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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芳華》背後,還藏著嚴歌苓這些經歷

原本計畫9月30日在全國上映的馮小剛新作《芳華》,9月24日淩晨被片方宣佈撤離國慶檔,撤檔原因不明,一時間引起眾多猜測。

這部由馮小剛執導的劇情片,根據嚴歌苓的同名小說《芳華》改編。

影片以1970至1980年代為背景,馮小剛在此前的宣傳中曾說,這是一部根植於他和小說原著作者嚴歌苓在部隊文工團共同的工作生活記憶的電影。

影片製作過程中涉及近年國產電影較少表現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據馮小剛早前宣傳時透露,這段戰爭戲耗資七百萬,用六分鐘的長鏡頭展現戰爭的殘酷,比《集結號》的戰爭效果更甚。

而對於為何要花如此代價來打造這個鏡頭,

馮小剛曾表示,近二十多年來,越戰背景的影視作品已經幾乎絕跡于觀眾的視野,而曾經他的戰友們在戰場上犧牲,他不願年輕一輩就這樣忘卻歷史。

毋庸置疑,此次撤檔更加引起了吃瓜群眾們對影片內容的好奇,但這部電影到底在講什麼?可能沒有人比小說原著作者兼電影編劇嚴歌苓更能回答這個問題了,六年前,在鳳凰文化的“視線”欄目中,嚴歌苓曾講述了那段記憶。

以下內容摘選自鳳凰文化“視線”欄目第06期。鳳凰文化原創內容,轉載請申請授權並注明來源,歡迎讀者朋友轉發、分享。

電影《芳華》劇照

我記得我的祖母把我們家的書全都給封起來的那一年大概是1966年,因為她知道人家一沖到家裡來,肯定要把我們的書拿出去燒掉。

所以我的祖母就自己先封起來,先把用報紙把書全部蒙上,然後再把書櫃上推拉的門貼上封條,但她也沒寫是誰貼的。還有一些書,我爸爸是個作家,人家其他的作家會送書給他簽個名字,那些作家有的人已經被打倒了,所以我的祖母很怕,因為他們被打倒了會牽累到我們家,就要把這些書處理掉,就是燒掉。早上生煤爐的時候,她就會在那燒,
拿它做煤爐引火的東西,我就坐在旁邊一邊看,我說奶奶你慢點燒,我還沒有看完,就這樣看得很快——所以我看書是很快的。

我爸爸他們年代的那些書,我就是這樣非常非常浮光掠影地看,因為撕下一篇要燒。我的年代是從那個報紙後面、封條後面抽出書來看,自己挑。因為外人看來我們家是沒有書的,書全部已經被藏起來了、被封起來了,所以我和哥哥就開始從那個書架後面拿書,

幸虧我爸爸在我4歲的時候開始教我識字,然後同時教我背唐詩宋詞什麼的。

後來,我們沒有學上了,學校都關門了。還有你的父親是什麼人,到了學校你進去人家會在門上架東西,一過去推門就會砸到你頭上,所以我們也不怎麼去上學。我的教育是在我爸爸的書房裡完成的,他的書房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拜倫的《彷徨》,然後《堂吉訶德》,然後接下來就是《復活》,所有你能想到的西方經典小說,我爸爸這裡都有。還有一些書是我爺爺傳下來的,像明版的《水滸傳》,還有《西遊記》。到12歲開始懂事了,就開始看《紅樓夢》。

我的可能性應該是不少的,我可以學醫,我可以變成數學家,我也可以變成一個宇航家,我覺得我是一個蠻聰明的人,我的可能性很多。但是由於那個沒有書、沒有教育的一個文學斷裂的大時代把我推到毫無選擇地選擇了文學。

電影《歸來》劇照,張藝謀導演,影片根據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改編,該片主要講述了知識份子陸焉識與妻子馮婉瑜的在大時代際遇下的情感變遷故事。

還有什麼使我選擇了文學呢?就是我童年的時候經常跑去看自殺。我記得當時自殺是一個大現象,也是個自殺的大時代,我們孩子非常興奮地每天跑著去看又來個自殺的。

有一天,聽說有一對老夫婦從樓上跳下來了,然後我們就跑去看,一看冬青樹籬笆裡面的泥巴地有兩個坑,肯定是被人砸出來的,人已經被抬走了,沒有什麼其他痕跡,好像也沒有發生什麼很慘的事件。但是過了兩天我又從那走的時候,就起風了,從樓上不斷地飄下來糖紙,五顏六色。

