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Raise Me Up：我的那些老師們
幾星期前，給研究生上課，一位學生問我：“老師，你做學生的時候，影響你選擇職業、做研究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想也沒想，我回答說：“遇上了好老師。”
事後我仔細想了想，每個人的稟賦不同，
1
我是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生，七八年春天上了西北大學，念的是中文。
那個年代招生少，上學難，上了學的，都拿自己挺當回事兒，加上那時的年輕人還相信“知識就是力量”，
▲ 西北大學
那時的老師沒有項目、論文發表數量的壓力，勁兒多使在教學上，備課十分認真。一上課，捧著厚厚的教案，寫著密密麻麻的板書，引經據典，議論風生，讓我們佩服不已。
孟昭燕老師教我們戲劇課。手裡拿著傳說是五十年代就做好的，已經泛黃的備課卡片，時而《雷雨》，時而《玩偶之家》，時而《茶館》，她抑揚頓挫，如水銀泄地般地誦出大段臺詞，加上她好聽的北京腔調，
上唐代文學課，印象最深的是老師把唐代詩文的變化概括為夜空中的禮花，初唐似禮花升騰，骨氣端翔，以氣勢勝；盛唐如禮花綻放，群星耀眼，璀璨奪目；晚唐則如禮花飄然下墜，雖失了氣勢，但多了斑斕絢麗。慚愧的是，我已不記得這是哪位老師講的，但如此生動華麗的比喻讓我始終不忘。
後來讀美術史，覺得從原始到古典，
古代思想史課的老師是張豈之。張老師身材修長，斯文儒雅，講話帶著江蘇口音，講課從不重複講過的話，這讓聽慣了車輪套話的我們印象深刻。他很少看教案，卻也能把古人原話大段寫下來，一寫一黑板，意猶未盡，擦掉再寫出一黑板。我一邊忙不迭地記筆記，一邊吃驚于老師超人的記憶力。
兩年前，張老師到我妻子工作的學校講課。妻子提起我的名字，問他是否記得。已經八十多歲的張老師回答：“記得，他申請美國學校，我還給他寫了推薦信。他還寫詩嗎？”推薦信是八七年寫得，我從八零年後便不再寫詩。張老師在八十年代已貴為大學校長，我只是個上過他課的本科生。張老師能記住我，自然和他不一般的稟賦有關，也和那時大學裡老師學生的密切關係有關。
▲ 張豈之先生
2002 年，我們班同學聚會，紀念畢業二十年。會上，薛迪之老師談到那時的師生關係。他說，七七、七八到七九屆以後，他又帶過了十幾屆學生，但畢業多年，見面還能叫出名字的，卻只有前面這三屆。
“除了文革後頭幾屆學生學習如饑似渴，有獨立見解，能給老師留下印象之外，老師的心態也是重要因素。”薛老師解釋。由於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老師們十數年沒有認真教書研究。文革結束了，老師們終於有了回歸專業的機會，教起書來十分努力，對學生也十分用心，彼此才沒有成為人生中的匆匆過客。
除了教給我們專業知識以外，更可貴的是，老師們還盡可能為學生營造出寬鬆的探索氛圍。那是改革初期，人人心存餘悸，說起話來，唯謹唯慎，但老師們會努力地——也小心翼翼地——為我們撐開更開闊的思想空間。
站在講臺上，教黨史的郭揚威老師慢聲細語，教魯迅研究的張華老師深思熟慮，教馬哲的同向榮老師縱橫捭闔，但他們都儘量少講套話。
從郭老師那裡，我知道“叛徒”瞿秋白“是個書生，也是純淨的理想主義者”。從張老師那裡，我知道“反革命集團首領” 胡風，“其實是左派，相當的左”。在當時，這還都是十分敏感的話題，是禁忌。
同老師講馬哲，從希臘哲學到中國思想史，從公孫龍到羅素，從大哲們的觀點到市井新聞，視野遼闊，暢言無礙。按照當時的標準，他課上的言論尺度常寬鬆得嚇人。
遇到考試，同老師出的題生動有趣，無需死記硬背。比如，考卷上引用《史記•項羽本紀》有名的段子：“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同老師的問題是：範增在用什麼樣的方法說服項羽? 考試還引用《壇經》中的禪家故事，“值印宗法師，講《涅盤經》。因二僧論風幡義，一曰風動，一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遇到這樣的文字，當時的馬哲老師多半是讓學生照貓畫虎地批判一通主觀唯心主義，同老師卻要求我們回答獲得了什麼樣的啟發，解釋 “風”、“幡”和“心”每一角度的合理性。
每當有人問起上大學時印象最深的課程，我都會提到馬哲，因為那堂課演示給我一種開放自由的思考方式。問者常大惑不解，質問我是不是“老左”。
2006 年初冬，我終於有了機會去韶關南華寺，拜謁六祖惠能的真身。菩提樹下，禁不住想起二十多年前，在課堂上揮斥方遒的同向榮老師。
老師們的開放和寬容，最強烈地體現在 1979 年的校園刊物風波。
那一年，不少學校都有了學生辦的文學刊物。我們的那本叫《希望》，重發了王蒙因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組織部裡的年輕人》，發表了史鐵生的《午餐半小時》——這似乎是第一次有人把他的作品印成鉛字。校裡校外，反響都不錯。
記得有一期，封面是木刻版畫《播種者》，黑色背景中，粗糲的筆觸刻畫出一個壯碩的漢子，正把種子播向土地。這表達出學生們單純的理想，也透露出我們不諳世事的天真，自以為是的勇氣。即便如此，學校為我們投入了兩萬元，好幾位老師都為我們寫了稿子，校團委負責人，後來的成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霍紹亮也在其中。
大約出版了三、四期，社會氣氛開始變化。有關單位找到學校，要求刊物停刊，展開調查。一番糾纏後，刊物停止出版了，但學生們都安然無恙。
事後我們知道，從校長郭琦先生，到學校黨委，系裡的負責人，無不極力保護學生，甚至為此事找過省領導，確保學生不被秋後算帳。
