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紀錄片拍攝者張煥財：我就是一隻脖子上掛著DV的“雞”
張煥財說自己不是一隻安分的“雞”。寫作、拍攝，這些看起來“與農民身份不符”的事情，已經闖入他的生活30年，並硬生生的將他的生活撕裂成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詩意的，是關於創作與夢想的；另一個世界是堅硬的，
“農民好像麻雀，你看不出來這只麻雀和那只麻雀有啥子不一樣。城裡人看人市，覺得農民每天都在那兒閑坐著，一整天打牌的、打鬧的，實際上有的人攬著活兒就走了，有的人幹活兒幹累了、沒活兒幹了就回來了，每天是不同的麻雀在迴圈轉來轉去。”
張煥財喜歡用這樣的比喻，他說人市的農民像麻雀，他說農民像刨食的雞。
張煥財說自己不是一隻安分的“雞”。寫作、拍攝，這些看起來“與農民身份不符”的事情，已經闖入他的生活30年，並硬生生的將他的生活撕裂成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詩意的，是他說起來滔滔不絕的，是關於創作與夢想的；另一個世界是堅硬的，是他不願多提的，是關於荷包與活路的。
“他就是在做白日夢”，他的婆姨（陝西話的“媳婦”）齊慧芳說，“我就想我們一天扎扎實實的掙點錢，替娃把媳婦兒尋上。”
“我是一隻脖子上掛著DV的雞。除了刨食之外，還夢想著高雅的文學和DV。” 張煥財說，不肯放棄夢想，他就必然不可能成為“肥雞”。“但我的‘雞夥伴’們是認同我的，因為從來沒有一隻雞象我這樣親密的、忠實的、常年給他們紀錄吃喝拉撒、喜怒哀樂。”
張煥財和妻子齊慧芳。
“西萬公司”
打眼一看，人市里農民的樣貌幾乎沒啥子分別，通通的皮膚黑粗，衣著土氣，肚子上有圈贅肉。女人把頭髮在腦後隨意一挽，穿那種路邊攤常見的碎花上衣；男人則一律是深色襯衫T恤，沾著泥巴漬的深綠色軍鞋。
把張煥財丟進人市里，你絕不可能很快找到他，
1998年開始，陝西省藍田縣史家寨村民張煥財跟著村裡人來西安打工，初識“人市”。他聽村裡老人講，解放前西安就有人市，來城裡攬活兒的農民聚在東南西北四個城門洞子底下，建國後隨著農村集體化而絕跡。
改革開放後，人又開始聚集，“南門聚集了藍田、長安和周至、戶縣的人，北門人市則是涇陽、三原、高陵、蒲城的，東門人市以來自灞橋、臨潼、渭南的為主，
西萬路人市則是隨著城市的建設形成的，張煥財說，人市影響交通和市容，屢遭城管驅散，後來就挪到了文藝路、西萬路、太白立交等處。
沒人知道“西萬公司”這個名字最初是誰喊起來的。張煥財說，“西萬公司”其實是一種農民的自嘲，實際上並沒有這麼一家公司。城裡的正式工人有醫保、有節假日、有防暑降溫費，老了還有退休金，而農民工啥也沒有。“西萬公司”一詞代表了農民工潛在的心願，有個單位，“當個公家人，端上鐵飯碗”。
這個詞在西萬路人市廣為流傳。農民攬活兒，人家一問，你是哪兒的？農民回答，俺是西萬公司的！大家都哈哈一笑，這是個農民夢想中的公司。
攬活兒，上工，領工錢；攬活兒，上工，領工錢……除了手上的老繭愈發厚實，“西萬公司”裡的日子似乎每天都在重複。
