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華僑被員警射殺後48小時：羅生門的案情，後真相的訴求
巴黎華僑劉少堯命案發生48小時之後，發酵程度令人驚訝。素來以低調隱忍著稱的旅法華人，因為一位父親之死，連續兩天走上街頭，甚至同法國警方發生暴力衝突，刷新了外界的觀感。
當地時間2017年3月28日，法國巴黎，亞裔群體在巴黎19區警察局外集會抗議。
我在法國經歷過的鄰里糾紛報警
在分析事件之前，我希望分享親身經歷兩件小事，這些事件性質各不相同，和很多旅法華人經歷比起來只是入門級，同此次槍擊案的嚴重程度更是無法相提並論，
第一件事發生在大約三四年前，當時我剛搬進巴黎郊區一套公寓沒多久，左鄰右舍都不認識。一個週末下午，突然有人用力捶門，從貓眼看出去，是三個膀大腰圓的光頭白人擠在門口大聲談笑，自己當時心裡一驚，
無奈之下，我只好撥電話報警。當接線員問能否辨別族裔面貌特徵時，除了貓眼中看到的“白人”、“光頭”這兩個特徵，我沒法提供更多資訊。大約半小時內，有三四名員警到了樓下，和傳說中的行動遲緩相比，算是快了很多。而就在等待期間，這三名不明身份人士也自行離開、不知所蹤。因此對我來說頗為尷尬的是，等員警上來，現場其實一片平靜。
領頭的員警問怎麼回事，我大概解釋了前因後果。
員警站在門廳端詳了一下房間和樓道格局，認為頂頭樓上的嫌疑比較大，於是敲開樓上鄰居的家門。果然，家裡正在開派對，開門的赫然就是剛才貓眼裡看到的三人之一，喝得醉醺醺，話也說不太利索，員警要求他們關掉音樂，告訴他們有人報警投訴，警告不許擾民。這位光頭鄰居（事後知道他是波蘭人）大著舌頭一通胡攪蠻纏，但沒有什麼對抗舉動，員警也沒有更好辦法，看到事態平息，肇事者身份也已經確認，除了驚嚇別無其他物質損失，於是疾言厲色地“建議”對方明天酒醒之後帶瓶香檳下樓賠禮道歉，簡單登記後就離開了——離開前倒是沒忘核查雙方的身份證件。
事後回顧全程，我發現整個邏輯其實不難理解：樓上波蘭鄰居開派對，三個人大概下樓買酒，回來錯把二樓當三樓，借著酒勁拍門、開鎖，一通胡鬧之後，發現搞錯了樓層，於是溜回自己家，結果還是招來了員警。香檳和道歉並沒有等到，此後出入還多次和這位波蘭鄰居打過照面，大家簡單問好，禮貌而冷淡，如此而已。
另一件小事則發生在去年搬家之後，同樣和樓上鄰居打過一次交道，不過這次倒不是糾紛，而是某天聽到樓上鄰居連續幾個小時大聲說話，起初以為是電話聊天，後來發現情況不對，好像是在求助，但上去敲門又不開，所以打了急救熱線。
消防員（同時承擔急救任務）很快到場，兵分兩路，一路敲門瞭解情況，另一路從我家窗戶外打探環境，打算掛梯子爬上去。看樣子這架勢不是破門而入，便是破窗而入。幸好樓上那一路不知怎麼撬開了門，把摔倒在地、爬不起來的老先生送到醫院，算是圓滿解決。
顯而易見，這兩件都只是生活瑣事（鄰里糾紛導致槍擊，無疑是極為罕見的例外），但至少對筆者而言，可以略略列出幾種心得。
第一，在法國，各種糾紛衝突中叫員警介入是平常事，除了鄰里糾紛和街頭鬥毆，我還見過母親在超市大聲叱駡追打孩子，店員勸阻無效直接報警；母女在路上激烈爭吵，母親主動電話報警等各種狀況。尤其是上歲數的法國人，更傾向于直接向員警求助。因此以中國式的“睦鄰友好”心態，指責鄰居“報假警”、“告惡狀”，因為報警而導致人命案，其實是附加了它所不能承受之重。
第二，在同一場事件中，各方可能抱有完全不一樣的認知，對於醉漢來說，強撬別人家門壓根不算件事（相反他的觀感是“這鑰匙今天怎麼不好使？”），而對於受驚嚇的鄰居來說，要準確辨別出這些膀大腰圓的白人究竟是哪個族裔，並初步判斷情勢決定開不開門，並不那麼容易，而通過貓眼，看到的就是近乎新納粹的惡棍；而對於員警來說，這不過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鄰里糾紛，憑藉經驗很容易解決，出動三四個人都是小題大做。
