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年間」私立大學校長的政界人脈
光華大學大禮堂被命名為“豐壽堂”。
01
1925年6月，聖約翰大學553位學生因反對美籍校長侮辱國旗憤而離校，
聖約翰大學六三事件現場。
當時上海各私立大學都聘請滬上工商銀行界的名流擔任校董。然而，各校的校董會制度並未真正有效確立，多是裝點門面的產物。光華大學亦是先有學校而後才組織校董會，張壽鏞廣泛拉攏工商界人士進入校董會，以應付環境。目前幾乎沒有看到光華大學校董會開會的資料。對光華大學而言，這些商界校董實為疏離的群體。
1925年9月，光華大學舉辦首次開學典禮。
從光華大學歷年的財務情況上看，也可證明商界校董的籌款作用甚是微弱。1926年，學校獲得的捐款僅6233元，借款則高達6萬元。1930年，學校僅獲得110元捐款，借款將近9萬元。有研究者謂，近代中國私立大學之所以存在，
02
1927年5月，張壽鏞被蔣介石啟用，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江蘇省財政廳廳長。張壽鏞利用地位從大學院為光華謀得5萬元續江海關二五庫券的建設費，
張壽鏞
張壽鏞作為前北洋政府官僚，在國民政府內根基不深，但與蔣介石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張壽鏞受蔣介石啟用，
1930年4月，張壽鏞之子，光華大學政治學系教員張星聯、學生張華聯被匪徒綁架。蔣介石獲悉後，當即電令淞滬司令熊式輝，要求特別注意設法剿滅綁架張壽鏞二子的匪徒。
03
張壽鏞作為財政官僚，長期為政府理財，承受著來自民間的巨大壓力。1932年7月，張壽鏞以年老體衰為名正式辭去所有官職，專心辦理光華大學。然而，蔣介石十分重視張壽鏞，曾親自致電上海市市長張群，要求“張壽鏞須挽留”。因此，蔣介石和張壽鏞之間達成私人協定，以私人身份為政府理財。由於此種關係，張壽鏞儘管辭職，仍然可以利用身份優勢，為光華大學爭取一定的利益。
1933年5月，教育部部長王世傑公佈《二十二年度各大學及獨立學院招生辦法》，規定裁汰不合格的文法科。光華大學作為私立大學，文科生占絕大多數。限制文法科的政策，必然會對學校的招生造成致命打擊。1933年6月，張壽鏞親自致電南昌行營的蔣介石，希望其命令王世傑收回成命。
不過，此種管道並不長久。1935年以後，政府對上海大銀行進行改組，並接管小的商業銀行。在此種情況下，張壽鏞這種國民政府與上海工商界之間仲介人的作用日益微小，在政治上亦逐漸邊緣化，失去與蔣介石直接聯絡的管道。此時，私立大學對政府的依賴加重。從1933年開始，中央教育經費開始補貼私立大學。私立大學校長若在政府中擁有一定的人脈，可能會獲得更多的補助。各私立大學紛紛轉而聘請國民政府的政界要人擔任校董，希望他們為學校爭取資源。
翁文灝
1936年，張壽鏞的親家翁文灝被任命為行政院秘書長。張壽鏞遂於該年聘請其擔任校董。1937年，復旦、光華、大夏、大同大學四校籌畫聯合內遷，正是翁文灝代表張壽鏞與王世傑接洽。由此可見，張壽鏞致仕後，翁文灝成為他與政府聯絡的新管道。
04
抗戰爆發後，光華大學在成都組建分部。張壽鏞在政界的依靠力量為孔祥熙、朱家驊。
孔祥熙
朱家驊
張壽鏞和孔祥熙曾是財政系統的同僚。建校初期，孔祥熙曾撥發給光華3萬元。為報答孔祥熙，成都分部將附中校舍命名為“祥熙堂”。1941年2月，財政部臨時追加各校救濟費100萬元，孔祥熙分撥7萬元給成都分部。然而，孔祥熙深諳商人的精明算計，處事圓滑通融，與各界人士都維持一種良好關係。他同時擔任很多大學的校董，相助不過是順勢而為，也談不上特殊照顧。
