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國版“大撤退”：沒有他抗戰史可能重寫
戰爭不是靠撤退獲勝的，但我們要看到這次解救行動中蘊藏著勝利。這是諾蘭的《敦克爾克》告訴我們的。
二戰上的敦克爾克大撤退一直屬於超一級歷史事件，相當於上了教科書，
1
這場大撤退的一線指揮者不是軍人，而是一名實業家。雖然臨危受命擔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副部長），但幾乎所有記得這段歷史的人，回憶中只有一個更響亮的頭銜：民生公司創始人。
他叫盧作孚。
盧作孚
盧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別名盧思，四川省合川縣人(今屬重慶)，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鑒於他在航運業上的開拓性貢獻，他與張之洞、張謇、范旭東曾被毛澤東譽為舊中國實業界“四個不能忘記”的人物之一。
事實上，他早已被忘記了。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盧作孚是何許人也。
簡單說吧，他是船王。1926年，他創辦的民生公司以一條70.6噸小火輪起家，僅用10年時間便壟斷了川江（長江宜昌至重慶段）航運，在長江的運輸實力接近經營了半個多世紀的、官辦的輪船招商局，其發展速度和實力中外矚目，擔當了長江運輸經濟的主力。
他的傳奇不僅於此。在32歲從事航運業之前，
他出身極其貧寒，以至於小學畢業後被迫輟學，以後都是通過自學成才、成功。
然而，貧窮並未局限他的視野。同盟會、四川保路運動、少年中國學會，這些影響近現代中國歷史走向的組織/事件，均有他年輕的身影；教師、記者、報社總編，這些最能影響人、打動人的職業，他也有從事過。
除了船王，他有另一個身份：鄉村建設實驗者，
就像晏陽初之于河北定縣，梁漱溟之于山東鄒平，盧作孚的鄉村建設代表作是重慶北碚。
他以“打破苟安的現局，創造理想的社會”為宗旨，在北碚進行兩方面的現代化建設：一是興辦新的經濟事業，相繼開辦了北川鐵路公司、天府煤礦公司、三峽染織廠等；二是創造文化事業和社會公
共事業，創辦地方醫院、圖書館、公共運動場、平民公園、嘉陵江日報館、中國西部科學院、兼善中學及其附屬小學校、各類民眾學校等。
1932年初，著名愛國活動家杜重遠來到重慶，觸目是衣冠不整、橫行霸道的軍人，隨處都是鴉☆禁☆片煙館和妓院。當杜重遠到了距離重慶市區不過幾十公里的北碚，卻感覺耳目一新。他評價說，北碚的很多基礎設施和文化建設在當時都是四川的第一。
有了盧作孚在抗戰前十年的經營，1937年的北碚，雖然仍處於前現代農業社會的包圍之中，但已是有一定經濟基礎、民眾教育普及的現代市鎮。抗戰爆發後，內遷來到重慶的中央機關、學校和居民大批遷入北碚地區，這裡被稱作“陪都中的陪都”。
這可以說是盧作孚進行鄉村建設與社會改造實驗得到的最好的回報了。
2
1937年初夏，盧作孚的心情應該是愉悅而充滿期待的。作為民生公司創始人和總經理，他剛剛接到通知，南京國民政府即將選派幾位實業家赴歐洲考察，他名列其中。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歐洲先進技術與理念的機會，對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不無裨益。
民生公司的發家船“民生”輪
然而，正當盧作孚抵達上海，並準備飛往歐洲之際，盧溝橋事變爆發了，全民族抗戰的序幕就此拉開。這時候，是出國，還是留下來抗戰呢？
他毅然放棄了歐洲之行。在他看來，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全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現代化建設則像是一個被驚醒的夢，只能留待抗戰勝利之後再去實現。他將他的決定貫徹到整個民生公司，激情滿懷地呼籲道：“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自此，民生公司所屬的輪船均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之中，成為抗戰史上立下赫赫戰功的一支船隊。
在抗戰爆發的最初幾個月裡，民生公司迅速調配20餘艘船隻，分別從重慶、萬縣兩個碼頭出航，運送川軍6個師的部隊和彈藥輜重5000餘噸到前線參戰，補充了前線的抗戰力量。
川軍將士稱讚民生公司是“長江上的航空母艦”。
抗戰初期，“民本”輪從南京轉運難民
七年之後，盧作孚再次面臨著一次出國與否的選擇。這一次，他又以他慣有的魄力選擇了出國：到美國去！
那是1944年10月，抗戰勝利前夕的事。