第三，當有員警敲門、並且明確知道家裡有人時，拒不開門肯定不是好主意，因為越是拒絕開門，員警眼中的危險程度越高。無論是員警還是消防員，當他們執行任務、並且主觀上判斷室內存在危急情況時，一定會破門而入，這和司法進程中申請搜查令完全是兩回事，以“沒有搜查令擅闖民宅”指責員警和現實語境離題萬里。
充滿疑點的羅生門事件
在命案發生48小時後，幾乎每個環節都存在疑點。這些疑點中，有的是事實要素曝光不充分所致，但也有一部分是當事人之間立場偏差所致。在這種狀況下，要形成一個堅實可靠的看法，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事發當晚到如今，各種相互矛盾的說法層出不窮，例如，當天出警的員警究竟是著制服還是便裝？是“兩男一女共3人”還是“四五十人”？劉少堯本人當天喝了多少酒？是否喝到醉酒的程度？事發當天曾有消息稱，他因為嫌樓上鄰居聲響擾民，所以帶著剪刀上樓理論，導致鄰居報警，第二天說法又變成樓上鄰居聽到小孩哭聲而報警，那麼死者和鄰居究竟是否曾經發生衝突？這一問題至關重要，因為“醉酒”和“持械”足以影響鄰居的判斷，很容易聲稱受到暴力恐嚇，且認定對方處於不清醒狀態；而警方也會傾向把當事人視為高風險人士。
此外，死者生前是否存在精神問題？法國媒體所報導的當事人此前曾經被鄰居投訴報警，並有精神科醫護人員介入治療，這一情節是否確實？還有報導稱他曾經攜帶鐵器在附近遊蕩，是媒體蓄意誤導，還是有據可查？目前都亟待確認。
而整場事件的核心疑點或許在於：員警破門而入之後的一分鐘、甚至是30秒、10秒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在這個最關鍵問題上，員警和親屬雙方各執一詞，法國媒體引述警方消息說，開門後劉少堯有攻擊行為，導致警員被刺傷腋下部位，如果這一情節屬實（傷者的身份、傷情都有待確認），那麼警方所謂“正當防衛”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立；如果查無此事，那麼雙方又是在何種情況下進行過對峙？親屬堅稱死者此前既沒有行刺、也沒有沖上去，並聲稱員警破門而入、不分青紅皂白舉槍就射，2秒鐘置人於死地，這在情理上是否可能？死者此前是否始終手持剪刀，還是如某些華文媒體所稱又變成晾衣杆？
如果員警在破門而入之前，根據接警情況，腦中營造的圖景是一個中年男人因為醉酒而神志不清、有威脅鄰居或者家暴嫌疑、拒不開門、持傷人兇器，而在隔門對峙期間的哭鬧混亂局面又加劇了這種懷疑；而在孩子眼中，背景則完全相反，是父親多喝了一點、聲音高了一點，有人聲稱是員警敲門但不知真假、強行闖入後舉槍就射......總之，這不僅是個事後的羅生門，很可能在慘劇發生之前，雙方就已經在各自頭腦中產生了羅生門般的想像。
無獨有偶，在美劇《國土安全》最新季中，也出現了一個可資對比的場景：主人公凱莉把孩子託付給昔日戰友奎恩臨時照顧，但後者深受“創傷後壓力綜合症”（PTSD）困擾，情緒高度不穩定，面對窗外示威者挑釁，他拔槍還擊，從而引發了“槍手劫持兒童藏匿室內”的恐慌。反恐特警破窗而入之後，凱利及時趕到，敦促奎恩放棄抵抗，否則後者極有可能死於亂槍之下。從這一虛構案例中不難發現，在對峙各方對同一事態的判斷大相徑庭時，武力上佔有優勢的一方如何理解事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此後的走向。
