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不懂26個字母的工廠青年，變成國內最受歡迎的翻譯家
黃燦然，三年前從香港辭職搬到深圳的洞背村隱居。他的狀態令其他作家嚮往。
黃燦然是誰？詩人、翻譯家。
他中學時期從山村移居香港，如今又從香港搬回山村。當過工人，輟學六年後考上大學，
對於中文讀者，黃燦然的名字常常和蘇珊·桑塔格、布羅茨基、聶魯達、曼德斯塔姆、卡爾維諾等一長串大師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他在詩歌翻譯上的成就為他贏得聲名，但並未帶來財富，如黃燦然所說的，文學翻譯，常常越做越窮。
今天跟著書評君，就去理解黃燦然的生活和文字，就去理解一個困惑的少年如何變成眼前這位詩人和翻譯家。
撰文 | 新京報特約記者 徐振宇
黃燦然，詩人、翻譯家。1963年生，福建泉州人，1978年移居香港。1988年畢業于暨南大學。2014年辭去任職近25年的香港《大公報》國際新聞翻譯工作，遷居深圳洞背村。著有詩選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靈魂》《奇跡集》等；評論集《必要的角度》《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譯有《見證與愉悅》《聶魯達詩選》《里爾克詩選》《巴列霍詩選》《論攝影》《關於他人的痛苦》《新千年文學備忘錄》《內心活動》《如何讀，
年輕時，想的最多的是自殺
15歲到19歲，黃燦然想的最多的是自殺。他想要逃離人人渴望移居的香港，又發現無處可去。家人們都在這裡，
對他來說，活著就是每天醒來去工廠重複同一件事——給牛仔褲裝金屬扣。黃燦然住觀塘的簡陋工棚，抬頭就是逼仄的空間，沒有朋友，沒有方向，現實是赤身踩在無止境的流水線上。
對工友們來說，黃燦然沉默，甚至有些孤僻，有著不合時宜的愛好：閱讀。他們拿到薪水後，往往用於賭和嫖，黃燦然卻幾乎把錢花在了買書和訂雜誌上。他對書的癡迷，有時會被他們揶揄，
青年黃燦然。
父母對他熱衷閱讀的行為，也只是默許，因為毫無用處。80年代初，如果你是一名香港工人，只要勤快又願意加班，甚至能月入過萬。大學畢業的文職工作，收入不過兩三千。
高中二年級，
1978年，她把兒孫相繼接到香港跟她團聚。那年，黃燦然15歲。
《大逃港》
作者: 陳秉安
版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0年7月
“大格局下的小人物。”
當他在睡夢中抵達異鄉，離香港不遠的廣東正面臨洶湧的偷渡風潮。根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辦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彙報提綱》，有9.8萬人湧向深圳等待外逃機會，逃出1.8萬人，收容所人滿為患，捲入逃港風潮的不只是邊民，更是遍及廣東全境。在廣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鳴鞭炮祝賀。偷渡潮背後是巨大的收入差距，50年代香港製造業興起，70年代到達頂峰，工人供不應求，收入卻是大陸百倍。
以“逃港”為開篇背景的熱播電視劇《我的1997》（2017）。
剛到香港的黃燦然被捲入這股潮流，成了制衣廠的一名工人。
存在主義小說，對他意味著生活本身
他出生在1963年，中國剛剛經歷一場災難，數千萬人死於饑餓。對童年記憶最深的，是食物的匱乏：小時候吃的最多的是番薯，見的最少的是肉，饑餓感控制著中國農村大部分人的生活。
另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春天彌漫的大霧和無窮盡的高山。小時候像生活在半空中，有時一個人上學，一天來回四趟，得走兩三個小時。眼前的道路消失在清晨的濃霧之中，他擔心自己隨時會從懸崖摔下去。
在香港第一年，黃燦然住貧民窟，幾乎沒休息，早上八點多幹到晚上。有時為了雙倍工資，得通宵。除了高強度的工作，工廠生活還意味著身體受傷的風險：容易被針擦傷，嚴重的時刻，左手大拇指偏指甲一寸左右的位置，被釘子整個擊穿。
他覺得這些都沒什麼，比工傷更令人煩憂的，是對未來的茫然。年輕人總是不知道如何生活。他不懂廣東話、不會英文、甚至認不清26個字母，又與工廠格格不入，唯一可做的就是拼命閱讀。
他從香港的三聯書 店訂閱所有他能買到的重要刊物，包括學報、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在《信報》上瞭解德里達、福柯的新潮理論。黃燦然現在仍清晰地記得，自己跟著文學史讀新文學以來的作家，穆旦、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廣田……有些原書已經絕版，只剩影印本。他偏愛葉芝和加繆，那時候，存在主義小說對他意味著生活本身，荒謬、試圖反抗，他又懷疑這反抗也是浪費。
