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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說——四個字,教你讀懂孔孟之道(孔子篇)

孔孟之道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思想流派,其內容博大精深,但撮其要,可用四個字來概括:為人為政。用傳統的術語講就是“內聖外王”,即通過修養使自己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人,

並以此影響和治理天下。

其中,孔子的思想可以用一個“仁”字來概括,體現在做人和為政上就是“仁者”“仁政”。我們先看仁者的表現。

首先,孔子認為一個仁者要有孝心。“孝悌”是為人之本。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論語·學而》)。他的學生有子則說的更直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這個根基打好了,人生就有了方向,不但個人品德修養有了保障,學識、智慧也會受到滋潤,並且會形成仁愛的社會因數,為國家穩定做出貢獻。

其次,要練好“求諸己”的內功。孔子主張人生在世要立足於自我。他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論語·憲問》)不擔心別人不知道自己,憂患的是自己沒有能力。又說“古之學者為己”(《論語·憲問》)。古代學者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學問道德而學習,故而“君子求諸己”(《論語·衛靈公》),君子總是對自己提出要求。對於環境與人的關係,孔子認為自己要時刻把握住主動權。

有一次,他的學生子貢問他:“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什麼叫自我?身處貧窮,仍不放棄自己的追求,保持內心的快樂;當富貴來臨時,也能以禮節制自己,不忘乎所以。這就叫自我,這就叫修身。人不管在哪裡,身處何境,始終都能保持自己內心的平和和獨立的人格。宋人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名句,就是對這種人生態度的形象詮釋。
要做到這一點,一是要好學深思。他說:“吾十五而有志於學”“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師”“不遷怒,不貳過”,可謂好學也。又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只有學思結合,才能在獲得知識的同時,形成自己的價值判斷能力,而不致犯人云亦云的錯誤。二是要多結交品德高尚的朋友。孔子說“友直,友涼,友多聞,益矣。”(《論語·季氏》)與正直的人、誠信的人、見多識廣的人交朋友,
對自己是有益的,從而達到“以友輔仁”(曾子語)的目的。

第三,要為他人著想,要回報社會。孔子認為一個人如果沒有仁德,便不會有所作為,不會對社會做出有益的貢獻(“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故而他要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裡仁》),君子每時每刻都不離開仁,匆忙之間與仁在一起,顛沛流離也與仁在一起。具體來講,“仁”表現在兩個層次。一是以同理心處理好人際關係,即曾子所說的“忠恕”行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二是要致力於服務社會。孔子認為一個君子修身的最終目的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

總之,孔子的為人之道是立足于現實社會,服務于現實社會,將個人價值與民眾的需求結合起來。通過修身齊家達到治國平天下,最終實現世界大同。

在為政方面,同樣貫穿了仁德思想。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主張以德治國。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用道德治理國家,領導者就會象北極星一樣,處於中心位置,而其他星辰圍繞它來運轉。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如果治理國家只用法律來引導人民,以刑罰來約束人民,那麼可以使人民一時免於犯罪,但他們不會有羞恥感;如果用道德引導人民,用禮教加以約束,那麼人民會有羞恥感,而且會使人心向善。可見孔子是想通過教化,普遍提高人民的道德素養,人人都能自我約束,那麼天下就可實現“無為而治”了。

第二,強調以身作則。一次,魯國的一位執政者向孔子請教施政問題。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領導人的道德就象風,民眾的道德就象草。風向那邊吹,草向那邊倒。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魯國盜賊橫行的局面,是由於統治者的貪婪造成的,他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還在其他場合說過類似的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笱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一個國家領導人,自己首先要做到認真工作,說話算數,節約費用,愛護官吏,珍惜民力。上述教導,都是深諳政治規律之談,至今仍有啟迪作用。

第三,要任用賢才。一次,孔子的學生向他請教政治,孔子回答“舉賢才。”孔子認為人才在政治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上古時期政治清明,就是由於用人得當。論語記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論語.泰伯》)舜帝有五位賢人佐政,便使天下太平。周武王說,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賢臣。對此孔子評論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于斯為盛。”(同上)人才難得,確實如此。在唐堯虞舜及周武王時期,人才最為興盛。人才除了其本身的能力外,還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孔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把正直的人提拔到邪惡的人之上,能夠使邪惡的人變得正直。孔子的學生子夏緊跟著舉例加以證明,他說,舜登上帝位後,從民眾中選拔人才,把皋陶提拔上來,那些品德不好的人就遠離了。商湯登上帝位後,把伊尹從眾人中提拔上來,品德不佳的人便遠離了。