老師們的努力的確有效。當時在《希望》做編輯部主任，直接和有關部門衝突的王曉安，畢業後進了省委辦公廳，最後還做到組織部副部長、省政協副主席。從他的經歷看，相關學生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畢業時，郭校長還專門跑到我們這個給他惹了不少麻煩的班上來合影留念。在旁邊合影的化學系請他，他竟推辭掉了。
我讀本科的時候，後來成為現代文學研究權威的王富仁師兄還在在我們系讀碩士研究生。後來，他去了北師大，漸漸有了名氣，被北京、外地的不少學校請去講課。比較了許多學校，他曾對在人大教書的同學方兢說，當年的西大，好就好在自由。
2
大學畢業的八二年，到處都是文藝青年，流行讀美學，我也報考王朝聞先生讀碩士。王先生時任中華美學學會主席，中國美協副主席，大名鼎鼎。考場上遇到的考官們，也有幾位是備考必讀書的作者。這讓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知道我來北京考試，在火車讀了錢鐘書的《舊文四篇》，王先生徑直問我錢老怎樣看中國詩歌和繪畫的關係，問我是否同意錢老的意見，同意或不同意的原因何在。雖然緊張，但由於《舊文四篇》和佶屈聱牙的《管錐編》不一樣，寫得清晰有趣，不但容易記得，讀的時候也會激發起許多想法，我於是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王先生則不斷追問，一問一答，一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
我背的課本上的東西，無論“吳帶當風，曹衣出水”，揚州八怪，還是希臘諸神的名字，畢卡索風格演變的階段，全沒派上用場。出了門，我緩過神來，開始覺得自己有些“過度表現”，懊悔不已。沒想遇到考官華夏老師出來，他微笑著悄聲說：“祝賀你！”
後來，我做了王先生的學生。彼此熟悉之後，他告訴我，當時他就決定收我入門，“我最看重的，不是學生知道多少，而是分析事物的視野，表達自己觀點的能力。” 我離開美學和藝術研究很久了，王先生也辭世有年，但老師講的教育學生的方式，我努力行之踐之，終不敢忘。
▲ 王朝聞先生
說到分析的視野，我會想到 James Watson 和 Jeremy Sabloff 兩位老師。八七年，我到美國匹茲堡大學讀書，專業轉到考古。在美國，考古算是人類學的分支，我於是上了 Watson 文化人類學和 Sabloff 的考古人類學。這兩位學者是大家，分別做過美國東亞學會和美國考古學會的主席，也都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院士。上他們的課收穫頗多，最讓我難忘的是他們看待人類和社會的角度和框架。
一次課後，我問 Watson 老師，為什麼他會在七十年代，在中國貧困、落後、動盪，對外完全封閉的時候，跑去香港新界鄉下學習粵語，研究起中國文化。從那副圓圓的大眼鏡後盯著我，Watson 說：
“想像你自己是個外星人，突然來到地球上，發現有人類存在，人類還分成不同群體，講不同的話，住不一樣的房子，吃不同的東西，你應該會好奇：他們是如何生存下來的？你又發現，在叫做東北亞的地方有一群人，各方面都他們很獨特，歷經了許多災難，卻也綿延不斷，至今不息。於是你會問，什麼樣的制度系統支援他們的生存？環境變化了，系統怎樣變化，人們的生存方式又怎樣變化？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很有趣？對於理解人類，解釋文化，這是不是很有意義？”
事後，我常想到他的話，漸漸地，竟也覺得理解到了一個觀察社會新角度，一種“清空”大腦後，以好奇的目光注視周圍的態度，盡可能用“他者”的眼光去觀察人、社會、文化。對別人的文化如此，對自己的文化也力圖如此。或許，這種視角能夠讓我們發現以往看不到的東西，發現那些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然，而實際上又決定我們思考、行為、制度，乃至感受的東西。
Sabloff 老師告訴學生，考古人類學者不該醉心于做“珍寶搜尋者”(treasure hunter)，也應該是“垃圾收藏家”（garbage collector）。考古的目標是理解文化進程，而“垃圾”中包含的遠古文明資訊，不會少於“珍寶”。
出題考試，Sabloff 要學生想像，一場災難摧毀了匹茲堡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所在的奧克蘭地區。他問我們，千百年後，考古人類學家需要發現什麼樣的證據，才能重構奧克蘭在二十世紀晚期的社會生活？回答這樣的問題，需要對周圍生活的細緻觀察，也需要有飛揚的想像力，必須理解奧克蘭社會的基本特徵是什麼，理解這些特徵是由什麼樣的人群、物質材料、技術、制度，意識形態和風習所支援，理解支撐這個社會的種種東西會在地下留下什麼痕跡，理解哪些痕跡能夠成為捕捉、重構和解釋過程中最為基本和必要的證據。
這是一個讓人興奮的問題，它透露出一個巨大但清晰的框架，能引導學生去尋找那些理解文明，解釋人類生活的關鍵點。
關心科學方法與社會研究交融的人，大多會知道設在新墨西哥州的聖塔菲研究院（Santa Fe Institute）。這個機構因使用數學，物理，生物學等科學手段，研究複雜適應系統、文明演進、生態變化、人類生存方式那樣的“大問題”而名滿天下。研究院聚集了許多一流的大腦，諾獎得主常會出現在其研究團隊和會議發言人的名單中。Sabloff 本是研究瑪雅文明的專家，以發展聚落研究(settlement study)方法而知名。他去那裡做了院長，我沒有覺得意外——聖塔菲需要既有宏大視野，又能抓住細節的領袖人物。
3
研究問題的視野固然重要，思路、論證方法也不可或缺。我念大學的時候，中國大陸文科教育重視立場，強調觀點，不談方法。