黃燦然曾沉迷電影，可能是因為家裡人多，工廠人多，到處都太吵、太雜，電影成了一種逃避，它提供另外一種可能性，一種不妥協的可能性。80年代的香港電影小團體，常常在灣仔和旺 角租戲院組織放映，依靠《明報》傳遞資訊，黃燦然看到後，第二天就會趕去，從默片看到《天雲山傳奇》。18歲那年，他看了大島渚的《感官世界》，豔情的畫面讓他深受刺激。
羅大佑《之乎者也》專輯（大陸）封面。
音樂是另外一種安慰。1982年，祖母去臺灣探親，黃燦然拜託她帶一張羅大佑的唱片——之乎者也》，香港一年後才有。這是羅大佑第一張個人專輯，他自由的靈魂，對現實的反抗，深深地打動他。出這張專輯前，羅大佑的身份是愛好音樂的實習醫生，他沒想到，這張唱片一經問世就風靡臺灣。再過幾年，他的音樂的影響力將擴大半徑，席捲整個中國，用另一種幽默的方式，唱出1997年香港回歸時刻的人心動盪。
切勿寫詩，這是父親惟一的忠告
黃燦然對生活的茫然，因為大舅的一句話出現轉機。
大舅是老右派，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年，黃燦然回鄉探親，大舅知道後就跟他說，”燦然，你這麼喜歡看書，應該去讀大學。暨南大學專門招僑胞，還會有優待。”
舅舅的鼓勵讓他迅速找到方向。回香港後，黃燦然報名夜校，白天做工，晚上上課，回家再堅持自學一個半小時以上。聽英文歌的時候，有些唱片背後附歌詞，他就查《新英漢詞典》，密密麻麻地寫滿注釋。這本詞典一直陪伴他到報社考試，終於被翻爛。
讀夜校後，自殺的念頭沒了，因為逐漸明白自己要做什麼。兩年後，黃燦然順利考入暨南大學新聞系。很快過上晝伏夜出的大學生活，他喜歡晚上看書，有時讀到淩晨三四點，睡到中午，新聞系的課基本在早上，下午就無所事事。
《奇跡集》
作者: 黃燦然
版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如果說，早期詩是‘看山是山’，中期詩是‘看山不是山’，那麼《奇跡集》便是‘看山又是山’……仿佛眼簾上一片夢幻的薄膜脫下，世界呈現其真面目。”
逛書店重新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像在香港一樣，他很快摸熟廣州的書店，星期二和星期五，他騎著自行車，晃悠悠地在北京路一家一家地逛，拿寒暑假在香港打工的錢買書。等大學畢業，書已經有整整25箱。
剛進大學時，隔壁宿舍的同學聽說有一位叫黃燦然的書很多，過來串門，找他聊天，談文學。他說，樓上有一位師兄可以見見，他那邊有北島、舒婷的詩集。這位元師兄是詩人沈宏非，已經畢業，只是還沒分配，就住在學校等。當晚，黃燦然去見他，九點一直聊到淩晨兩點。沈很高興，說，你來紅土詩社吧。於是黃燦然開始做詩刊，辦報紙，天南地北地跟朋友通信交流。
臨近畢業，黃燦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油印詩集《某種預兆》，當時印了幾十本。其中有一首，以父親的口吻，寫給自己未來的孩子：
“切勿寫詩，這是父親惟一的忠告
壞詩糟蹋藝術，好詩為詩所誤
好或壞，一旦陷入，就無法自拔
我落得如此狼狽，就是一個例子 ”
——《傾訴》
後來有天傍晚在校園，黃燦然遇到班主任郭一鳴，說看到《十月》上有他的詩，《傾訴》和《收穫的季節》。黃燦然很驚訝，因為他沒有投稿，也沒有收到採用通知。不久，黃燦然收到五十多塊稿費。在80年代，這是相當大的數目，夠他在天河酒店請幾個朋友吃飯。
黃燦然至今不清楚自己的詩為何被選入，可能是北京詩人黑大春來廣州時，帶走一兩本他的詩集，回北京後，被詩人駱一禾看到，選入《十月》。
大學第一年，黃燦然的詩也曾被詩人孟浪帶走，後來孟浪一路去到拉薩。黃燦然的詩被拉薩副刊主任楊滔讀到，他很喜歡，就發在了《拉薩晚報》上。
“念大學時，過幾天就會有十塊、八塊來自拉薩的稿費。”
《小於一》
作者: [美] 約瑟夫·布羅茨基
譯者: 黃燦然
版本: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4年9月
《小於一》是布羅茨基的第一部散文集，展現了他對文學、 政治和歷史等各領域的全面興趣。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小於一》是一部知識份子的自傳。
新京報2014年致敬好書《小於一》。
餘生都用來服務別人
這是黃燦然回香港十多年後的事了：
他剛從九龍塘下地鐵，坐上的士後座，準備去香港電臺參加一場讀書節目的採訪。