在“客觀真實”之外，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在這個極為封閉的空間內，只存在立場極為對立的雙方，如果最終無法通過證人證言或者物證達成有說服力的結論，必須訴諸於調查者的一錘定音，那麼華人社群是否已經準備好接受對己不利的結論？還是說，所謂正義，必須是對我們有利的才算正義？如果調查結果認定涉事法國警員違反規程、濫用槍支，華人社群固然會滿意，但如果調查認定警員沒有嚴重過失，華人又該如何看待？正如2014年震動全美的密蘇里州弗格森鎮的“邁克爾-布朗案”中，槍殺布朗的白人警官被黑人社群千夫所指，卻最終被陪審團宣告無罪，如果這一情節在法國上演，旅法華人是否也會走上更加激烈對抗的道路？
“後真相”時代與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儘管在眼下階段，本案中還有眾多疑點尚待澄清。但令人憂慮的是，即便在這種混沌情況下，旅法華人群體的情緒在極短時間內就達到了燃點，尤其社交媒體上一片群情激憤，喊打喊殺，有人呼籲去19區警察局進行不間斷示威，有人散佈街頭暴亂、毆打員警、焚燒警車視頻，鼓吹“以暴制暴”，有人發動去中餐館拿啤酒瓶向員警投擲。在這種心態背景下，3月27日晚間，大約200到300名華人聚集到巴黎19區警察局門前抗議示威，場面隨後失控，示威者不僅同員警對峙並投擲石塊，並且推翻路障、焚燒車輛，據當地媒體報導稱，對峙造成3名員警受傷，被捕人數從起先的3人暴增至35人，而華人的社交媒體上，則到處是示威者頭破血流的畫面，以及對法國警方的強烈譴責。而28日，示威規模擴大到500人，同樣發生投擲雜物和警方以催淚瓦斯回應的劇烈衝突。
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以及特朗普在美國充滿爭議的勝利，使得“後真相政治”進入公眾視野。根據這一概念，“事實勝於雄辯”已成過去時，情緒與話術才是制勝因素。某種意義上說，“後真相”並不是英美專屬的更高級（或者更低級）玩意，它深植於人性當中，也正因此，中國人並不天然地對“後真相”有免疫力，一旦和固有的族群身份掛鉤，很容易血氣上湧，成燎原之勢，從反日、反美、反法到反韓，這在歷史上已經反復多次證明。
多年之前，人們曾經討論過“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聚焦於對資訊的扭曲和操控；而如今，似乎“後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儼然成為反覆運算產品，資訊的扭曲和操控依然存在，但重要性已經讓位於身份認同本身。無論是英國式的“拿回我們的控制權”，還是美國式的“讓美國再度偉大”，“後真相政治”的核心策略，都是直接訴諸於身份。而中國的海外移民，恰恰在身份認同這一點上尤其強固。
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崛起帶來的海外華人“與有榮焉”，同法國的一個獨特歷史背景相扞格。相比美國，法國的融入與同化政策有其獨特之處，就是不承認馬賽克式的“社群抱團”（communautarisme），而期望每一個人都成為單一、均質的法蘭西公民。旅法華人的抱團取暖，卻恰恰觸到了這個痛點。經歷了多年抗爭之後，非裔和阿拉伯裔移民無論內心如何認同母國，但行動策略卻是訴諸于“共和”“平等”“博愛”“公民權”，罕有人聲稱“我來自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所以需要特別對待”，但華人卻往往本能地訴諸身份獨特性，認為自己勤奮努力，是模範少數族裔，所以值得另眼對待（例如要求對城區北部Aubervilliers中國工廠倉庫區增派巡邏警力）；更有甚者，此次風潮中還有聲音提出，中國購買了法國多少國債、為法國帶來多少億商業合同、買了老佛爺百貨商場多少東西，而法國警方非但保護不力，反而另加戕害，可謂恩將仇報。而無論訴諸內部還是外部因素，這種“社群抱團”做法，或者說一種變相的民族主義策略（當然在不同代際之間做法有差異），在法國都將面臨著額外阻力。
