴道鎮）。範圍轄及現在的雅安市或更廣。唐代的《元和郡縣誌》說：“名山縣嚴道縣地，漢制縣有滿意曰道。”說明嚴道縣直到漢代時代。而漢代時期的成都平原及其周邊地區，茶業也很發達。豪山出現吳理真植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無論是古嚴還是唐嚴道，蒙山都載其中。無論吳理真的“嚴道縣人”是古嚴道還是唐嚴道，都是蒙山或周圍附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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