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卡衝突的“小國政治”與“大國博弈”
來源中國軍網
納卡衝突的“小國政治”與“大國博弈”
■國防科技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李明富
據媒體報導，前不久，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對亞美尼亞進行國事訪問。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位於亞塞拜然西南部
薩爾基相的願望很美好，可現實情況卻不容樂觀，1994年公佈停火協議前，
納卡衝突由來已久，關係多元複雜，“小國衝突”引發地區軍備競賽，牽動著“大國神經”，不僅呈現了國際關係中小國的實力變遷與戰略抉擇，也折射出大國之間的多方博弈與戰略考量。
2016年4月4日，在納卡地區，被擊落的無人機冒著火光和濃煙。新華社/路透
地緣衝突的一座“活火山”
俄羅斯總統普京曾經感慨，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如果將蘇聯解體比喻為一場地緣政治災難，那麼納卡衝突就是這場災難所引發的“次生災害”，
回顧納卡衝突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該地區早已成為高加索甚至歐亞地緣政治中的熱點地區。據史料記載，納卡在早期的時候是亞美尼亞王國的一部分，後來，亞美尼亞王國消亡，該地區成為波斯帝國的一部分，直到1813年納卡又被併入到俄國。從那時起，該地區不同種族之間就時常發生流血衝突。
蘇聯時期，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都是蘇聯加盟共和國，
雙方爭戰的結果導致了納卡事實上的獨立，同時，亞塞拜然還失去了部分與亞美尼亞接壤的領土。在這場戰爭中，亞塞拜然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戰事失利又丟了領土，從此也就滋生了復仇的情緒和收復失地的願望。
之後，這座“活火山”進入了無規律的噴發狀態，據報導，僅2015年雙方在納卡地區的零星交火和敵對行為近3000次，平均每3小時就發生1次低烈度衝突。雙方也曾在2014年和2016年發生過嚴重的軍事衝突，造成數十人死亡。而2017年5月15日，亞塞拜然軍隊又摧毀了亞美尼亞武裝部隊的9K33奧薩地對空（SA-8近程防空系統）導彈系統，並宣稱，在24小時之內，亞美尼亞軍隊有122次違反了雙方之前達成的停火協定。就這樣，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圍繞納卡衝突戰火不止，零星交火與軍事衝突的交替上演，成為了高加索地區一座名副其實的地緣衝突“活火山”。
小國政治的一場“宿命論”
亞美尼亞是一個內陸小國，面積2.98萬平方公里，2016年人口統計為292萬，主要信奉基督教（約占人口總數的94%）；亞塞拜然東臨裡海，湖岸線長456千米，占地面積8.66萬平方公里，人口為976萬（2016年），主要信奉伊斯蘭教。從這些基本指標來看，可以說，兩國都只是歐亞大陸上的“小國”，蘇聯解體之後兩國獨立時間也不過二十餘載，但雙方圍繞4400平方公里納卡地區的衝突似乎很早就已經“命中註定”了。
納卡在蘇聯時期為亞塞拜然的一個自治州，但多數居民為亞美尼亞族人。一方面，蘇聯的民族政策使得一些少數民族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留下了問題隱患； 另一方面，亞美尼亞是基督教國家，而亞塞拜然主要信奉伊斯蘭教。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身份屬性造成了雙方之間的衝突與對抗，而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地緣形勢判斷與國家發展戰略選擇又加劇了衝突的升級爆發。俄羅斯政治學家謝爾蓋·瑪律科夫就認為: 目前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衝突加劇的主要原因是後者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顯著增強。因此，在過去的二十幾年裡，隨著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實力對比的變化，地緣政治對抗和軍備競賽日趨激烈。