與這種“社群抱團”相伴生的，還有社群間的割裂。和旅美華人對墨西哥裔移民的歧視一樣，旅法華人對非裔和阿拉伯裔的歧視，毋庸諱言是顯而易見的普遍現象。在日常生活中，華人對非裔和阿裔移民往往持強烈的警惕和敵視態度。而當法國警方同這兩大族裔關係頻生事端時——最典型的是2017年初黑人青年Theo被四名員警虐待——華人社群基本要麼無動於衷，要麼冷嘲熱諷。即便居於弱勢的少數族裔，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社群抱團”現象，但鑒於長期以來的隔絕狀況，華人此次抗議活動，恐怕也很難得到橫向其他族裔的理解和回應。
結語
在槍擊事件剛剛發生48小時之際，本案還有太多的疑點等待澄清與破解，而在這一關頭，使館出面表示關切、僑社領袖向法國警方施壓、普通民眾表達憤怒，甚至考慮到總統大選背景，期待以選票作為杠杆來加速解決問題，某種程度上說這都是勢所必至、無可厚非。現實一點說，訴諸身份是一種便捷的動員工具，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它都將長期存在。
然而，眼下展現的危險苗頭在於，如果這種社會博弈演變成“不管事實真相如何，你必須先給我個說法”，各方都很難從中解套，因為這項條件與訴求根本是自相矛盾的，尤其是當這種訴求用華人社群罕見的暴力手段表達出來，參與者可能會覺得“揚我族威”，但在惡化社會輿論觀感方面，可能失分更多。而華人所習慣的“社群抱團”策略訴求，也很容易把自己鎖死在這種路徑依賴當中。
和多數旅法華人一樣，筆者對法國行政效率低下、態度惡劣深有體會，例如居留、社保延宕日久、簽證被警察局無端刁難等等，也曾因為微小過錯被巡邏員警威脅帶回警局羈押，凡此種種，都讓人深惡痛絕。包括此次劉少堯命案，當然不排除警員濫用武力的可能性，但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把自己降到那種不問事實真相就輕易站隊、動輒祭出“歧視中國人”的理由，更不是“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或“以暴制暴”的理由。
喝得醉醺醺，話也說不太利索，員警要求他們關掉音樂，告訴他們有人報警投訴，警告不許擾民。這位光頭鄰居（事後知道他是波蘭人）大著舌頭一通胡攪蠻纏，但沒有什麼對抗舉動，員警也沒有更好辦法，看到事態平息，肇事者身份也已經確認，除了驚嚇別無其他物質損失，於是疾言厲色地“建議”對方明天酒醒之後帶瓶香檳下樓賠禮道歉，簡單登記後就離開了——離開前倒是沒忘核查雙方的身份證件。事後回顧全程，我發現整個邏輯其實不難理解：樓上波蘭鄰居開派對，三個人大概下樓買酒，回來錯把二樓當三樓，借著酒勁拍門、開鎖，一通胡鬧之後，發現搞錯了樓層，於是溜回自己家，結果還是招來了員警。香檳和道歉並沒有等到，此後出入還多次和這位波蘭鄰居打過照面，大家簡單問好，禮貌而冷淡，如此而已。
另一件小事則發生在去年搬家之後，同樣和樓上鄰居打過一次交道，不過這次倒不是糾紛，而是某天聽到樓上鄰居連續幾個小時大聲說話，起初以為是電話聊天，後來發現情況不對，好像是在求助，但上去敲門又不開，所以打了急救熱線。
消防員（同時承擔急救任務）很快到場，兵分兩路，一路敲門瞭解情況，另一路從我家窗戶外打探環境，打算掛梯子爬上去。看樣子這架勢不是破門而入，便是破窗而入。幸好樓上那一路不知怎麼撬開了門，把摔倒在地、爬不起來的老先生送到醫院，算是圓滿解決。