“你是黃燦然嗎？”司機問。
他愣了一下，沒反應過來。
“我是你的工友。開出租十多年了。幾年前在電視上看到過你。”司機說。
他們聊起打工時的生活，說現在經濟的不景氣，感慨十多年前的高收入。當年彼此的不理解，已經被新的生活消解。
但黃燦然坐後面，看不到司機的樣子，始終想不起這位工友的名字。直到下車，終於瞥見司機的臉，記起是讀夜校時，他在工廠的包工頭。
80年代末，黃燦然回到香港，能從空氣中彌漫的緊張感發現，時代在改變。香港的”去工業化“政策，瓦解了過去勞工在市場上具有的價值，曾經的工友幾乎都面臨轉行，他們得學會放下尊嚴，被迫接受低廉的薪水，否則等待他們的就是失業。
《我的靈魂》
作者：黃燦然
版本： 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1年1月
“他的詩樸素，仿佛和內心的自己對話；他的描敘從容淡定，獨立而穩健，保持著某種虔敬無為的姿態。”
黃燦然也面臨新的生活，大學畢業、結婚、女兒出生，她們都在家鄉，移居申請遲遲沒有通過，讓他時常懷疑自己為何待在香港。為了養家，有一兩年時間，他最遠去到葵湧工作。每天兩三個小時的地鐵，從觀塘坐地鐵到葵湧，中間在太子轉車，地圖上形成一個三角。在地鐵上的兩三個小時，成了他一天主要的閱讀時光，他的閱讀也轉向了西方現代詩歌：艾略特的荒原、穆旦翻譯的普希金……
但高強度的工作和閱讀，身體逐漸撐不住。原本大學時期就日夜顛倒，加上一直以來抽煙、喝茶、不懂得運動。黃燦然28歲左右，進入大公報的第二年，他生了場大病。
這場病，徹底改變了他。
他開始覺得人是物質的，從消極變得積極。他學會調整身體，注重飲食，每天吃牛肉、龍蝦、三文魚，早上起來會先喝兩杯溫水。現在有些年輕讀者見到他，甚至覺得“黃老師”很會聊天，不像想像的那般沉默。
到90年代，太太和女兒來到身邊，黃燦然對香港不適應的部分終於消失。他開始大量地翻譯，二十年如一日地工作。
對於接下來的人生，黃燦然說自己三十五歲的時候就想明白了。他說，有一天覺得活著實在是很累，不是說貪圖安逸，相反，安逸對他毫無吸引力，但他突然想到，既是這樣，那麼為何不就多做翻譯，把下半生都用來服務別人。這樣下了決定後，生活頓然輕鬆起來。這種一定程度的無我，反而讓他看到世界的光彩，並順手變成詩。
對於中文讀者，黃燦然的名字逐漸和蘇珊·桑塔格、布羅茨基、里爾克、聶魯達、米沃什、曼德爾施塔姆、巴列霍、亞當·紮加耶夫斯、卡爾維諾等一連串知識份子和詩人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香港街頭。
除了黃燦然自身的勤奮，還有一部分源於香港為他提供了極為珍貴和豐富的文化資源。大公報的工作，讓他有機會讀到國際先驅論壇報、泰晤士報、時代雜誌、紐約時報這樣的一流媒體，距離報社不遠的曙光書店，有倫敦書評、紐約書評和各種新潮理論。
另一個去處是美國領事館在金鐘設立的圖書館，黃燦然記得，那裡有很多外文書和雜誌，碰到喜歡的內容，他就複印下來帶回去看。正是在那段時光，黃燦然接觸到沃爾科特、阿什伯利、布羅茨基……那時候，布羅茨基經常在紐約客發作品，每次讀到他的詩，黃燦然就會複印那一頁，再剪下方塊大小的詩，帶回去翻譯。
9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下行，圖書館關閉。不過很快，互聯網來了。它帶來了更加豐富和龐大的文學資源，而且更容易搜索。
1996年底，同事給黃燦然介紹互聯網，說，現在互聯網太厲害了，你來看看。黃燦然一看就傻了，”那種衝擊好大，互聯網是個大進化。“
第二天，立馬買了電腦，為了方便在亞馬遜買書，黃燦然申請了人生第一張信用卡。
《論攝影》
作者: 蘇珊·桑塔格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年1月
“攝影表面上是反映現實，但實際上攝影影像自成一個世界，一個影像世界，企圖取代真實世界。”
這是他和父母一生中最親密的時刻
黃燦然出生地在福建晏田，山上只有十六戶人家，人口與他現在定居的洞背村相似，不同的是，洞背除了山，還有比山還高的海，從客廳的窗戶望出去，能遠遠看到一些漁船。晚上八九點，山裡便悄然無聲，漁火在海面若隱若現。
2014年，黃燦然從大公報辭職搬到洞背，繼續做不掙錢的文學翻譯，寫沒什麼人讀的詩。去年在洞背和他見面，他說，已經做好隨時死去的準備，而最好的死法，就是倒在工作臺上。但比起在香港，他有更多的時間可以休息。
在洞背的三年多，他每天會提著一紅一藍兩個塑膠桶，到村口路邊那眼用塑膠管引出來的山泉打水。每次打完水，他總是習慣性地想順手關掉那個並不存在的水龍頭。
《新千年文學備忘錄 》
作者: 伊塔洛·卡爾維諾
譯者: 黃燦然
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09年3月
