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文化盛行，是中國年輕人提前衰老了？
你大概也注意到，自2016年7月“葛優躺”走紅以來，在網路空間旋即掀起了一場叫“喪”的文化潮流。“感覺被掏空”、“空巢青年”、“90後中年人”，還有“保溫杯”與“中年危機”，
我們困惑、迷茫，我們感歎大半生已定型，害怕日復一日再無改變。生活不易，我們甚至把父母輩說的“中年危機”拿來作為一種修飾外衣，聲稱自己也遭遇了這種危機，以敘述和表達內心的慌張。
所有這些，到底是在向後退，還是一種無聲的抵抗？
在102年前的今天，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在上海創立，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出《敬告青年》一文。雜誌次年改名《新青年》，
百年間，一輩輩年輕人，他們在整個社會中的位置數經變遷。有時，被賦予過於沉重的革新標籤，有時，被推至波瀾前方負重。而今，年輕人有了更多的自主，崇愛個性和自由，然而，生活讓我們變得焦慮不安。
到底什麼是青年？什麼是青春？這是人們逃避不了的問題。現在來看我們今天的文章。作者唐小兵從近期的保溫杯、許知遠出發，
文/唐小兵
百年變遷
從青春崇拜到“保溫杯”
從對手持泡枸杞的保溫杯的“中年人”的調侃嘲諷，到新近這一輪對於70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許知遠的網路狂歡式的攻擊與謾駡，形成了這段時間最令人矚目的一種以年齡和視野為劃分人群標準的社會文化現象，
▲黑豹樂隊的鼓手趙明義。右圖是青年時的他，左圖是現在的他，
那麼，青春究竟意味著什麼？它僅僅是自然年齡的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展示嗎？還是意味著對於整個社會文化的狀況與體制有一種內在的批判性視野，並且這種批判性同時也指向對自我的深度反省？青春僅僅是跟流行文化銜接緊密的一種消費意識形態的荷爾蒙分泌嗎？就像雙雙崩盤的青春偶像的兩端韓寒與郭敬明現象所隱喻的那樣？
無論是清末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還是五四新文化醞釀而出的新青年，或者之後的革命青年，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在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進化論的影響之下，形成了一種民族國家危機時刻的青春崇拜症。
青春既是李大釗的名篇《青春》所熱烈歌頌而被寄予厚望的存在，他及那一代追求進步的知識人認為要想青春之中華降臨華夏就必須讓老人和中年人退出歷史舞臺，給青年人騰挪出社會文化和政治表達空間，新舊之間勢不兩立。政黨領導的革命尤其注重發掘青年人所蘊藏的巨大政治能量，掌控新式報刊和文化資本的知識精英也特別注重吸納具有社會改造理想的文學青年加盟其中。
這就從晚清民國開始形成了一種極為強烈的青年崇拜現象，也就是社會學家陳映芳教授在《“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中所解析的那樣，青年被賦予了一種巨大的社會政治與文化使命，負荷了也許不該承擔的過度社會角色。這對於崇尚經驗與積累也因此尊奉老者的中國文化傳統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逆轉，也就意味著在青年與中年人之間，發生了一種朝向未來而割裂過去的“權勢轉移”，在這種進步主義和革命意識形態的論述之下，青年人嘲弄中年人，中年人挖苦老年人，就形成了一種在代際之間的類似于人類學家王明珂所分析的“一截罵一截”現象。
但請注意，青春文化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對於具有極大的社會改造能量甚至破壞力的青年群體，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中，社會各界尤其是政治力量也特別注重防範、規訓乃至吸納，正如已故臺灣學者黃金麟的分析所展現的那樣，對身體的管控與規訓是新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一環，而這種規訓毫無疑問也會培養一種順服甚至依賴於體制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回到將保溫杯與許知遠這個話題上來，就會發現這本來是兩個並不相關甚至相反的存在，卻悖論般被扭合在幾乎同一個時代刷爆公共議題。
保溫杯所隱喻的是“苟利身體生死以”的養生主義，折射出一種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學乃至一種溫吞吞狀態。而許知遠毫無疑問是這個時代最不合時宜的人之一了，他身上彌漫著強烈的精英意識（這種精英意識在20世紀反精英主義的革命文化的映照之下也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而這個時代需要的是將自身安置在精神舒適區的偽貴族。
他是一個對這個時代充滿不滿、憤怒和不屑的人文主義者（幾乎所有的人文主義者都對於過去失落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情趣有一種懷舊的迷戀），他貌似從來沒想過在與這個時代和解的假面舞會中實現對自我的寬恕與接納，或與國家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雙重調情，因此在公眾視野之中，他就成了一個長不大的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的“任性的孩子”，這種不合時宜的文化和道德形象在20世紀中國的啟蒙運動中曾經是被熱烈肯定的一種狀態，也正合乎薩義德對知識份子應該是永遠的邊緣人、不合時宜的批判者和業餘寫作者狀態的定義。