顯而易見，這兩件都只是生活瑣事（鄰里糾紛導致槍擊，無疑是極為罕見的例外），但至少對筆者而言，可以略略列出幾種心得。
第一，在法國，各種糾紛衝突中叫員警介入是平常事，除了鄰里糾紛和街頭鬥毆，我還見過母親在超市大聲叱駡追打孩子，店員勸阻無效直接報警；母女在路上激烈爭吵，母親主動電話報警等各種狀況。尤其是上歲數的法國人，更傾向于直接向員警求助。因此以中國式的“睦鄰友好”心態，指責鄰居“報假警”、“告惡狀”，因為報警而導致人命案，其實是附加了它所不能承受之重。
第二，在同一場事件中，各方可能抱有完全不一樣的認知，對於醉漢來說，強撬別人家門壓根不算件事（相反他的觀感是“這鑰匙今天怎麼不好使？”），而對於受驚嚇的鄰居來說，要準確辨別出這些膀大腰圓的白人究竟是哪個族裔，並初步判斷情勢決定開不開門，並不那麼容易，而通過貓眼，看到的就是近乎新納粹的惡棍；而對於員警來說，這不過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鄰里糾紛，憑藉經驗很容易解決，出動三四個人都是小題大做。
第三，當有員警敲門、並且明確知道家裡有人時，拒不開門肯定不是好主意，因為越是拒絕開門，員警眼中的危險程度越高。無論是員警還是消防員，當他們執行任務、並且主觀上判斷室內存在危急情況時，一定會破門而入，這和司法進程中申請搜查令完全是兩回事，以“沒有搜查令擅闖民宅”指責員警和現實語境離題萬里。
充滿疑點的羅生門事件
在命案發生48小時後，幾乎每個環節都存在疑點。這些疑點中，有的是事實要素曝光不充分所致，但也有一部分是當事人之間立場偏差所致。在這種狀況下，要形成一個堅實可靠的看法，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事發當晚到如今，各種相互矛盾的說法層出不窮，例如，當天出警的員警究竟是著制服還是便裝？是“兩男一女共3人”還是“四五十人”？劉少堯本人當天喝了多少酒？是否喝到醉酒的程度？事發當天曾有消息稱，他因為嫌樓上鄰居聲響擾民，所以帶著剪刀上樓理論，導致鄰居報警，第二天說法又變成樓上鄰居聽到小孩哭聲而報警，那麼死者和鄰居究竟是否曾經發生衝突？這一問題至關重要，因為“醉酒”和“持械”足以影響鄰居的判斷，很容易聲稱受到暴力恐嚇，且認定對方處於不清醒狀態；而警方也會傾向把當事人視為高風險人士。
此外，死者生前是否存在精神問題？法國媒體所報導的當事人此前曾經被鄰居投訴報警，並有精神科醫護人員介入治療，這一情節是否確實？還有報導稱他曾經攜帶鐵器在附近遊蕩，是媒體蓄意誤導，還是有據可查？目前都亟待確認。
而整場事件的核心疑點或許在於：員警破門而入之後的一分鐘、甚至是30秒、10秒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在這個最關鍵問題上，員警和親屬雙方各執一詞，法國媒體引述警方消息說，開門後劉少堯有攻擊行為，導致警員被刺傷腋下部位，如果這一情節屬實（傷者的身份、傷情都有待確認），那麼警方所謂“正當防衛”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立；如果查無此事，那麼雙方又是在何種情況下進行過對峙？親屬堅稱死者此前既沒有行刺、也沒有沖上去，並聲稱員警破門而入、不分青紅皂白舉槍就射，2秒鐘置人於死地，這在情理上是否可能？死者此前是否始終手持剪刀，還是如某些華文媒體所稱又變成晾衣杆？
