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爆發這10年，世界變得更好還是更壞了？｜《2017·徑山報告》分報告一
下一步如何推進我國金融開放，既取決於國內金融改革的進程，也與國際戰略環境密切相關。2008 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給整個國際體系的演進帶來了深遠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出現了新一輪變革。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2017·徑山報告》（下稱《報告》）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報告》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國際戰略環境新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
特別是，2016 年以來世界範圍內頻出的“黑天鵝”事件，如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進一步暴露了西方國家內部的治理危機和社會分裂。儘管上述事件增加了地緣安全環境和國際經濟秩序的不確定性，
《報告》強調，雖然國際形勢在不斷發生變化,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判斷在今天仍然適用,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有望持續。國際體系正在經歷“變”與“亂”交織的重組過程，機遇與挑戰並存，總體國際環境仍有利於中國繼續推進以經濟社會發展為核心的民族復興事業。
當前，中國國際戰略面臨的重要外部挑戰是三個“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具體來說——
首先,世界總體和平的態勢可望維持, 但國際安全威脅日益多元化和複雜化。中國要在堅決維護主權與安全的前提下,繼續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大國關係，積極提供解決全球性和地區熱點問題的建設性方案，
其次,全球相互依存仍在繼續深化，開放發展仍然是各國走向繁榮的必由之路。但是，傳統發展模式日益受到挑戰，各國亟需探索一條綠色、包容和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最後，全球問題凸顯與全球治理赤字並存,使得全球治理改革成為大勢所趨。在此背景下,我國改革和發展仍大有可為,但其條件和內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
《報告》對中國營造未來國際環境的策略選擇提出了建議，包括——
堅持合作路線分散國際壓力。中國現在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國際規則層面。 為此,中國要創建新的平臺來應對和分散這些壓力。這就意味著要走“合作”的路線,要更多地強 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將中國的復興融入其中。
承擔適當責任參與經濟全球化。中國承擔國際責任需要與自己的國力、發展水準相適應。中國國內的改革發展仍然面臨很多挑戰,集中力量謀求自身的發展仍然是中 國長期的任務。而且,全球領導者與中國“共商共建共用”的理念並不完全契合,中國也沒有如此 強大的能力獨自應對複雜的全球性問題。
努力探索包容性發展道路。在今天及以後的世界,僅強調中 國的發展是和平的而非威脅還不夠,而應突出中國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也即是“包容發展” 。比起“和平發展”的提法,它更強化對於中國發展之正外部 性的要求,盡可能減少負外部性。
漸進推動全球治理改革。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並不是搞另起爐灶,也不是對現存國際制度的革命,而是對現存多邊機制進行適度改革。無論是在創建新的平臺還是改革現有的多邊治理機制,中國都應該走“合作” 的路線,要更多地強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要更多注重對現有多邊機制的補充而不是替代,改良而不是革命。
理性應對外部刺激和挑戰。戰爭是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大威脅。在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 要特別注意把握好在領土、海洋維權中的“度”,做到“止於至善”。同時也要看到極端民族主義 的有害性,看到掉入軍備競賽陷阱的危險性。對於許多國際問題,一定要有耐心,要分清輕重緩急、 能拖和該拖的問題,要有長期的打算。
積極營造國際輿論支持。在西方發達國家處於國際輿論優勢地位的條件下,我國需要加強同外部世界的溝通,積極表達 中國聲音,營造一種能夠闡述發揚中國的“和平發展”“包容發展”理論的氛圍,特別要有一個好的“故 事”,充分說明中國的民族復興與全人類福祉的改進是相輔相成的,從而讓國際上能夠認同中國的發展。
以下為《2017·徑山報告》分報告一——《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戰略環境》，部分章節有刪節。分報告一的執筆人為張宇燕、馮維江、沈陳、劉瑋。報告所述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所在單位意見。
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戰略環境
by 張宇燕、馮維江、沈陳、劉瑋
1
世界總體和平態勢可望維持，但國際安全環境日益複雜化
和平與戰爭問題攸關國家的生存,既是國家戰略目標和手段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影響國際經濟環境和全球經濟體系的關鍵因素。國際關係的革命性變化使得大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國際社會的總體和平可望維持,但是局部性安全風險和非傳統安全隱患仍在增加。尤其是,隨著人類活動範圍和交往深度的不斷拓展,各國在經濟、社會、文化、衛生、資訊等領域的相互溢出效應日益增強,各類非傳統安全風險成為國家穩定繁榮的重要威脅來源。
(一)大國間和平趨於常態化
與20世紀上半葉相比,以下四個革命性變化,削弱了大國間訴諸戰爭的動機,抑制了戰爭的各類間接和意外誘因,提供了長期的群體價值基礎,使大國間長期和平成為可能。
第一,大國間戰爭已不再是獲取戰爭性收益的合理選項。
第二,大國間戰爭也已不再是獲取戰爭性收益的唯一途徑。
第三,現代大國對外決策體系和決策過程出現革命性進步,抑制了大國間戰爭的各類誘因。
第四,資訊技術、全球化、消費主義、後現代思潮等增強了主要大國民眾的非戰價值觀。
對中國而言,大國間長期和平的“新常態”,具有以下戰略指向性:首先,“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判斷將長期適用。其次,“大國間和平新常態”下大國競爭將長期化、複雜化。
(二)周邊呈現“亂而不戰,鬥而不破”態勢
雖然大國間的總體和平可望維持,但是我國面臨的周邊不穩定性因素在增加,安全風險也日趨分散和多樣化,非傳統安全威脅突出。中國周邊和亞太地區正日益成為塑造未來國際格局的關鍵角力場。大國間戰略互信降低,安全困境凸顯。域內安全問題由於域外大國的介入而趨於複雜,熱點升級成危機的頻率上升,但整體可控。
（三）大國力量對比進入質變期
當今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整體實力上升並全面地走上全球舞臺,而發達國家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整體相對實力下降而逐漸喪失國際體系的絕對主導權。另一方面,美國仍將長期佔據超級大國地位,而隨著中國的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經濟實力逐漸接近美國,而其他國家與中美兩國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
在國力對比發生質變的背景下,中國正在由依賴外生性的戰略機遇向創造內生性機遇轉變。所謂戰略機遇期的外生性是說,對該國而言,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機會與條件外在于或獨立于該國的選擇或行為;換言之,對特定國家、尤其是對絕大多數世界格局中非系統重要性國家來說,它(們)能做的事情大多是被動地等待機遇的到來並充分利用之。戰略機遇期的內生性是指,對特定國家而言,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機緣與境況內在於或取決於該國的選擇或行為;換言之,對該國來說,機遇來自於自身主動地創造或採取行動成功地化挑戰為機遇。
(四)網路技術的“雙刃劍”效應顯現
進入21世紀,科技創新繼續以日新月異的速度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帶來了氣候變化、生態破壞、網路安全等新的嚴峻挑戰。在近幾十年的各種技術進步中,對人類生活和思維方式影響最大的當推資訊技術。資訊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拓展了人們獲取資訊的管道,促進了各種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的傳播,便利了人們之間的交往和集體行動的形成。由於兼具開放性和匿名性兩大特徵,網路成為部分群體接觸資訊和宣洩情緒的主要平臺。一些過激的甚至扭曲的資訊通過互聯網迅速傳播,隨時可能演變出偶發的、劇烈的社會群體性事件。
(五)恐怖襲擊升溫凸顯文明衝突
20世紀以來,恐怖主義成為國際關係領域最為重要的非傳統安全之一。恐怖主義肆虐的背後不僅是經濟不平等積累的矛盾,更突顯了文明衝突的價值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民族主義並不是伊斯蘭教的專屬,白人基督徒固有的種族主義一直是西方社會的政治潛流,這股潛流又長期被政治正確性壓抑在地殼之下。特朗普的上臺使西方社會內部的宗教矛盾從幕後走到前臺。隨著發達國家的內部民族主義興起,使西方社會積壓多年的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壓力得以借選舉週期或社會運動集中釋放,可能誘發社會動盪與恐怖活動的共振,甚至可能因為內部矛盾的向外轉移而引起國際衝突。
2
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面臨挑戰，各國亟需探索一條
綠色、包容和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發展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訴求,是人類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只有通過發展,才能消除衝突的根源,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嚮往。但是,發展赤字仍然是人類面臨的重要挑戰。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不同群體的收入不平等、發展中國家發展面臨的能源與資源瓶頸、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等問題制約著人類的共同的經濟社會發展事業。