眼見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就要取得全面勝利，關於戰後世界重建的一系列重要議題已經擺在世人面前，美國四大工商業團體發起召開國際通商會議。中國政府選派了陳光甫、李銘等五位工商界人士與會。盧作孚又一次名列其中。
同樣是出國與否的抉擇，同樣出於救國的熱忱，盧作孚根據時局變遷作出了不一樣的選擇。他深知，曾經一度被戰火擾亂的現代化之夢，如今又逢著提上實踐議程的大好時機了，民生公司將轉入“實業救國”的軌道。
初出國門的盧作孚在國際通商會議上用心宣傳中國與四川，極力呼籲國際社會支持中國戰後重建。這樣一個以愛國為己任的實業大亨，生前卻幾乎一文不名。他身兼許多實業的董事長，生活卻極其簡樸，以至於曾被人當面說“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他只取民生公司一份工資，其餘收入一概捐贈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
他自己在民生公司沒有股份，後來還是友人湊了5000塊錢，替他入股，才成為小小的股東。住房是借的銀行宿舍，傢俱是借民生公司的，以至於在自殺前留給妻子的遺書是：“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他從來沒有因為別人介紹而在公司安排進人員，無論是至親好友還是什麼人物，他都一律寫上“苦無機會”加以拒絕。他的妻子到重慶市區去賣針線活以補貼家用，都要自己坐小輪和乘馬車過去。他一直以毫無爭議的權威指導中國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的運營，不是依靠他的股份，而是完全依靠他的遠見、能力和無私奉獻的精神。
3
以上的事蹟，已足夠讓盧作孚在歷史上留名。然而，他一生中對國家最大的貢獻至此才展開。在1930年代，長江下游地區是中國工業與文化的中心，其中尤以上海為重。淞滬會戰伊始，上海岌岌可危，包括蘇錫常一帶的工廠必須立即內遷，否則抗戰前景不容樂觀。
他深感義不容辭，遂命令民生公司專門成立“鎮江臨時辦事處”，集中9艘輪船，日夜不停地將工廠設備、戰略物資轉運至南京、武漢等地。
1939年，盧作孚在漢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試航典禮上演講
然而，這畢竟不是一勞永逸的萬全之策。抗戰進入第四個月，上海淪陷，南京告急，遷都之舉，勢在必行。南京的撤離工作任重道遠。他指揮民生公司幫助政府運送撤退的機關人員、公物，以及南京各學校師生、儀器、圖書等至內地。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正是乘坐民生公司的輪船抵達重慶的。
他還按照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的要求，改造船艙，用以運送中大農學院的良種豬牛羊，確保了大後方的正常教學與科研。
1938年的武漢成為國民政府行營，也成為民生公司的運輸重心。從長江下游撤退到武漢的工廠設備和成千上萬的難民，均有賴川江的輪船運送入川。
他臨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長一職，掀起新一輪的搶運高☆禁☆潮。
該年10月，武漢陷落，宜昌危在旦夕。而這時，從上海、南京、武漢等地撤到宜昌急待入川的軍工器材、軍用物資、機器設備約9萬噸堆積在宜昌港，還有10萬難民焦急不安地在港口爭搶著上船進川。
宜昌上空不時有日機轟鳴。局面一度極其紊亂。盧作孚立馬從武漢飛往宜昌，坐鎮指揮。參加搶運地船隻共24艘，民生公司占了22艘，他就此制定了一個40天內完成搶運任務的計畫，使得運輸工作有序地進行。針對川江上游灘多水險的困境，他採用民生公司獨創的“三段航行法”，最終趕在枯水期到來之前，將所有人員物資運送完畢。
宜昌大撤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戰時運輸。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裡，完成了超出全年的運輸量，搶在日軍進犯宜昌前將大批物資和難民轉移到了安全地帶。現在，我們完全可以假設，如果沒有盧作孚及其領導的民生公司，這些物資極可能被毀於危難中的宜昌，甚至落人敵手。
那麼，在抗戰轉入相持階段的艱苦時期，長江上游的大後方便不可能有一批戰前從來沒有過的現代鋼鐵廠、兵工廠和紡織廠這麼快地投人生產，抗日前線急需的各種武器和軍需品便無所出，很可能對抗日戰爭的前景造成重大影響。
