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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西周青銅鼎,現藏日本,銘文記載一次重大外交活動

靜方鼎,是西周時期的一隻青銅鼎,因器主名叫靜,器形四足方正,故被命名為靜方鼎。目前,該鼎被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

靜方鼎器形不大,通高32.7釐米,口橫25.6釐米,口縱20.3釐米,體呈長方槽形,

窄沿方唇,口沿上一對立耳,口沿下飾雙夔組成的獸面紋,四壁飾外卷角獸面紋,四足的上部飾浮雕獸面,看起來非常莊重古樸。

靜方鼎的可貴之處,在於其內壁有七十九字銘文,“隹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暨靜省南國相,□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醜,王在成周大室,令靜曰:俾汝□□在鄂師。王曰:靜,錫汝……。曰:用事。靜揚天子休,用作父丁寶尊彝”。

顯然,這是靜奉命“省南國”歸來後,

得到周王褒獎和賞賜,靜專門做了一件青銅鼎,用於感謝王恩,祈禱平安。對於靜方鼎,史學界、考古界主要有兩種聲音,一是認為銘文似後刻器身,一是認為銘文內容為昭王伐楚之事。

筆者認為,銘文是否為後刻這不重要,但銘文內容是沒問題的。

首先,靜這個人在歷史上確有其人,《靜簋》《靜卣》的器主人就是靜。從《靜簋》銘文記載看,靜曾擔任過西周王室子弟的射箭教練,

考證銘文所載“隹六月初吉,丁卯,……八月初吉庚寅”兩個月份、月相、日干支齊全的曆日,可推算出當時的年代為西元前916年和西元前915年。這是共王初年時的事情。

因為銘文中有“省南國”“鄂師”幾個關鍵字,不少專家認為靜此次奉命外交,必與昭王伐楚有關,並斷定靜方鼎鑄作年代為昭王十六年。

對於昭王,古本《竹書紀年》記載較多,“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勝了;“周昭王十九年,……喪六師於漢”,

敗了;“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死了。靜方鼎果真與昭王十六年伐楚有關嗎?

靜出使南國,始於十月,終於八月,當為兩年之事。昭王元年為西元前981年,則昭王十六年為西元前966年。查看該年及前後一年曆日,無一與靜出發日“十月甲子”和歸來日“八月初吉庚申”同時相合者,可見專家錯了。

再者,靜出使楚國時必已成年,且為官有些年頭,應不低於三十歲。

如果靜方鼎在昭王世,昭王在位二十四年,穆王在位四十一年(《史記》稱五十五年,誤),到了共王元年時,靜如果還活著,則年近八旬,如何能做王子們的習射教練?顯然,靜方鼎鑄作年代不在昭王世,其與昭王伐楚沒有半毛錢關係。

筆者認為,靜方鼎應為穆王世。穆王是昭王之子,一生四處巡遊,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江”,也曾與南國有過大規模的戰事,

在戰事前後,靜奉穆王命出使南國,合乎情理。

筆者已經考證出,穆王元年為西元前957年,末年為西元前917年。西周青銅器曆法採用周正,以夏曆十一月為歲首。查看曆日,穆王在位期間(前957年—前917年),同時符合某年“十月甲子”和次年“八月初吉庚申”的,唯有西元前921年(穆王三十七年)和西元前920年(穆王三十八年)。

西元前921年夏曆八月初三甲子;次年(前920年)夏曆六月初三庚申,且月相為初吉。這兩個時間,與靜出發日“十月甲子”和歸來日“八月初吉庚申”完全吻合。可以斷定,靜方鼎鑄作時間為穆王三十八年(前920年)。

結合古本《竹書紀年》,可知穆王在“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江”歸來後,於年底又派靜出使南國,以觀其形。此時,靜不低於三十歲,四年後穆王駕崩,靜仍年富力強,足以擔任共王諸子的習射教練。

通過對靜方鼎銘文的研究考證,可以瞭解西周穆王時期對南方楚國的外交政策,可謂文武兼用,剛柔並濟。另外,通過靜方鼎銘文所載曆日,也可以驗證筆者之前考證的穆王三十七年為西元前921年,穆王元年為西元前957年。(劉秉光)

這兩個時間,與靜出發日“十月甲子”和歸來日“八月初吉庚申”完全吻合。可以斷定,靜方鼎鑄作時間為穆王三十八年(前920年)。

結合古本《竹書紀年》,可知穆王在“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江”歸來後,於年底又派靜出使南國,以觀其形。此時,靜不低於三十歲,四年後穆王駕崩,靜仍年富力強,足以擔任共王諸子的習射教練。

通過對靜方鼎銘文的研究考證,可以瞭解西周穆王時期對南方楚國的外交政策,可謂文武兼用,剛柔並濟。另外,通過靜方鼎銘文所載曆日,也可以驗證筆者之前考證的穆王三十七年為西元前921年,穆王元年為西元前957年。(劉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