(一)全球經濟處於長期結構性低迷
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低於普遍預期,全球經濟增長率比2015年有所下降，未來3-5年,全球經濟仍將維持低緩復蘇的態勢。
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大難題是勞動生產率提升緩慢。勞動生產率增長下降主要是由於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所致，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放緩除了由於技術進步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減弱以外,還由於國際層面和各國內部仍存在諸多阻礙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制度因素。國際直接投資規模恢復緩慢也是影響經濟復蘇的重要因素，國際直接投資活動的低迷與國際投資准入和開放的推進力度較慢以及發達經濟體開始鼓勵製造業回流息息相關。此外,全球債務水準的持續上升,不僅增大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還使得經濟復蘇進程受到消費放緩的拖累。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引起反全球化力量的興起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關於全球化的議論風向出現偏轉,冷戰後作為高頻詞彙之一的“全球化”開始被“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代替。具有典型意義的“去全球化”風向標,首推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近兩年來的急劇增加。
“反全球化”力量興起的重要原因是國與國之間增長不平衡和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日益突顯。南北發展失衡仍然是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重要問題。
同時,經濟全球化引起各國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在這一過程中,各國政府未能有效地採取再分配和社會保障政策,更是加劇了國內收入不平等。經濟全球化引發的全球財富分配不平等,正在侵蝕全球經濟一體化依賴的國內社會基礎。
(三)全球相互依存繼續加深
全球經濟一體化能夠促進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促進全球總福利和國家福利的增加。經濟全球化伴隨著經濟相互依存的加強,使得構建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成為各國的共同利益。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內核,商品、服務和資本不受歧視的自由流動需要一套制度保障。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需要建立在各國協商一致的國際規則之上。
在國內層面,市場經濟需要一套保護產權和強制實施合同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在國際層面,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需要各國通過協調合作放棄“以鄰為壑”的對外經濟政策,例如貿易保護、競爭性匯率貶值、金融監管政策的不協調。同時,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間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外溢效應加強,亟需各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因此,全球相互依存不斷深化的趨勢,客觀上要求各國必須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
(四)新興經濟體效仿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受到資源環境制約
隨著全球變暖、環境污染、人口過快增長等問題日益成為全球性問題,環境問題已成為資源輸入國和輸出國的共同約束。
資源與環境約束使新興國家不可能複製發達國家不考慮生態因素的增長、消費模式,有必要用包含生態環境之福利影響在內的衡量指標來替代GDP。新興國家的發展模式已處於調整之中,但這種轉型必將伴隨痛苦,並持續較長時間。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將會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但是隨著中國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發展的內涵也在不斷升級。中國不再單純地追求GDP增長,而是要尋求綠色、包容和可持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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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問題與治理赤字並存,全球治理改革大勢所趨
隨著全球性問題的不斷湧現和國家實力對比的變化,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在合法性、有效性和代表性等方面的問題日益凸顯,引起人們高度關注。全球治理體系已經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新形勢,國際社會迫切需要改革全球治理體制。
(一)集體行動困境加劇全球治理赤字
在2017年5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中,習近平主席向世界坦承,治理赤字是他一直思考的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之一。全球治理赤字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人類全球治理的需求加大與全球治理或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現行全球治理機制的弊端日益凸顯,全球治理改革卻步履蹣跚。
全球治理可視為國際社會通過集體行動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或俱樂部產品的過程。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性質構成了其供給不足的內在邏輯,全球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的特點。換言之,即使一國不為這些產品的提供作貢獻,它也可以享受這些產品帶來的好處。這使各國無形中受到一種激勵,那就是儘量讓別國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成本,同時讓自己成為“搭便車者”,其結果就是掣肘了全球公共產品的供應。各國通過提供國際公共物品的形式解決全球性問題,必須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全球治理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在公共產品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協調各行為體之間的關係,盡可能多地提供全球公共產品。
除了全球治理所需的公共物品供應不足之外,我們還看到了某些全球公共產品的“充足”或過度提供,比如帶有偏袒性的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通過利用非中性全球公共產品,其主導者們甚至會不惜犧牲大多數利益攸關方的利益來增進自身利益。表現為國際制度或秩序的全球公共產品,實際上已呈現出某種意義的“私有化”,扮演著實現特定利益集團目標之手段的角色。
現行的全球治理機制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發達國家主導建立起來的。這些機制建立後,維持了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但我們也應看到,一些熱點地區的衝突仍此起彼伏,各種形式的貿易、投資和金融保護主義依然盛行,氣候環境、網路資訊和極地外空等新興領域的挑戰日趨加大,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深刻暴露了現行全球治理機制的諸多弊端。由於缺乏適應性的調整和變革,一些傳統全球治理機制日益難以適應全球治理新形勢的需要。
(二)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推動全球治理體系適應性改革
隨著全球主要國家博弈者之間實力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一些新興經濟體越來越成為解決國際問題的不可或缺者。它們與現行國際制度的利益攸關度顯著提升,希望通過全球治理來維護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意識也不斷增強。在此背景下,調整現行國際秩序、使全球制度逐步趨向中性化的訴求不斷湧現,也就自然而然了。但與此同時,那些在現行全球治理體系下擁有巨大既得利益的國家則希冀維持自身優勢地位。如果現行國際制度或全球治理機制的主導者能夠與時俱進,順勢而為,在成本分攤和收益分享、權利和責任匹配諸方面,同曾經的全球治理邊緣參與者、如今的不可或缺者理性地協商與合作,那麼選擇性激勵便會轉化成為相容激勵,現行的與未來的全球治理體系之合法性和有效性,勢必隨之大幅度提高。
(三)全球治理理念的意識形態色彩弱化
特朗普衝擊背後暴露出西方世界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的規範正在面臨挑戰。這一挑戰既源自西方國家內部深層次的問題,又與經濟全球化引發的社會分裂有關,還受到新興國家不同發展模式和道路的競爭的影響。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隨著社會危機與國內挑戰不斷增加,西方政府在移民、外來勞工、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等問題上制定和執行不符合其聲稱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理念的政策,導致“普世價值”明顯褪色。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美國社會的分裂更為擴大而非相反。特朗普退出TPP協定和巴黎氣候協定、頒佈“禁穆令”等行為明顯有違美國政府長期堅持的意識形態,使美國的“燈塔”形象大受打擊。索性淡化意識形態紛爭,以商業務實的態度重新厘定國家間關係,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新選擇。