讀了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我意識到方法的重要，但仍是一頭霧水，難入其門。從後來的學習中我體會到，要獲得有說服力的看法，方法不但是必須的，其本身也能給人帶來一種智識上的樂趣。
Thomas Rawski 是位發展經濟學家，長期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他的夫人是日裔美國人，卻因研究中國明清歷史知名，做過美國亞洲學會的主席。他們是一對典型的學術夫妻。
Rawski 為國人所知，緣於他在 2001 年發表的文章《中國GDP 統計中發生了什麼？》（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該文從專業角度質疑了中國統計的準確性，但被美國媒體炒作了一把，鼓動起一陣“唱衰中國”的熱潮。我上過 Rawski 老師的課《亞洲經濟的動力》（Dynamics of Asian Economies）。幾乎每次上課，Rawski 會拿著當天的報紙念一段新聞，分析新聞中的故事。
有一天，他發現一則小新聞，說是華盛頓州和日本簽署了蘋果出口的合同。Rawski 問我們：“賣蘋果算是新聞嗎？小事一樁。不過，如果我告訴你們，這個合同簽下來用了二十多年，這是不是個新聞？你們猜一猜，為什麼日本人買美國蘋果如此困難？”
美國學生向來發言踴躍，七嘴八舌地便說了起來。有人說，是為了保護水果市場價格，避免日本水果商賠本。Rawski 報出昂貴的日本蘋果價格，又讓學生回顧了一下微觀經濟學中比較優勢的概念，說明讓別人做自己不拿手的事，騰出手來幹自己拿手的事，對日本人有利無害。又有人說，是為了保護果農，怕他們失業。
Rawski 舉出日本八十年代的就業資料，說明勞動力供應不足，就業應該不是問題（想想無數中國人跑去日本打工的事，我信了他的看法）。還有人說，日本農民政治力量強大，能夠影響政客。Rawski 說，日本農民在人口中的比例小於百分之四，政治參與也不夠積極，想影響外交政策並非易事。拉拉雜雜，學生們又講了些不成理由的理由，便無話可說了。
等到學生們窮盡了所能想到的各種解釋之後，Rawski 報出了當時東京地產價格，具體數字我已忘記，只記得它比已高得駭人的曼哈頓地產還要高。Rawski 繼續追問：“怎麼才能降低地產價格？對，加大土地供應。進口農產品，能把地騰出來。但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像是為了延長好奇心折磨我們的時間，他停頓了一下才說：“核心問題在於，地是不能騰出來的！”在他看來，日本金融業勢力強大，銀行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放在了房地產，控制土地供應，銀行就賺，增大土地供應，銀行就賠。“日本有一點和美國類似，銀行家對政客的影響力量大大超過農民。果農乃至農民的利益，不過是一類更有道德力量的說辭。”Rawski 翻開底牌，結束了讓人眼花繚亂的分析。
對日本的經濟、政治，我知之甚少，無法判斷這段從蘋果到金融的推理是否正確。讓我著迷是問答之中透露出來的論證方式：面對問題，不斷提出、否定備擇解釋，直到獲得最富解釋力的答案。
今天看去，Rawski 所用的理論工具並無出人意料之處。但在二十多年前，對於剛出國門的我，這堂課帶來十分深刻的印象。它影響了日後我研究問題，獲得答案的思路，也影響了我看待，分析周圍人和事的方式。
▲ Thomas Rawski教授 圖片來源於復旦大學官網
如果思考方法訓練只是像上Rawski的課那樣引人入勝，那它便真是件愜意的事。但實情不是這樣。讀考古博士的同時，聽說匹大的資訊科學專業在全美領先。經好友，讀了電腦碩士，又跟隨諾獎得主赫伯特·西蒙念心理學的秦裕林鼓動，我便去讀了個碩士。
在資訊科學和電訊工程系，有位元叫 Anthony Debons 老師，當時已年近七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心理學博士，畢業後去了美國空軍，負責審批高校有關資訊系統方面的科研專案多年。退伍後，Debons 一直做資訊加工和人類工程學方面的研究。
學資訊科學的學生大多喜歡電腦，但我更喜歡心理學，於是總是上 Debons 的課。一次發還我的作業，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你有不錯的觀點，但缺少檢驗自己觀點的方法。”他告訴我，上方法論的課是重要的，但遠遠不夠，思考和論證的方法需要反復訓練，直到成為“第二本能”，遇到問題，各種“套路”就會自動浮現出來。
不久後，Debons 給我一份工作，為他的研究題目做文獻回顧。當時還沒有電子期刊資料庫，我需要在圖書館找到相關期刊的微縮膠片，放在閱讀器上去看。發現了有用的論文，我得複製下來，細讀後寫出提要。提要中，我必須列出論文的研究問題，作者關注的變數，測試方法，獲得的主要發現和結論。每完成一篇，有三美元報酬。這活兒枯燥費時、挺累，報酬也沒什麼吸引力，日復一日，我時時覺得心煩意亂，但終是堅持了一個學期。
第二個學期，Debons 說“你畢業了”，不再讓我打工。我慶倖苦差事結束，同時也發現，當面對有趣的現象，我會按捺不住地將之“裁剪”為適合研究的問題，分解出一組變數，並開始想像怎樣檢驗變數間的關係。這種訓練竟為我日後以行為和心理測試為業打下了基礎，實在是始料未及。
不過，有一件事我始終存有疑問：Debons 真的需要我做那份工作嗎？抑或，他只是設法訓練我，讓我獲得“第二本能”？無論答案如何，於今想起，我都會對老 Tony 心懷感激。
4
當然，我不只是對 Debons 老師一人懷有感激之情，我對老師們的感激之情也不僅限於學業，它伸延到人生的許多方面。
