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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GAP創始人到“任性”藏家:費舍爾收藏與三藩市MoMA的百年協約

三藩市費舍爾收藏(The Fisher Collection)被譽為世界上最優秀的私人戰後及當代藝術收藏之一,由美國休閒服飾巨頭 Gap 的創始人費舍爾夫婦于1970年代初期創建。他們購買藏品從不通過藝術顧問,

全憑個人的觀察和判斷。2009年,費舍爾收藏被納入了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永久收藏,成為了該機構館藏作品中重要的一部分。他們的案例,或許能為正在興起的亞洲藝術市場和藏家們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鑒。

服裝巨頭的藝術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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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費舍爾收藏(The Fisher Collection)被譽為世界上最優秀的私人戰後及當代藝術收藏之一,由美國休閒服飾巨頭 Gap 的創始人 、三藩市本地知名商人唐納德·費舍爾(Donald Fisher)與多麗斯·費舍爾(Doris Fisher)於1970年代初期創建,

收藏的藝術品總量超過1100件,包含185位來自美國和歐洲,尤其是德國的藝術家。

左:多麗斯·費舍爾,右:唐納德·費舍爾

早在 Gap 創始之初,費舍爾夫婦就開始購買相比於其他媒介來說價格相對較低的版畫,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

費舍爾夫婦的興趣逐漸轉向繪畫、雕塑、紙上作品等其他媒介的藝術創作。他們相信藝術可以激發員工的創造力,因此長久以來,費舍爾夫婦收藏的大量作品都被用於裝飾辦公室以及公司總部內的兩間畫廊。1974年,費舍爾夫婦首次收藏了羅伯特·馬瑟韋爾(Robert Motherwell)的系列版畫;1979年,費舍爾夫婦收藏了第一幅重要的繪畫作品——羅伊·李奇登斯坦的 《Nerts》。

費舍爾收藏作品:羅伊·李奇登斯坦《Live Ammo (Tzing)》,1962年

值得注意的是,費舍爾夫婦有著一套獨到的收藏理念:他們只購買兩人都喜歡的作品——這能夠確保他們的收藏能夠代表兩人共同的審美判斷;他們也從不聘請藝術顧問或與策展人合作——以此在保持收藏體系的獨立性時也能夠與藝術家直接建立長久的友誼。

已故的唐納德·費舍爾曾說:“費舍爾收藏是我們自己觀察再觀察的結果。”

費舍爾收藏作品:Ellsworth Kelly《Cité》, 1951年

2009年,隨著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下文簡稱 SFMoMA )的擴張計畫逐漸成型,SFMoMA 董事會主席查理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與館長尼爾·本內茲拉(Neal Benezra)共同宣佈與費舍爾收藏達成一項有效期長達100年的合作協定,

計畫從2016年起,在擴建後的 SFMoMA 內展出費舍爾收藏,並提出了在協議到期後再續約25年的可能性。費舍爾夫婦與 SFMoMA 還共同創建了用於監督、管理、維護這批收藏的費舍爾藝術基金會(Fisher Art Foundation)。

本內茲拉當時在公佈這一消息時特別提到,費舍爾收藏將成為“SFMoMA 現有強大的收藏基礎上更加完美的補充”,因為由此一來,費舍爾收藏將為 SFMoMA 的戰後繪畫和雕塑的收藏增加15%。施瓦布則指出,費舍爾收藏將大大幫助 SFMoMA躍升為世界領先的當代藝術機構。

費舍爾收藏作品:Chuck Close《Agnes》,1998年

早在2005年,唐納德·費舍爾就曾向本內茲拉提出過將收藏捐贈給 SFMoMA 並設立“費舍爾館”(Fisher Wing)的提議。然而對於當時的 SFMoMA 來說,龐大的費舍爾收藏對尚未擴建的博物館來說可謂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除此之外,費舍爾收藏雖然無論從收藏的體量、品質還是深度上的成就都有目共睹,但 SFMoMA 是否能夠在接收捐贈後仍保持策展上的獨立性和控制權也是博物館方面考慮的重點。

經過董事會再三考量,SFMoMA 拒絕了唐納德·費舍爾的提議。在這之後,費舍爾夫婦萌生了為自己的收藏建造博物館的想法。他們曾考慮在三藩市要塞公園 Presidio 建造博物館,但最終由於地形 、社區與建築設計上難以化解的矛盾而不得不放棄這一計畫。

私人收藏如何進入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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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隨著唐納德·費舍爾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關於費舍爾收藏何去何從的討論才再次被擺在 SFMoMA 的面前。 費舍爾收藏與 SFMoMA 之間長達100年的合作協定包括諸多在私人收藏與公共藝術機構合作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條件和限制性條款。SFMoMA 在新聞稿中提到,來自費舍爾收藏的作品必須在協定生效的第一年以整體模式進行獨立展出,並且需要在未來的100年內以每10年一個週期重複這一展覽模式。每10年期間,費舍爾收藏的作品可以與 SFMoMA 的其他收藏一起展出。其他的限制性條款還包括任何時候展出藝術品的75%必須來自費舍爾收藏,其中最重要的藏品至少每五年展出一次。