而全球化衝擊引發的社會分裂,激發了英美藍領和鄉村居民對自由主義政策的不滿。全球化既通過移民等方式引發了族群/文化分裂,由通過貿易、金融和對外投資的形式衝擊社會,引發收入/社會階層分裂。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兩大政治經濟精英群體間的博弈日趨白熱化,社會向新平衡過渡或向原有平衡回歸在所難免,全球貿易自由化、放鬆對金融市場管制、向移民開放邊界的節奏將會放慢。然而接受全球主義步伐趨緩並對其做出某些修正,迥異於認同極端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同時,對全球主義進行自我修正的責任已然落在了宣導全球主義的政治自由派精英身上。
此外,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規範開始受到現實世界變化和新興經濟體發展經驗的挑戰。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使得人們開始反思既有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政策框架的有效性,並開始正視新興國家的發展經驗。中國不搞意識形態劃界、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模式和成效與美國多年以來的僵化與衰頹形成鮮明對比,中國發展道路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和吸引力明顯上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態勢,與歐美國家深陷泥潭形成鮮明對比。有關“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討論不再局限於書齋之中,不少非洲、拉美國家開始把中國作為學習榜樣,派人員來華參觀訪問和進修培訓,學習經濟特區、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相結合等經濟思路。
(四)世界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期待和要求同時提升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和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過去,我們主要關注外部經濟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的系統重要性國家。某種意義上講,外部環境也是中國發展和對外政策的結果。對當今世界格局而言,最大的變數來自於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中國整體實力的大幅度增強。換言之,中國的迅猛發展對世界格局產生的衝擊,使未來世界秩序變得日趨複雜。
中國對現行的國際格局或國際秩序的衝擊,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物質層面的衝擊。物質層面的衝擊主要是指中國對外部能源與資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二是貨幣層面的衝擊。目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經起步,在未來30年內,要逐步讓人民幣成為貿易貨幣和儲備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之一。如果實現了這一目標,將會很大程度上改變現有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三是制度層面的衝擊。儘管短期內實現現有國際規則的根本性改變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猛增強,客觀上既有助於、也要求中國尋求更為公正的國際規則。四是觀念層面的衝擊。在觀念層面上,中國對當今世界造成的衝擊,主要體現在中國的發展模式上。因此,中國發展進步的長期確定性,正在成為各國與中國交往的重要外部環境。
為了避免中國利用不斷上升的影響力去改變由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精英階層將會更積極地通過國際規則來平衡或規範中國,即體系化中國。所謂“體系化”,就是讓中國接受由發達國家主導和制定的各種國際規則或制度。而這些規則都是非中性的規則,對它們更有利。具體說,發達國家會努力誘使或脅迫中國更深入更廣泛地融入由其塑造和執行的秩序體系,充分利用國際規則約束中國行為,限制中國權利的同時使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
雖然體系化中國的意圖不會改變,但隨著發達國家將戰略重心轉向國內,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期待不斷提升。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仍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同時中國又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全球性大國。這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兩個基本身份定位。一方面,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逐漸承擔合理的國際責任。這既是中國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題中之意,同時也是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具體展示。另一方面,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應把維護自身利益同維護廣大
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既要看到自身發展對世界的要求,同時也要看到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期待。因此,中國應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反映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不斷提高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並保護最不發達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利益免受損害。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中國對外開放的內涵已經發生根本變化,這正在深刻影響中國與外部環境的互動關係。過去30多年的對外開放,使得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跨境投資位居世界前列。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的依賴不斷增強,但是美國對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領導和支持在下降。國際經貿規則進入新一輪的重組期,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亟需新的發展動力。這在客觀上要求中國必須對構建自由開放的多邊經濟體制擔負更多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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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營造未來國際環境的策略選擇
(一)堅持合作路線分散國際壓力
中國經濟政治體量巨大且發展極快,已經對既定國際格局產生衝擊並威脅到以美國為首的既得利益國家集團的利益,從而成為後者重點防範的對象。中國現在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國際規則層面。為此,中國要創建新的平臺來應對和分散這些壓力。這就意味著要走“合作”的路線,要更多地強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將中國的復興融入其中。
具體措施包括加強“金磚國家”合作,不斷用新的合作方式或領域充實金磚合作,例如貨幣金融、糧食安全和能源供應方面的合作,推動金磚平臺機制化,適時亦可擴大合作平臺。此外,還包括強化上合組織成員國家間的合作,以及推進中日韓的“自由貿易區談判”等等。
(二)承擔適當責任參與經濟全球化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大幅提升,外界對中國成為國際秩序領導者的呼聲增強。對於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應該根據自身條件承擔一些國際責任。但是,這個責任需要與自己的國力、發展水準相適應。中國國內的改革發展仍然面臨很多挑戰,集中力量謀求自身的發展仍然是中國長期的任務。而且,全球領導者與中國“共商共建共用”的理念並不完全契合,中國也沒有如此強大的能力獨自應對複雜的全球性問題。
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原則有三:
其一是必須要與權利相對應。“權責相適應”是一項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在現行的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中,各種全球治理規則和機制都是在發達經濟體的主導下建立的,以美國為代表的既得利益國家集團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廣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卻無法享受公平待遇,難以發揮與自身實力相符的影響力。儘管自2010年起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發言權卻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相差甚遠。
其二是必須符合國情,從自身能力和需求出發。在相當長時期,中國仍將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IMF資料顯示,中國2015年的人均GDP為8280美元(實際8016美元),世界排73名,預測2016年中國人均或超過9000美元,排名將在66名左右。
其三是要處理好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係。當今世界,以美 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佔據主導地位,而且絕大多數國際規則都是非中性的,但同時也需看到,規則或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在約束別人的同時也約束自己。
(三)努力探索包容性發展道路
