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梁啟超，是如何和守舊派鬥爭的？他的一輩子就靠這二個字

清朝末年，腐朽的清廷已成百足之蛇，於是各種新舊“愛國人士”輪番登場，力求以各自派別之政見挽救國家民族命運。

在新舊派別“辯士群”中，出現了兩個代表性的人物：

一個是守舊到底的“小辮男人”辜鴻銘，

另一個是少年中國說之“永遠年少”梁啟超。

辜鴻銘，這位清末民初以“老頑固”享“譽”中外的文化怪人，以 “老古董”著稱的 “小辮男人”，平生善於為缺乏活力的守舊強詞奪理。

外國人問他：中國人怎麼這麼殘忍，要對女人裹小腳，並且對小腳的把玩還有那麼多文人雅士愛好？辜鴻銘回：西方的最高藝術是芭蕾舞。

而芭蕾就是讓人改變生理結構，強行用腳尖代替正常的腳掌來走路，而觀眾最看重的也正是這一點。

——可見，這位“小辮男人”，其強詞奪理水準非同一般。

辜鴻銘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他無限熱愛男人的辮子與女人小腳。在辛亥革命“剪辮子”後，他依然頑固地保留小辮，穿長袍馬褂，

愈加讚美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其態度日益頑固保守，竟發展到大言不慚地把辮子當護照和標誌，並聲嘶力竭地為辮子與女人類國渣陋俗辯護，讓人們大跌眼鏡並加恥笑。

辜鴻銘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

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甲午戰後，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加劇，有識之士紛紛呼籲引進西學，變法圖存。面對這勃然而興的維新思潮，辜鴻銘卻生怕因之毀棄中國文化，於是，精于西學西政的他在那不平靜的年代裡，卻不僅沒有明顯激進的思想表現，而且大講儒教尊王之道。

“小辮男人”認為：“以歐美的學說，

變更中國的政制，這是亂中國有餘，救中國不足。”

辜鴻銘當然也在為多災多難的中國設制藍圖，只不過他的辦法，是指望用中國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對付西方槍炮。

他甚至認為：

制止一種社會和政治罪惡、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辦法，是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誠實的生活，

贏得一種道德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惟一可賴的力量，要想將其古老的文明從現代歐洲民族的物質實利主義之破壞力中挽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存在於這種古老的文明之中。

辜鴻銘最為時代詬病的守舊，是他為帝制辯護，為那位垂簾聽政、既陰險又兇殘的慈禧老太太辯護，並向西方世界肉麻地吹捧她。武昌起義既發，他冒天下之大不韙，逆流而動，反對革命，勸說列強出兵圍剿革命軍。

暮年，辜鴻銘不分良莠地加入到張勳復辟之列，充分演繹了一個死氣沉沉毫無活力的守舊男人的最後大戲，成為一生無法洗去的污點。

辜鴻銘的政見遭到梁啟超的嘲笑，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派不僅尋求中國軍事上的強大，而且尋求政治上的強大，希冀把中國的專制政體改造成君主立憲政體，認為如果中國擁有日本那樣的政體、槍炮和科學，那麼擁有的就不是失敗。

與辜鴻銘守舊相悖，梁啟超主張“善變”。在他早期的文章《善變與豪傑》，其中有幾句話把他是怎麼樣善變的說得明明白白：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

梁啟超可以說得到了善變的真諦，一是要根據時與境的變化，敢於破除舊的不合理的東西，接受新知，甚至於要“不惜以今日之吾與明日之吾宣戰”，二是不斷的變化都要圍繞一個中心，要有自己堅持的東西。

他長時間活躍於政治舞臺，先是熱衷於維新，斷而保皇，後又因反對清王朝復辟，不惜和自己的老師康有為公開論爭，有著“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的勇氣。從保皇到反對復辟，恰恰是一個對立面。

他變化中堅守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愛國。正因為愛國，只要是能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狀況的事，他就殫精竭慮地去做；也正因為愛國，他才能產生“我操我矛以伐我”的勇氣不斷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老師，毫無私心。梁啟超的善變中堅守的是一顆愛國的心。

有敢於破除舊秩序的勇氣，不斷地變化進取，又執著地堅守自己的愛國思想，這就是少年身上最最可貴的精神了。

用憂患來養心，用善變求新來愛國，達到梁啟超的學問高度，對大多數人來說也許太難，但擁有像他一樣的愛國心，其實並不難。

“小辮男人”辜鴻銘，善變求新梁啟超，到底是哪個真愛國哪個更利國，歷史已經給出了活力制勝的答案！

逆流而動，反對革命，勸說列強出兵圍剿革命軍。

暮年，辜鴻銘不分良莠地加入到張勳復辟之列，充分演繹了一個死氣沉沉毫無活力的守舊男人的最後大戲，成為一生無法洗去的污點。

辜鴻銘的政見遭到梁啟超的嘲笑，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派不僅尋求中國軍事上的強大，而且尋求政治上的強大，希冀把中國的專制政體改造成君主立憲政體，認為如果中國擁有日本那樣的政體、槍炮和科學，那麼擁有的就不是失敗。

與辜鴻銘守舊相悖，梁啟超主張“善變”。在他早期的文章《善變與豪傑》，其中有幾句話把他是怎麼樣善變的說得明明白白：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

梁啟超可以說得到了善變的真諦，一是要根據時與境的變化，敢於破除舊的不合理的東西，接受新知，甚至於要“不惜以今日之吾與明日之吾宣戰”，二是不斷的變化都要圍繞一個中心，要有自己堅持的東西。

他長時間活躍於政治舞臺，先是熱衷於維新，斷而保皇，後又因反對清王朝復辟，不惜和自己的老師康有為公開論爭，有著“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的勇氣。從保皇到反對復辟，恰恰是一個對立面。

他變化中堅守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愛國。正因為愛國，只要是能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狀況的事，他就殫精竭慮地去做；也正因為愛國，他才能產生“我操我矛以伐我”的勇氣不斷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老師，毫無私心。梁啟超的善變中堅守的是一顆愛國的心。

有敢於破除舊秩序的勇氣，不斷地變化進取，又執著地堅守自己的愛國思想，這就是少年身上最最可貴的精神了。

用憂患來養心，用善變求新來愛國，達到梁啟超的學問高度，對大多數人來說也許太難，但擁有像他一樣的愛國心，其實並不難。

“小辮男人”辜鴻銘，善變求新梁啟超，到底是哪個真愛國哪個更利國，歷史已經給出了活力制勝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