到匹茲堡念書的第一個學期，我上了許倬雲老師的古代史。聽臺灣同學說，許先生做過台大歷史系主任，和余英時、張光直一起，是三位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華人史學家，也是臺灣“中研院”的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院士。
我英文差，寫起來困難，聽起來更困難，加上不知道許先生會怎樣對待大陸學生，上他的課難免緊張。
那時自己有電腦的人很少，寫論文得帶著軟碟去學校電腦室。交期中考試論文的前一天晚上，我回家吃晚飯時，發現軟碟丟了，裡面有已經寫了大半的論文！飯也不吃了，我狂奔回電腦室，又是問管理員，又是查看用過的電腦，終是沒有找到那個倒楣的軟碟。於是，我在廢紙箱翻了半天，從大堆的垃圾裡把白天丟進去的草稿一頁頁找出來，坐在電腦前，苦熬一夜，終於在早晨上課時交出論文。如此匆忙狼狽，搞得我信心喪盡，忐忑不安地等著老師給分。
一周後，許老師在課上點名，學生們魚貫而行，去講臺上取判過的論文。我上去的時候，許老師換用中文對我說：“你的論文不錯，下課有時間來我辦公室談談吧。”
從此之後，幾乎每次下課，我會和因先天殘障需要拄拐，許行慢走的老師，緩緩穿過教學樓 Forbes Quadrangle 悠長的走廊，去他的辦公室。在課堂上，或是在辦公室裡，許老師談歷史、講學問，議時政，論人生，甚至，還會告訴我華人在美國，在匹茲堡必須知道的生活細節。
我們談到的東西很多，其中的一些還記得，許多已經忘了。但我記得許老師說過多次，他只把人類和個人看作兩個實在的東西，中間的東西、姓氏也罷，族群也罷，國家也罷，都變動不居，並非根本。老師講的不僅是歷史事實，也是判斷歷史進程，意識形態和社會事件的價值標準。
這給我留下了至今難滅的記憶，想必會伴我一生。
之後，我又上過和許老師一對一的指導研究課(Directed Study)，也上了由他做指導老師的獨立研究課(Independent Study)。許老師上這類課的風格，王小波和李銀河有過生動描述。許老師的著作、回憶錄、訪談在大陸多有出版。他知識的淵博，視野的宏大，廣為人知，我無須添足贅述。
就我的學習經歷而言，沒有許老師做我的博士指導委員，我一定會走許多彎路，吃許多苦頭。在博士論文的致謝辭中，我寫道：“能和許倬雲教授同處一校，親聆教誨，是我學術人生的幸運和榮耀。”
上了許老師的課，我也成了他家裡的常客。遇到美國的感恩節，我會去美國老師家吃火雞。遇到中國春節，我們幾個臺灣和大陸學生便去許老師家，和善良好客的許師母一道包餃子。笑語中常會忘卻此身何處，頗有回家的感覺。
也是在許老師和師母那裡，我認識了後來的妻子。結婚的時候，許老師撰聯一副表示祝福，曰：“相敬相諒長樂未央，宜室宜家繼世永昌”，並請了一位無錫的書法家，用隸書寫在紅紙上。我的兒子出生，許爺爺為他起名，字“立山”，名“悅川”，取《論語》中“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意，希望小孩能立於仁，悅于智。無論是婚姻祝福，還是兒子的名字，都讓我看到老師內心深處十分中國，十分傳統的一面。
從八七年認識許老師，至今已有二十五年，其間我們聯繫不斷，師生之誼也已演化成貫穿人生的親情。
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教授是我的碩士指導老師，也是我博士指導委員會的主席。在我的心目中，她代表著老師的職業道德，更代表著善良、奉獻和熱情。
讀碩士的時候，我剛到美國時，每門課都上得吃力。更嚴峻的是，若不能很快通過原本毫無基礎的德文考試，我便無法升入博士班，只能打道回府。我一邊狂念德文，一邊寫碩士論文，忙亂不堪，終是在春假前一周完成了論文初稿。按照系裡要求，春假前是交稿的截止日期。
林老師看了我的論文，坦率地告訴我，想要通過，“還有不短的路要走”。其實，如果不通過，我便無路可走。我表示，截止日期前我會再做修改，爭取通過。
下來一周，我背水一戰，通宵達旦，又做了大幅度修改。林老師讀完修改稿後對我說：“進步很大！不過，仍然有很多問題。你願意不願意在春假中繼續修改？”“當然願意”，我迫不及待地回答。她接著說：“我和系裡去談，讓他們允許你春假後再交論文。這樣，你還有十天時間。如果你樂意，你每修改一稿，就打電話給我，我拿去讀，提意見，你再修改，我再提意見，直到完成。這個春假，我哪裡也不去，在家裡等你電話。”
下來的日子裡，每當我完成一次修改，林老師便駕車而來，取走論文；次日，她再來，把寫滿建議和批評的論文稿還給我。十天間，我們如此往返四次。十天后，論文如期遞交並通過，我進了博士班。
之後，林老師和我將學位論文改成期刊論文的樣子，投給了牛津大學的考古學期刊Antiquity。很快，論文被採納了。由於老師對論文的貢獻，也由於她在論文改制時做的大量工作，我把她的名字放在了前面。林老師旅行歸來，已是論文印刷在即的時候。當看到傳真過來的發排稿，她馬上和人在倫敦的編輯通了長途電話，不容爭辯地說：“葛岩是第一作者。”
得到林老師幫助的學生，絕非僅我一人。林老師幫助學生的範圍，也不止於學術。北大來的師弟江渝曾對我說，林老師不但教學，還教會了他如何做人。許師母也曾說過，林老師像是勇敢的母雞，操心也耐心地保護著她的小雞們。
我從費城博物館辭職回校，準備答辯博士論文那年，林老師門下已經有了不少中國大陸來的學生。
其中一位剛報到的北大女生有孕在身，分娩在即。她是拿獎學金來的，若懷孕生子，不能上課，照理說獎學金就 沒法拿了。但不上課，沒有錢，這位女生就算是非法居留，母子倆又該如何生活？這真是一個大膽奔放的赴美設計！
林老師還上下奔走，為那位女生解決獎學金延期，生活費用和學生簽證問題，甚至還建議她搬到自己家去做月子。我不知道那許多棘手的問題最後是怎麼解決的，但顯然是解決了。那位女同學順利生下一個兒子。一位綽號“貓”，善良無比的臺灣女生徐妙齡做了志願者，一直伺候她坐月子。
第二年，年輕的媽媽開始讀書，畢業後找到一份大學教書的工作。她離了婚，找到一個美國人一起生活。許多人的美國夢便是如此吧。