和平發展是一個很好的外交戰略理念,對創建中國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起到了積極且重要的作用。但在今天及以後的世界,僅強調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而非威脅還不夠,而應突出中國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也即是“包容發展”(inclusivedevelopment)。“包容”一詞原來用在“包容性增長”(inclusivegrowth)上,其意義是指在一個國家內,經濟增長了,要使所有人都享受到經濟增長的益處。用在國際關係上,亦即一國的發展必將惠及世界,其他各國均能夠從中福利進步的機會。強調中國發展的國際包容性,也是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的發展有外部性,既有正外部性,也有負外部性。比起“和平發展”的提法,它更強化對於中國發展之正外部性的要求,盡可能減少負外部性。
“包容性發展”理念還體現為中國主張以“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參與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和“共用”是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可或缺的系統鏈條,三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全球治理理念的有機體系。共商,意即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則、重點領域、規則機制、發展規劃等都由所有參與方共同商議並形成共識;共建,意即發揮各方優勢和潛能共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創新;共用,意即各參與方公平分享全球治理的成果和收益。“共商共建共用”理念宣導集思廣益,各施所長、各盡所能,成果共用,充分體現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順應了國際關係民主化的發展潮流。踐行這一理念,就是要充分發揮所有行為體,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體現各方關切和訴求,更好地維護各方正當權益,讓所有參與方對完善全球治理擁有更多獲得感。通過對“共商共建共用”理念的踐行,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信任將在行動中不斷建構出來,這是冰釋疑慮、報償期待的可靠路徑。
(四)漸進推動全球治理改革
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在現存的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中多處於接受者的地位。此前,中國與國際制度的互動主要表現為在現存國際制度框架內開展國際協調以及將國際制度規範內化。隨著全球治理體制在合法性、有效性等方面問題日益凸顯和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和國際安全事務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國成為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對此,有些人可能期待過高,以為實力對比的變化會帶來國際規則乃至國際秩序的根本性變化。而事實上,國際制度的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於不合理的、準確說是對既得利益國家集團更為有利的國際秩序或規則,進行革命性的改變既不現實更無必要。未來十年,中國需要和能夠做的,在於利用機遇和聯合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對現有非中性的國際規則進行局部改良,循序漸進,以求集細流而成江河之功效。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並不是搞另起爐灶,也不是對現存國際制度的革命,而是對現存多邊機制進行適度改革。無論是在創建新的平臺還是改革現有的多邊治理機制,中國都應該走“合作”的路線,要更多地強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要更多注重對現有多邊機制的補充而不是替代,改良而不是革命。對於不同議題領域的治理機制,中國應該根據自身國情、利益攸關度和現存多邊機制的特徵採取不同參與策略。在參與全球治理改革過程中,中國應該積極弘揚“包容性發展”理念,來補充和完善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的不足。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受到“一刀切”式的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影響過大,沒有包容性地回應各國發展道路和國情的多樣性。
對於目前的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中國多處於接受者的地位。當中國的實力增強以後,就可能 會提出一些訴求,尋求改變一些規則和制度。對此,有些人可能期待過高,以為實力的對比變化會帶來國際規則乃至國際秩序的根本性變化。而事實上,國際制度的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於不合理的、準確說是對既得利益國家集團更為有利的國際秩序或規則,進行革命性的改變既不現實更無必要。未來十年中國需要和能夠做的,在於利用機遇和聯合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對現有非中性的國際規則進行局部改良,循序漸進,以求集細流而成江河之功效。
(五)理性應對外部刺激和挑戰
中國正行進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並不斷接近完成這一歷史進程。和平的外部環境對於成功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至關重要。戰爭是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大威脅。在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要特別注意把握好在領土、海洋維權中的“度”,做到“止於至善”。同時也要看到極端民族主義的有害性,看到掉入軍備競賽陷阱的危險性。對於許多國際問題,一定要有耐心,要分清輕重緩急、能拖和該拖的問題,要有長期的打算。
在對外關係上,中國要把握的重點物件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新型大國關係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為核心特徵的大國關係,是崛起國和守成大國之間處理衝突和矛盾的新方式。唯一可以對中國長期發展造成重大阻礙的就是美國,美國也有意用其主導的、對其更有利的國際規則體系化中國。應對美國的過程中除了鞏固已有的風險管理避免雙輸上的合作外,還要做些雙贏的事,從而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注入實質內容。
二是創造穩定的周邊環境。周邊不穩定因素仍威脅我國傳統安全。周邊與我們的利益直接相關,海島、海域、資源引領的新熱點還會繼續,甚至出現惡化的可能。加大對構建周邊戰略依託的投入,在構建新型區域安全機制上有所作為,把東北亞地區的安全機制作為重點。在捍衛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前提下,增強對局勢的影響力和掌控力,以危機為契機,探索走出爭端的新途徑,打破僵局,推動新局面的出現。
在具體操作方面,中國應不斷從實際出發,重新反思一些既有的對外政策目標的現實性、可行性,以靈活回應外部安全環境的變化。最後是著力彌補對外決策中的“軟體”短板,完善對外決策中的部門協調、資訊共用、智力支援和人才培養機制,打破部門思維,提升對外決策的科學化、專業化水準,以多種政策手段和多項情境預案,應對外部安全環境的不確定性。
(六)積極營造國際輿論支持
在西方發達國家處於國際輿論優勢地位的條件下,我國需要加強同外部世界的溝通,積極表達中國聲音,營造一種能夠闡述發揚中國的“和平發展”“包容發展”理論的氛圍,特別要有一個好的“故事”,充分說明中國的民族復興與全人類福祉的改進是相輔相成的,從而讓國際上能夠認同中國的發展。政府機構應該加強國際傳播的思想力和現代傳播技術手段的建設,通過新媒體利用多樣化的國際傳播資源、採取多種視角和敘事方式,以更加鮮活生動的方式塑造中國國際形象。我國要將打造國家文化品牌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推動。在國內層面,要通過國內制度和文化環境的配套支持,促進文化繁榮發展。在國際層面,政府和民間要積極利用各種多邊機制和雙邊交往管道開展對外文化交流,促進多層次文化外交。利用多邊會議主辦國的身份和主場外交,提出中國議題、中國概念和中國方案影響多邊議程。
此外,我國在推動對外經濟合作過程中,要發掘和推廣中國企業在海外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促進海外民生的成功案例,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示範區等早期收穫打造好傳播好。中國不僅要致力於推動硬體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還要將“一帶一路”的故事講好,將合作的早期收穫傳播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識,為“一帶一路”建設奠定堅實的民意和社會基礎,使之成為繁榮、合作、共贏的典範。
《徑山報告》專案介紹
《徑山報告》項目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於今年初正式啟動，浙商銀行獨家支持。該項目旨在通過集中研究、辯論，積極推動學界、政界與業界對於金融開放問題的思考，並提出相應政策建議。每年的《徑山報告》將定期舉行報告研討與發佈會，並于當年末正式成書出版。該項目由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牽頭，由專案協調小組確定年度研究主題，並邀請學術素養深厚、經驗豐富的專家承擔課題研究工作，所有課題組成員均以個人身份參與研究。
2017年9月23日，《2017•徑山報告》在杭州正式發佈，主題為“積極、穩健地推進中國金融開放”。今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方面。不久前，國務院也提出要持續推進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對外開放，明確對外開放時間表、路線圖。《2017·徑山報告》正是緊扣了“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這一主題。
作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非官方、非營利性金融專業智庫平臺，近10年來，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始終站在研究中國金融改革特別是金融開放問題的最前沿。據王海明介紹，《徑山報告》項目由CF40發起，正式立項於2016年10月，當時召開的CF40學術委員會決定，論壇每年針對經濟金融領域的重大議題，邀請專家分析研究，組織相關研討，形成研究報告，並成立專案協調小組，由黃益平擔任專案牽頭人。今年3月，CF40舉行項目開題會，討論了報告的研究框架、進度安排等事宜，《2017·徑山報告》正式啟動。