張壽鏞與朱家驊同是浙江人，又同是孫科內閣的部委首腦。朱家驊是學者從政，願意與文教界廣結善緣，充當知識份子的保護傘，也頗得知識界擁戴。1939年5月，張壽鏞加聘朱家驊為校董。對張壽鏞而言，朱家驊的作用主要是向教育部為光華爭取資源。張壽鏞與抗戰時期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並無淵源。因此為光華涉及籌款之事，他在以私函向陳立夫求助之外，都請朱家驊從中關說努力。
朱家驊最初一直被外界目為CC。隨著他擔任中統局局長、中央組織部長，逐漸與CC分庭抗禮。因此，抗戰以後，朱家驊和陳立夫有一個從親到疏的過程。從兩人就光華財政的來往公文來看，雖然每次朱家驊都盡到為張壽鏞關說的義務，但陳立夫卻以種種藉口敷衍朱家驊。張壽鏞選擇了朱家驊為中央的靠山，最後形同將學校的派系立場定格在朱家驊一方，可能會使光華無形中充當了朱陳內鬥的犧牲品。
05
抗戰時期，光華大學在成都建立分部。張壽鏞也十分注意爭取地方實力派的支持，尤其是劉湘一系。不過，張壽鏞與劉湘系並無淵源，關係主要通過副校長謝霖建立。1935年4月，謝霖被財政部任命為代四川財政特派員，受命調查整理四川金融財政，與四川省主席劉湘相交有素。劉湘對教育頗為熱心，光華大學成都分部的創辦事宜立即獲得了四川省政府的支持。
光華大學成都分校。
由此，張壽鏞委託謝霖聘請劉湘親信鄧漢祥、甘績鏞、繆秋傑等人擔任校董。1937年12月，四川省政府准許光華辦校用地免征田稅，並撥款5萬元用於學校遷建。劉湘、鄧漢祥、甘績鏞各捐教室1座。繆秋傑以四川鹽務管理局的名義，向自貢自流井富榮鹽場全體商人捐助建築經費2萬元。光華校方也盡可能回報捐贈者，將學校建築均冠以捐贈者之名。
1938年1月，率軍出川抗戰的劉湘病逝於漢口。四川省主席由鄧漢祥、王瓚緒等代理。其後，蔣介石任命張群為四川省主席，省政被中央控制。劉湘的去世導致四川地方權力格局的變動，並間接對光華造成影響。
1940年12月，光華校方致函張群，歷數光華在川辦學的歷史，表示了戰後永遠留川的決心，懇請從1940年7月起，每年由省政府補助5.5萬元。張群顯然不願為一所私立大學增加額外負擔，以“本省財政極度拮据”為由，將救濟教育的責任轉嫁給教育部。張壽鏞向地方政府求助的努力受阻，在地方編織政界人脈的努力失敗。由於光華大學在川缺乏政治依靠，地方軍閥鄧錫侯、向傳義於1943年秋支持學生發動學潮，接管成都分部。抗戰勝利後，該校由川人接辦，與本部徹底脫離關係。
06
近代中國的私立大學多倉促建立，雖然確立了校董會制度，聘請工商銀行界要人擔任校董，但商界校董們和大學並無共存關係，不能有效起到籌畫資金的作用。隨著國家教育財政的正規化，私立大學最穩妥的途徑便是向國家爭取資源。因此，私立大學校長的政界人脈，對學校的生存和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
然而，近代中國政局變幻，所謂的政界人脈常常脆弱。私立大學校長政壇地位的變動，決定了政界人脈的有無，進而影響經濟資源的有無。在缺乏利益交換的前提下，所謂的政界人脈，亦很難真正發生效力。而且，在政壇派系鬥爭的前提下，選擇依附一種政治勢力，便意味著疏離於另外一種，反而可能會給自己帶來阻力。因此，如何建構政界人脈，如何利用政界人脈，與私立大學校長的視野有關，也對他們的智慧構成某種考驗。
韓戍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作者：韓戍
