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裡的新角色
“
駐校社工，這個對於不少國人仍顯陌生的社會學名詞，
”
法治週末記者 管依萌
“我肉厚，不疼。”接受法治週末記者採訪時，凱凱已基本走出了被同學圍毆的陰影，但當被問及“是否介意涉事同學的嘲笑”時，他嚴肅起來，害怕而不甘心地答道：“是！”
凱凱今年上初中二年級，憨厚陽光，近一米八的身高讓他無需害怕其他同學。
“這幫同學平時抽煙喝酒打架，樣樣都占。”凱凱覺得自己與涉事同學不是一類人，也不想與他們有任何瓜葛。然而暴力還是發生了。
近幾年來，惡性校園欺淩事件頻繁見諸報端。相比各方熱鬧的分析與評論，能夠切實有效緩解甚至是根除校園欺淩現象的建議與途徑，似乎顯得並不太多。
今年兩會期間，駐校社工的制度理念引發關注。
這個對大多數人仍顯陌生的名詞，因其對學校越來越高的必需性，已在內地一些中小學校起步推廣。據法治週末記者瞭解，目前，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已嘗試將專業社工引入學校。效果如何，尚待時間與更多案例的佐證。
問題來了
與凱凱有矛盾的，是他的小學同學韜韜。兩家住在相鄰的社區，小學畢業後，
讀小學時，韜韜就曾向凱凱收過“保護費”，凱凱沒有接受這種無理要求。那段時間，兩人鬧過不少不愉快，最近的矛盾，只是韜韜多年來想要“報復”凱凱的導火索。
“有一次我下了補習班回家的路上，看到韜韜正在欺負一個弱小的同學。我便走過去，替那個同學打抱不平。”凱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勇氣和正義會招來麻煩，“當時他說要找人揍我，我以為他只是說大話，
不久後的一個周日中午，韜韜約他“出去談談”。
凱凱隻身前往相約的公園，看到的是韜韜和他集結的十多號人。“過了一會兒，又來了一個胖子，手臂上有個大文身，大家都管他叫達哥，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學生。”
正是這個達哥，在到達公園後，開始對凱凱拳腳相加。之後，韜韜的同學也圍了上來，一場“洽談”變成了圍毆。
凱凱被打後一時不知所措，韜韜和達哥恐嚇他不許告訴家長、更不許報警。
然而事情並非這麼簡單。
韜韜的同伴因毆打凱凱時戳傷了手指，轉而向凱凱索要1000元醫藥費。凱凱再三周旋之後，答應付給他們200元。之後，韜韜和達哥又要求凱凱向他們下跪。
“和他們討價還價半天後，我最後只得向他們鞠了一躬。”凱凱羞愧地說道。
凱凱後來瞭解到，達哥初中沒畢業就輟學了，雖未滿二十歲，卻已在社會上混了五六年。“達哥所謂的‘混社會’無非就是游走在原來同學、學校的圈子裡，打架勒索。”
“一些孩子長大之後，會尋求自己的小幫派，甚至會在手上刻某個圖案做為幫派的標誌。”從事社會工作8年的張潔對法治週末記者說，在青少年群體中，這種情況屬於比較嚴重的，因為他們已經開始向集團化發展了。
張潔曾在廣州做社工督導，後選擇回到家鄉福州公益創業。2013年3月底，她發起的駐校社工項目成功入駐一所小學。
駐校社工，亦被稱為學校社會工作，指在幼稚園、小學、中學、職專、大學提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主要指專業社工長期進駐學校，在學校常規教學時間(週一至週五)期間開展學校社會工作，以學生群體為主，協助學校開展德育教育和心理教育，同時為有需求的群體提供專業社工服務。
駐校社工起源于20世紀初的美國。1919年，美國社會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學校社會工作在福利體系中的地位。在我國，香港從1971年開始推進學校社會工作，到2000年，全港全部實行“一校一社工”制度。
張潔對記者說，課間操時，她從三樓的社工站望下去，操場上幾乎全是三五成群的孩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個別孩子會被擠到學校牆角。放學時，會有很多校外的孩子，三三兩兩地站在學校門口，等著從學校裡面出去的孩子。
“要幹什麼呢？勒索。高年級的向低年級的勒索幾塊錢，或者是‘你昨天在學校打我弟弟了，我弟說讓我來收拾你一下’。”張潔對法治週末記者說。
能夠主動發現問題並介入
看到兒子被打，凱凱的父親心裡不僅僅是難受。“我既生氣又擔心，再三衡量，還是決定由我們家長出面解決。”
為了不讓兒子再受欺負，凱凱的父母決定到韜韜的學校找其班主任，又通過班主任聯繫到韜韜的家長。
凱凱的父親認為，如果雙方家長能夠坐在一起談談孩子們今後的成長，便再好不過了。據他的觀察，“韜韜的父母很客氣也很講道理，只是平日比較忙碌，也太過寵溺孩子”。
經過雙方家長的溝通，兩家人決定一起吃個便飯，將兩個孩子之間的矛盾調解一下。
