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見陌生人，怕各種聚會，“社交恐懼症”是病嗎？
同樣是需要與人溝通一件事情，你更傾向於電話交流？當面交流？還是微信文字交流，或者電子郵件？看起來當面或者電話是更好的方式，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發自內心地覺得——最好不要！
很多人表示自己已經有了“電話恐懼症”，最怕電話鈴聲突然響起。而涵蓋更為廣泛的“社交恐懼症”也正在流行，“患者”們在網路上用包括段子、漫畫在內的五花八門的形式來表達自己有多麼不願意和人打交道，自稱“社恐”。
這些標籤化的表達有蔓延開的趨勢，所以，“社恐”是人群中一個性格偏內向的群體嗎？還是真的需要治療和干預的心理疾病？在網上自我傾吐的“社恐”患者們是在表達痛苦，
今天，書評君稍微研究了一下“社恐”，在恐慌中對號入座的同時，趕緊又採訪了兩位心理學方向的專業人士。——如果你對這個話題有共鳴，不妨讀完了再決定治還是不治吧。歡迎在留言區和我們交流。
你是“社恐”患者嗎？
為什麼這麼多人聲稱自己“社恐”？
撰文 | 李妍
先做個測試，下面的這些症狀，你有嗎？
聽到電話鈴響，第一反應是緊張和煩躁；
想到有電話要打、有人需要聯繫，提前很久就心慌；
明明沒有事，還是拒絕了一場聚會約請，因為不知道去了說什麼；
參加了聚會之後，回家總感到疲憊不堪；
不管多久沒見的同學朋友，一般不主動聯繫任何一個；
非常害怕陌生人走過來跟自己閒談，哪怕他看上去很友善，自己更是不會主動做這種事；
臨出門前發現鄰居站在走廊，索性等一會兒，避免碰到；
路上遠遠看到認識的人，趁他沒看見自己，繞路避開。
如果其中有幾條，甚至全部都讓你心有戚戚、深感共鳴，那麼你或許也是如今在社交網路上頗為多見的“社恐”一員。
網上一度流傳一組名為“芬蘭人的夢魘”的漫畫，被眾多“社恐”患者視為知音。
認真地說，“社恐”不是玩笑，它真的可以是一種病症。定義為：“一種對任何社交或公開場合感到強烈恐懼或憂慮的精神疾病。患者對於在陌生人面前或可能被別人仔細觀察的社交或表演場合，有一種顯著且持久的恐懼，害怕自己的行為或緊張的表現會引起羞辱或難堪。
對話
成熟是知道我並不那麼重要，
但也不會因此而難過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張暢
宮學萍，專欄作家，資深兒童心理學家。
新京報：如今“社交恐懼”似乎已經超越醫學上的定義，而變為一種集體體驗的投射或表達，怎麼樣去看待這件事？
宮學萍：人在很快樂的時候，一般是不表達的，也不會去反思、積累。通常我們都是不太爽的時候才去思考人生，從某種程度上，思想本來就是痛苦的呈現方式。只是這個時代自我表達的途徑越來越多，讓這種不開心的表達變多了。
人際關係也好，關注也好，都是中性詞彙。兩種情感的關注都會有，喜歡你，或者不喜歡你，都是一種關注，但兩者都體現了人類的本性——人類必須在群體中才能活下去人在關係中才會感受到生命的活力，這是本能。
一般覺得自己是社恐的人，本質上是嚮往關係的，包括嚮往親密關係。這是本能的需要。我們對世界、對人際關係、對人的看法，其實是基於我們對外界的想像。區別是，社恐的人頭腦中想像的人群，通常對他是挑剔的、嘲諷的。他在人群中能體會到的情感主要是恥感和羞怯感。
新京報：為什麼會有人把他人想像成這個樣子？
宮學萍：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是童年的產物，但並一定是因為家長做得有多壞，很多父母也是無意識的。比如，一些孩子在成長早期，被嚴格要求，不被肯定；比如有些媽媽會對孩子說，看你髒兮兮的，別人該笑話你了；比如，父母自身有一定的社恐傾向等等。但父母是無意識的，他們只是按照自己想像世界的方式活著，他們頭腦中的世界就是這樣的，這會在無形之中，進入孩子的世界中，會對孩子產生影響。
還有一部分社恐的孩子，在童年時有“缺陷”，比如長得特高、或者長得特矮，或者有口音，或者長得黑，天生頭髮自來卷等等。對於這些的評價，成年人會收斂，但是童年世界是非常殘忍的，這裡可能沒有惡意，但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成年以後，我們開始有了現實感。成熟的心靈知道，人是非常複雜的概念，人和人都是不一樣的。人越成熟，越能與真實的個體發生連結；相對而言，人的心智越低下，對他人就越容易刻版化。如果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比較多的挑剔、嘲笑、愚弄，他就會在和人打交道的時候，產生負性自動思維（負面的、不經思考的思維）。比如，一個人害怕出門，他就永遠不出門，很少去反思，到底在緊張什麼？
新京報：社恐的負面意義已經很明顯了，它是否具有正向意義呢？從心理醫生的角度，如何幫助他們去克服這種負性自動思維呢？