“卡爾維諾從三個方位寫這本書：作家、讀者、批評家。”
2015年，黃燦然在上海和澳門參加完活動，回到洞背第二天，突然接到母親患上癌症的電話。他立馬回到香港和兩個姐姐一起照顧母親。家裡所有的決定都需要他。
接下來幾個月，黃燦然每天穿梭在醫院和家之間，每天去三趟醫院。有一次，他從母親病房出來，走到樓下，感到肚子一陣劇痛，頭上冒著冷汗，當場跪了下來。他緩了一會兒，慢慢挪到急診，醫生立馬讓他住院觀察。因為體力透支，黃燦然在醫院住了三天。
住到第二天：母親住六樓，黃燦然躺在三樓，他吃了點藥，就穿著病服去看她。令周圍的人很羡慕，只有黃燦然母親的病床隨時會有家人在。這段時間，大姐和二姐煲湯，黃燦然每天去醫院照顧母親起居，幫她洗臉，像他當時為父親做過的一樣。母親比較聽他的話，吃飯如果有他在場，她會比較安心。妹妹負責在家照顧黃燦然的飲食。
四個月的照顧取得了成效，母親原本手術後全身浮腫，黃燦然就在母親腳上太沖穴的位置按摩，每次半小時，浮腫三四天之後便消掉了。母親出院後，由妹妹在家照顧，黃燦然回到洞背。最近，她已經可以自己下床活動。
你可以從黃燦然在詩中讀到，他的父親也曾在這住院，將軍澳醫院。術後他喂父親吃飯、小便，這是“他和父親一生中最親密的時刻。”
小時候，父親長期在外工作，當1978年，他們一家在香港團聚，黃燦然已經長大，兩人都是沉默的性格，他們一直很少說話。
當黃燦然成家立室，搬出來住，他跟父親的關係又再生疏。每逢他打電話回家，若是父親來接，他會像一個接線員，說聲“等等” 。便叫母親來聽。
儘管黃燦然知道 ，“他們彼此都懷著難言的愛。”
《格拉斯的煙斗》
作者: 黃燦然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
他利用互聯網時代的方便，廣泛流覽英語報刊文章，在國際文化光譜中游走，見果就摘，見花就采，見精就取，見好就收。
對話黃燦然
“人最悠閒的時候，往往最沒時間”
新京報：從《大公報》辭職定居洞背村後，你會有更多的有時間寫作和翻譯嗎？
黃燦然：我有一個理論，覺得人最悠閒的時候，往往最沒時間。所以我不認為我現在的工作成效會比香港更高，但現在有足夠的時間休息。每天只要有時間還是會做翻譯。一些成果也出來了，我在洞背已經有滿滿一本詩集，一兩百首詩。我和老孫（詩人孫文波）產量都高。
《一隻狼在放哨：阿巴斯詩集》
作者: [伊朗] 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
譯者: 黃燦然
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雅眾文化 2017年7月
“阿巴斯從不寫冗長的詩歌，每一首詩歌也沒有一個確定的標題。但是始終充滿了擁有獨特觀察之眼的詩人對於世界特有的專注凝視和細緻觀察。”
新京報：阿巴斯這本詩集對你意味著什麼？
黃燦然：是一本例外，原本不在我的計畫，像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因為奧登才讀到，一個一輩子做戲劇的人，悄悄寫詩，死後發現有2000多首，到現在真面目都看不清楚。阿巴斯也是這樣，一個電影導演，堅持寫詩。當時出版社買的版權是阿巴斯談電影，我說，你撿到寶了，後面的（指阿巴斯詩集和編選的古波斯詩集）更有意思。
新京報：古波斯詩歌會不會很難進入？
黃燦然：其實古典的文本，有一個共通點，翻譯過來後，會不像我們觀念裡的”詩“。讀者需要一些耐心，相信它們是好的，才能看出一些好處來。很多現代詩觀，是一個咒，很多人出不來。要複雜，要深度，要看著很深刻，有些都是在騙自己，讀者也在騙自己。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阿巴斯的詩？會不會有些單薄？
黃燦然：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詩。如果你用某種沉重來要求，可能會忽略掉生活輕鬆的一面。阿巴斯，就是輕，屬於俳句一樣的詩。他是對世界的觀察，不挖進去，只是呈現。他有原創的東西，但不會把這種原創，寫成我們理解的現代詩。奧登我很佩服的，他什麼都看，看三流小說或者荒謬的打油詩，你覺得淺的東西不一定真的像你想的那麼薄。
早年在香港工作期間的黃燦然。
新京報：你如何規劃自己的翻譯？
黃燦然：主要集中在詩歌和詩論，也是最沒市場的。我翻譯的目的都是國內缺什麼，我就給補上，比如卡瓦菲斯、里爾克、聶魯達。明年會更集中翻譯詩歌。要建立一個系統，不能隨便翻譯。很多商業的翻譯價錢很高，都推掉了。之前有次出版社找我，一本書，不到100頁，10萬塊，一天一頁，三個月就搞定了，10萬，好需要這筆錢，但是違背原則。
新京報：是什麼樣的書？
黃燦然：經典重譯。
新京報：經典也不願意嗎？