無論是年限還是規模,對於這一私人收藏與公共藝術機構前所未有的合作模式,在藝術界大加讚賞的同時,評論界也傳出質疑的聲音。《三藩市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藝術評論家、前三藩市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校長查理斯·德馬雷(Charles Desmarais)於2016年8月在《三藩市紀事報》上刊登了長篇評論文章,對費舍爾收藏與 SFMoMA 的合作模式提出了諸多疑慮。

費舍爾收藏作品:Ellsworth Kelly《Spectrum I》,1953年

其中就包括曾經在2005年提出的疑問:SFMoMA 能否保持在費舍爾收藏上策展的獨立與自由?當體量龐大的費舍爾收藏需要在未來100年長期佔據三層展廳空間並需要以整體呈現時,SFMoMA 是否仍舊能夠秉承作為一座“展現多元現當代藝術 ”的博物館使命?而多麗斯·費舍爾作為費舍爾收藏的主人,將如何在未來幾年間與費舍爾藝術基金會進行作品所有權的交接?

對於費舍爾基金會而言,董事名單上目前只有多麗斯·費舍爾與她的三個兒子——包括現任 SFMoMA 董事會主席羅伯特·費舍爾(Robert J. Fisher),這其中的利益關係將如何理清?從長遠考量,如果在未來的100年中,費舍爾家族的後代想要收回這一收藏,基金會與 SFMoMA 將如何應對在未來可能出現的產權紛爭?

左起:Richard Armstrong, Frances Morris, Manuel Borja-Villel, Dominic Willsdon 於“你的,我的,我們的:博物館中的私人——公共合作模式”研討會現場, 攝影:Beth LaBerge

面對質疑與挑戰,SFMoMA 以積極的方式做出了回應。2017年1月13日,一場名為“你的,我的,我們的:博物館中的私人——公共合作模式”(Yours, Mine, and Ours: Museum Model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研討會在 SFMoMA 召開。

討論會以費舍爾收藏作為切入點,邀請了來自美國及其他國家藝術機構的館長與策展人,探討了在博物館的機制下,SFMoMA與費舍爾收藏合作關係的形成、是否存在博物館與私人收藏合作上的“美國模式”、私人——公共合作模式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現狀以及公共領域在未來的意義等話題。

費舍爾收藏作品:Andreas Gursky《99 Cent》,1999年

在此次大規模展覽開幕前,費舍爾收藏僅在少量場合進行過展出 。2010年,SFMoMA 在建館75年之際推出了名為“從考爾德到沃霍爾:走進費舍爾收藏”(Calder to Warhol: Introducing the Fisher Collection)的展覽,成為費舍爾收藏在 SFMOMA 的首展;2015年,題為“美國符號:來自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和費舍爾收藏的名作”(American Icons: Masterworks from SFMoMA and the Fisher Collection)的展覽亮相法國巴黎大皇宮(Grand Palais),向美國境外的觀眾展示了近50件來自 SFMoMA 和費舍爾收藏的作品,並隨 後前往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的格拉內美術館(the Musée Granet in Aix- en-Provence)進行了巡展。

費舍爾收藏與 SFMoMA 的合作關係對於私人收藏和公共藝術機構在相互制約上可謂史無前例。雖然對於這一合作的讚揚和質疑此起彼伏,但是未來的100年也給藝術界和公眾留下了無限的可能與想像力。唐納德·費舍爾曾在2007年談到對於一座優秀博物館的期許:“博物館應該比現在想得更遠、更廣;博物館需要與公眾建立關係。一個理想中的博物館應該有優秀的永久收藏,並且有能力開放思維去吸引最廣泛的觀眾 。但是現在看來它們似乎並不是。”對於 SFMoMA 而言,這一歷史性的合作才剛剛開始。(撰文/Laura Xue)

*除特殊注明外,本文圖片均來自SFMoMA

施瓦布則指出,費舍爾收藏將大大幫助 SFMoMA躍升為世界領先的當代藝術機構。

費舍爾收藏作品:Chuck Close《Agnes》,1998年

早在2005年,唐納德·費舍爾就曾向本內茲拉提出過將收藏捐贈給 SFMoMA 並設立“費舍爾館”(Fisher Wing)的提議。然而對於當時的 SFMoMA 來說,龐大的費舍爾收藏對尚未擴建的博物館來說可謂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除此之外,費舍爾收藏雖然無論從收藏的體量、品質還是深度上的成就都有目共睹,但 SFMoMA 是否能夠在接收捐贈後仍保持策展上的獨立性和控制權也是博物館方面考慮的重點。