《2017•徑山報告》課題組成員包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朱雋、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和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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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立於2008年4月12日，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非官方、非營利性金融專業智庫平臺，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與交流。
CF40旗下有四十人和新金融兩大實體型智庫系列，分別包括四十人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此外，CF40與國家開發銀行、清華大學、絲路基金、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共同發起成立了“絲路規劃研究中心”。
CF40每年召開雙周圓桌會議、金融四十人年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百餘場閉門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近30項，出版週報、月報、要報、《新金融評論》以及經濟、金融類專著共計100餘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
承擔適當責任參與經濟全球化。中國承擔國際責任需要與自己的國力、發展水準相適應。中國國內的改革發展仍然面臨很多挑戰,集中力量謀求自身的發展仍然是中 國長期的任務。而且,全球領導者與中國“共商共建共用”的理念並不完全契合,中國也沒有如此 強大的能力獨自應對複雜的全球性問題。
努力探索包容性發展道路。在今天及以後的世界,僅強調中 國的發展是和平的而非威脅還不夠,而應突出中國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也即是“包容發展” 。比起“和平發展”的提法,它更強化對於中國發展之正外部 性的要求,盡可能減少負外部性。
漸進推動全球治理改革。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並不是搞另起爐灶,也不是對現存國際制度的革命,而是對現存多邊機制進行適度改革。無論是在創建新的平臺還是改革現有的多邊治理機制,中國都應該走“合作” 的路線,要更多地強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要更多注重對現有多邊機制的補充而不是替代,改良而不是革命。
理性應對外部刺激和挑戰。戰爭是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大威脅。在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 要特別注意把握好在領土、海洋維權中的“度”,做到“止於至善”。同時也要看到極端民族主義 的有害性,看到掉入軍備競賽陷阱的危險性。對於許多國際問題,一定要有耐心,要分清輕重緩急、 能拖和該拖的問題,要有長期的打算。
積極營造國際輿論支持。在西方發達國家處於國際輿論優勢地位的條件下,我國需要加強同外部世界的溝通,積極表達 中國聲音,營造一種能夠闡述發揚中國的“和平發展”“包容發展”理論的氛圍,特別要有一個好的“故 事”,充分說明中國的民族復興與全人類福祉的改進是相輔相成的,從而讓國際上能夠認同中國的發展。
以下為《2017·徑山報告》分報告一——《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戰略環境》，部分章節有刪節。分報告一的執筆人為張宇燕、馮維江、沈陳、劉瑋。報告所述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所在單位意見。
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戰略環境
by 張宇燕、馮維江、沈陳、劉瑋
1
世界總體和平態勢可望維持，但國際安全環境日益複雜化
和平與戰爭問題攸關國家的生存,既是國家戰略目標和手段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影響國際經濟環境和全球經濟體系的關鍵因素。國際關係的革命性變化使得大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國際社會的總體和平可望維持,但是局部性安全風險和非傳統安全隱患仍在增加。尤其是,隨著人類活動範圍和交往深度的不斷拓展,各國在經濟、社會、文化、衛生、資訊等領域的相互溢出效應日益增強,各類非傳統安全風險成為國家穩定繁榮的重要威脅來源。
(一)大國間和平趨於常態化
與20世紀上半葉相比,以下四個革命性變化,削弱了大國間訴諸戰爭的動機,抑制了戰爭的各類間接和意外誘因,提供了長期的群體價值基礎,使大國間長期和平成為可能。
第一,大國間戰爭已不再是獲取戰爭性收益的合理選項。
第二,大國間戰爭也已不再是獲取戰爭性收益的唯一途徑。
第三,現代大國對外決策體系和決策過程出現革命性進步,抑制了大國間戰爭的各類誘因。
第四,資訊技術、全球化、消費主義、後現代思潮等增強了主要大國民眾的非戰價值觀。
對中國而言,大國間長期和平的“新常態”,具有以下戰略指向性:首先,“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判斷將長期適用。其次,“大國間和平新常態”下大國競爭將長期化、複雜化。
(二)周邊呈現“亂而不戰,鬥而不破”態勢
雖然大國間的總體和平可望維持,但是我國面臨的周邊不穩定性因素在增加,安全風險也日趨分散和多樣化,非傳統安全威脅突出。中國周邊和亞太地區正日益成為塑造未來國際格局的關鍵角力場。大國間戰略互信降低,安全困境凸顯。域內安全問題由於域外大國的介入而趨於複雜,熱點升級成危機的頻率上升,但整體可控。
（三）大國力量對比進入質變期
當今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整體實力上升並全面地走上全球舞臺,而發達國家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整體相對實力下降而逐漸喪失國際體系的絕對主導權。另一方面,美國仍將長期佔據超級大國地位,而隨著中國的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經濟實力逐漸接近美國,而其他國家與中美兩國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
在國力對比發生質變的背景下,中國正在由依賴外生性的戰略機遇向創造內生性機遇轉變。所謂戰略機遇期的外生性是說,對該國而言,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機會與條件外在于或獨立于該國的選擇或行為;換言之,對特定國家、尤其是對絕大多數世界格局中非系統重要性國家來說,它(們)能做的事情大多是被動地等待機遇的到來並充分利用之。戰略機遇期的內生性是指,對特定國家而言,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機緣與境況內在於或取決於該國的選擇或行為;換言之,對該國來說,機遇來自於自身主動地創造或採取行動成功地化挑戰為機遇。
(四)網路技術的“雙刃劍”效應顯現
進入21世紀,科技創新繼續以日新月異的速度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帶來了氣候變化、生態破壞、網路安全等新的嚴峻挑戰。在近幾十年的各種技術進步中,對人類生活和思維方式影響最大的當推資訊技術。資訊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拓展了人們獲取資訊的管道,促進了各種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的傳播,便利了人們之間的交往和集體行動的形成。由於兼具開放性和匿名性兩大特徵,網路成為部分群體接觸資訊和宣洩情緒的主要平臺。一些過激的甚至扭曲的資訊通過互聯網迅速傳播,隨時可能演變出偶發的、劇烈的社會群體性事件。
(五)恐怖襲擊升溫凸顯文明衝突
20世紀以來,恐怖主義成為國際關係領域最為重要的非傳統安全之一。恐怖主義肆虐的背後不僅是經濟不平等積累的矛盾,更突顯了文明衝突的價值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民族主義並不是伊斯蘭教的專屬,白人基督徒固有的種族主義一直是西方社會的政治潛流,這股潛流又長期被政治正確性壓抑在地殼之下。特朗普的上臺使西方社會內部的宗教矛盾從幕後走到前臺。隨著發達國家的內部民族主義興起,使西方社會積壓多年的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壓力得以借選舉週期或社會運動集中釋放,可能誘發社會動盪與恐怖活動的共振,甚至可能因為內部矛盾的向外轉移而引起國際衝突。
2
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面臨挑戰，各國亟需探索一條
綠色、包容和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發展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訴求,是人類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只有通過發展,才能消除衝突的根源,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嚮往。但是,發展赤字仍然是人類面臨的重要挑戰。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不同群體的收入不平等、發展中國家發展面臨的能源與資源瓶頸、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等問題制約著人類的共同的經濟社會發展事業。
(一)全球經濟處於長期結構性低迷
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低於普遍預期,全球經濟增長率比2015年有所下降，未來3-5年,全球經濟仍將維持低緩復蘇的態勢。
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大難題是勞動生產率提升緩慢。勞動生產率增長下降主要是由於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所致，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放緩除了由於技術進步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減弱以外,還由於國際層面和各國內部仍存在諸多阻礙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制度因素。國際直接投資規模恢復緩慢也是影響經濟復蘇的重要因素，國際直接投資活動的低迷與國際投資准入和開放的推進力度較慢以及發達經濟體開始鼓勵製造業回流息息相關。此外,全球債務水準的持續上升,不僅增大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還使得經濟復蘇進程受到消費放緩的拖累。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引起反全球化力量的興起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關於全球化的議論風向出現偏轉,冷戰後作為高頻詞彙之一的“全球化”開始被“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代替。具有典型意義的“去全球化”風向標,首推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近兩年來的急劇增加。
