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現在還有人不知道性取向是天生的？

因為涉及到了社會道德，性取向這個本應很清楚的問題依然爭議不斷。

撰文 邁克爾 · 舍默（Michael Shermer）

翻譯 紅豬

你是什麼時候打算做異性戀的？什麼？

根據人口分佈（人口中大約有95％是異性戀），閱讀本欄的各位讀者大多數應該都是異性戀。你們並不是主動選擇了這個性取向，正如同性戀的男女沒有主動選擇他們的性取向一樣。然而不久之前，非同行評議的期刊《新亞特蘭蒂斯》（The New Atlantis）卻在秋季號上刊登了一項關於“性徵和性別”的新研究，作者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勞倫斯·S·邁耶（Lawrence S. Mayer）和保羅·R·麥克休（Paul R. McHugh）。

兩人在文中宣稱：“這個領域中還沒有確切的科學知識”，還說“沒有科學證據顯示性取向是固有的、天生的生物學屬性”，並且“沒有人是生來如此的”。這聽起來簡直像上一次發生性別論戰時的論調，那可是在上世紀90年代，現在怎麼還有人這麼說？

深挖背後的資訊，你會發現一條有趣的線索，《新亞特蘭蒂斯》的發行者之一是美國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EPPC）。

中心的宗旨是“將猶太教－基督教的道德傳統應用在公共政策的重大問題中”。這已經不是科學態度了。EPPC的網站上還說，他們的學者“一直致力於維護並發揚美國的建國綱領，尊重人的固有尊嚴、個人的自由和責任、正義、法治以及有限的政府。”

不管人的性取向是否由生物學決定，這幾條綱領難道不是對每一個人都適用的嗎？當然，在今天的大多數西方國家，

人民也確實得到了這樣的保護。然而在猶太教－基督教主導的美國卻有著這樣一種論調：《聖經》說同性戀是一種罪（《利未記》20章13節）。如果性取向有強大的生物學原因，你就很難要求那些男女同性戀者為自己的罪行負起道德責任；但如果性取向可以自由選擇，那他們就還是可以得到糾正（通過“性取向轉化療法”）和寬恕（常用的比喻是“恨罪惡，愛罪人”）的。福音傳教士吉米·斯瓦加特（Jimmy Swaggart）這樣解說了其中的邏輯：“雖然原罪的種子裡包含了各種偏差、反常、墮落與惡行，但同性戀者卻不可以說自己生來就是如此的，就像醉鬼、賭徒和殺手不是天生的一樣。”

雖然《新亞特蘭蒂斯》的兩位作者沒有得出這樣粗魯而偏狹的結論，但是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榮譽研究員、遺傳學家迪安·哈默（Dean Hamer）看來，他們的研究依然很成問題：“這項研究的參考文獻和論證都是選擇性的、過時的，

它的目的是擾亂我們對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理解，而不是澄清這些概念。”比如邁耶和麥克休宣稱，性取向的概念是“模糊的”，“沒有可以用於實證研究的公認的定義”。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心理學會明確地將性取向定義為“一種持續的模式，由情緒、浪漫和/或性吸引主導，物件可以是男性、女性或是男女兩種性別”。哈默也指出，性取向的“模糊”程度要比“自尊”和“熱情”之類的人格特質低得多，但科學家在研究後兩個概念時卻可以不受宗教和政治的干擾。

邁耶和麥克休在資料的採用上似乎也有偏頗：在過去16年間發表的同行評議的論文中，有6項研究用恰當的概率抽樣方法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們卻只參考了其中的一項，而且像哈默指出的那樣，“還是對遺傳因素的影響估計最低的一項。”兩人的這篇論文還遭到了一項大規模元分析研究的否決，這項研究是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邁克爾·貝利（Michael Bailey）和他的同事共同完成的，2016年9月，他們在同行評議期刊《公共利益中的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上發表了結果，指出“表明性取向由非社會因素造成的證據，要比它由社會因素造成的證據更多。”這些證據包括：“針對合理取樣的雙胞胎，研究基因遺傳影響相對穩定的案例；從跨文化的案例中，研究兄弟出生順序對於性取向的穩定影響；以及男性嬰兒在被手術或社會‘改造’成女孩之後，他們的性取向卻維持不變的事實（也就是他們依然為女性所吸引）。相比之下，一些經常有人談到的社會因素（包括成年同性戀者的引誘、父母教育的混亂或者同性戀父母的影響）通常都起不到什麼作用，而且還會與許多其他因素發生混淆。”

任何與宗教或政治交叉的研究領域都面臨一個問題，它很有可能會出現懷有成見的推理和證實偏見。《聖經》中說到的“尋找，就尋見”，就是這個意思。用既定的概念框定認知，意識形態就會掩蓋事實，而遭殃的卻是科學了。

環球科學2017年招聘閱讀原文購買《環球科學》4月號新刊。

但科學家在研究後兩個概念時卻可以不受宗教和政治的干擾。

邁耶和麥克休在資料的採用上似乎也有偏頗：在過去16年間發表的同行評議的論文中，有6項研究用恰當的概率抽樣方法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們卻只參考了其中的一項，而且像哈默指出的那樣，“還是對遺傳因素的影響估計最低的一項。”兩人的這篇論文還遭到了一項大規模元分析研究的否決，這項研究是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邁克爾·貝利（Michael Bailey）和他的同事共同完成的，2016年9月，他們在同行評議期刊《公共利益中的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上發表了結果，指出“表明性取向由非社會因素造成的證據，要比它由社會因素造成的證據更多。”這些證據包括：“針對合理取樣的雙胞胎，研究基因遺傳影響相對穩定的案例；從跨文化的案例中，研究兄弟出生順序對於性取向的穩定影響；以及男性嬰兒在被手術或社會‘改造’成女孩之後，他們的性取向卻維持不變的事實（也就是他們依然為女性所吸引）。相比之下，一些經常有人談到的社會因素（包括成年同性戀者的引誘、父母教育的混亂或者同性戀父母的影響）通常都起不到什麼作用，而且還會與許多其他因素發生混淆。”

任何與宗教或政治交叉的研究領域都面臨一個問題，它很有可能會出現懷有成見的推理和證實偏見。《聖經》中說到的“尋找，就尋見”，就是這個意思。用既定的概念框定認知，意識形態就會掩蓋事實，而遭殃的卻是科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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