可如今在公共空間急劇窄化和公共文化迅速衰落的當下，與之相連結的文化形象和知識者態度，都成為被這個時代的主流人群（包括價值觀的主流和號稱代表青年的主流）解構的對象。
何為青春？
追求自我的心靈建設與知識視野更新
何為真正的青春意識？青春註定是與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捆綁在一起的嗎？青春僅僅是一種力的社會存在嗎？還是說青春同時也應該容納多元、反省、開放與世界主義的視野？在我看來，將青春簡單地界定為代際更替呈現出的後發優勢，以及在媒體更替中出現的年齡優勢和新媒體運用能力，是一種最簡化、最方便但也最可笑的方式。
一個八十歲的身體裡，極可能蘊藏著一顆十八歲的靈魂，而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卻很可能具有垂垂老矣因循守舊的心態。我記得二十年前讀過一篇五四新文化作家梁遇春的散文談“天真”這個話題，他的大意是讚美兒童的天真其實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兒童少不經事，天真爛漫就如混沌未開，如蔣方舟所言“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只能說是一種未經檢驗的自然天性，而一個中年人，在歷經了許多人間滄桑甚至苦難之後，仍舊對於夢想、正義、平等、未來和人心懷抱著一種謹慎樂觀的期待，在待人接物之中有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的自然心態，仍舊對人世間一切美好而良善的存在懷抱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激情，這才是一種“真正的天真”。
即使被這個世界傷害得遍體鱗傷，仍舊無怨無悔地如阿倫特所言介入這個世界，去積極地行動，去友善地關切，去試圖改變，去愛這個世界，在內心裡沒有怨恨，也沒有高高在上的道德和知識優越感，換言之，這樣一個人在情感經驗上能夠與這個世界保持感通的狀態，如魯迅所言，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都是與己相關的，在邏輯上能夠認知自我的局限並保持一種對於新知和新視野的汲取能力。這或許才是一種真正的“青春精神”。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
寫到這裡我就想起自己跟好些朋友都非常喜歡的一個美國學者托尼·朱特。朱特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和知識份子之一，留下了《戰後歐洲史》、《責任的重負》、《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未竟的往昔：1944-1956年的法國知識份子》、《沉屙遍地》等傑出作品，在患上罕見疾病漸凍人症幾乎無任何行動能力之後，還留下與朋友斯奈德對談和反思20世紀的歷史與政治的經典《思慮二十世紀》，這本最後的對談集所展現的思考視野、反省力度、歷史認知和道德關切，在我看來所彰顯的恰恰是一種當代中國知識界和社會最需要的“思想青春”。
錢理群教授2002年從北大退休之後，寫出了《我的精神自傳》、《歲月滄桑》等一系列卓越的著作，我兩次到北京昌平他的寓所聊天對談，感覺到的完全不是一個年近八十垂垂老矣的學者的面貌，而是一種對研究、反思與重現20世紀中國歷史充滿了一種理想激情的“思想青春者”，這在我看來毫無疑問更代表了一種“青春的狀態”，也就是一種在切實的歷史視野與在地的現實關切之中，將自我的感性生命存在與學術寫作內在融合的一種飽滿、深刻而具有力度的精神狀態。正如作家陳冠中所言，在這個沉屙遍地狼煙四起的世界，能夠活出時代的矛盾，將所有的毒藥轉化成養料，並孜孜不倦地追求自我的心靈建設與知識視野更新的人，就是一種真正的青春狀態。
這就從晚清民國開始形成了一種極為強烈的青年崇拜現象，也就是社會學家陳映芳教授在《“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中所解析的那樣，青年被賦予了一種巨大的社會政治與文化使命，負荷了也許不該承擔的過度社會角色。這對於崇尚經驗與積累也因此尊奉老者的中國文化傳統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逆轉，也就意味著在青年與中年人之間，發生了一種朝向未來而割裂過去的“權勢轉移”，在這種進步主義和革命意識形態的論述之下，青年人嘲弄中年人，中年人挖苦老年人，就形成了一種在代際之間的類似于人類學家王明珂所分析的“一截罵一截”現象。
但請注意，青春文化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對於具有極大的社會改造能量甚至破壞力的青年群體，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中，社會各界尤其是政治力量也特別注重防範、規訓乃至吸納，正如已故臺灣學者黃金麟的分析所展現的那樣，對身體的管控與規訓是新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一環，而這種規訓毫無疑問也會培養一種順服甚至依賴於體制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回到將保溫杯與許知遠這個話題上來，就會發現這本來是兩個並不相關甚至相反的存在，卻悖論般被扭合在幾乎同一個時代刷爆公共議題。