宮學萍：其實這種負性自動思維是一種最簡單的自我保護的方法，即回避讓你有恥感的體驗或環境，沒有人會去做完全對自己不好的事情，這是社恐的正向意義。
但社恐損失的是什麼呢？是修復童年形成的對於他人負性印象的機會。
通常在心理學上引導社恐，有兩條路：第一，告訴他一切只是想像，幫他去搜集產生恐懼的不同場景，幫他去分析具體情況，比如：你害怕去聚會，是因為害怕被人盯著看？但是你去聚會的時候，你會盯著誰看？你對那些有缺陷的人，會懷抱什麼態度？你會發現，很多人對他人還是寬容的。
第二，嘲笑你的人往往是面孔模糊的、大眾化的、有力地站在你頭腦裡的。有些人社恐了十年二十年，如果問他，你在人生中被嘲笑的幾率有多大，其實並沒有。心理醫生就是要幫他清晰化。很多人不知道你對現在的看法、解釋，是來源於過去的。心理諮詢就是要建立這個連接。
新京報：就像抑鬱症一樣，社會恐懼症這個詞好像已經大眾被濫用了。為什麼會這樣？
宮學萍：大家喜歡說自己是“社恐”，其實是自戀的一種表達方式。佛洛德時代的主題是性壓抑，卡倫·霍尼時代的主題是社會和個體衝突，而這個時代最主要的一種心理狀態則是自戀。在這個時代，我們都希望能成為舞臺中央的人，一旦這個願望破碎了，就容易對世界喪失信心。這就是這個時代自戀的程度——我就要站在舞臺中央，就要閃閃發光，但又生怕自己表演得不夠好。
人生就是笑笑別人，又被別人笑笑。這句話說得非常好。但現實的情況是，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舞臺上，每個舞臺都距離非常遙遠。當你不斷覺得別人在挑剔、欺負、嘲笑、忽視你，其實只是假設了你是全世界的中心。現實是，別人沒有工夫去理你。這種擔心，來源於青春期兒童的思維。當你慢慢知道，沒有那麼多人在關注你的時候，也會知道，沒有那麼多人在挑剔你。
新京報：但同時我們也會看到，現在一些三四十歲的人，依然在糾結沒人關注自己這件事。是不是我們的社會有偏低齡化的趨勢？
宮學萍：成熟的心態會知道，在這個世界，我並不是那麼重要，但我不會因此而感到難過。青春期，人人都想做閃亮的人、了不起的人，但是當你意識到你最終還是變成了一個普通人，也能享受作為普通人的小日子，就是很成熟的心靈了。敵意會不會對你的生活真實產生影響？一個成熟的人有足夠的理智去衡量這種敵意。比如，你的老闆好像不喜歡你，但是沒關係，把工作做好就行了。成熟的人永遠是在處理事情，而不是糾結於處理關係。去考慮真正現實的問題，其實可以過得很輕鬆。
25歲到35歲這個階段，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很難熬。因為我們的教育體系不太鼓勵人成熟，其實理論上18歲到25歲就應該做到的，但是很多人25歲走出校園以後，才會慢慢退出自我中心化。
新京報：很多人將社恐歸結為原生家庭的影響。原生家庭這個概念的引入，會不會讓一些問題過分簡單化？
宮學萍：人類喜歡把事情簡單歸因，因為簡單歸因可以簡單處理，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複雜因果。原生家庭的這個概念的興起，讓很多新一代的爹媽都不知道該怎麼當父母了。我們總喜歡把爹媽放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上，把自己性格的缺陷歸結為童年陰影，歸結為父母行為的影響，其實是過分高估了父母在家庭中的作用。一些事情，父母做了，也是無意識的，他們只是按照自己想像世界的方式活著而已。在現實中，爹媽也是人，完美的爹媽根本不存在。
對話
成熟是知道我並不那麼重要，
但也不會因此而難過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張暢
宮學萍，專欄作家，資深兒童心理學家。
新京報：如今“社交恐懼”似乎已經超越醫學上的定義，而變為一種集體體驗的投射或表達，怎麼樣去看待這件事？
宮學萍：人在很快樂的時候，一般是不表達的，也不會去反思、積累。通常我們都是不太爽的時候才去思考人生，從某種程度上，思想本來就是痛苦的呈現方式。只是這個時代自我表達的途徑越來越多，讓這種不開心的表達變多了。
人際關係也好，關注也好，都是中性詞彙。兩種情感的關注都會有，喜歡你，或者不喜歡你，都是一種關注，但兩者都體現了人類的本性——人類必須在群體中才能活下去人在關係中才會感受到生命的活力，這是本能。
一般覺得自己是社恐的人，本質上是嚮往關係的，包括嚮往親密關係。這是本能的需要。我們對世界、對人際關係、對人的看法，其實是基於我們對外界的想像。區別是，社恐的人頭腦中想像的人群，通常對他是挑剔的、嘲諷的。他在人群中能體會到的情感主要是恥感和羞怯感。
新京報：為什麼會有人把他人想像成這個樣子？