秋天裡的一件小事觸動了張煥財。有個農民工躺在人市的條凳上睡覺，一個“長毛閒人”來了，他“先是把農民工外面的口袋翻了個遍，掏出二元錢、打火機，然後解開民工的外衣紐扣，手伸進裡面衣服的口袋，接著再解開貼身襯衣，從襯衣的裡口袋裡掏出兩張十元，一張兩元，還有兩張一元”，全程旁若無人，每找到一樣東西，小偷還給圍觀的人做鬼臉。
張煥財想上前制止，卻被鄉黨按住，“他不是一個，跟前還有三個閒人呢，他一喊，至少來十幾個，還不把你給打死？”
幾十個農民工就這樣圍著，看小偷一層一層把熟睡的人的衣服撥開，這時有人說：“你看他，像是醫生給人做手術呢！”張煥財一聽，太形象了！這狗日的竊賊！要是電視臺來把他偷竊的全過程拍下來的話……
他決定自己拍。
張煥財在拍攝紀錄片。
“他幾乎是個最佳人選”
拍人市之前，張煥財已經拍了許多年的鄉村。
2005年，知名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參與了歐盟和民政部合作的一個村民自治培訓專案，他提出找村民來拍紀錄片。
吳文光招募到了10位農民拍攝者，其中就包括張煥財。
“他幾乎是個最佳人選”，吳文光還記得張煥財寫的報名信，說自己喜歡文學，喜歡寫作，發表過文章反映農民不公平的待遇，“他一直有話要說”，還附上了自己發表文章的影本。
張煥財給吳文光最深刻的印象是勤奮。經過簡單培訓後，每位農民拍攝者帶走了一台攝像機和10盤空白錄影帶，帶子能拍10個小時素材，“最後剪出10分鐘的短片”。其他人拍了三五盤，張煥財不僅把10盤帶子全拍完了，還自己買了20盤。
這些光碟都是張煥財拍攝的紀錄片。
張煥財拍的是《一次失敗的農村選舉》，他選了三個村子，“一個富裕的，一個窮的，一個征地搞開發的”，富村和搞開發的村子，好多人爭著當村幹部，給村裡人“每人發一包五塊錢的雲煙，那時候我們抽大雁塔，三毛錢”，而窮村則“選誰誰不願意當”。
拍攝的結果讓吳文光滿意。“效果超過十倍我對他的預估”。吳文光說，和專業的拍攝者相比，張煥財本身就屬於被拍攝場景和人群的一部分，“這就好比一棵樹對另一棵樹的打量。他就是其中的一棵樹，而不是一個闖入者”。“這個攝像機就像他身上多出來的器官一樣，最自然、鮮活。”
拍攝結束後，吳文光延續了這個專案，稱之為“村民影像計畫”，讓農民們繼續拍攝，每年可以來北京的工作室剪輯，報銷食宿和交通費用。張煥財一發不可收拾，連續6年，從《我的村子2006》一直拍到《我的村子2011》。《西萬公司》已經是他的第八部紀錄片作品。
他拍村裡的廟會，拍種田，拍村民閒談、下棋，拍自己和婆姨的炕頭聊天……
他拍鄉間的老標語，因為“每條標語代表了一段歷史”。張煥財每天騎著自行車出去找標語，抗美援朝時期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大躍進時期的，“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最多的就是文革時期的，毛主席語錄刷得到處都是。婆姨村子大隊部外有面高牆，上面滿滿的全是標語，大門兩邊是“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還有工農兵文化的、社教運動的，再近一些就是徵兵的、生產隊搞責任田的。