經過董事會再三考量,SFMoMA 拒絕了唐納德·費舍爾的提議。在這之後,費舍爾夫婦萌生了為自己的收藏建造博物館的想法。他們曾考慮在三藩市要塞公園 Presidio 建造博物館,但最終由於地形 、社區與建築設計上難以化解的矛盾而不得不放棄這一計畫。

私人收藏如何進入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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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隨著唐納德·費舍爾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關於費舍爾收藏何去何從的討論才再次被擺在 SFMoMA 的面前。 費舍爾收藏與 SFMoMA 之間長達100年的合作協定包括諸多在私人收藏與公共藝術機構合作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條件和限制性條款。SFMoMA 在新聞稿中提到,來自費舍爾收藏的作品必須在協定生效的第一年以整體模式進行獨立展出,並且需要在未來的100年內以每10年一個週期重複這一展覽模式。每10年期間,費舍爾收藏的作品可以與 SFMoMA 的其他收藏一起展出。其他的限制性條款還包括任何時候展出藝術品的75%必須來自費舍爾收藏,其中最重要的藏品至少每五年展出一次。

無論是年限還是規模,對於這一私人收藏與公共藝術機構前所未有的合作模式,在藝術界大加讚賞的同時,評論界也傳出質疑的聲音。《三藩市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藝術評論家、前三藩市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校長查理斯·德馬雷(Charles Desmarais)於2016年8月在《三藩市紀事報》上刊登了長篇評論文章,對費舍爾收藏與 SFMoMA 的合作模式提出了諸多疑慮。

費舍爾收藏作品:Ellsworth Kelly《Spectrum I》,1953年

其中就包括曾經在2005年提出的疑問:SFMoMA 能否保持在費舍爾收藏上策展的獨立與自由?當體量龐大的費舍爾收藏需要在未來100年長期佔據三層展廳空間並需要以整體呈現時,SFMoMA 是否仍舊能夠秉承作為一座“展現多元現當代藝術 ”的博物館使命?而多麗斯·費舍爾作為費舍爾收藏的主人,將如何在未來幾年間與費舍爾藝術基金會進行作品所有權的交接?

對於費舍爾基金會而言,董事名單上目前只有多麗斯·費舍爾與她的三個兒子——包括現任 SFMoMA 董事會主席羅伯特·費舍爾(Robert J. Fisher),這其中的利益關係將如何理清?從長遠考量,如果在未來的100年中,費舍爾家族的後代想要收回這一收藏,基金會與 SFMoMA 將如何應對在未來可能出現的產權紛爭?

左起:Richard Armstrong, Frances Morris, Manuel Borja-Villel, Dominic Willsdon 於“你的,我的,我們的:博物館中的私人——公共合作模式”研討會現場, 攝影:Beth LaBerge

面對質疑與挑戰,SFMoMA 以積極的方式做出了回應。2017年1月13日,一場名為“你的,我的,我們的:博物館中的私人——公共合作模式”(Yours, Mine, and Ours: Museum Model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研討會在 SFMoMA 召開。

討論會以費舍爾收藏作為切入點,邀請了來自美國及其他國家藝術機構的館長與策展人,探討了在博物館的機制下,SFMoMA與費舍爾收藏合作關係的形成、是否存在博物館與私人收藏合作上的“美國模式”、私人——公共合作模式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現狀以及公共領域在未來的意義等話題。

費舍爾收藏作品:Andreas Gursky《99 Cent》,1999年

在此次大規模展覽開幕前,費舍爾收藏僅在少量場合進行過展出 。2010年,SFMoMA 在建館75年之際推出了名為“從考爾德到沃霍爾:走進費舍爾收藏”(Calder to Warhol: Introducing the Fisher Collection)的展覽,成為費舍爾收藏在 SFMOMA 的首展;2015年,題為“美國符號:來自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和費舍爾收藏的名作”(American Icons: Masterworks from SFMoMA and the Fisher Collection)的展覽亮相法國巴黎大皇宮(Grand Palais),向美國境外的觀眾展示了近50件來自 SFMoMA 和費舍爾收藏的作品,並隨 後前往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的格拉內美術館(the Musée Granet in Aix- en-Provence)進行了巡展。

費舍爾收藏與 SFMoMA 的合作關係對於私人收藏和公共藝術機構在相互制約上可謂史無前例。雖然對於這一合作的讚揚和質疑此起彼伏,但是未來的100年也給藝術界和公眾留下了無限的可能與想像力。唐納德·費舍爾曾在2007年談到對於一座優秀博物館的期許:“博物館應該比現在想得更遠、更廣;博物館需要與公眾建立關係。一個理想中的博物館應該有優秀的永久收藏,並且有能力開放思維去吸引最廣泛的觀眾 。但是現在看來它們似乎並不是。”對於 SFMoMA 而言,這一歷史性的合作才剛剛開始。(撰文/Laura Xue)

*除特殊注明外,本文圖片均來自SFM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