我記得在1969年的時候,糖是要憑票供應的,一個人一個月好像才二兩糖。我看它每天一有風就掛下來一些糖紙,我就在想像這對老夫婦在自殺之前大概把積攢一年的糖都拿到樓上去,兩個人把它吃光了,然後跳下來;兩個人吃糖的時候會想到什麼,會談到什麼,是什麼樣的一種心情。在他們決定手把手跳樓的時候,我覺得那個人性到那一刹那會是什麼樣的,這就是我今天想到的,但是當時我在想,不管他們怎麼樣把自己的生命終止,但是最後的一刹可能還是美好的,因為兩個人坐在那,一邊吃糖,也許會講他們過去的事情,講他們相戀的時候,然後跳下來,然後不斷地每天有糖紙飄下來,提醒人們從上面跳下來一對老鴛鴦,好像一種化蝶的感覺——我覺得好像這對老頭老太太化蝶了。

當然這個時候我大概不到10歲,我覺得還是一個比較容易幻想,把什麼東西都想成童話的時代。那個時候,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好像還是挺美的。這樣一種比較淒慘比較美的東西,在我那個沒有正常讀書的童年,給我很深的印象。

還有一個我爸爸的同事,也是一名作家,當時是一個氣質非常高雅的人。她把100片安眠藥吃進去。人們把她送到醫院,結果沒有病房接受這種病人,人們就把她放在走廊裡,上面寫病因就是畏罪自殺。當時她已經全部衣服被脫光了,然後插上各種管子在搶救她。

因為她是一個有名的女作家,而且又因為她在這種狀況下,所以很多人就想把她身上的被單子撩起來看一看她,看看她的肉體。有一個電工流裡流氣地唱歌走過來,走到她的床邊,故意把煙頭掉到她的床單上,然後他就抓起那個床單拼命去抖,這樣就全讓女人的身體暴露無疑了,我覺得世界上怎麼有這樣醜惡的人,怎麼有這樣醜惡的心靈。我當時就氣死了,就坐在那死活不要去睡覺,就守在那一夜,說誰來揭開這個被單我至少要去瞪他一眼,然後把那個被單給她蓋上。

電影《芳華》劇照

到了我12歲的時候,我就開始考各種文工團,去跳啊唱啊,很快就被選上了,這樣我父母就達到了目的,說妹妹走了,哥哥可以留下了,家裡只剩下一個孩子。我來到了部隊裡,一下進入了成人的生活,一個孩子跟成人打交道,你必須學會閱讀他的心思,就是看人家的臉色,在部隊這種環境裡是看人家的一切,所以這樣子我覺得我很早就成熟了,對心理學很早就揣摩起來。特別是在一個男性的社會裡面——部隊是男性的社會,作為一個女兵怎樣存活下去。

我在部隊待了13年,到第9年的時候,爆發了一場戰爭,自衛反擊戰,當時我只有20歲。當時很缺記者,其實什麼都缺,也缺護士也缺軍醫,我就跟領導說我好想去當戰地記者,他說那好吧。當時任何人申請都會批准的,但他說你不能去第一線,你就去野戰包紮所,去採訪傷患就可以了。非常快,大概是一兩天之內就同意我走,背著一支五四式手槍,拿著一張特別通行證的票就往前線去了,真是糊裡糊塗的從一個舞蹈演員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戰地記者。

前線使我對一切東西都顛覆了,我過去以為英雄主義是什麼,然後到了這個時候我就發現,一個人的生命、一個人的青春可以在一刹那之間就全改變了、全毀滅了,一個健全的身體可以在一刹那之間就變成了殘疾。

我從前線回來陷入了一種非常抑鬱的狀態,我寫了很多詩歌,其實是非常反戰的,從個體生命來重新思考這種英雄主義。等這些詩歌陸陸續續被發表之後我就發現,原來在一個舞蹈者嚴歌苓的身體裡,休眠著一個作家的人格,如果不是這些機遇,如果不是一場突然的自衛反擊戰,這個嚴歌苓是不會醒來的,因為很多的東西已經認為舞蹈是已經不能表白我自己了,只有用筆來表白。

我爸爸這裡都有。還有一些書是我爺爺傳下來的,像明版的《水滸傳》,還有《西遊記》。到12歲開始懂事了,就開始看《紅樓夢》。

我的可能性應該是不少的,我可以學醫,我可以變成數學家,我也可以變成一個宇航家,我覺得我是一個蠻聰明的人,我的可能性很多。但是由於那個沒有書、沒有教育的一個文學斷裂的大時代把我推到毫無選擇地選擇了文學。

電影《歸來》劇照,張藝謀導演,影片根據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改編,該片主要講述了知識份子陸焉識與妻子馮婉瑜的在大時代際遇下的情感變遷故事。