一條計劃生育標語最有趣，農村土牆上用紅漆刷著，一胎結紮，二胎上環，三胎流產。不知何時，“一”字被村民用鍋底灰上下各加了一筆，變成了“三胎結紮”，“二”被改成了“四”，“三”被改成了“五”。紅色油漆和黑色鍋底灰交映在一起，有一種“荒唐的反差”。
吳文光說，“我的村子”系列，張煥財把他和鄉親們的生活都拍了出來，充滿著“鄉土的情感和生活現實的抱怨”，通過這些片子，能看到他生活村子的底蘊和人情，“不是扁平的，是帶著冷和殘酷的”，是“鄉村的堅硬的詩意。”
張煥財。
“真實的潑煩日子”
拍人市之初，張煥財並沒有過多想“主題”的問題，他只想“真實的呈現那些潑煩日子”，“反映當前農民工的生存狀態”。
兩個包工頭搶活兒，各自帶著手底下的農民工去守攪拌機，誰也不許開工。幾十個農民工兩邊對峙，包工頭則在後面踱步。對峙了十多分鐘後，大老闆把兩個包工頭叫去訓話了，雙方的民工都輕鬆下來，有人坐在地上休息。
雙方開起了玩笑。有人說，包工頭他們爭風吃醋呢，我們為啥來？不就今天有沒工錢的事，劃得來拼命？
還有一次，來了個大老闆，幾輛大巴車把整個西萬路人市的農民工全拉走了，承諾一天給100塊錢，也沒說具體要幹啥。等到了地方大家才發現，他們要去充當打手，嚇唬那些不肯拆遷的村民。
一群人稀裡糊塗地往村裡走，結果沖出來四五十個老頭老太太，有人揮著鐵鍬，有人罵他們，“你個瓜人，啥錢掙不了，這個錢都掙！”一個農民工差點被鐵鍬打到，“嚇得屁滾尿流”。
在村民前面敗北以後，農民工們撤了回去。張煥財心裡很不是滋味，大家都是農民，為了100塊錢，就要站在對立面。結果最後錢也沒掙著，大老闆說，他們只幹了半天，一人只給50塊。
在人市上打工之余，張煥財一直在拍攝。為了方便拍攝，張煥財買了一台手機大小的手持DV，電量和記憶體都有限，有時拍了一天電要耗盡了，記憶體也滿了，突然發生了好玩的事，他也只能幹瞪眼。
張煥財買的DV機。
拍一些帶衝突的事情時，為了不讓被拍攝物件發現，張煥財儘量不看小DV的螢幕，假裝打電話，或隨意的放在胸前。有次農民工在工地上被砸傷，他拍了半天，最後發現記憶體滿了，根本沒拍進去；還有一次工頭吵架，他以為都拍了下來，結果發現沒按下錄製鍵。至於拍出來缺胳膊少腿只有半個腦袋的，更是比比皆是。
在工地上，他不止一次發現包工頭為了節約成本，往水泥裡摻東西，“這樣蓋出來的房子肯定不堅固，但是我不敢拍。”
拍農民工的日常生活時，他則大大方方地直接拍攝。“農民工不幹虧心事，不擔心被曝光，相反他們覺得有個攝像機能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會更好。”
有一年臘月二十七，一個工友決定不回家過年。他穿件髒兮兮的破棉襖，坐在人市的地上。張煥財把鏡頭對著他，喊他不要坐地上，太冷。工友“不在乎鏡頭對著他”，一臉疲憊的樣子，說反正我也沒地方可以去。
為了方便拍攝，張煥財甚至在人市邊上開過一家小飯館，2014年前後，城中村的一間小門面月租金只要300塊錢，他把攝像機架在桌子上拍，結果一個月下來，沒有拍到理想的素材，還賠了幾十塊錢。
張煥財拍攝的紀錄片截圖。
“把人市最興旺的時代送走了”
拍攝六年，張煥財發現，西安的人市也變了。
六年時間，“一個曾經興旺的、號稱十萬民工的民工村木塔寨拆遷，一個民工歇息找活的西萬路十字西南角的大城市公園拆遷，一個西安最大的惠民勞務市場拆遷，一個民工們日夜找活歇息的西萬路大十字架起了立交橋，張煥財感慨，從此農民工心目中的“西萬公司”等於是名存實亡了。
