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需理性 否則你也可能成為網路暴力的推手
正值315到來之際，各地媒體牽頭的維權活動此起彼伏，光“問題車展”就已經“琳琅滿目”地展出。在我們無助、彷徨、憤怒的同時，冷靜下來，有些事可能不如你所見，也不是你所想。
中國人在權益被侵害時，往往不願意訴諸法律，究其根源，和我們的司法傳統有關。古時候的司法是高高在上的，原告被告都必須跪在公堂上接受審理，故到現今很多中國人骨子裡認為去法院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在首選排除法律途徑時，更多人願意選擇媒體監督，
媒體監督，好事一件，在這個資訊時代，人言可畏，媒體的監督作用得到最大發揮。有一些實際問題，法律層面是沒有規制的，起訴只能帶來漫長的等待和較高的司法成本，更現實點，國內一些司法人員確實素質不高，問題能否得到解決有時候在證據和事實之外。媒體監督快速、高效。
但，在媒體監督面前，我們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思考。
以汽車維權為例，很多時候，我們忽視了個案特徵。在一檔節目中聽到某位聽眾投訴某品牌的汽車，自己的車正好是該品牌，於是開始疑心生暗鬼般無止境的懷疑；如果準備買車便堅決排斥該品牌。
其實很多時候問題的造成是作為一款產品不可回避的自然現象，
千萬不要做影視劇中圍觀群眾一樣的角色，由此讓人聯想到不斷出現的網路暴力事件與網路水軍。
連話題的策劃者一開始都沒有接觸袁姍姍本人，就發起這樣一個惡毒的話題，讓人心驚膽戰，但更讓人心寒的是一大群圍觀網友“不明覺厲”的轉發。
所以，有時候見山是山，而有時候見山未必是山。
其次，我們在維權的同時，
在權益被侵害時，某些4s店的強勢態度確實令人心寒與憤怒，我們本是受害者。但可怕的是在憤怒的催生下，受害者開始憑空捏造，甚至空穴來風，佛曰“一念成魔”。
在法律上，我們講究罪責刑相適應。故意傷害不可能承擔故意殺人的刑罰。在法律上，我們有偽證罪、誣告罪，我們還有反訴。被告並非只有義務與責任，同樣也有權利。原告同樣也有相應義務。在法律責任的認定上，也並不是只看結果，還要考量各種因素，其中更有免責事由。
我們反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提倡“為達目的，選擇合適手段。”國畫講究留白，國人講究做事留有餘地，咄咄逼人，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我們的初衷與落腳點是問題得到實際解決，而處罰則是法律所承擔的。人人充當審判者角色的社會一定是混亂的，我們應該監督，應該發聲，而不是畫地為牢、作繭自縛。
多年前，一部電影《秋菊打官司》觸動人心、發人深省。秋菊的丈夫被村長踢中要害，懷孕的秋菊去鄉政府告狀，經過調解，達成賠償，但村長把錢一把仍在秋菊身上，受辱後秋菊選擇起訴，後來秋菊難產，村長與村民在除夕連夜將其送上醫院，秋菊得以順產男嬰，萬分感激，恩怨一筆勾銷，但就在秋菊家慶祝孩子滿月時，法院判決下來了，村長以故意傷害罪入刑。
這場利益與人心的博弈最終以公正卻悲劇告終。
最後，投訴本身是否需要監督。
媒體投訴中三方對弈其實更為隱秘，我們在電視上廣播上聽到的看到的只是結果，對其中的過程我們無從得知。對於法院審理，我們可以旁聽，對於行政處罰我們可以申請聽證，但媒體監督更多是承擔了審理者與監察者的雙重身份。當然對於投訴結果，投訴者與被投訴者都可以再選擇法律途徑進行救濟。但重要的是，一旦經過了媒體監督的過程，事件本身就已經發酵，覆水難收。甚至不排除其中指鹿為馬的陰謀者已經達到了目的，就算最後清者自清並且拿到了法院的一紙判決，有些事情已經難以挽回。
所以，媒體監督在法制社會之中，應走向道德矯正，倫常邏輯的梳理。涉及到法律層面時媒體監督節目只能作為普法者，不能變成司法審判者。主觀臆斷和好事求名只不過是欲蓋彌彰，說得小是破壞了法律秩序，說得大自己也成了法盲。
在法律上，我們有偽證罪、誣告罪，我們還有反訴。被告並非只有義務與責任，同樣也有權利。原告同樣也有相應義務。在法律責任的認定上，也並不是只看結果，還要考量各種因素，其中更有免責事由。我們反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提倡“為達目的，選擇合適手段。”國畫講究留白，國人講究做事留有餘地，咄咄逼人，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我們的初衷與落腳點是問題得到實際解決，而處罰則是法律所承擔的。人人充當審判者角色的社會一定是混亂的，我們應該監督，應該發聲，而不是畫地為牢、作繭自縛。
多年前，一部電影《秋菊打官司》觸動人心、發人深省。秋菊的丈夫被村長踢中要害，懷孕的秋菊去鄉政府告狀，經過調解，達成賠償，但村長把錢一把仍在秋菊身上，受辱後秋菊選擇起訴，後來秋菊難產，村長與村民在除夕連夜將其送上醫院，秋菊得以順產男嬰，萬分感激，恩怨一筆勾銷，但就在秋菊家慶祝孩子滿月時，法院判決下來了，村長以故意傷害罪入刑。
這場利益與人心的博弈最終以公正卻悲劇告終。
最後，投訴本身是否需要監督。
媒體投訴中三方對弈其實更為隱秘，我們在電視上廣播上聽到的看到的只是結果，對其中的過程我們無從得知。對於法院審理，我們可以旁聽，對於行政處罰我們可以申請聽證，但媒體監督更多是承擔了審理者與監察者的雙重身份。當然對於投訴結果，投訴者與被投訴者都可以再選擇法律途徑進行救濟。但重要的是，一旦經過了媒體監督的過程，事件本身就已經發酵，覆水難收。甚至不排除其中指鹿為馬的陰謀者已經達到了目的，就算最後清者自清並且拿到了法院的一紙判決，有些事情已經難以挽回。
所以，媒體監督在法制社會之中，應走向道德矯正，倫常邏輯的梳理。涉及到法律層面時媒體監督節目只能作為普法者，不能變成司法審判者。主觀臆斷和好事求名只不過是欲蓋彌彰，說得小是破壞了法律秩序，說得大自己也成了法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