不幸的是，電視劇裡的離奇情節竟在真實生活中發生：她出車禍了，那種置人於死地的車禍。不過，這還不是故事的結尾。那位女同學已離世多年，林老師卻始終沒有忘記那個在匹茲堡大學出生的孩子。
上個星期，她給小孩的父親，那位女生的前任丈夫寫了信。小孩的父親從深圳寫來一封溫暖的回信，還附上了孩子的照片。當年的小嬰兒現在已經上了初中，學習成績優秀，愛好跆拳道，打電玩，但喜食肉，長得有點胖。小男孩還記得小時候抱過他的白頭發奶奶，說等長大了，會去美國看奶奶。
WestLife 有一首頗為流行的歌，叫 You Raise Me Up，我借它來做本文的題目。歌詞中有這樣的句子：“站在你的肩上，我才變得強壯；你托起了我，我才超越了自我”（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作者：葛岩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
徵稿啟事
『貞觀』 公開徵稿！內容須原創首發，與西安、陝西相關，一經採用，會奉上豐厚稿酬，詳情請戳。
▲ 張豈之先生
2002 年，我們班同學聚會，紀念畢業二十年。會上，薛迪之老師談到那時的師生關係。他說，七七、七八到七九屆以後，他又帶過了十幾屆學生，但畢業多年，見面還能叫出名字的，卻只有前面這三屆。
“除了文革後頭幾屆學生學習如饑似渴，有獨立見解，能給老師留下印象之外，老師的心態也是重要因素。”薛老師解釋。由於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老師們十數年沒有認真教書研究。文革結束了，老師們終於有了回歸專業的機會，教起書來十分努力，對學生也十分用心，彼此才沒有成為人生中的匆匆過客。
除了教給我們專業知識以外，更可貴的是，老師們還盡可能為學生營造出寬鬆的探索氛圍。那是改革初期，人人心存餘悸，說起話來，唯謹唯慎，但老師們會努力地——也小心翼翼地——為我們撐開更開闊的思想空間。
站在講臺上，教黨史的郭揚威老師慢聲細語，教魯迅研究的張華老師深思熟慮，教馬哲的同向榮老師縱橫捭闔，但他們都儘量少講套話。
從郭老師那裡，我知道“叛徒”瞿秋白“是個書生，也是純淨的理想主義者”。從張老師那裡，我知道“反革命集團首領” 胡風，“其實是左派，相當的左”。在當時，這還都是十分敏感的話題，是禁忌。
同老師講馬哲，從希臘哲學到中國思想史，從公孫龍到羅素，從大哲們的觀點到市井新聞，視野遼闊，暢言無礙。按照當時的標準，他課上的言論尺度常寬鬆得嚇人。
遇到考試，同老師出的題生動有趣，無需死記硬背。比如，考卷上引用《史記•項羽本紀》有名的段子：“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同老師的問題是：範增在用什麼樣的方法說服項羽? 考試還引用《壇經》中的禪家故事，“值印宗法師，講《涅盤經》。因二僧論風幡義，一曰風動，一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遇到這樣的文字，當時的馬哲老師多半是讓學生照貓畫虎地批判一通主觀唯心主義，同老師卻要求我們回答獲得了什麼樣的啟發，解釋 “風”、“幡”和“心”每一角度的合理性。
每當有人問起上大學時印象最深的課程，我都會提到馬哲，因為那堂課演示給我一種開放自由的思考方式。問者常大惑不解，質問我是不是“老左”。
2006 年初冬，我終於有了機會去韶關南華寺，拜謁六祖惠能的真身。菩提樹下，禁不住想起二十多年前，在課堂上揮斥方遒的同向榮老師。
老師們的開放和寬容，最強烈地體現在 1979 年的校園刊物風波。
那一年，不少學校都有了學生辦的文學刊物。我們的那本叫《希望》，重發了王蒙因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組織部裡的年輕人》，發表了史鐵生的《午餐半小時》——這似乎是第一次有人把他的作品印成鉛字。校裡校外，反響都不錯。
記得有一期，封面是木刻版畫《播種者》，黑色背景中，粗糲的筆觸刻畫出一個壯碩的漢子，正把種子播向土地。這表達出學生們單純的理想，也透露出我們不諳世事的天真，自以為是的勇氣。即便如此，學校為我們投入了兩萬元，好幾位老師都為我們寫了稿子，校團委負責人，後來的成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霍紹亮也在其中。
大約出版了三、四期，社會氣氛開始變化。有關單位找到學校，要求刊物停刊，展開調查。一番糾纏後，刊物停止出版了，但學生們都安然無恙。
事後我們知道，從校長郭琦先生，到學校黨委，系裡的負責人，無不極力保護學生，甚至為此事找過省領導，確保學生不被秋後算帳。
老師們的努力的確有效。當時在《希望》做編輯部主任，直接和有關部門衝突的王曉安，畢業後進了省委辦公廳，最後還做到組織部副部長、省政協副主席。從他的經歷看，相關學生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畢業時，郭校長還專門跑到我們這個給他惹了不少麻煩的班上來合影留念。在旁邊合影的化學系請他，他竟推辭掉了。
我讀本科的時候，後來成為現代文學研究權威的王富仁師兄還在在我們系讀碩士研究生。後來，他去了北師大，漸漸有了名氣，被北京、外地的不少學校請去講課。比較了許多學校，他曾對在人大教書的同學方兢說，當年的西大，好就好在自由。
2
大學畢業的八二年，到處都是文藝青年，流行讀美學，我也報考王朝聞先生讀碩士。王先生時任中華美學學會主席，中國美協副主席，大名鼎鼎。考場上遇到的考官們，也有幾位是備考必讀書的作者。這讓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知道我來北京考試，在火車讀了錢鐘書的《舊文四篇》，王先生徑直問我錢老怎樣看中國詩歌和繪畫的關係，問我是否同意錢老的意見，同意或不同意的原因何在。雖然緊張，但由於《舊文四篇》和佶屈聱牙的《管錐編》不一樣，寫得清晰有趣，不但容易記得，讀的時候也會激發起許多想法，我於是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王先生則不斷追問，一問一答，一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