“西安人市最鼎盛的時候是2010年到2014年”，張煥財記得，那幾年是西安的拆遷高峰，農民工特別好找活兒幹，“感覺所有農村人都來了”。
文藝路人市有鐵欄杆圍成的約十畝地大的空地，鼎盛時期攬活兒的農民工能全站滿，“我們管那裡叫羊圈”。
農民工夜裡就住在附近的城中村，張煥財說，早先的農民工沒有現在“奢侈”，捨不得租房子，晚上就睡地上的大通鋪。城中村到處是供農民工歇腳的“旅館”，住一晚“一毛錢兩毛錢五毛錢的往上漲，漲到了後來一塊錢一塊五兩塊錢”。
那時太白南路人市旁的城中村木塔寨號稱住著10萬農民工，“早晨農民工洶湧而出，晚上像鳥兒一樣回來了。”
“那時候掙著一點工錢，夜裡都發愁沒地方藏，人窮了好像都成了賊，每晚上都有叫著罵著，說丟了錢的。每晚上都有人罵耍流氓呢！原來人把錢藏在貼身的胸部或者是三角褲裡也有人摸，不敢罵對方是賊，只好罵對方耍流氓。那會簡直懷疑晚上睡地鋪的不全是農民工，滿西安市的小偷都也來打地鋪了。”
這幾年，大規模的密集拆遷少了，攬活兒的方式也變了。以前是包工頭現場找農民工，現在更多通過手機聯繫，人市就慢慢蕭條了。
人市最繁華那幾年，張煥財也好找活，收入“相對高一點”，後來蕭條了，收入也少了，張煥財感覺自己“把人市最興旺的時代送走了。”
整座城市也在變化，在《西萬公司》裡，來人市上找人的車子，從以前一水的麵包車漸漸變成了小轎車；偶爾來維持秩序的員警，制服也換了幾茬，最近是穿著筆挺風衣的靚麗女警。城市也氣派了，以前街邊灰頭土臉的小鋪子換了招牌，“很大，很亮，門臉很氣派”，售樓中心、房屋仲介多了起來。
8月25日，《西萬公司》在西安一家影像沙龍上映。上映前，張煥財惴惴不安，畢竟，這是一部絕不專業的紀錄片，全部由張煥財自己剪輯，充斥著晃動的鏡頭、嘈雜的噪音，半身的人像，大量重複性的畫面……
光是雜音就數不過來，人群的吵鬧聲聲，工地上的磕頭機聲、拖拉機發動機聲、馬路上鳴笛聲、巡邏人驅散人群的吆喝聲、樹上的知了聲……
張煥財拍攝的紀錄片截圖。
農民的驕傲與掙扎
張煥財老了，不再經得住長年累月的重體力勞動，他和婆姨齊慧芳在南城一家農貿市場租了間鋪子，賣勞保用品。
鋪子不到10平米，顧客寥寥。
密匝匝的手套、圍裙、口罩、雨靴中間，張煥財和齊慧芳正圍著一張小桌，吃剛買來的秦鎮米皮。和油潑辣子的噴香味兒混在一起的，是對面調料店的嗆鼻味兒。
張煥財在他的勞保用品店看書。
齊慧芳並不認同張煥財的事業。“整天不掙錢還貼錢”。
小店一個月只能賺兩三千元，支撐不下去了，張煥財就去人市上打打零工。在齊慧芳看來，開店也是張煥財的私心，“我看店，他就能到處去拍。”
齊慧芳抱怨，來西安10年了，一起來的人早都買了房子，只有他們還是租房，也沒攢下錢。給30歲的兒子娶媳婦幾乎成了她的心病。“現在娶媳婦至少要花10多萬，還不算蓋房子。”別人給介紹物件，來了一問，有房子嗎？有車嗎？這事兒就黃了。
面對生活的一地雞毛，張煥財也煩惱，“我也想掙錢，錢不來找我，我有啥子辦法？”他說自己寫作、攝影，除了想“做點有價值的事”，也寄希望於籍此賺錢。
他想考進報社，但只有高中學歷，“最後只能給報社送報紙”。他曾進城，把一部做好的片子給一位朋友看，“人家看不都看”。他記得那年新聞裡整天是抓本拉登，一位幫他剪輯的朋友挖苦，你的片子要是能獲獎，本拉登都抓住了。後來本拉登被擊斃了，他的片子投稿還是“連門都摸不著”。