“反全球化”力量興起的重要原因是國與國之間增長不平衡和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日益突顯。南北發展失衡仍然是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重要問題。
同時,經濟全球化引起各國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在這一過程中,各國政府未能有效地採取再分配和社會保障政策,更是加劇了國內收入不平等。經濟全球化引發的全球財富分配不平等,正在侵蝕全球經濟一體化依賴的國內社會基礎。
(三)全球相互依存繼續加深
全球經濟一體化能夠促進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促進全球總福利和國家福利的增加。經濟全球化伴隨著經濟相互依存的加強,使得構建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成為各國的共同利益。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內核,商品、服務和資本不受歧視的自由流動需要一套制度保障。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需要建立在各國協商一致的國際規則之上。
在國內層面,市場經濟需要一套保護產權和強制實施合同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在國際層面,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需要各國通過協調合作放棄“以鄰為壑”的對外經濟政策,例如貿易保護、競爭性匯率貶值、金融監管政策的不協調。同時,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間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外溢效應加強,亟需各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因此,全球相互依存不斷深化的趨勢,客觀上要求各國必須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
(四)新興經濟體效仿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受到資源環境制約
隨著全球變暖、環境污染、人口過快增長等問題日益成為全球性問題,環境問題已成為資源輸入國和輸出國的共同約束。
資源與環境約束使新興國家不可能複製發達國家不考慮生態因素的增長、消費模式,有必要用包含生態環境之福利影響在內的衡量指標來替代GDP。新興國家的發展模式已處於調整之中,但這種轉型必將伴隨痛苦,並持續較長時間。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將會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但是隨著中國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發展的內涵也在不斷升級。中國不再單純地追求GDP增長,而是要尋求綠色、包容和可持續的發展。
3
全球性問題與治理赤字並存,全球治理改革大勢所趨
隨著全球性問題的不斷湧現和國家實力對比的變化,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在合法性、有效性和代表性等方面的問題日益凸顯,引起人們高度關注。全球治理體系已經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新形勢,國際社會迫切需要改革全球治理體制。
(一)集體行動困境加劇全球治理赤字
在2017年5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中,習近平主席向世界坦承,治理赤字是他一直思考的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之一。全球治理赤字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人類全球治理的需求加大與全球治理或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現行全球治理機制的弊端日益凸顯,全球治理改革卻步履蹣跚。
全球治理可視為國際社會通過集體行動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或俱樂部產品的過程。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性質構成了其供給不足的內在邏輯,全球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的特點。換言之,即使一國不為這些產品的提供作貢獻,它也可以享受這些產品帶來的好處。這使各國無形中受到一種激勵,那就是儘量讓別國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成本,同時讓自己成為“搭便車者”,其結果就是掣肘了全球公共產品的供應。各國通過提供國際公共物品的形式解決全球性問題,必須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全球治理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在公共產品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協調各行為體之間的關係,盡可能多地提供全球公共產品。
除了全球治理所需的公共物品供應不足之外,我們還看到了某些全球公共產品的“充足”或過度提供,比如帶有偏袒性的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通過利用非中性全球公共產品,其主導者們甚至會不惜犧牲大多數利益攸關方的利益來增進自身利益。表現為國際制度或秩序的全球公共產品,實際上已呈現出某種意義的“私有化”,扮演著實現特定利益集團目標之手段的角色。
現行的全球治理機制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發達國家主導建立起來的。這些機制建立後,維持了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但我們也應看到,一些熱點地區的衝突仍此起彼伏,各種形式的貿易、投資和金融保護主義依然盛行,氣候環境、網路資訊和極地外空等新興領域的挑戰日趨加大,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深刻暴露了現行全球治理機制的諸多弊端。由於缺乏適應性的調整和變革,一些傳統全球治理機制日益難以適應全球治理新形勢的需要。
(二)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推動全球治理體系適應性改革
隨著全球主要國家博弈者之間實力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一些新興經濟體越來越成為解決國際問題的不可或缺者。它們與現行國際制度的利益攸關度顯著提升,希望通過全球治理來維護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意識也不斷增強。在此背景下,調整現行國際秩序、使全球制度逐步趨向中性化的訴求不斷湧現,也就自然而然了。但與此同時,那些在現行全球治理體系下擁有巨大既得利益的國家則希冀維持自身優勢地位。如果現行國際制度或全球治理機制的主導者能夠與時俱進,順勢而為,在成本分攤和收益分享、權利和責任匹配諸方面,同曾經的全球治理邊緣參與者、如今的不可或缺者理性地協商與合作,那麼選擇性激勵便會轉化成為相容激勵,現行的與未來的全球治理體系之合法性和有效性,勢必隨之大幅度提高。
(三)全球治理理念的意識形態色彩弱化
特朗普衝擊背後暴露出西方世界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的規範正在面臨挑戰。這一挑戰既源自西方國家內部深層次的問題,又與經濟全球化引發的社會分裂有關,還受到新興國家不同發展模式和道路的競爭的影響。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隨著社會危機與國內挑戰不斷增加,西方政府在移民、外來勞工、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等問題上制定和執行不符合其聲稱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理念的政策,導致“普世價值”明顯褪色。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美國社會的分裂更為擴大而非相反。特朗普退出TPP協定和巴黎氣候協定、頒佈“禁穆令”等行為明顯有違美國政府長期堅持的意識形態,使美國的“燈塔”形象大受打擊。索性淡化意識形態紛爭,以商業務實的態度重新厘定國家間關係,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新選擇。
而全球化衝擊引發的社會分裂,激發了英美藍領和鄉村居民對自由主義政策的不滿。全球化既通過移民等方式引發了族群/文化分裂,由通過貿易、金融和對外投資的形式衝擊社會,引發收入/社會階層分裂。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兩大政治經濟精英群體間的博弈日趨白熱化,社會向新平衡過渡或向原有平衡回歸在所難免,全球貿易自由化、放鬆對金融市場管制、向移民開放邊界的節奏將會放慢。然而接受全球主義步伐趨緩並對其做出某些修正,迥異於認同極端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同時,對全球主義進行自我修正的責任已然落在了宣導全球主義的政治自由派精英身上。
此外,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規範開始受到現實世界變化和新興經濟體發展經驗的挑戰。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使得人們開始反思既有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政策框架的有效性,並開始正視新興國家的發展經驗。中國不搞意識形態劃界、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模式和成效與美國多年以來的僵化與衰頹形成鮮明對比,中國發展道路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和吸引力明顯上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態勢,與歐美國家深陷泥潭形成鮮明對比。有關“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討論不再局限於書齋之中,不少非洲、拉美國家開始把中國作為學習榜樣,派人員來華參觀訪問和進修培訓,學習經濟特區、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相結合等經濟思路。