我背的課本上的東西，無論“吳帶當風，曹衣出水”，揚州八怪，還是希臘諸神的名字，畢卡索風格演變的階段，全沒派上用場。出了門，我緩過神來，開始覺得自己有些“過度表現”，懊悔不已。沒想遇到考官華夏老師出來，他微笑著悄聲說：“祝賀你！”
後來，我做了王先生的學生。彼此熟悉之後，他告訴我，當時他就決定收我入門，“我最看重的，不是學生知道多少，而是分析事物的視野，表達自己觀點的能力。” 我離開美學和藝術研究很久了，王先生也辭世有年，但老師講的教育學生的方式，我努力行之踐之，終不敢忘。
▲ 王朝聞先生
說到分析的視野，我會想到 James Watson 和 Jeremy Sabloff 兩位老師。八七年，我到美國匹茲堡大學讀書，專業轉到考古。在美國，考古算是人類學的分支，我於是上了 Watson 文化人類學和 Sabloff 的考古人類學。這兩位學者是大家，分別做過美國東亞學會和美國考古學會的主席，也都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院士。上他們的課收穫頗多，最讓我難忘的是他們看待人類和社會的角度和框架。
一次課後，我問 Watson 老師，為什麼他會在七十年代，在中國貧困、落後、動盪，對外完全封閉的時候，跑去香港新界鄉下學習粵語，研究起中國文化。從那副圓圓的大眼鏡後盯著我，Watson 說：
“想像你自己是個外星人，突然來到地球上，發現有人類存在，人類還分成不同群體，講不同的話，住不一樣的房子，吃不同的東西，你應該會好奇：他們是如何生存下來的？你又發現，在叫做東北亞的地方有一群人，各方面都他們很獨特，歷經了許多災難，卻也綿延不斷，至今不息。於是你會問，什麼樣的制度系統支援他們的生存？環境變化了，系統怎樣變化，人們的生存方式又怎樣變化？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很有趣？對於理解人類，解釋文化，這是不是很有意義？”
事後，我常想到他的話，漸漸地，竟也覺得理解到了一個觀察社會新角度，一種“清空”大腦後，以好奇的目光注視周圍的態度，盡可能用“他者”的眼光去觀察人、社會、文化。對別人的文化如此，對自己的文化也力圖如此。或許，這種視角能夠讓我們發現以往看不到的東西，發現那些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然，而實際上又決定我們思考、行為、制度，乃至感受的東西。
Sabloff 老師告訴學生，考古人類學者不該醉心于做“珍寶搜尋者”(treasure hunter)，也應該是“垃圾收藏家”（garbage collector）。考古的目標是理解文化進程，而“垃圾”中包含的遠古文明資訊，不會少於“珍寶”。
出題考試，Sabloff 要學生想像，一場災難摧毀了匹茲堡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所在的奧克蘭地區。他問我們，千百年後，考古人類學家需要發現什麼樣的證據，才能重構奧克蘭在二十世紀晚期的社會生活？回答這樣的問題，需要對周圍生活的細緻觀察，也需要有飛揚的想像力，必須理解奧克蘭社會的基本特徵是什麼，理解這些特徵是由什麼樣的人群、物質材料、技術、制度，意識形態和風習所支援，理解支撐這個社會的種種東西會在地下留下什麼痕跡，理解哪些痕跡能夠成為捕捉、重構和解釋過程中最為基本和必要的證據。
這是一個讓人興奮的問題，它透露出一個巨大但清晰的框架，能引導學生去尋找那些理解文明，解釋人類生活的關鍵點。
關心科學方法與社會研究交融的人，大多會知道設在新墨西哥州的聖塔菲研究院（Santa Fe Institute）。這個機構因使用數學，物理，生物學等科學手段，研究複雜適應系統、文明演進、生態變化、人類生存方式那樣的“大問題”而名滿天下。研究院聚集了許多一流的大腦，諾獎得主常會出現在其研究團隊和會議發言人的名單中。Sabloff 本是研究瑪雅文明的專家，以發展聚落研究(settlement study)方法而知名。他去那裡做了院長，我沒有覺得意外——聖塔菲需要既有宏大視野，又能抓住細節的領袖人物。
3
研究問題的視野固然重要，思路、論證方法也不可或缺。我念大學的時候，中國大陸文科教育重視立場，強調觀點，不談方法。
讀了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我意識到方法的重要，但仍是一頭霧水，難入其門。從後來的學習中我體會到，要獲得有說服力的看法，方法不但是必須的，其本身也能給人帶來一種智識上的樂趣。
Thomas Rawski 是位發展經濟學家，長期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他的夫人是日裔美國人，卻因研究中國明清歷史知名，做過美國亞洲學會的主席。他們是一對典型的學術夫妻。
Rawski 為國人所知，緣於他在 2001 年發表的文章《中國GDP 統計中發生了什麼？》（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該文從專業角度質疑了中國統計的準確性，但被美國媒體炒作了一把，鼓動起一陣“唱衰中國”的熱潮。我上過 Rawski 老師的課《亞洲經濟的動力》（Dynamics of Asian Economies）。幾乎每次上課，Rawski 會拿著當天的報紙念一段新聞，分析新聞中的故事。