日本侵略者認識到中國的這次大撤退在整個戰爭中的巨大作用，歎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佔武漢作戰的同時就攻佔宜昌，其戰略價值就大了。”後來，晏陽初稱這次大撤退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克爾克”。
事實上，這次大撤退比後來的敦克爾克大撤退還要艱難。因為承擔運輸重任的，不是軍艦，而是商船；需要運輸轉移的，也不是訓練有素的軍人，而是難民。
整個宜昌大撤退期間，民生公司付出了巨大的犧牲：9艘輪船被炸沉，6艘被炸壞，117人犧牲，76人傷殘。
在搶運工作剛剛開始之際，盧作孚就曾號召全體職員：“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干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就本身職責，要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可以說，他和他的民生公司擔綱的這一次大撤退，保留了戰時的經濟基礎與文化命脈，對抗戰勝利，對戰後重建，均起到難以估量的作用。
1937年的北碚，雖然仍處於前現代農業社會的包圍之中，但已是有一定經濟基礎、民眾教育普及的現代市鎮。抗戰爆發後，內遷來到重慶的中央機關、學校和居民大批遷入北碚地區，這裡被稱作“陪都中的陪都”。這可以說是盧作孚進行鄉村建設與社會改造實驗得到的最好的回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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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夏，盧作孚的心情應該是愉悅而充滿期待的。作為民生公司創始人和總經理，他剛剛接到通知，南京國民政府即將選派幾位實業家赴歐洲考察，他名列其中。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歐洲先進技術與理念的機會，對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不無裨益。
民生公司的發家船“民生”輪
然而，正當盧作孚抵達上海，並準備飛往歐洲之際，盧溝橋事變爆發了，全民族抗戰的序幕就此拉開。這時候，是出國，還是留下來抗戰呢？
他毅然放棄了歐洲之行。在他看來，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全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現代化建設則像是一個被驚醒的夢，只能留待抗戰勝利之後再去實現。他將他的決定貫徹到整個民生公司，激情滿懷地呼籲道：“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自此，民生公司所屬的輪船均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之中，成為抗戰史上立下赫赫戰功的一支船隊。
在抗戰爆發的最初幾個月裡，民生公司迅速調配20餘艘船隻，分別從重慶、萬縣兩個碼頭出航，運送川軍6個師的部隊和彈藥輜重5000餘噸到前線參戰，補充了前線的抗戰力量。
川軍將士稱讚民生公司是“長江上的航空母艦”。
抗戰初期，“民本”輪從南京轉運難民
七年之後，盧作孚再次面臨著一次出國與否的選擇。這一次，他又以他慣有的魄力選擇了出國：到美國去！
那是1944年10月，抗戰勝利前夕的事。
眼見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就要取得全面勝利，關於戰後世界重建的一系列重要議題已經擺在世人面前，美國四大工商業團體發起召開國際通商會議。中國政府選派了陳光甫、李銘等五位工商界人士與會。盧作孚又一次名列其中。
同樣是出國與否的抉擇，同樣出於救國的熱忱，盧作孚根據時局變遷作出了不一樣的選擇。他深知，曾經一度被戰火擾亂的現代化之夢，如今又逢著提上實踐議程的大好時機了，民生公司將轉入“實業救國”的軌道。
初出國門的盧作孚在國際通商會議上用心宣傳中國與四川，極力呼籲國際社會支持中國戰後重建。這樣一個以愛國為己任的實業大亨，生前卻幾乎一文不名。他身兼許多實業的董事長，生活卻極其簡樸，以至於曾被人當面說“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他只取民生公司一份工資，其餘收入一概捐贈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