儘管遭受了欺淩，凱凱的父母能察覺出他的異樣並及時止損。可對於另外一些孩子來說，就遠沒有這麼幸運了。
據張潔透露，參與駐校社工的幾年時間內，她發現很多家長並不瞭解自己孩子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而出現問題的學生在早期也並不會主動和社工交流。
因此，駐校社工的一大作用，就是能夠主動發現學生可能存在的問題，開始介入，並與家長溝通。
“我們會尋找干擾學生們成長的因素是什麼。”張潔說，有了頭緒後，駐校社工會主動和學生交談，如果學生們拒絕，社工便會分別與雙方父母溝通，之後再將雙方父母約到一起交談。
北京市西城區悅群社會工作事務所專案主管蘆悅採取的方式是“秉持社會工作價值理念，運用青少年個案輔導、小組工作、團體工作等方法，為成長中的學校青少年群體提供專業化的服務”。
張潔認為，集團化的青少年群體一般都會有自己的“小頭頭”，只要努力讓“小頭頭”開始有所改變、重回正軌，其他問題學生，都會有或多或少的改變。
然而，有些改變不是駐校社工憑一人之力就可以達到的，學生的成長環境和家庭關係，都會成為其回歸正途的關鍵因素。若某個孩子在家經常遭受暴力，那麼他的成長軌跡會出現偏差。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退休小學教師認為，不少校園欺淩者在家往往缺乏自己想要的關愛，需要在學校求得關注，欺淩他人後，自己心裡也很空虛。受欺淩者往往不敢反抗，不會說出來，這給了欺淩者可乘之機。
因此蘆悅建議，學生要加強自我保護意識，發生問題後及時與家屬和老師溝通，尋求幫助。
作為價值中立的獨立協力廠商
今年兩會期間，駐校社工的議案吸引了不少人的關注。“駐校社工的確能為孩子在學校的成長和發展作出幫助。”凱凱的父親表示自己也很關注駐校社工的議案，尤其在兒子遭受圍毆之後。
為何是社工？
北京華益社會工作促進中心項目部主任許永霞告訴法治週末記者，目前，僅僅依靠學校力量很難有效解決的教育問題日益凸顯，如因問題學生引發的家長與家長之間、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衝突。家長和學校是相關利益主體，而社會工作者作為獨立的協力廠商，以價值中立的立場介入，更有利於這些問題的解決。
而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馬鳳芝看來，駐校社工以學校為服務平臺，以“三級介入”“多方聯動”的工作方式遏制解決校園欺淩問題，具有結合多種工作手段和工作資源的綜合治理的功能，可以發揮其獨特的角色。
對此，凱凱的父母也有自己的看法。
“校方還有主事孩子的家長都必須站出來，一定要當面把問題說清楚。”凱凱的父親同時表示，自己平時有意培養凱凱的自主能力，可是有些事情還是會超出孩子力所能及的範疇。
相比任課老師，“80後”的蘆悅與學生的年齡差距更小。據她透露，社工的平均年齡不大，加之與老師身份、角色上的不同，“主要是以陪伴者、傾聽者的角色開展服務，學生們在與社工接觸時心態上也會有所不同”。
作為一種尚顯新鮮的輔助教育制度，駐校社工仍未被廣為人知。
當法治週末記者問起凱凱“學校是否有社工”時，從他的表情不難看出，他對於這個角色一無所知；即便在向他解釋後，他依舊沒有明白駐校社工究竟是什麼。
在許永霞看來，中國的學校與青少年社會工作起步較晚，現階段在學校中所起的作用還不能凸顯，這是因為中國的教育體制相對完善，社會工作作為協力廠商進入學校提供服務，不容易被學校認可和接受。
雖是如此，張潔依舊對駐校社工滿懷信心。“我們每年都通過人大代表向政府呼籲，同時，我們也在探索，怎樣才能讓社工服務以更好的形式實施下去。”
長按、關注
我最後只得向他們鞠了一躬。”凱凱羞愧地說道。凱凱後來瞭解到，達哥初中沒畢業就輟學了，雖未滿二十歲，卻已在社會上混了五六年。“達哥所謂的‘混社會’無非就是游走在原來同學、學校的圈子裡，打架勒索。”
“一些孩子長大之後，會尋求自己的小幫派，甚至會在手上刻某個圖案做為幫派的標誌。”從事社會工作8年的張潔對法治週末記者說，在青少年群體中，這種情況屬於比較嚴重的，因為他們已經開始向集團化發展了。
張潔曾在廣州做社工督導，後選擇回到家鄉福州公益創業。2013年3月底，她發起的駐校社工項目成功入駐一所小學。
駐校社工，亦被稱為學校社會工作，指在幼稚園、小學、中學、職專、大學提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主要指專業社工長期進駐學校，在學校常規教學時間(週一至週五)期間開展學校社會工作，以學生群體為主，協助學校開展德育教育和心理教育，同時為有需求的群體提供專業社工服務。
駐校社工起源于20世紀初的美國。1919年，美國社會工作會議正式確立了學校社會工作在福利體系中的地位。在我國，香港從1971年開始推進學校社會工作，到2000年，全港全部實行“一校一社工”制度。