黃燦然：人家已經翻譯的很好，你扮什麼英雄。一些經典，已經有很好的譯本。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自己的詩？
黃燦然：35歲之後，還在不斷思考這些問題。什麼是我自己的，不斷在變。你讀了普希金，有新的想法，你讀了拉金，也會產生變化。很多人寫詩是一種範式，在這個範圍內無限延長，再也沒法突破。
新京報：你是一個一條道走到黑的人，和你的出生地或70年代的香港精神有關係嗎？
黃燦然：更多的是文學上的榜樣，像卡瓦菲斯、佩索阿、拉金，大半輩子都是沉默的，待在一個地方，不出門，自己幹自己的事。比如杜甫，顛沛流離。這些人對我是榜樣也是安慰。
只要想起他死在新媒體時代之前，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沒關係，寫詩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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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
作者: 陳秉安
版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0年7月
“大格局下的小人物。”
當他在睡夢中抵達異鄉，離香港不遠的廣東正面臨洶湧的偷渡風潮。根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辦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彙報提綱》，有9.8萬人湧向深圳等待外逃機會，逃出1.8萬人，收容所人滿為患，捲入逃港風潮的不只是邊民，更是遍及廣東全境。在廣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鳴鞭炮祝賀。偷渡潮背後是巨大的收入差距，50年代香港製造業興起，70年代到達頂峰，工人供不應求，收入卻是大陸百倍。
以“逃港”為開篇背景的熱播電視劇《我的1997》（2017）。
剛到香港的黃燦然被捲入這股潮流，成了制衣廠的一名工人。
存在主義小說，對他意味著生活本身
他出生在1963年，中國剛剛經歷一場災難，數千萬人死於饑餓。對童年記憶最深的，是食物的匱乏：小時候吃的最多的是番薯，見的最少的是肉，饑餓感控制著中國農村大部分人的生活。
另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春天彌漫的大霧和無窮盡的高山。小時候像生活在半空中，有時一個人上學，一天來回四趟，得走兩三個小時。眼前的道路消失在清晨的濃霧之中，他擔心自己隨時會從懸崖摔下去。
在香港第一年，黃燦然住貧民窟，幾乎沒休息，早上八點多幹到晚上。有時為了雙倍工資，得通宵。除了高強度的工作，工廠生活還意味著身體受傷的風險：容易被針擦傷，嚴重的時刻，左手大拇指偏指甲一寸左右的位置，被釘子整個擊穿。
他覺得這些都沒什麼，比工傷更令人煩憂的，是對未來的茫然。年輕人總是不知道如何生活。他不懂廣東話、不會英文、甚至認不清26個字母，又與工廠格格不入，唯一可做的就是拼命閱讀。
他從香港的三聯書 店訂閱所有他能買到的重要刊物，包括學報、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在《信報》上瞭解德里達、福柯的新潮理論。黃燦然現在仍清晰地記得，自己跟著文學史讀新文學以來的作家，穆旦、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廣田……有些原書已經絕版，只剩影印本。他偏愛葉芝和加繆，那時候，存在主義小說對他意味著生活本身，荒謬、試圖反抗，他又懷疑這反抗也是浪費。
黃燦然曾沉迷電影，可能是因為家裡人多，工廠人多，到處都太吵、太雜，電影成了一種逃避，它提供另外一種可能性，一種不妥協的可能性。80年代的香港電影小團體，常常在灣仔和旺 角租戲院組織放映，依靠《明報》傳遞資訊，黃燦然看到後，第二天就會趕去，從默片看到《天雲山傳奇》。18歲那年，他看了大島渚的《感官世界》，豔情的畫面讓他深受刺激。
羅大佑《之乎者也》專輯（大陸）封面。
音樂是另外一種安慰。1982年，祖母去臺灣探親，黃燦然拜託她帶一張羅大佑的唱片——之乎者也》，香港一年後才有。這是羅大佑第一張個人專輯，他自由的靈魂，對現實的反抗，深深地打動他。出這張專輯前，羅大佑的身份是愛好音樂的實習醫生，他沒想到，這張唱片一經問世就風靡臺灣。再過幾年，他的音樂的影響力將擴大半徑，席捲整個中國，用另一種幽默的方式，唱出1997年香港回歸時刻的人心動盪。