有一天，他發現一則小新聞，說是華盛頓州和日本簽署了蘋果出口的合同。Rawski 問我們：“賣蘋果算是新聞嗎？小事一樁。不過，如果我告訴你們，這個合同簽下來用了二十多年，這是不是個新聞？你們猜一猜，為什麼日本人買美國蘋果如此困難？”
美國學生向來發言踴躍，七嘴八舌地便說了起來。有人說，是為了保護水果市場價格，避免日本水果商賠本。Rawski 報出昂貴的日本蘋果價格，又讓學生回顧了一下微觀經濟學中比較優勢的概念，說明讓別人做自己不拿手的事，騰出手來幹自己拿手的事，對日本人有利無害。又有人說，是為了保護果農，怕他們失業。
Rawski 舉出日本八十年代的就業資料，說明勞動力供應不足，就業應該不是問題（想想無數中國人跑去日本打工的事，我信了他的看法）。還有人說，日本農民政治力量強大，能夠影響政客。Rawski 說，日本農民在人口中的比例小於百分之四，政治參與也不夠積極，想影響外交政策並非易事。拉拉雜雜，學生們又講了些不成理由的理由，便無話可說了。
等到學生們窮盡了所能想到的各種解釋之後，Rawski 報出了當時東京地產價格，具體數字我已忘記，只記得它比已高得駭人的曼哈頓地產還要高。Rawski 繼續追問：“怎麼才能降低地產價格？對，加大土地供應。進口農產品，能把地騰出來。但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像是為了延長好奇心折磨我們的時間，他停頓了一下才說：“核心問題在於，地是不能騰出來的！”在他看來，日本金融業勢力強大，銀行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放在了房地產，控制土地供應，銀行就賺，增大土地供應，銀行就賠。“日本有一點和美國類似，銀行家對政客的影響力量大大超過農民。果農乃至農民的利益，不過是一類更有道德力量的說辭。”Rawski 翻開底牌，結束了讓人眼花繚亂的分析。
對日本的經濟、政治，我知之甚少，無法判斷這段從蘋果到金融的推理是否正確。讓我著迷是問答之中透露出來的論證方式：面對問題，不斷提出、否定備擇解釋，直到獲得最富解釋力的答案。
今天看去，Rawski 所用的理論工具並無出人意料之處。但在二十多年前，對於剛出國門的我，這堂課帶來十分深刻的印象。它影響了日後我研究問題，獲得答案的思路，也影響了我看待，分析周圍人和事的方式。
▲ Thomas Rawski教授 圖片來源於復旦大學官網
如果思考方法訓練只是像上Rawski的課那樣引人入勝，那它便真是件愜意的事。但實情不是這樣。讀考古博士的同時，聽說匹大的資訊科學專業在全美領先。經好友，讀了電腦碩士，又跟隨諾獎得主赫伯特·西蒙念心理學的秦裕林鼓動，我便去讀了個碩士。
在資訊科學和電訊工程系，有位元叫 Anthony Debons 老師，當時已年近七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心理學博士，畢業後去了美國空軍，負責審批高校有關資訊系統方面的科研專案多年。退伍後，Debons 一直做資訊加工和人類工程學方面的研究。
學資訊科學的學生大多喜歡電腦，但我更喜歡心理學，於是總是上 Debons 的課。一次發還我的作業，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你有不錯的觀點，但缺少檢驗自己觀點的方法。”他告訴我，上方法論的課是重要的，但遠遠不夠，思考和論證的方法需要反復訓練，直到成為“第二本能”，遇到問題，各種“套路”就會自動浮現出來。
不久後，Debons 給我一份工作，為他的研究題目做文獻回顧。當時還沒有電子期刊資料庫，我需要在圖書館找到相關期刊的微縮膠片，放在閱讀器上去看。發現了有用的論文，我得複製下來，細讀後寫出提要。提要中，我必須列出論文的研究問題，作者關注的變數，測試方法，獲得的主要發現和結論。每完成一篇，有三美元報酬。這活兒枯燥費時、挺累，報酬也沒什麼吸引力，日復一日，我時時覺得心煩意亂，但終是堅持了一個學期。
第二個學期，Debons 說“你畢業了”，不再讓我打工。我慶倖苦差事結束，同時也發現，當面對有趣的現象，我會按捺不住地將之“裁剪”為適合研究的問題，分解出一組變數，並開始想像怎樣檢驗變數間的關係。這種訓練竟為我日後以行為和心理測試為業打下了基礎，實在是始料未及。
不過，有一件事我始終存有疑問：Debons 真的需要我做那份工作嗎？抑或，他只是設法訓練我，讓我獲得“第二本能”？無論答案如何，於今想起，我都會對老 Tony 心懷感激。
4
當然，我不只是對 Debons 老師一人懷有感激之情，我對老師們的感激之情也不僅限於學業，它伸延到人生的許多方面。
到匹茲堡念書的第一個學期，我上了許倬雲老師的古代史。聽臺灣同學說，許先生做過台大歷史系主任，和余英時、張光直一起，是三位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華人史學家，也是臺灣“中研院”的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院士。
我英文差，寫起來困難，聽起來更困難，加上不知道許先生會怎樣對待大陸學生，上他的課難免緊張。
那時自己有電腦的人很少，寫論文得帶著軟碟去學校電腦室。交期中考試論文的前一天晚上，我回家吃晚飯時，發現軟碟丟了，裡面有已經寫了大半的論文！飯也不吃了，我狂奔回電腦室，又是問管理員，又是查看用過的電腦，終是沒有找到那個倒楣的軟碟。於是，我在廢紙箱翻了半天，從大堆的垃圾裡把白天丟進去的草稿一頁頁找出來，坐在電腦前，苦熬一夜，終於在早晨上課時交出論文。如此匆忙狼狽，搞得我信心喪盡，忐忑不安地等著老師給分。
一周後，許老師在課上點名，學生們魚貫而行，去講臺上取判過的論文。我上去的時候，許老師換用中文對我說：“你的論文不錯，下課有時間來我辦公室談談吧。”
從此之後，幾乎每次下課，我會和因先天殘障需要拄拐，許行慢走的老師，緩緩穿過教學樓 Forbes Quadrangle 悠長的走廊，去他的辦公室。在課堂上，或是在辦公室裡，許老師談歷史、講學問，議時政，論人生，甚至，還會告訴我華人在美國，在匹茲堡必須知道的生活細節。