編輯：王富聰 田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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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張壽鏞作為財政官僚，長期為政府理財，承受著來自民間的巨大壓力。1932年7月，張壽鏞以年老體衰為名正式辭去所有官職，專心辦理光華大學。然而，蔣介石十分重視張壽鏞，曾親自致電上海市市長張群，要求“張壽鏞須挽留”。因此，蔣介石和張壽鏞之間達成私人協定，以私人身份為政府理財。由於此種關係，張壽鏞儘管辭職，仍然可以利用身份優勢，為光華大學爭取一定的利益。
1933年5月，教育部部長王世傑公佈《二十二年度各大學及獨立學院招生辦法》，規定裁汰不合格的文法科。光華大學作為私立大學，文科生占絕大多數。限制文法科的政策，必然會對學校的招生造成致命打擊。1933年6月，張壽鏞親自致電南昌行營的蔣介石，希望其命令王世傑收回成命。
不過，此種管道並不長久。1935年以後，政府對上海大銀行進行改組，並接管小的商業銀行。在此種情況下，張壽鏞這種國民政府與上海工商界之間仲介人的作用日益微小，在政治上亦逐漸邊緣化，失去與蔣介石直接聯絡的管道。此時，私立大學對政府的依賴加重。從1933年開始，中央教育經費開始補貼私立大學。私立大學校長若在政府中擁有一定的人脈，可能會獲得更多的補助。各私立大學紛紛轉而聘請國民政府的政界要人擔任校董，希望他們為學校爭取資源。
翁文灝
1936年，張壽鏞的親家翁文灝被任命為行政院秘書長。張壽鏞遂於該年聘請其擔任校董。1937年，復旦、光華、大夏、大同大學四校籌畫聯合內遷，正是翁文灝代表張壽鏞與王世傑接洽。由此可見，張壽鏞致仕後，翁文灝成為他與政府聯絡的新管道。
04
抗戰爆發後，光華大學在成都組建分部。張壽鏞在政界的依靠力量為孔祥熙、朱家驊。
孔祥熙
朱家驊
張壽鏞和孔祥熙曾是財政系統的同僚。建校初期，孔祥熙曾撥發給光華3萬元。為報答孔祥熙，成都分部將附中校舍命名為“祥熙堂”。1941年2月，財政部臨時追加各校救濟費100萬元，孔祥熙分撥7萬元給成都分部。然而，孔祥熙深諳商人的精明算計，處事圓滑通融，與各界人士都維持一種良好關係。他同時擔任很多大學的校董，相助不過是順勢而為，也談不上特殊照顧。
張壽鏞與朱家驊同是浙江人，又同是孫科內閣的部委首腦。朱家驊是學者從政，願意與文教界廣結善緣，充當知識份子的保護傘，也頗得知識界擁戴。1939年5月，張壽鏞加聘朱家驊為校董。對張壽鏞而言，朱家驊的作用主要是向教育部為光華爭取資源。張壽鏞與抗戰時期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並無淵源。因此為光華涉及籌款之事，他在以私函向陳立夫求助之外，都請朱家驊從中關說努力。
朱家驊最初一直被外界目為CC。隨著他擔任中統局局長、中央組織部長，逐漸與CC分庭抗禮。因此，抗戰以後，朱家驊和陳立夫有一個從親到疏的過程。從兩人就光華財政的來往公文來看，雖然每次朱家驊都盡到為張壽鏞關說的義務，但陳立夫卻以種種藉口敷衍朱家驊。張壽鏞選擇了朱家驊為中央的靠山，最後形同將學校的派系立場定格在朱家驊一方，可能會使光華無形中充當了朱陳內鬥的犧牲品。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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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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