切勿寫詩，這是父親惟一的忠告
黃燦然對生活的茫然，因為大舅的一句話出現轉機。
大舅是老右派，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年，黃燦然回鄉探親，大舅知道後就跟他說，”燦然，你這麼喜歡看書，應該去讀大學。暨南大學專門招僑胞，還會有優待。”
舅舅的鼓勵讓他迅速找到方向。回香港後，黃燦然報名夜校，白天做工，晚上上課，回家再堅持自學一個半小時以上。聽英文歌的時候，有些唱片背後附歌詞，他就查《新英漢詞典》，密密麻麻地寫滿注釋。這本詞典一直陪伴他到報社考試，終於被翻爛。
讀夜校後，自殺的念頭沒了，因為逐漸明白自己要做什麼。兩年後，黃燦然順利考入暨南大學新聞系。很快過上晝伏夜出的大學生活，他喜歡晚上看書，有時讀到淩晨三四點，睡到中午，新聞系的課基本在早上，下午就無所事事。
《奇跡集》
作者: 黃燦然
版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如果說，早期詩是‘看山是山’，中期詩是‘看山不是山’，那麼《奇跡集》便是‘看山又是山’……仿佛眼簾上一片夢幻的薄膜脫下，世界呈現其真面目。”
逛書店重新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像在香港一樣，他很快摸熟廣州的書店，星期二和星期五，他騎著自行車，晃悠悠地在北京路一家一家地逛，拿寒暑假在香港打工的錢買書。等大學畢業，書已經有整整25箱。
剛進大學時，隔壁宿舍的同學聽說有一位叫黃燦然的書很多，過來串門，找他聊天，談文學。他說，樓上有一位師兄可以見見，他那邊有北島、舒婷的詩集。這位元師兄是詩人沈宏非，已經畢業，只是還沒分配，就住在學校等。當晚，黃燦然去見他，九點一直聊到淩晨兩點。沈很高興，說，你來紅土詩社吧。於是黃燦然開始做詩刊，辦報紙，天南地北地跟朋友通信交流。
臨近畢業，黃燦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油印詩集《某種預兆》，當時印了幾十本。其中有一首，以父親的口吻，寫給自己未來的孩子：
“切勿寫詩，這是父親惟一的忠告
壞詩糟蹋藝術，好詩為詩所誤
好或壞，一旦陷入，就無法自拔
我落得如此狼狽，就是一個例子 ”
——《傾訴》
後來有天傍晚在校園，黃燦然遇到班主任郭一鳴，說看到《十月》上有他的詩，《傾訴》和《收穫的季節》。黃燦然很驚訝，因為他沒有投稿，也沒有收到採用通知。不久，黃燦然收到五十多塊稿費。在80年代，這是相當大的數目，夠他在天河酒店請幾個朋友吃飯。
黃燦然至今不清楚自己的詩為何被選入，可能是北京詩人黑大春來廣州時，帶走一兩本他的詩集，回北京後，被詩人駱一禾看到，選入《十月》。
大學第一年，黃燦然的詩也曾被詩人孟浪帶走，後來孟浪一路去到拉薩。黃燦然的詩被拉薩副刊主任楊滔讀到，他很喜歡，就發在了《拉薩晚報》上。
“念大學時，過幾天就會有十塊、八塊來自拉薩的稿費。”
《小於一》
作者: [美] 約瑟夫·布羅茨基
譯者: 黃燦然
版本: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4年9月
《小於一》是布羅茨基的第一部散文集，展現了他對文學、 政治和歷史等各領域的全面興趣。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小於一》是一部知識份子的自傳。
新京報2014年致敬好書《小於一》。
餘生都用來服務別人
這是黃燦然回香港十多年後的事了：
他剛從九龍塘下地鐵，坐上的士後座，準備去香港電臺參加一場讀書節目的採訪。
“你是黃燦然嗎？”司機問。
他愣了一下，沒反應過來。
“我是你的工友。開出租十多年了。幾年前在電視上看到過你。”司機說。
他們聊起打工時的生活，說現在經濟的不景氣，感慨十多年前的高收入。當年彼此的不理解，已經被新的生活消解。
但黃燦然坐後面，看不到司機的樣子，始終想不起這位工友的名字。直到下車，終於瞥見司機的臉，記起是讀夜校時，他在工廠的包工頭。
80年代末，黃燦然回到香港，能從空氣中彌漫的緊張感發現，時代在改變。香港的”去工業化“政策，瓦解了過去勞工在市場上具有的價值，曾經的工友幾乎都面臨轉行，他們得學會放下尊嚴，被迫接受低廉的薪水，否則等待他們的就是失業。
《我的靈魂》
作者：黃燦然
版本： 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1年1月
“他的詩樸素，仿佛和內心的自己對話；他的描敘從容淡定，獨立而穩健，保持著某種虔敬無為的姿態。”