張潔對記者說，課間操時，她從三樓的社工站望下去，操場上幾乎全是三五成群的孩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個別孩子會被擠到學校牆角。放學時，會有很多校外的孩子，三三兩兩地站在學校門口，等著從學校裡面出去的孩子。
“要幹什麼呢？勒索。高年級的向低年級的勒索幾塊錢，或者是‘你昨天在學校打我弟弟了，我弟說讓我來收拾你一下’。”張潔對法治週末記者說。
能夠主動發現問題並介入
看到兒子被打，凱凱的父親心裡不僅僅是難受。“我既生氣又擔心，再三衡量，還是決定由我們家長出面解決。”
為了不讓兒子再受欺負，凱凱的父母決定到韜韜的學校找其班主任，又通過班主任聯繫到韜韜的家長。
凱凱的父親認為，如果雙方家長能夠坐在一起談談孩子們今後的成長，便再好不過了。據他的觀察，“韜韜的父母很客氣也很講道理，只是平日比較忙碌，也太過寵溺孩子”。
經過雙方家長的溝通，兩家人決定一起吃個便飯，將兩個孩子之間的矛盾調解一下。
儘管遭受了欺淩，凱凱的父母能察覺出他的異樣並及時止損。可對於另外一些孩子來說，就遠沒有這麼幸運了。
據張潔透露，參與駐校社工的幾年時間內，她發現很多家長並不瞭解自己孩子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而出現問題的學生在早期也並不會主動和社工交流。
因此，駐校社工的一大作用，就是能夠主動發現學生可能存在的問題，開始介入，並與家長溝通。
“我們會尋找干擾學生們成長的因素是什麼。”張潔說，有了頭緒後，駐校社工會主動和學生交談，如果學生們拒絕，社工便會分別與雙方父母溝通，之後再將雙方父母約到一起交談。
北京市西城區悅群社會工作事務所專案主管蘆悅採取的方式是“秉持社會工作價值理念，運用青少年個案輔導、小組工作、團體工作等方法，為成長中的學校青少年群體提供專業化的服務”。
張潔認為，集團化的青少年群體一般都會有自己的“小頭頭”，只要努力讓“小頭頭”開始有所改變、重回正軌，其他問題學生，都會有或多或少的改變。
然而，有些改變不是駐校社工憑一人之力就可以達到的，學生的成長環境和家庭關係，都會成為其回歸正途的關鍵因素。若某個孩子在家經常遭受暴力，那麼他的成長軌跡會出現偏差。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退休小學教師認為，不少校園欺淩者在家往往缺乏自己想要的關愛，需要在學校求得關注，欺淩他人後，自己心裡也很空虛。受欺淩者往往不敢反抗，不會說出來，這給了欺淩者可乘之機。
因此蘆悅建議，學生要加強自我保護意識，發生問題後及時與家屬和老師溝通，尋求幫助。
作為價值中立的獨立協力廠商
今年兩會期間，駐校社工的議案吸引了不少人的關注。“駐校社工的確能為孩子在學校的成長和發展作出幫助。”凱凱的父親表示自己也很關注駐校社工的議案，尤其在兒子遭受圍毆之後。
為何是社工？
北京華益社會工作促進中心項目部主任許永霞告訴法治週末記者，目前，僅僅依靠學校力量很難有效解決的教育問題日益凸顯，如因問題學生引發的家長與家長之間、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衝突。家長和學校是相關利益主體，而社會工作者作為獨立的協力廠商，以價值中立的立場介入，更有利於這些問題的解決。
而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馬鳳芝看來，駐校社工以學校為服務平臺，以“三級介入”“多方聯動”的工作方式遏制解決校園欺淩問題，具有結合多種工作手段和工作資源的綜合治理的功能，可以發揮其獨特的角色。
對此，凱凱的父母也有自己的看法。
“校方還有主事孩子的家長都必須站出來，一定要當面把問題說清楚。”凱凱的父親同時表示，自己平時有意培養凱凱的自主能力，可是有些事情還是會超出孩子力所能及的範疇。
相比任課老師，“80後”的蘆悅與學生的年齡差距更小。據她透露，社工的平均年齡不大，加之與老師身份、角色上的不同，“主要是以陪伴者、傾聽者的角色開展服務，學生們在與社工接觸時心態上也會有所不同”。
作為一種尚顯新鮮的輔助教育制度，駐校社工仍未被廣為人知。
當法治週末記者問起凱凱“學校是否有社工”時，從他的表情不難看出，他對於這個角色一無所知；即便在向他解釋後，他依舊沒有明白駐校社工究竟是什麼。
在許永霞看來，中國的學校與青少年社會工作起步較晚，現階段在學校中所起的作用還不能凸顯，這是因為中國的教育體制相對完善，社會工作作為協力廠商進入學校提供服務，不容易被學校認可和接受。
雖是如此，張潔依舊對駐校社工滿懷信心。“我們每年都通過人大代表向政府呼籲，同時，我們也在探索，怎樣才能讓社工服務以更好的形式實施下去。”
長按、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