我們談到的東西很多，其中的一些還記得，許多已經忘了。但我記得許老師說過多次，他只把人類和個人看作兩個實在的東西，中間的東西、姓氏也罷，族群也罷，國家也罷，都變動不居，並非根本。老師講的不僅是歷史事實，也是判斷歷史進程，意識形態和社會事件的價值標準。
這給我留下了至今難滅的記憶，想必會伴我一生。
之後，我又上過和許老師一對一的指導研究課(Directed Study)，也上了由他做指導老師的獨立研究課(Independent Study)。許老師上這類課的風格，王小波和李銀河有過生動描述。許老師的著作、回憶錄、訪談在大陸多有出版。他知識的淵博，視野的宏大，廣為人知，我無須添足贅述。
就我的學習經歷而言，沒有許老師做我的博士指導委員，我一定會走許多彎路，吃許多苦頭。在博士論文的致謝辭中，我寫道：“能和許倬雲教授同處一校，親聆教誨，是我學術人生的幸運和榮耀。”
上了許老師的課，我也成了他家裡的常客。遇到美國的感恩節，我會去美國老師家吃火雞。遇到中國春節，我們幾個臺灣和大陸學生便去許老師家，和善良好客的許師母一道包餃子。笑語中常會忘卻此身何處，頗有回家的感覺。
也是在許老師和師母那裡，我認識了後來的妻子。結婚的時候，許老師撰聯一副表示祝福，曰：“相敬相諒長樂未央，宜室宜家繼世永昌”，並請了一位無錫的書法家，用隸書寫在紅紙上。我的兒子出生，許爺爺為他起名，字“立山”，名“悅川”，取《論語》中“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意，希望小孩能立於仁，悅于智。無論是婚姻祝福，還是兒子的名字，都讓我看到老師內心深處十分中國，十分傳統的一面。
從八七年認識許老師，至今已有二十五年，其間我們聯繫不斷，師生之誼也已演化成貫穿人生的親情。
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教授是我的碩士指導老師，也是我博士指導委員會的主席。在我的心目中，她代表著老師的職業道德，更代表著善良、奉獻和熱情。
讀碩士的時候，我剛到美國時，每門課都上得吃力。更嚴峻的是，若不能很快通過原本毫無基礎的德文考試，我便無法升入博士班，只能打道回府。我一邊狂念德文，一邊寫碩士論文，忙亂不堪，終是在春假前一周完成了論文初稿。按照系裡要求，春假前是交稿的截止日期。
林老師看了我的論文，坦率地告訴我，想要通過，“還有不短的路要走”。其實，如果不通過，我便無路可走。我表示，截止日期前我會再做修改，爭取通過。
下來一周，我背水一戰，通宵達旦，又做了大幅度修改。林老師讀完修改稿後對我說：“進步很大！不過，仍然有很多問題。你願意不願意在春假中繼續修改？”“當然願意”，我迫不及待地回答。她接著說：“我和系裡去談，讓他們允許你春假後再交論文。這樣，你還有十天時間。如果你樂意，你每修改一稿，就打電話給我，我拿去讀，提意見，你再修改，我再提意見，直到完成。這個春假，我哪裡也不去，在家裡等你電話。”
下來的日子裡，每當我完成一次修改，林老師便駕車而來，取走論文；次日，她再來，把寫滿建議和批評的論文稿還給我。十天間，我們如此往返四次。十天后，論文如期遞交並通過，我進了博士班。
之後，林老師和我將學位論文改成期刊論文的樣子，投給了牛津大學的考古學期刊Antiquity。很快，論文被採納了。由於老師對論文的貢獻，也由於她在論文改制時做的大量工作，我把她的名字放在了前面。林老師旅行歸來，已是論文印刷在即的時候。當看到傳真過來的發排稿，她馬上和人在倫敦的編輯通了長途電話，不容爭辯地說：“葛岩是第一作者。”
得到林老師幫助的學生，絕非僅我一人。林老師幫助學生的範圍，也不止於學術。北大來的師弟江渝曾對我說，林老師不但教學，還教會了他如何做人。許師母也曾說過，林老師像是勇敢的母雞，操心也耐心地保護著她的小雞們。
我從費城博物館辭職回校，準備答辯博士論文那年，林老師門下已經有了不少中國大陸來的學生。
其中一位剛報到的北大女生有孕在身，分娩在即。她是拿獎學金來的，若懷孕生子，不能上課，照理說獎學金就 沒法拿了。但不上課，沒有錢，這位女生就算是非法居留，母子倆又該如何生活？這真是一個大膽奔放的赴美設計！
林老師還上下奔走，為那位女生解決獎學金延期，生活費用和學生簽證問題，甚至還建議她搬到自己家去做月子。我不知道那許多棘手的問題最後是怎麼解決的，但顯然是解決了。那位女同學順利生下一個兒子。一位綽號“貓”，善良無比的臺灣女生徐妙齡做了志願者，一直伺候她坐月子。
第二年，年輕的媽媽開始讀書，畢業後找到一份大學教書的工作。她離了婚，找到一個美國人一起生活。許多人的美國夢便是如此吧。
不幸的是，電視劇裡的離奇情節竟在真實生活中發生：她出車禍了，那種置人於死地的車禍。不過，這還不是故事的結尾。那位女同學已離世多年，林老師卻始終沒有忘記那個在匹茲堡大學出生的孩子。
上個星期，她給小孩的父親，那位女生的前任丈夫寫了信。小孩的父親從深圳寫來一封溫暖的回信，還附上了孩子的照片。當年的小嬰兒現在已經上了初中，學習成績優秀，愛好跆拳道，打電玩，但喜食肉，長得有點胖。小男孩還記得小時候抱過他的白頭發奶奶，說等長大了，會去美國看奶奶。
WestLife 有一首頗為流行的歌，叫 You Raise Me Up，我借它來做本文的題目。歌詞中有這樣的句子：“站在你的肩上，我才變得強壯；你托起了我，我才超越了自我”（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作者：葛岩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
徵稿啟事
『貞觀』 公開徵稿！內容須原創首發，與西安、陝西相關，一經採用，會奉上豐厚稿酬，詳情請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