但張煥財有自己的傲氣，他堅信自己的東西是鮮活的，是“基層的土壤裡長出來的東西”，“我做的東西可能文化人還做不出來”。
他準備堅持拍下去，“我已經走到半山坡了，只能往上走”，他希望他的片子得到更多的人認可，有更多的放映場次，“我已經堅持了12年，再堅持15年，20年，盡我所能地堅持。”
《西萬公司》的結尾，長達兩分鐘的片段裡，一個穿格子T恤、褐色短褲的中年男子站在馬路對面，脖子上掛著一個紅色收音機，不知道在放著什麼曲子。男子面向馬路上的車流和人流，有節奏的扭動身體，手上下左右地比劃，似乎在指揮交通，又似乎在給音樂打拍子。
面對記者“他是不是精神不正常”的問題，張煥財顯得有點尷尬，他解釋，那是人市上的農民工，他的動作是勞動的動作，刮水泥、碼磚頭，“他是用自己的想像把自己的勞動表現出來”。
“他在那裡表演，那麼多車來車往，人來人往，別人對他視而不見。農民不管做什麼，外人看他都是不正常的，但用社會學或者人類學的視角來看，這個鏡頭是很有意義的。”
這個曾四次高考失利，多年堅持寫作和拍攝，仍住在出租房的農民，聲音忽然變得哀傷，“我就像那個農民工，別人當他不存在，也沒人當我存在。”
片子最後，這個男子轉向一側，像跳交誼舞一樣邁著小碎步，一步一步挪出了鏡頭。影片到此，戛然而止。
老了還有退休金，而農民工啥也沒有。“西萬公司”一詞代表了農民工潛在的心願，有個單位，“當個公家人，端上鐵飯碗”。這個詞在西萬路人市廣為流傳。農民攬活兒，人家一問，你是哪兒的？農民回答，俺是西萬公司的！大家都哈哈一笑，這是個農民夢想中的公司。
攬活兒，上工，領工錢；攬活兒，上工，領工錢……除了手上的老繭愈發厚實，“西萬公司”裡的日子似乎每天都在重複。
秋天裡的一件小事觸動了張煥財。有個農民工躺在人市的條凳上睡覺，一個“長毛閒人”來了，他“先是把農民工外面的口袋翻了個遍，掏出二元錢、打火機，然後解開民工的外衣紐扣，手伸進裡面衣服的口袋，接著再解開貼身襯衣，從襯衣的裡口袋裡掏出兩張十元，一張兩元，還有兩張一元”，全程旁若無人，每找到一樣東西，小偷還給圍觀的人做鬼臉。
張煥財想上前制止，卻被鄉黨按住，“他不是一個，跟前還有三個閒人呢，他一喊，至少來十幾個，還不把你給打死？”
幾十個農民工就這樣圍著，看小偷一層一層把熟睡的人的衣服撥開，這時有人說：“你看他，像是醫生給人做手術呢！”張煥財一聽，太形象了！這狗日的竊賊！要是電視臺來把他偷竊的全過程拍下來的話……
他決定自己拍。
張煥財在拍攝紀錄片。
“他幾乎是個最佳人選”
拍人市之前，張煥財已經拍了許多年的鄉村。
2005年，知名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參與了歐盟和民政部合作的一個村民自治培訓專案，他提出找村民來拍紀錄片。
吳文光招募到了10位農民拍攝者，其中就包括張煥財。
“他幾乎是個最佳人選”，吳文光還記得張煥財寫的報名信，說自己喜歡文學，喜歡寫作，發表過文章反映農民不公平的待遇，“他一直有話要說”，還附上了自己發表文章的影本。
張煥財給吳文光最深刻的印象是勤奮。經過簡單培訓後，每位農民拍攝者帶走了一台攝像機和10盤空白錄影帶，帶子能拍10個小時素材，“最後剪出10分鐘的短片”。其他人拍了三五盤，張煥財不僅把10盤帶子全拍完了，還自己買了20盤。