(四)世界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期待和要求同時提升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和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過去,我們主要關注外部經濟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的系統重要性國家。某種意義上講,外部環境也是中國發展和對外政策的結果。對當今世界格局而言,最大的變數來自於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中國整體實力的大幅度增強。換言之,中國的迅猛發展對世界格局產生的衝擊,使未來世界秩序變得日趨複雜。
中國對現行的國際格局或國際秩序的衝擊,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物質層面的衝擊。物質層面的衝擊主要是指中國對外部能源與資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二是貨幣層面的衝擊。目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經起步,在未來30年內,要逐步讓人民幣成為貿易貨幣和儲備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之一。如果實現了這一目標,將會很大程度上改變現有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三是制度層面的衝擊。儘管短期內實現現有國際規則的根本性改變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猛增強,客觀上既有助於、也要求中國尋求更為公正的國際規則。四是觀念層面的衝擊。在觀念層面上,中國對當今世界造成的衝擊,主要體現在中國的發展模式上。因此,中國發展進步的長期確定性,正在成為各國與中國交往的重要外部環境。
為了避免中國利用不斷上升的影響力去改變由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精英階層將會更積極地通過國際規則來平衡或規範中國,即體系化中國。所謂“體系化”,就是讓中國接受由發達國家主導和制定的各種國際規則或制度。而這些規則都是非中性的規則,對它們更有利。具體說,發達國家會努力誘使或脅迫中國更深入更廣泛地融入由其塑造和執行的秩序體系,充分利用國際規則約束中國行為,限制中國權利的同時使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
雖然體系化中國的意圖不會改變,但隨著發達國家將戰略重心轉向國內,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期待不斷提升。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仍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同時中國又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全球性大國。這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兩個基本身份定位。一方面,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逐漸承擔合理的國際責任。這既是中國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題中之意,同時也是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具體展示。另一方面,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應把維護自身利益同維護廣大
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既要看到自身發展對世界的要求,同時也要看到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期待。因此,中國應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反映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不斷提高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並保護最不發達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利益免受損害。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中國對外開放的內涵已經發生根本變化,這正在深刻影響中國與外部環境的互動關係。過去30多年的對外開放,使得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跨境投資位居世界前列。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的依賴不斷增強,但是美國對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領導和支持在下降。國際經貿規則進入新一輪的重組期,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亟需新的發展動力。這在客觀上要求中國必須對構建自由開放的多邊經濟體制擔負更多的責任。
4
中國營造未來國際環境的策略選擇
(一)堅持合作路線分散國際壓力
中國經濟政治體量巨大且發展極快,已經對既定國際格局產生衝擊並威脅到以美國為首的既得利益國家集團的利益,從而成為後者重點防範的對象。中國現在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國際規則層面。為此,中國要創建新的平臺來應對和分散這些壓力。這就意味著要走“合作”的路線,要更多地強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將中國的復興融入其中。
具體措施包括加強“金磚國家”合作,不斷用新的合作方式或領域充實金磚合作,例如貨幣金融、糧食安全和能源供應方面的合作,推動金磚平臺機制化,適時亦可擴大合作平臺。此外,還包括強化上合組織成員國家間的合作,以及推進中日韓的“自由貿易區談判”等等。
(二)承擔適當責任參與經濟全球化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大幅提升,外界對中國成為國際秩序領導者的呼聲增強。對於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應該根據自身條件承擔一些國際責任。但是,這個責任需要與自己的國力、發展水準相適應。中國國內的改革發展仍然面臨很多挑戰,集中力量謀求自身的發展仍然是中國長期的任務。而且,全球領導者與中國“共商共建共用”的理念並不完全契合,中國也沒有如此強大的能力獨自應對複雜的全球性問題。
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原則有三:
其一是必須要與權利相對應。“權責相適應”是一項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在現行的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中,各種全球治理規則和機制都是在發達經濟體的主導下建立的,以美國為代表的既得利益國家集團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廣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卻無法享受公平待遇,難以發揮與自身實力相符的影響力。儘管自2010年起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發言權卻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相差甚遠。
其二是必須符合國情,從自身能力和需求出發。在相當長時期,中國仍將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IMF資料顯示,中國2015年的人均GDP為8280美元(實際8016美元),世界排73名,預測2016年中國人均或超過9000美元,排名將在66名左右。
其三是要處理好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係。當今世界,以美 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佔據主導地位,而且絕大多數國際規則都是非中性的,但同時也需看到,規則或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在約束別人的同時也約束自己。
(三)努力探索包容性發展道路
和平發展是一個很好的外交戰略理念,對創建中國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起到了積極且重要的作用。但在今天及以後的世界,僅強調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而非威脅還不夠,而應突出中國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也即是“包容發展”(inclusivedevelopment)。“包容”一詞原來用在“包容性增長”(inclusivegrowth)上,其意義是指在一個國家內,經濟增長了,要使所有人都享受到經濟增長的益處。用在國際關係上,亦即一國的發展必將惠及世界,其他各國均能夠從中福利進步的機會。強調中國發展的國際包容性,也是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的發展有外部性,既有正外部性,也有負外部性。比起“和平發展”的提法,它更強化對於中國發展之正外部性的要求,盡可能減少負外部性。
“包容性發展”理念還體現為中國主張以“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參與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和“共用”是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可或缺的系統鏈條,三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全球治理理念的有機體系。共商,意即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則、重點領域、規則機制、發展規劃等都由所有參與方共同商議並形成共識;共建,意即發揮各方優勢和潛能共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創新;共用,意即各參與方公平分享全球治理的成果和收益。“共商共建共用”理念宣導集思廣益,各施所長、各盡所能,成果共用,充分體現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順應了國際關係民主化的發展潮流。踐行這一理念,就是要充分發揮所有行為體,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體現各方關切和訴求,更好地維護各方正當權益,讓所有參與方對完善全球治理擁有更多獲得感。通過對“共商共建共用”理念的踐行,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信任將在行動中不斷建構出來,這是冰釋疑慮、報償期待的可靠路徑。
