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有好好學說普通話嗎？

“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兩岸曉煙楊柳綠，一園春雨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煙雨，

溪邊晚釣之翁。”11日晚，第20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正式開幕，今年的推普周主題為：“大力推廣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自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

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朱文熊表示：“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於生存競爭之世界耳。顧文字不易，教育總不能普及；國語不一，團結總不能堅固。”

當時，“普通話”又被人們稱之為“藍青官話”。元明清以來，

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各地赴京趕考、做官、經商、探親訪友的人日漸增多，時間長了，他們學會了一些北京話，卻又多少雜有各地口音，大家便比喻其為“藍青”。

1913年，“讀音統一會”在北京正式召開，會上對語音標準爭執甚烈。有人提出：“凡京師所在，人皆趨之。千百年薈萃磨練，而成此一種京戲話，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且原與京話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甘肅、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十一省，

及江蘇、安徽之兩半省矣。此外各語，無兩省相同者。為高因陵，為下因澤，豈有舍京語而別事矯揉之理哉！京語非北京人私有之語，乃全國人共有之語。”因此，最終只能折中以“每省區為一表決權”，“以最多數為會中審定之讀音”的方法，形成了所謂的“老國音”。

1918年，胡適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從此，“文學革命”和“國語統一”運動開始合流。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訓令學校教科書逐步改用語體文。胡適在《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中表示：“這個命令是幾十年來第一件大事。他的影響和結果，我們現在很難預先計算。但我們可以說，這一道命令，把中國教育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他還指出：“我們如果考察歐洲近世各國國語的歷史，我們應該知道，沒有一種國語是先定了標準才發生的；沒有一國不是先有了國語然後有所謂‘標準’的。凡是國語的發生，必是先有了一種方言比較的通行最遠，比較的產生最多的活文學，可以採用作國語的中堅分子；這個分子的方言，逐漸推行出去，隨時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別貢獻，同時便逐漸變換各地的土話：這便是國語的成立。有了國語，有了國語的文學，然後有些學者起來研究這種國語的文法，發音等等；然後有字典、詞典、文典，言語學等等出來，這才是國語標準的成立。”這段論述正確地概括了標準語的確立過程。

到1931年，瞿秋白提出要進行新的文學革命或者叫做“俗話文學革命運動”，他指明用“俗話”來寫，也就是“用現代人的普通話來寫”，“用讀出來可以懂得的話來寫”。他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于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結尾的……然而如果寫‘癡愚’，就不如寫‘呆笨’；如果寫‘緘默 ’，就不如寫‘不做聲’。”

1932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國音常用詞彙》，由當時的教育部公佈，作為讀音標準。 1937年，中國第一部現代漢語辭典，由黎錦熙、錢玄同主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的《國語辭典》出版。

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10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期間正式將漢民族共同語的名稱定為“普通話”，同時確定了它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把普通話的定義增補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

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指出：“要把六億漢族人民的方言逐漸統一起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必須作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究竟多長？就要看交通、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和我們的工作，但是只要我們不斷認真地工作，這個任務是一定可以實現的。”

為了實現這個任務，61年前，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公佈了《漢字簡化方案》，並於1958年頒佈了《中文拼音方案》；1982年，“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寫入《憲法》，推廣普通話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1998年，經國務院批准，每年9月第3周設為“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2001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實施，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國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

到如今近60年的時間，我國已有大約73%的國民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95%以上的識字人口使用規範漢字，68%的國民掌握了中文拼音。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如此不遺餘力地推廣普通話？

著名的語言學家周光有先生曾就此說過：“我國56個民族工有80多種彼此不同的語言和地區方言，而我們每一個人又不可能一輩子都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固步自封，不去見識外面的世界吧，所以一旦我們身處異鄉，便會遇到語言方面的障礙，不能與人溝通、交流。這時，如果我們都會說一種共同的語言——普通話，那麼，就不用再為語言不通而急得滿頭大汗、不知所措了。”

當然，推廣普通話，並不僅僅是為了方便你我他的交流，同時也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迫切需要，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書同文、語同音”夢想的必要步驟。

展望未來，任重道遠。要提升國民整體的語言文化素養，每一個人都需不懈努力。

”這段論述正確地概括了標準語的確立過程。

到1931年，瞿秋白提出要進行新的文學革命或者叫做“俗話文學革命運動”，他指明用“俗話”來寫，也就是“用現代人的普通話來寫”，“用讀出來可以懂得的話來寫”。他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于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結尾的……然而如果寫‘癡愚’，就不如寫‘呆笨’；如果寫‘緘默 ’，就不如寫‘不做聲’。”

1932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國音常用詞彙》，由當時的教育部公佈，作為讀音標準。 1937年，中國第一部現代漢語辭典，由黎錦熙、錢玄同主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的《國語辭典》出版。

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10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期間正式將漢民族共同語的名稱定為“普通話”，同時確定了它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把普通話的定義增補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

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指出：“要把六億漢族人民的方言逐漸統一起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必須作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究竟多長？就要看交通、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和我們的工作，但是只要我們不斷認真地工作，這個任務是一定可以實現的。”

為了實現這個任務，61年前，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公佈了《漢字簡化方案》，並於1958年頒佈了《中文拼音方案》；1982年，“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寫入《憲法》，推廣普通話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1998年，經國務院批准，每年9月第3周設為“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2001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實施，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國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

到如今近60年的時間，我國已有大約73%的國民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95%以上的識字人口使用規範漢字，68%的國民掌握了中文拼音。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如此不遺餘力地推廣普通話？

著名的語言學家周光有先生曾就此說過：“我國56個民族工有80多種彼此不同的語言和地區方言，而我們每一個人又不可能一輩子都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固步自封，不去見識外面的世界吧，所以一旦我們身處異鄉，便會遇到語言方面的障礙，不能與人溝通、交流。這時，如果我們都會說一種共同的語言——普通話，那麼，就不用再為語言不通而急得滿頭大汗、不知所措了。”

當然，推廣普通話，並不僅僅是為了方便你我他的交流，同時也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迫切需要，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書同文、語同音”夢想的必要步驟。

展望未來，任重道遠。要提升國民整體的語言文化素養，每一個人都需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