黃燦然也面臨新的生活，大學畢業、結婚、女兒出生，她們都在家鄉，移居申請遲遲沒有通過，讓他時常懷疑自己為何待在香港。為了養家，有一兩年時間，他最遠去到葵湧工作。每天兩三個小時的地鐵，從觀塘坐地鐵到葵湧，中間在太子轉車，地圖上形成一個三角。在地鐵上的兩三個小時，成了他一天主要的閱讀時光，他的閱讀也轉向了西方現代詩歌：艾略特的荒原、穆旦翻譯的普希金……
但高強度的工作和閱讀，身體逐漸撐不住。原本大學時期就日夜顛倒，加上一直以來抽煙、喝茶、不懂得運動。黃燦然28歲左右，進入大公報的第二年，他生了場大病。
這場病，徹底改變了他。
他開始覺得人是物質的，從消極變得積極。他學會調整身體，注重飲食，每天吃牛肉、龍蝦、三文魚，早上起來會先喝兩杯溫水。現在有些年輕讀者見到他，甚至覺得“黃老師”很會聊天，不像想像的那般沉默。
到90年代，太太和女兒來到身邊，黃燦然對香港不適應的部分終於消失。他開始大量地翻譯，二十年如一日地工作。
對於接下來的人生，黃燦然說自己三十五歲的時候就想明白了。他說，有一天覺得活著實在是很累，不是說貪圖安逸，相反，安逸對他毫無吸引力，但他突然想到，既是這樣，那麼為何不就多做翻譯，把下半生都用來服務別人。這樣下了決定後，生活頓然輕鬆起來。這種一定程度的無我，反而讓他看到世界的光彩，並順手變成詩。
對於中文讀者，黃燦然的名字逐漸和蘇珊·桑塔格、布羅茨基、里爾克、聶魯達、米沃什、曼德爾施塔姆、巴列霍、亞當·紮加耶夫斯、卡爾維諾等一連串知識份子和詩人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香港街頭。
除了黃燦然自身的勤奮，還有一部分源於香港為他提供了極為珍貴和豐富的文化資源。大公報的工作，讓他有機會讀到國際先驅論壇報、泰晤士報、時代雜誌、紐約時報這樣的一流媒體，距離報社不遠的曙光書店，有倫敦書評、紐約書評和各種新潮理論。
另一個去處是美國領事館在金鐘設立的圖書館，黃燦然記得，那裡有很多外文書和雜誌，碰到喜歡的內容，他就複印下來帶回去看。正是在那段時光，黃燦然接觸到沃爾科特、阿什伯利、布羅茨基……那時候，布羅茨基經常在紐約客發作品，每次讀到他的詩，黃燦然就會複印那一頁，再剪下方塊大小的詩，帶回去翻譯。
9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下行，圖書館關閉。不過很快，互聯網來了。它帶來了更加豐富和龐大的文學資源，而且更容易搜索。
1996年底，同事給黃燦然介紹互聯網，說，現在互聯網太厲害了，你來看看。黃燦然一看就傻了，”那種衝擊好大，互聯網是個大進化。“
第二天，立馬買了電腦，為了方便在亞馬遜買書，黃燦然申請了人生第一張信用卡。
《論攝影》
作者: 蘇珊·桑塔格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年1月
“攝影表面上是反映現實，但實際上攝影影像自成一個世界，一個影像世界，企圖取代真實世界。”
這是他和父母一生中最親密的時刻
黃燦然出生地在福建晏田，山上只有十六戶人家，人口與他現在定居的洞背村相似，不同的是，洞背除了山，還有比山還高的海，從客廳的窗戶望出去，能遠遠看到一些漁船。晚上八九點，山裡便悄然無聲，漁火在海面若隱若現。
2014年，黃燦然從大公報辭職搬到洞背，繼續做不掙錢的文學翻譯，寫沒什麼人讀的詩。去年在洞背和他見面，他說，已經做好隨時死去的準備，而最好的死法，就是倒在工作臺上。但比起在香港，他有更多的時間可以休息。
在洞背的三年多，他每天會提著一紅一藍兩個塑膠桶，到村口路邊那眼用塑膠管引出來的山泉打水。每次打完水，他總是習慣性地想順手關掉那個並不存在的水龍頭。
《新千年文學備忘錄 》
作者: 伊塔洛·卡爾維諾
譯者: 黃燦然
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09年3月
“卡爾維諾從三個方位寫這本書：作家、讀者、批評家。”
2015年，黃燦然在上海和澳門參加完活動，回到洞背第二天，突然接到母親患上癌症的電話。他立馬回到香港和兩個姐姐一起照顧母親。家裡所有的決定都需要他。
接下來幾個月，黃燦然每天穿梭在醫院和家之間，每天去三趟醫院。有一次，他從母親病房出來，走到樓下，感到肚子一陣劇痛，頭上冒著冷汗，當場跪了下來。他緩了一會兒，慢慢挪到急診，醫生立馬讓他住院觀察。因為體力透支，黃燦然在醫院住了三天。
住到第二天：母親住六樓，黃燦然躺在三樓，他吃了點藥，就穿著病服去看她。令周圍的人很羡慕，只有黃燦然母親的病床隨時會有家人在。這段時間，大姐和二姐煲湯，黃燦然每天去醫院照顧母親起居，幫她洗臉，像他當時為父親做過的一樣。母親比較聽他的話，吃飯如果有他在場，她會比較安心。妹妹負責在家照顧黃燦然的飲食。
四個月的照顧取得了成效，母親原本手術後全身浮腫，黃燦然就在母親腳上太沖穴的位置按摩，每次半小時，浮腫三四天之後便消掉了。母親出院後，由妹妹在家照顧，黃燦然回到洞背。最近，她已經可以自己下床活動。