還有什麼使我選擇了文學呢?就是我童年的時候經常跑去看自殺。我記得當時自殺是一個大現象,也是個自殺的大時代,我們孩子非常興奮地每天跑著去看又來個自殺的。

有一天,聽說有一對老夫婦從樓上跳下來了,然後我們就跑去看,一看冬青樹籬笆裡面的泥巴地有兩個坑,肯定是被人砸出來的,人已經被抬走了,沒有什麼其他痕跡,好像也沒有發生什麼很慘的事件。但是過了兩天我又從那走的時候,就起風了,從樓上不斷地飄下來糖紙,五顏六色。

我記得在1969年的時候,糖是要憑票供應的,一個人一個月好像才二兩糖。我看它每天一有風就掛下來一些糖紙,我就在想像這對老夫婦在自殺之前大概把積攢一年的糖都拿到樓上去,兩個人把它吃光了,然後跳下來;兩個人吃糖的時候會想到什麼,會談到什麼,是什麼樣的一種心情。在他們決定手把手跳樓的時候,我覺得那個人性到那一刹那會是什麼樣的,這就是我今天想到的,但是當時我在想,不管他們怎麼樣把自己的生命終止,但是最後的一刹可能還是美好的,因為兩個人坐在那,一邊吃糖,也許會講他們過去的事情,講他們相戀的時候,然後跳下來,然後不斷地每天有糖紙飄下來,提醒人們從上面跳下來一對老鴛鴦,好像一種化蝶的感覺——我覺得好像這對老頭老太太化蝶了。

當然這個時候我大概不到10歲,我覺得還是一個比較容易幻想,把什麼東西都想成童話的時代。那個時候,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好像還是挺美的。這樣一種比較淒慘比較美的東西,在我那個沒有正常讀書的童年,給我很深的印象。

還有一個我爸爸的同事,也是一名作家,當時是一個氣質非常高雅的人。她把100片安眠藥吃進去。人們把她送到醫院,結果沒有病房接受這種病人,人們就把她放在走廊裡,上面寫病因就是畏罪自殺。當時她已經全部衣服被脫光了,然後插上各種管子在搶救她。

因為她是一個有名的女作家,而且又因為她在這種狀況下,所以很多人就想把她身上的被單子撩起來看一看她,看看她的肉體。有一個電工流裡流氣地唱歌走過來,走到她的床邊,故意把煙頭掉到她的床單上,然後他就抓起那個床單拼命去抖,這樣就全讓女人的身體暴露無疑了,我覺得世界上怎麼有這樣醜惡的人,怎麼有這樣醜惡的心靈。我當時就氣死了,就坐在那死活不要去睡覺,就守在那一夜,說誰來揭開這個被單我至少要去瞪他一眼,然後把那個被單給她蓋上。

電影《芳華》劇照

到了我12歲的時候,我就開始考各種文工團,去跳啊唱啊,很快就被選上了,這樣我父母就達到了目的,說妹妹走了,哥哥可以留下了,家裡只剩下一個孩子。我來到了部隊裡,一下進入了成人的生活,一個孩子跟成人打交道,你必須學會閱讀他的心思,就是看人家的臉色,在部隊這種環境裡是看人家的一切,所以這樣子我覺得我很早就成熟了,對心理學很早就揣摩起來。特別是在一個男性的社會裡面——部隊是男性的社會,作為一個女兵怎樣存活下去。

我在部隊待了13年,到第9年的時候,爆發了一場戰爭,自衛反擊戰,當時我只有20歲。當時很缺記者,其實什麼都缺,也缺護士也缺軍醫,我就跟領導說我好想去當戰地記者,他說那好吧。當時任何人申請都會批准的,但他說你不能去第一線,你就去野戰包紮所,去採訪傷患就可以了。非常快,大概是一兩天之內就同意我走,背著一支五四式手槍,拿著一張特別通行證的票就往前線去了,真是糊裡糊塗的從一個舞蹈演員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戰地記者。

前線使我對一切東西都顛覆了,我過去以為英雄主義是什麼,然後到了這個時候我就發現,一個人的生命、一個人的青春可以在一刹那之間就全改變了、全毀滅了,一個健全的身體可以在一刹那之間就變成了殘疾。

我從前線回來陷入了一種非常抑鬱的狀態,我寫了很多詩歌,其實是非常反戰的,從個體生命來重新思考這種英雄主義。等這些詩歌陸陸續續被發表之後我就發現,原來在一個舞蹈者嚴歌苓的身體裡,休眠著一個作家的人格,如果不是這些機遇,如果不是一場突然的自衛反擊戰,這個嚴歌苓是不會醒來的,因為很多的東西已經認為舞蹈是已經不能表白我自己了,只有用筆來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