這些光碟都是張煥財拍攝的紀錄片。
張煥財拍的是《一次失敗的農村選舉》，他選了三個村子，“一個富裕的，一個窮的，一個征地搞開發的”，富村和搞開發的村子，好多人爭著當村幹部，給村裡人“每人發一包五塊錢的雲煙，那時候我們抽大雁塔，三毛錢”，而窮村則“選誰誰不願意當”。
拍攝的結果讓吳文光滿意。“效果超過十倍我對他的預估”。吳文光說，和專業的拍攝者相比，張煥財本身就屬於被拍攝場景和人群的一部分，“這就好比一棵樹對另一棵樹的打量。他就是其中的一棵樹，而不是一個闖入者”。“這個攝像機就像他身上多出來的器官一樣，最自然、鮮活。”
拍攝結束後，吳文光延續了這個專案，稱之為“村民影像計畫”，讓農民們繼續拍攝，每年可以來北京的工作室剪輯，報銷食宿和交通費用。張煥財一發不可收拾，連續6年，從《我的村子2006》一直拍到《我的村子2011》。《西萬公司》已經是他的第八部紀錄片作品。
他拍村裡的廟會，拍種田，拍村民閒談、下棋，拍自己和婆姨的炕頭聊天……
他拍鄉間的老標語，因為“每條標語代表了一段歷史”。張煥財每天騎著自行車出去找標語，抗美援朝時期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大躍進時期的，“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最多的就是文革時期的，毛主席語錄刷得到處都是。婆姨村子大隊部外有面高牆，上面滿滿的全是標語，大門兩邊是“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還有工農兵文化的、社教運動的，再近一些就是徵兵的、生產隊搞責任田的。
一條計劃生育標語最有趣，農村土牆上用紅漆刷著，一胎結紮，二胎上環，三胎流產。不知何時，“一”字被村民用鍋底灰上下各加了一筆，變成了“三胎結紮”，“二”被改成了“四”，“三”被改成了“五”。紅色油漆和黑色鍋底灰交映在一起，有一種“荒唐的反差”。
吳文光說，“我的村子”系列，張煥財把他和鄉親們的生活都拍了出來，充滿著“鄉土的情感和生活現實的抱怨”，通過這些片子，能看到他生活村子的底蘊和人情，“不是扁平的，是帶著冷和殘酷的”，是“鄉村的堅硬的詩意。”
張煥財。
“真實的潑煩日子”
拍人市之初，張煥財並沒有過多想“主題”的問題，他只想“真實的呈現那些潑煩日子”，“反映當前農民工的生存狀態”。
兩個包工頭搶活兒，各自帶著手底下的農民工去守攪拌機，誰也不許開工。幾十個農民工兩邊對峙，包工頭則在後面踱步。對峙了十多分鐘後，大老闆把兩個包工頭叫去訓話了，雙方的民工都輕鬆下來，有人坐在地上休息。
雙方開起了玩笑。有人說，包工頭他們爭風吃醋呢，我們為啥來？不就今天有沒工錢的事，劃得來拼命？
還有一次，來了個大老闆，幾輛大巴車把整個西萬路人市的農民工全拉走了，承諾一天給100塊錢，也沒說具體要幹啥。等到了地方大家才發現，他們要去充當打手，嚇唬那些不肯拆遷的村民。
一群人稀裡糊塗地往村裡走，結果沖出來四五十個老頭老太太，有人揮著鐵鍬，有人罵他們，“你個瓜人，啥錢掙不了，這個錢都掙！”一個農民工差點被鐵鍬打到，“嚇得屁滾尿流”。
在村民前面敗北以後，農民工們撤了回去。張煥財心裡很不是滋味，大家都是農民，為了100塊錢，就要站在對立面。結果最後錢也沒掙著，大老闆說，他們只幹了半天，一人只給50塊。