宮學萍：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是童年的產物，但並一定是因為家長做得有多壞，很多父母也是無意識的。比如，一些孩子在成長早期，被嚴格要求，不被肯定；比如有些媽媽會對孩子說，看你髒兮兮的，別人該笑話你了；比如，父母自身有一定的社恐傾向等等。但父母是無意識的，他們只是按照自己想像世界的方式活著，他們頭腦中的世界就是這樣的，這會在無形之中，進入孩子的世界中，會對孩子產生影響。
還有一部分社恐的孩子，在童年時有“缺陷”，比如長得特高、或者長得特矮，或者有口音，或者長得黑，天生頭髮自來卷等等。對於這些的評價，成年人會收斂，但是童年世界是非常殘忍的，這裡可能沒有惡意，但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成年以後，我們開始有了現實感。成熟的心靈知道，人是非常複雜的概念，人和人都是不一樣的。人越成熟，越能與真實的個體發生連結；相對而言，人的心智越低下，對他人就越容易刻版化。如果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比較多的挑剔、嘲笑、愚弄，他就會在和人打交道的時候，產生負性自動思維（負面的、不經思考的思維）。比如，一個人害怕出門，他就永遠不出門，很少去反思，到底在緊張什麼？
新京報：社恐的負面意義已經很明顯了，它是否具有正向意義呢？從心理醫生的角度，如何幫助他們去克服這種負性自動思維呢？
宮學萍：其實這種負性自動思維是一種最簡單的自我保護的方法，即回避讓你有恥感的體驗或環境，沒有人會去做完全對自己不好的事情，這是社恐的正向意義。
但社恐損失的是什麼呢？是修復童年形成的對於他人負性印象的機會。
通常在心理學上引導社恐，有兩條路：第一，告訴他一切只是想像，幫他去搜集產生恐懼的不同場景，幫他去分析具體情況，比如：你害怕去聚會，是因為害怕被人盯著看？但是你去聚會的時候，你會盯著誰看？你對那些有缺陷的人，會懷抱什麼態度？你會發現，很多人對他人還是寬容的。
第二，嘲笑你的人往往是面孔模糊的、大眾化的、有力地站在你頭腦裡的。有些人社恐了十年二十年，如果問他，你在人生中被嘲笑的幾率有多大，其實並沒有。心理醫生就是要幫他清晰化。很多人不知道你對現在的看法、解釋，是來源於過去的。心理諮詢就是要建立這個連接。
新京報：就像抑鬱症一樣，社會恐懼症這個詞好像已經大眾被濫用了。為什麼會這樣？
宮學萍：大家喜歡說自己是“社恐”，其實是自戀的一種表達方式。佛洛德時代的主題是性壓抑，卡倫·霍尼時代的主題是社會和個體衝突，而這個時代最主要的一種心理狀態則是自戀。在這個時代，我們都希望能成為舞臺中央的人，一旦這個願望破碎了，就容易對世界喪失信心。這就是這個時代自戀的程度——我就要站在舞臺中央，就要閃閃發光，但又生怕自己表演得不夠好。
人生就是笑笑別人，又被別人笑笑。這句話說得非常好。但現實的情況是，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舞臺上，每個舞臺都距離非常遙遠。當你不斷覺得別人在挑剔、欺負、嘲笑、忽視你，其實只是假設了你是全世界的中心。現實是，別人沒有工夫去理你。這種擔心，來源於青春期兒童的思維。當你慢慢知道，沒有那麼多人在關注你的時候，也會知道，沒有那麼多人在挑剔你。
新京報：但同時我們也會看到，現在一些三四十歲的人，依然在糾結沒人關注自己這件事。是不是我們的社會有偏低齡化的趨勢？
宮學萍：成熟的心態會知道，在這個世界，我並不是那麼重要，但我不會因此而感到難過。青春期，人人都想做閃亮的人、了不起的人，但是當你意識到你最終還是變成了一個普通人，也能享受作為普通人的小日子，就是很成熟的心靈了。敵意會不會對你的生活真實產生影響？一個成熟的人有足夠的理智去衡量這種敵意。比如，你的老闆好像不喜歡你，但是沒關係，把工作做好就行了。成熟的人永遠是在處理事情，而不是糾結於處理關係。去考慮真正現實的問題，其實可以過得很輕鬆。
25歲到35歲這個階段，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很難熬。因為我們的教育體系不太鼓勵人成熟，其實理論上18歲到25歲就應該做到的，但是很多人25歲走出校園以後，才會慢慢退出自我中心化。
新京報：很多人將社恐歸結為原生家庭的影響。原生家庭這個概念的引入，會不會讓一些問題過分簡單化？
宮學萍：人類喜歡把事情簡單歸因，因為簡單歸因可以簡單處理，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複雜因果。原生家庭的這個概念的興起，讓很多新一代的爹媽都不知道該怎麼當父母了。我們總喜歡把爹媽放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上，把自己性格的缺陷歸結為童年陰影，歸結為父母行為的影響，其實是過分高估了父母在家庭中的作用。一些事情，父母做了，也是無意識的，他們只是按照自己想像世界的方式活著而已。在現實中，爹媽也是人，完美的爹媽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