(四)漸進推動全球治理改革
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在現存的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中多處於接受者的地位。此前,中國與國際制度的互動主要表現為在現存國際制度框架內開展國際協調以及將國際制度規範內化。隨著全球治理體制在合法性、有效性等方面問題日益凸顯和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和國際安全事務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國成為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對此,有些人可能期待過高,以為實力對比的變化會帶來國際規則乃至國際秩序的根本性變化。而事實上,國際制度的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於不合理的、準確說是對既得利益國家集團更為有利的國際秩序或規則,進行革命性的改變既不現實更無必要。未來十年,中國需要和能夠做的,在於利用機遇和聯合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對現有非中性的國際規則進行局部改良,循序漸進,以求集細流而成江河之功效。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並不是搞另起爐灶,也不是對現存國際制度的革命,而是對現存多邊機制進行適度改革。無論是在創建新的平臺還是改革現有的多邊治理機制,中國都應該走“合作”的路線,要更多地強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要更多注重對現有多邊機制的補充而不是替代,改良而不是革命。對於不同議題領域的治理機制,中國應該根據自身國情、利益攸關度和現存多邊機制的特徵採取不同參與策略。在參與全球治理改革過程中,中國應該積極弘揚“包容性發展”理念,來補充和完善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的不足。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受到“一刀切”式的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影響過大,沒有包容性地回應各國發展道路和國情的多樣性。
對於目前的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中國多處於接受者的地位。當中國的實力增強以後,就可能 會提出一些訴求,尋求改變一些規則和制度。對此,有些人可能期待過高,以為實力的對比變化會帶來國際規則乃至國際秩序的根本性變化。而事實上,國際制度的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於不合理的、準確說是對既得利益國家集團更為有利的國際秩序或規則,進行革命性的改變既不現實更無必要。未來十年中國需要和能夠做的,在於利用機遇和聯合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對現有非中性的國際規則進行局部改良,循序漸進,以求集細流而成江河之功效。
(五)理性應對外部刺激和挑戰
中國正行進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並不斷接近完成這一歷史進程。和平的外部環境對於成功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至關重要。戰爭是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大威脅。在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要特別注意把握好在領土、海洋維權中的“度”,做到“止於至善”。同時也要看到極端民族主義的有害性,看到掉入軍備競賽陷阱的危險性。對於許多國際問題,一定要有耐心,要分清輕重緩急、能拖和該拖的問題,要有長期的打算。
在對外關係上,中國要把握的重點物件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新型大國關係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為核心特徵的大國關係,是崛起國和守成大國之間處理衝突和矛盾的新方式。唯一可以對中國長期發展造成重大阻礙的就是美國,美國也有意用其主導的、對其更有利的國際規則體系化中國。應對美國的過程中除了鞏固已有的風險管理避免雙輸上的合作外,還要做些雙贏的事,從而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注入實質內容。
二是創造穩定的周邊環境。周邊不穩定因素仍威脅我國傳統安全。周邊與我們的利益直接相關,海島、海域、資源引領的新熱點還會繼續,甚至出現惡化的可能。加大對構建周邊戰略依託的投入,在構建新型區域安全機制上有所作為,把東北亞地區的安全機制作為重點。在捍衛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前提下,增強對局勢的影響力和掌控力,以危機為契機,探索走出爭端的新途徑,打破僵局,推動新局面的出現。
在具體操作方面,中國應不斷從實際出發,重新反思一些既有的對外政策目標的現實性、可行性,以靈活回應外部安全環境的變化。最後是著力彌補對外決策中的“軟體”短板,完善對外決策中的部門協調、資訊共用、智力支援和人才培養機制,打破部門思維,提升對外決策的科學化、專業化水準,以多種政策手段和多項情境預案,應對外部安全環境的不確定性。
(六)積極營造國際輿論支持
在西方發達國家處於國際輿論優勢地位的條件下,我國需要加強同外部世界的溝通,積極表達中國聲音,營造一種能夠闡述發揚中國的“和平發展”“包容發展”理論的氛圍,特別要有一個好的“故事”,充分說明中國的民族復興與全人類福祉的改進是相輔相成的,從而讓國際上能夠認同中國的發展。政府機構應該加強國際傳播的思想力和現代傳播技術手段的建設,通過新媒體利用多樣化的國際傳播資源、採取多種視角和敘事方式,以更加鮮活生動的方式塑造中國國際形象。我國要將打造國家文化品牌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推動。在國內層面,要通過國內制度和文化環境的配套支持,促進文化繁榮發展。在國際層面,政府和民間要積極利用各種多邊機制和雙邊交往管道開展對外文化交流,促進多層次文化外交。利用多邊會議主辦國的身份和主場外交,提出中國議題、中國概念和中國方案影響多邊議程。
此外,我國在推動對外經濟合作過程中,要發掘和推廣中國企業在海外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促進海外民生的成功案例,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示範區等早期收穫打造好傳播好。中國不僅要致力於推動硬體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還要將“一帶一路”的故事講好,將合作的早期收穫傳播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識,為“一帶一路”建設奠定堅實的民意和社會基礎,使之成為繁榮、合作、共贏的典範。
《徑山報告》專案介紹
《徑山報告》項目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於今年初正式啟動，浙商銀行獨家支持。該項目旨在通過集中研究、辯論，積極推動學界、政界與業界對於金融開放問題的思考，並提出相應政策建議。每年的《徑山報告》將定期舉行報告研討與發佈會，並于當年末正式成書出版。該項目由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牽頭，由專案協調小組確定年度研究主題，並邀請學術素養深厚、經驗豐富的專家承擔課題研究工作，所有課題組成員均以個人身份參與研究。
2017年9月23日，《2017•徑山報告》在杭州正式發佈，主題為“積極、穩健地推進中國金融開放”。今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方面。不久前，國務院也提出要持續推進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對外開放，明確對外開放時間表、路線圖。《2017·徑山報告》正是緊扣了“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這一主題。
作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非官方、非營利性金融專業智庫平臺，近10年來，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始終站在研究中國金融改革特別是金融開放問題的最前沿。據王海明介紹，《徑山報告》項目由CF40發起，正式立項於2016年10月，當時召開的CF40學術委員會決定，論壇每年針對經濟金融領域的重大議題，邀請專家分析研究，組織相關研討，形成研究報告，並成立專案協調小組，由黃益平擔任專案牽頭人。今年3月，CF40舉行項目開題會，討論了報告的研究框架、進度安排等事宜，《2017·徑山報告》正式啟動。
《2017•徑山報告》課題組成員包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朱雋、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和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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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立於2008年4月12日，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非官方、非營利性金融專業智庫平臺，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與交流。
CF40旗下有四十人和新金融兩大實體型智庫系列，分別包括四十人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此外，CF40與國家開發銀行、清華大學、絲路基金、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共同發起成立了“絲路規劃研究中心”。
CF40每年召開雙周圓桌會議、金融四十人年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百餘場閉門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近30項，出版週報、月報、要報、《新金融評論》以及經濟、金融類專著共計100餘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