在人市上打工之余，張煥財一直在拍攝。為了方便拍攝，張煥財買了一台手機大小的手持DV，電量和記憶體都有限，有時拍了一天電要耗盡了，記憶體也滿了，突然發生了好玩的事，他也只能幹瞪眼。
張煥財買的DV機。
拍一些帶衝突的事情時，為了不讓被拍攝物件發現，張煥財儘量不看小DV的螢幕，假裝打電話，或隨意的放在胸前。有次農民工在工地上被砸傷，他拍了半天，最後發現記憶體滿了，根本沒拍進去；還有一次工頭吵架，他以為都拍了下來，結果發現沒按下錄製鍵。至於拍出來缺胳膊少腿只有半個腦袋的，更是比比皆是。
在工地上，他不止一次發現包工頭為了節約成本，往水泥裡摻東西，“這樣蓋出來的房子肯定不堅固，但是我不敢拍。”
拍農民工的日常生活時，他則大大方方地直接拍攝。“農民工不幹虧心事，不擔心被曝光，相反他們覺得有個攝像機能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會更好。”
有一年臘月二十七，一個工友決定不回家過年。他穿件髒兮兮的破棉襖，坐在人市的地上。張煥財把鏡頭對著他，喊他不要坐地上，太冷。工友“不在乎鏡頭對著他”，一臉疲憊的樣子，說反正我也沒地方可以去。
為了方便拍攝，張煥財甚至在人市邊上開過一家小飯館，2014年前後，城中村的一間小門面月租金只要300塊錢，他把攝像機架在桌子上拍，結果一個月下來，沒有拍到理想的素材，還賠了幾十塊錢。
張煥財拍攝的紀錄片截圖。
“把人市最興旺的時代送走了”
拍攝六年，張煥財發現，西安的人市也變了。
六年時間，“一個曾經興旺的、號稱十萬民工的民工村木塔寨拆遷，一個民工歇息找活的西萬路十字西南角的大城市公園拆遷，一個西安最大的惠民勞務市場拆遷，一個民工們日夜找活歇息的西萬路大十字架起了立交橋，張煥財感慨，從此農民工心目中的“西萬公司”等於是名存實亡了。
“西安人市最鼎盛的時候是2010年到2014年”，張煥財記得，那幾年是西安的拆遷高峰，農民工特別好找活兒幹，“感覺所有農村人都來了”。
文藝路人市有鐵欄杆圍成的約十畝地大的空地，鼎盛時期攬活兒的農民工能全站滿，“我們管那裡叫羊圈”。
農民工夜裡就住在附近的城中村，張煥財說，早先的農民工沒有現在“奢侈”，捨不得租房子，晚上就睡地上的大通鋪。城中村到處是供農民工歇腳的“旅館”，住一晚“一毛錢兩毛錢五毛錢的往上漲，漲到了後來一塊錢一塊五兩塊錢”。
那時太白南路人市旁的城中村木塔寨號稱住著10萬農民工，“早晨農民工洶湧而出，晚上像鳥兒一樣回來了。”
“那時候掙著一點工錢，夜裡都發愁沒地方藏，人窮了好像都成了賊，每晚上都有叫著罵著，說丟了錢的。每晚上都有人罵耍流氓呢！原來人把錢藏在貼身的胸部或者是三角褲裡也有人摸，不敢罵對方是賊，只好罵對方耍流氓。那會簡直懷疑晚上睡地鋪的不全是農民工，滿西安市的小偷都也來打地鋪了。”
這幾年，大規模的密集拆遷少了，攬活兒的方式也變了。以前是包工頭現場找農民工，現在更多通過手機聯繫，人市就慢慢蕭條了。
人市最繁華那幾年，張煥財也好找活，收入“相對高一點”，後來蕭條了，收入也少了，張煥財感覺自己“把人市最興旺的時代送走了。”