保溫杯所隱喻的是“苟利身體生死以”的養生主義，折射出一種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學乃至一種溫吞吞狀態。而許知遠毫無疑問是這個時代最不合時宜的人之一了，他身上彌漫著強烈的精英意識（這種精英意識在20世紀反精英主義的革命文化的映照之下也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而這個時代需要的是將自身安置在精神舒適區的偽貴族。
他是一個對這個時代充滿不滿、憤怒和不屑的人文主義者（幾乎所有的人文主義者都對於過去失落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情趣有一種懷舊的迷戀），他貌似從來沒想過在與這個時代和解的假面舞會中實現對自我的寬恕與接納，或與國家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雙重調情，因此在公眾視野之中，他就成了一個長不大的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的“任性的孩子”，這種不合時宜的文化和道德形象在20世紀中國的啟蒙運動中曾經是被熱烈肯定的一種狀態，也正合乎薩義德對知識份子應該是永遠的邊緣人、不合時宜的批判者和業餘寫作者狀態的定義。
可如今在公共空間急劇窄化和公共文化迅速衰落的當下，與之相連結的文化形象和知識者態度，都成為被這個時代的主流人群（包括價值觀的主流和號稱代表青年的主流）解構的對象。
何為青春？
追求自我的心靈建設與知識視野更新
何為真正的青春意識？青春註定是與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捆綁在一起的嗎？青春僅僅是一種力的社會存在嗎？還是說青春同時也應該容納多元、反省、開放與世界主義的視野？在我看來，將青春簡單地界定為代際更替呈現出的後發優勢，以及在媒體更替中出現的年齡優勢和新媒體運用能力，是一種最簡化、最方便但也最可笑的方式。
一個八十歲的身體裡，極可能蘊藏著一顆十八歲的靈魂，而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卻很可能具有垂垂老矣因循守舊的心態。我記得二十年前讀過一篇五四新文化作家梁遇春的散文談“天真”這個話題，他的大意是讚美兒童的天真其實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兒童少不經事，天真爛漫就如混沌未開，如蔣方舟所言“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只能說是一種未經檢驗的自然天性，而一個中年人，在歷經了許多人間滄桑甚至苦難之後，仍舊對於夢想、正義、平等、未來和人心懷抱著一種謹慎樂觀的期待，在待人接物之中有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的自然心態，仍舊對人世間一切美好而良善的存在懷抱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激情，這才是一種“真正的天真”。
即使被這個世界傷害得遍體鱗傷，仍舊無怨無悔地如阿倫特所言介入這個世界，去積極地行動，去友善地關切，去試圖改變，去愛這個世界，在內心裡沒有怨恨，也沒有高高在上的道德和知識優越感，換言之，這樣一個人在情感經驗上能夠與這個世界保持感通的狀態，如魯迅所言，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都是與己相關的，在邏輯上能夠認知自我的局限並保持一種對於新知和新視野的汲取能力。這或許才是一種真正的“青春精神”。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
寫到這裡我就想起自己跟好些朋友都非常喜歡的一個美國學者托尼·朱特。朱特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和知識份子之一，留下了《戰後歐洲史》、《責任的重負》、《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未竟的往昔：1944-1956年的法國知識份子》、《沉屙遍地》等傑出作品，在患上罕見疾病漸凍人症幾乎無任何行動能力之後，還留下與朋友斯奈德對談和反思20世紀的歷史與政治的經典《思慮二十世紀》，這本最後的對談集所展現的思考視野、反省力度、歷史認知和道德關切，在我看來所彰顯的恰恰是一種當代中國知識界和社會最需要的“思想青春”。
錢理群教授2002年從北大退休之後，寫出了《我的精神自傳》、《歲月滄桑》等一系列卓越的著作，我兩次到北京昌平他的寓所聊天對談，感覺到的完全不是一個年近八十垂垂老矣的學者的面貌，而是一種對研究、反思與重現20世紀中國歷史充滿了一種理想激情的“思想青春者”，這在我看來毫無疑問更代表了一種“青春的狀態”，也就是一種在切實的歷史視野與在地的現實關切之中，將自我的感性生命存在與學術寫作內在融合的一種飽滿、深刻而具有力度的精神狀態。正如作家陳冠中所言，在這個沉屙遍地狼煙四起的世界，能夠活出時代的矛盾，將所有的毒藥轉化成養料，並孜孜不倦地追求自我的心靈建設與知識視野更新的人，就是一種真正的青春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