你可以從黃燦然在詩中讀到，他的父親也曾在這住院，將軍澳醫院。術後他喂父親吃飯、小便，這是“他和父親一生中最親密的時刻。”
小時候，父親長期在外工作，當1978年，他們一家在香港團聚，黃燦然已經長大，兩人都是沉默的性格，他們一直很少說話。
當黃燦然成家立室，搬出來住，他跟父親的關係又再生疏。每逢他打電話回家，若是父親來接，他會像一個接線員，說聲“等等” 。便叫母親來聽。
儘管黃燦然知道 ，“他們彼此都懷著難言的愛。”
《格拉斯的煙斗》
作者: 黃燦然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
他利用互聯網時代的方便，廣泛流覽英語報刊文章，在國際文化光譜中游走，見果就摘，見花就采，見精就取，見好就收。
對話黃燦然
“人最悠閒的時候，往往最沒時間”
新京報：從《大公報》辭職定居洞背村後，你會有更多的有時間寫作和翻譯嗎？
黃燦然：我有一個理論，覺得人最悠閒的時候，往往最沒時間。所以我不認為我現在的工作成效會比香港更高，但現在有足夠的時間休息。每天只要有時間還是會做翻譯。一些成果也出來了，我在洞背已經有滿滿一本詩集，一兩百首詩。我和老孫（詩人孫文波）產量都高。
《一隻狼在放哨：阿巴斯詩集》
作者: [伊朗] 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
譯者: 黃燦然
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雅眾文化 2017年7月
“阿巴斯從不寫冗長的詩歌，每一首詩歌也沒有一個確定的標題。但是始終充滿了擁有獨特觀察之眼的詩人對於世界特有的專注凝視和細緻觀察。”
新京報：阿巴斯這本詩集對你意味著什麼？
黃燦然：是一本例外，原本不在我的計畫，像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因為奧登才讀到，一個一輩子做戲劇的人，悄悄寫詩，死後發現有2000多首，到現在真面目都看不清楚。阿巴斯也是這樣，一個電影導演，堅持寫詩。當時出版社買的版權是阿巴斯談電影，我說，你撿到寶了，後面的（指阿巴斯詩集和編選的古波斯詩集）更有意思。
新京報：古波斯詩歌會不會很難進入？
黃燦然：其實古典的文本，有一個共通點，翻譯過來後，會不像我們觀念裡的”詩“。讀者需要一些耐心，相信它們是好的，才能看出一些好處來。很多現代詩觀，是一個咒，很多人出不來。要複雜，要深度，要看著很深刻，有些都是在騙自己，讀者也在騙自己。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阿巴斯的詩？會不會有些單薄？
黃燦然：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詩。如果你用某種沉重來要求，可能會忽略掉生活輕鬆的一面。阿巴斯，就是輕，屬於俳句一樣的詩。他是對世界的觀察，不挖進去，只是呈現。他有原創的東西，但不會把這種原創，寫成我們理解的現代詩。奧登我很佩服的，他什麼都看，看三流小說或者荒謬的打油詩，你覺得淺的東西不一定真的像你想的那麼薄。
早年在香港工作期間的黃燦然。
新京報：你如何規劃自己的翻譯？
黃燦然：主要集中在詩歌和詩論，也是最沒市場的。我翻譯的目的都是國內缺什麼，我就給補上，比如卡瓦菲斯、里爾克、聶魯達。明年會更集中翻譯詩歌。要建立一個系統，不能隨便翻譯。很多商業的翻譯價錢很高，都推掉了。之前有次出版社找我，一本書，不到100頁，10萬塊，一天一頁，三個月就搞定了，10萬，好需要這筆錢，但是違背原則。
新京報：是什麼樣的書？
黃燦然：經典重譯。
新京報：經典也不願意嗎？
黃燦然：人家已經翻譯的很好，你扮什麼英雄。一些經典，已經有很好的譯本。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自己的詩？
黃燦然：35歲之後，還在不斷思考這些問題。什麼是我自己的，不斷在變。你讀了普希金，有新的想法，你讀了拉金，也會產生變化。很多人寫詩是一種範式，在這個範圍內無限延長，再也沒法突破。
新京報：你是一個一條道走到黑的人，和你的出生地或70年代的香港精神有關係嗎？
黃燦然：更多的是文學上的榜樣，像卡瓦菲斯、佩索阿、拉金，大半輩子都是沉默的，待在一個地方，不出門，自己幹自己的事。比如杜甫，顛沛流離。這些人對我是榜樣也是安慰。
只要想起他死在新媒體時代之前，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沒關係，寫詩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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