如果員警在破門而入之前，根據接警情況，腦中營造的圖景是一個中年男人因為醉酒而神志不清、有威脅鄰居或者家暴嫌疑、拒不開門、持傷人兇器，而在隔門對峙期間的哭鬧混亂局面又加劇了這種懷疑；而在孩子眼中，背景則完全相反，是父親多喝了一點、聲音高了一點，有人聲稱是員警敲門但不知真假、強行闖入後舉槍就射......總之，這不僅是個事後的羅生門，很可能在慘劇發生之前，雙方就已經在各自頭腦中產生了羅生門般的想像。
無獨有偶，在美劇《國土安全》最新季中，也出現了一個可資對比的場景：主人公凱莉把孩子託付給昔日戰友奎恩臨時照顧，但後者深受“創傷後壓力綜合症”（PTSD）困擾，情緒高度不穩定，面對窗外示威者挑釁，他拔槍還擊，從而引發了“槍手劫持兒童藏匿室內”的恐慌。反恐特警破窗而入之後，凱利及時趕到，敦促奎恩放棄抵抗，否則後者極有可能死於亂槍之下。從這一虛構案例中不難發現，在對峙各方對同一事態的判斷大相徑庭時，武力上佔有優勢的一方如何理解事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此後的走向。
在“客觀真實”之外，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在這個極為封閉的空間內，只存在立場極為對立的雙方，如果最終無法通過證人證言或者物證達成有說服力的結論，必須訴諸於調查者的一錘定音，那麼華人社群是否已經準備好接受對己不利的結論？還是說，所謂正義，必須是對我們有利的才算正義？如果調查結果認定涉事法國警員違反規程、濫用槍支，華人社群固然會滿意，但如果調查認定警員沒有嚴重過失，華人又該如何看待？正如2014年震動全美的密蘇里州弗格森鎮的“邁克爾-布朗案”中，槍殺布朗的白人警官被黑人社群千夫所指，卻最終被陪審團宣告無罪，如果這一情節在法國上演，旅法華人是否也會走上更加激烈對抗的道路？
“後真相”時代與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儘管在眼下階段，本案中還有眾多疑點尚待澄清。但令人憂慮的是，即便在這種混沌情況下，旅法華人群體的情緒在極短時間內就達到了燃點，尤其社交媒體上一片群情激憤，喊打喊殺，有人呼籲去19區警察局進行不間斷示威，有人散佈街頭暴亂、毆打員警、焚燒警車視頻，鼓吹“以暴制暴”，有人發動去中餐館拿啤酒瓶向員警投擲。在這種心態背景下，3月27日晚間，大約200到300名華人聚集到巴黎19區警察局門前抗議示威，場面隨後失控，示威者不僅同員警對峙並投擲石塊，並且推翻路障、焚燒車輛，據當地媒體報導稱，對峙造成3名員警受傷，被捕人數從起先的3人暴增至35人，而華人的社交媒體上，則到處是示威者頭破血流的畫面，以及對法國警方的強烈譴責。而28日，示威規模擴大到500人，同樣發生投擲雜物和警方以催淚瓦斯回應的劇烈衝突。
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以及特朗普在美國充滿爭議的勝利，使得“後真相政治”進入公眾視野。根據這一概念，“事實勝於雄辯”已成過去時，情緒與話術才是制勝因素。某種意義上說，“後真相”並不是英美專屬的更高級（或者更低級）玩意，它深植於人性當中，也正因此，中國人並不天然地對“後真相”有免疫力，一旦和固有的族群身份掛鉤，很容易血氣上湧，成燎原之勢，從反日、反美、反法到反韓，這在歷史上已經反復多次證明。
多年之前，人們曾經討論過“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聚焦於對資訊的扭曲和操控；而如今，似乎“後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儼然成為反覆運算產品，資訊的扭曲和操控依然存在，但重要性已經讓位於身份認同本身。無論是英國式的“拿回我們的控制權”，還是美國式的“讓美國再度偉大”，“後真相政治”的核心策略，都是直接訴諸於身份。而中國的海外移民，恰恰在身份認同這一點上尤其強固。