他自己在民生公司沒有股份，後來還是友人湊了5000塊錢，替他入股，才成為小小的股東。住房是借的銀行宿舍，傢俱是借民生公司的，以至於在自殺前留給妻子的遺書是：“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他從來沒有因為別人介紹而在公司安排進人員，無論是至親好友還是什麼人物，他都一律寫上“苦無機會”加以拒絕。他的妻子到重慶市區去賣針線活以補貼家用，都要自己坐小輪和乘馬車過去。他一直以毫無爭議的權威指導中國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的運營，不是依靠他的股份，而是完全依靠他的遠見、能力和無私奉獻的精神。
3
以上的事蹟，已足夠讓盧作孚在歷史上留名。然而，他一生中對國家最大的貢獻至此才展開。在1930年代，長江下游地區是中國工業與文化的中心，其中尤以上海為重。淞滬會戰伊始，上海岌岌可危，包括蘇錫常一帶的工廠必須立即內遷，否則抗戰前景不容樂觀。
他深感義不容辭，遂命令民生公司專門成立“鎮江臨時辦事處”，集中9艘輪船，日夜不停地將工廠設備、戰略物資轉運至南京、武漢等地。
1939年，盧作孚在漢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試航典禮上演講
然而，這畢竟不是一勞永逸的萬全之策。抗戰進入第四個月，上海淪陷，南京告急，遷都之舉，勢在必行。南京的撤離工作任重道遠。他指揮民生公司幫助政府運送撤退的機關人員、公物，以及南京各學校師生、儀器、圖書等至內地。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正是乘坐民生公司的輪船抵達重慶的。
他還按照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的要求，改造船艙，用以運送中大農學院的良種豬牛羊，確保了大後方的正常教學與科研。
1938年的武漢成為國民政府行營，也成為民生公司的運輸重心。從長江下游撤退到武漢的工廠設備和成千上萬的難民，均有賴川江的輪船運送入川。
他臨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長一職，掀起新一輪的搶運高☆禁☆潮。
該年10月，武漢陷落，宜昌危在旦夕。而這時，從上海、南京、武漢等地撤到宜昌急待入川的軍工器材、軍用物資、機器設備約9萬噸堆積在宜昌港，還有10萬難民焦急不安地在港口爭搶著上船進川。
宜昌上空不時有日機轟鳴。局面一度極其紊亂。盧作孚立馬從武漢飛往宜昌，坐鎮指揮。參加搶運地船隻共24艘，民生公司占了22艘，他就此制定了一個40天內完成搶運任務的計畫，使得運輸工作有序地進行。針對川江上游灘多水險的困境，他採用民生公司獨創的“三段航行法”，最終趕在枯水期到來之前，將所有人員物資運送完畢。
宜昌大撤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戰時運輸。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裡，完成了超出全年的運輸量，搶在日軍進犯宜昌前將大批物資和難民轉移到了安全地帶。現在，我們完全可以假設，如果沒有盧作孚及其領導的民生公司，這些物資極可能被毀於危難中的宜昌，甚至落人敵手。
那麼，在抗戰轉入相持階段的艱苦時期，長江上游的大後方便不可能有一批戰前從來沒有過的現代鋼鐵廠、兵工廠和紡織廠這麼快地投人生產，抗日前線急需的各種武器和軍需品便無所出，很可能對抗日戰爭的前景造成重大影響。
日本侵略者認識到中國的這次大撤退在整個戰爭中的巨大作用，歎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佔武漢作戰的同時就攻佔宜昌，其戰略價值就大了。”後來，晏陽初稱這次大撤退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克爾克”。
事實上，這次大撤退比後來的敦克爾克大撤退還要艱難。因為承擔運輸重任的，不是軍艦，而是商船；需要運輸轉移的，也不是訓練有素的軍人，而是難民。
整個宜昌大撤退期間，民生公司付出了巨大的犧牲：9艘輪船被炸沉，6艘被炸壞，117人犧牲，76人傷殘。
在搶運工作剛剛開始之際，盧作孚就曾號召全體職員：“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干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就本身職責，要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可以說，他和他的民生公司擔綱的這一次大撤退，保留了戰時的經濟基礎與文化命脈，對抗戰勝利，對戰後重建，均起到難以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