第四,要取信於民。政治的基礎在民心。孔子認為治理國家必須要做好三件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糧食充足,兵力充足,人民信任。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兩項,就“去兵”“去食”,而人民的信任不可缺乏,“民無信而不立”,如果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政權就不能存在了。而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就要行仁政,主要包括愛民、養民、富民、惠民、教民等方面。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他對鄭國子產“其養民也惠”(《論語.公冶長》)的做法表示肯定,他認為讓人民修養生息是一種惠政。並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順應人民的願望而為他們謀利,在他們富裕起來以後,再讓他們接受教育,“即富矣”再“教之。”(《論語.子路》)這樣人民就容易管理了,政治便可“無為而治”了。

以上我們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孔子的為政理念,實際上這四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和“做人”一樣,貫穿於其中的仍是一個“仁”字。“做人”是為了“為政”,而“為政”則體現了人生的價值。用孔子自己的話說就是,“修己以安百姓”,這就是孔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

匆忙之間與仁在一起,顛沛流離也與仁在一起。具體來講,“仁”表現在兩個層次。一是以同理心處理好人際關係,即曾子所說的“忠恕”行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二是要致力於服務社會。孔子認為一個君子修身的最終目的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

總之,孔子的為人之道是立足于現實社會,服務于現實社會,將個人價值與民眾的需求結合起來。通過修身齊家達到治國平天下,最終實現世界大同。

在為政方面,同樣貫穿了仁德思想。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主張以德治國。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用道德治理國家,領導者就會象北極星一樣,處於中心位置,而其他星辰圍繞它來運轉。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如果治理國家只用法律來引導人民,以刑罰來約束人民,那麼可以使人民一時免於犯罪,但他們不會有羞恥感;如果用道德引導人民,用禮教加以約束,那麼人民會有羞恥感,而且會使人心向善。可見孔子是想通過教化,普遍提高人民的道德素養,人人都能自我約束,那麼天下就可實現“無為而治”了。

第二,強調以身作則。一次,魯國的一位執政者向孔子請教施政問題。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領導人的道德就象風,民眾的道德就象草。風向那邊吹,草向那邊倒。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魯國盜賊橫行的局面,是由於統治者的貪婪造成的,他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還在其他場合說過類似的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笱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一個國家領導人,自己首先要做到認真工作,說話算數,節約費用,愛護官吏,珍惜民力。上述教導,都是深諳政治規律之談,至今仍有啟迪作用。

第三,要任用賢才。一次,孔子的學生向他請教政治,孔子回答“舉賢才。”孔子認為人才在政治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上古時期政治清明,就是由於用人得當。論語記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論語.泰伯》)舜帝有五位賢人佐政,便使天下太平。周武王說,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賢臣。對此孔子評論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于斯為盛。”(同上)人才難得,確實如此。在唐堯虞舜及周武王時期,人才最為興盛。人才除了其本身的能力外,還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孔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把正直的人提拔到邪惡的人之上,能夠使邪惡的人變得正直。孔子的學生子夏緊跟著舉例加以證明,他說,舜登上帝位後,從民眾中選拔人才,把皋陶提拔上來,那些品德不好的人就遠離了。商湯登上帝位後,把伊尹從眾人中提拔上來,品德不佳的人便遠離了。

第四,要取信於民。政治的基礎在民心。孔子認為治理國家必須要做好三件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糧食充足,兵力充足,人民信任。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兩項,就“去兵”“去食”,而人民的信任不可缺乏,“民無信而不立”,如果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政權就不能存在了。而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就要行仁政,主要包括愛民、養民、富民、惠民、教民等方面。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他對鄭國子產“其養民也惠”(《論語.公冶長》)的做法表示肯定,他認為讓人民修養生息是一種惠政。並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順應人民的願望而為他們謀利,在他們富裕起來以後,再讓他們接受教育,“即富矣”再“教之。”(《論語.子路》)這樣人民就容易管理了,政治便可“無為而治”了。

以上我們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孔子的為政理念,實際上這四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和“做人”一樣,貫穿於其中的仍是一個“仁”字。“做人”是為了“為政”,而“為政”則體現了人生的價值。用孔子自己的話說就是,“修己以安百姓”,這就是孔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