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崛起帶來的海外華人“與有榮焉”，同法國的一個獨特歷史背景相扞格。相比美國，法國的融入與同化政策有其獨特之處，就是不承認馬賽克式的“社群抱團”（communautarisme），而期望每一個人都成為單一、均質的法蘭西公民。旅法華人的抱團取暖，卻恰恰觸到了這個痛點。經歷了多年抗爭之後，非裔和阿拉伯裔移民無論內心如何認同母國，但行動策略卻是訴諸于“共和”“平等”“博愛”“公民權”，罕有人聲稱“我來自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所以需要特別對待”，但華人卻往往本能地訴諸身份獨特性，認為自己勤奮努力，是模範少數族裔，所以值得另眼對待（例如要求對城區北部Aubervilliers中國工廠倉庫區增派巡邏警力）；更有甚者，此次風潮中還有聲音提出，中國購買了法國多少國債、為法國帶來多少億商業合同、買了老佛爺百貨商場多少東西，而法國警方非但保護不力，反而另加戕害，可謂恩將仇報。而無論訴諸內部還是外部因素，這種“社群抱團”做法，或者說一種變相的民族主義策略（當然在不同代際之間做法有差異），在法國都將面臨著額外阻力。
與這種“社群抱團”相伴生的，還有社群間的割裂。和旅美華人對墨西哥裔移民的歧視一樣，旅法華人對非裔和阿拉伯裔的歧視，毋庸諱言是顯而易見的普遍現象。在日常生活中，華人對非裔和阿裔移民往往持強烈的警惕和敵視態度。而當法國警方同這兩大族裔關係頻生事端時——最典型的是2017年初黑人青年Theo被四名員警虐待——華人社群基本要麼無動於衷，要麼冷嘲熱諷。即便居於弱勢的少數族裔，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社群抱團”現象，但鑒於長期以來的隔絕狀況，華人此次抗議活動，恐怕也很難得到橫向其他族裔的理解和回應。
結語
在槍擊事件剛剛發生48小時之際，本案還有太多的疑點等待澄清與破解，而在這一關頭，使館出面表示關切、僑社領袖向法國警方施壓、普通民眾表達憤怒，甚至考慮到總統大選背景，期待以選票作為杠杆來加速解決問題，某種程度上說這都是勢所必至、無可厚非。現實一點說，訴諸身份是一種便捷的動員工具，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它都將長期存在。
然而，眼下展現的危險苗頭在於，如果這種社會博弈演變成“不管事實真相如何，你必須先給我個說法”，各方都很難從中解套，因為這項條件與訴求根本是自相矛盾的，尤其是當這種訴求用華人社群罕見的暴力手段表達出來，參與者可能會覺得“揚我族威”，但在惡化社會輿論觀感方面，可能失分更多。而華人所習慣的“社群抱團”策略訴求，也很容易把自己鎖死在這種路徑依賴當中。
和多數旅法華人一樣，筆者對法國行政效率低下、態度惡劣深有體會，例如居留、社保延宕日久、簽證被警察局無端刁難等等，也曾因為微小過錯被巡邏員警威脅帶回警局羈押，凡此種種，都讓人深惡痛絕。包括此次劉少堯命案，當然不排除警員濫用武力的可能性，但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把自己降到那種不問事實真相就輕易站隊、動輒祭出“歧視中國人”的理由，更不是“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或“以暴制暴”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