整座城市也在變化，在《西萬公司》裡，來人市上找人的車子，從以前一水的麵包車漸漸變成了小轎車；偶爾來維持秩序的員警，制服也換了幾茬，最近是穿著筆挺風衣的靚麗女警。城市也氣派了，以前街邊灰頭土臉的小鋪子換了招牌，“很大，很亮，門臉很氣派”，售樓中心、房屋仲介多了起來。
8月25日，《西萬公司》在西安一家影像沙龍上映。上映前，張煥財惴惴不安，畢竟，這是一部絕不專業的紀錄片，全部由張煥財自己剪輯，充斥著晃動的鏡頭、嘈雜的噪音，半身的人像，大量重複性的畫面……
光是雜音就數不過來，人群的吵鬧聲聲，工地上的磕頭機聲、拖拉機發動機聲、馬路上鳴笛聲、巡邏人驅散人群的吆喝聲、樹上的知了聲……
張煥財拍攝的紀錄片截圖。
農民的驕傲與掙扎
張煥財老了，不再經得住長年累月的重體力勞動，他和婆姨齊慧芳在南城一家農貿市場租了間鋪子，賣勞保用品。
鋪子不到10平米，顧客寥寥。
密匝匝的手套、圍裙、口罩、雨靴中間，張煥財和齊慧芳正圍著一張小桌，吃剛買來的秦鎮米皮。和油潑辣子的噴香味兒混在一起的，是對面調料店的嗆鼻味兒。
張煥財在他的勞保用品店看書。
齊慧芳並不認同張煥財的事業。“整天不掙錢還貼錢”。
小店一個月只能賺兩三千元，支撐不下去了，張煥財就去人市上打打零工。在齊慧芳看來，開店也是張煥財的私心，“我看店，他就能到處去拍。”
齊慧芳抱怨，來西安10年了，一起來的人早都買了房子，只有他們還是租房，也沒攢下錢。給30歲的兒子娶媳婦幾乎成了她的心病。“現在娶媳婦至少要花10多萬，還不算蓋房子。”別人給介紹物件，來了一問，有房子嗎？有車嗎？這事兒就黃了。
面對生活的一地雞毛，張煥財也煩惱，“我也想掙錢，錢不來找我，我有啥子辦法？”他說自己寫作、攝影，除了想“做點有價值的事”，也寄希望於籍此賺錢。
他想考進報社，但只有高中學歷，“最後只能給報社送報紙”。他曾進城，把一部做好的片子給一位朋友看，“人家看不都看”。他記得那年新聞裡整天是抓本拉登，一位幫他剪輯的朋友挖苦，你的片子要是能獲獎，本拉登都抓住了。後來本拉登被擊斃了，他的片子投稿還是“連門都摸不著”。
但張煥財有自己的傲氣，他堅信自己的東西是鮮活的，是“基層的土壤裡長出來的東西”，“我做的東西可能文化人還做不出來”。
他準備堅持拍下去，“我已經走到半山坡了，只能往上走”，他希望他的片子得到更多的人認可，有更多的放映場次，“我已經堅持了12年，再堅持15年，20年，盡我所能地堅持。”
《西萬公司》的結尾，長達兩分鐘的片段裡，一個穿格子T恤、褐色短褲的中年男子站在馬路對面，脖子上掛著一個紅色收音機，不知道在放著什麼曲子。男子面向馬路上的車流和人流，有節奏的扭動身體，手上下左右地比劃，似乎在指揮交通，又似乎在給音樂打拍子。
面對記者“他是不是精神不正常”的問題，張煥財顯得有點尷尬，他解釋，那是人市上的農民工，他的動作是勞動的動作，刮水泥、碼磚頭，“他是用自己的想像把自己的勞動表現出來”。
“他在那裡表演，那麼多車來車往，人來人往，別人對他視而不見。農民不管做什麼，外人看他都是不正常的，但用社會學或者人類學的視角來看，這個鏡頭是很有意義的。”
這個曾四次高考失利，多年堅持寫作和拍攝，仍住在出租房的農民，聲音忽然變得哀傷，“我就像那個農民工，別人當他不存在，也沒人當我存在。”
片子最後，這個男子轉向一側，像跳交誼舞一樣邁著小碎步，一步一步挪出了鏡頭。影片到此，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