首先，在亞美尼亞有超過94%的國民信奉基督教，其鄰國土耳其、伊朗、格魯吉亞和亞塞拜然則都是伊斯蘭教國家，再加上與鄰國存在國界爭議問題，亞美尼亞一直處在高度被孤立的狀態。相對而言，這種孤立的狀態導致亞美尼亞在地緣政治競爭中選擇受限，靈活調整的空間有限。
在地緣戰略上，亞美尼亞領導人也曾希望有“平衡之術”，也曾“舉棋不定”，在歐盟和歐亞聯盟之間有過短暫搖擺，但在“左顧右盼”中最終選擇了與俄羅斯站在一起。西方曾經對亞美尼亞寄予希望，但後者通過無條件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打碎了西方的美夢。
葉里溫選擇莫斯科，以此求安全。這種策略實際上也為亞美尼亞提供了保障，使之能與軍力懸殊的亞塞拜然對抗。但在經濟上亞美尼亞已經遠遠落後於亞塞拜然，客觀上，亞美尼亞土地貧瘠，缺乏資源，交通不便；主觀上，思想固化，周邊孤立，缺乏平臺，這些主觀和客觀地緣經濟因素都限制了亞美尼亞經濟的發展。
反觀亞塞拜然，在地緣政治上選擇更加靈活，對外政策彈性也更強。地理上，亞塞拜然屬於歐洲，2001年加入歐洲委員會；宗教上，屬於伊斯蘭世界，從1991年就是伊斯蘭合作組織的成員國；語言文化上，屬於突厥語世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積極加入突厥語世界整合的進程之中，並在2009年與土耳其、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一起成立突厥語委員會。
在過去的兩百年裡，亞塞拜然先後成為沙皇俄國、蘇聯和獨聯體國家的一部分。加入獨聯體保證了亞塞拜然與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和軍技合作，尤其是在石油價格走低的情況下戰略意義更加凸顯，而加入突厥語世界也拓展了對外交往的管道，因為成員國又分別加入了不同的政治、經濟或軍事集團。比如說，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斯坦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上合組織和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多樣化的選擇為亞塞拜然提供了多樣化的平臺，強化了其對外政策的彈性。
從地緣政治上看，葉里溫和巴庫的衝突似乎是一場逃脫不了的“宿命”，種族、宗教、甚至語言文化的衝突註定了在兩國自然形成時這種衝突的風險就存在了。於是，他們加入了不同的國際和地區組織，選擇了不同的外交優先方向與國家發展戰略，採取了不同的對外政策。因此，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兩國實力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在領土面積、人口、GDP、總兵力、軍費方面，亞美尼亞分別只有亞塞拜然的34%、30%、14%、47%和23%，兩國實力懸殊已經顯而易見。
大國博弈的一出“皮影戲”
納卡衝突就像一出“皮影戲”：呈現給觀眾的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直接對抗，激烈緊張；但銀幕背後看不見的是大國之間的多方博弈與較量。
首先是俄羅斯。在納卡衝突中，俄羅斯一直充當著“調停者”的角色，關注局勢發展，維持現狀比較符合俄羅斯當前的利益。
值得關注的是，亞美尼亞於去年展示了在其境內部署的“伊斯坎德爾”彈道導彈系統，聲稱這些導彈是俄羅斯幫助亞美尼亞對抗亞塞拜然的必要工具。俄羅斯默認了上述說法並且把這種導彈只出口給了亞美尼亞。
俄羅斯與亞美尼亞互為同盟，都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成員國，按照條約，俄羅斯需要在可能的戰爭中支持亞美尼亞。俄羅斯既要履行義務，維護這層同盟關係，但又不願意捲入戰爭，引發高加索地區動盪，所以通過軍售和駐軍（在亞美尼亞城市久姆裡駐紮了5000名俄羅斯軍人）等“兩全其美”的方式來保障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之間的軍力平衡。
與亞美尼亞不同，亞塞拜然軍火進口管道多樣化，除了俄羅斯之外，土耳其、以色列、烏克蘭和南非都能向其供應軍火。其對外政策也具有彈性，近年來與西方的關係得到強化，亞塞拜然的軍隊轉型甚至以北約為參考標準。面對地區地緣政治局勢，將巴庫推到西方的懷抱不是莫斯科願意看到的，而是希望維持與亞塞拜然的“特殊關係”，因此，對於俄羅斯而言，維持現狀對其最為有利，一方面，可以出售軍火，推動軍工發展；另一方面，可以繼續調停雙方衝突，保持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莫斯科曾經提議往納卡地區派駐維和部隊，得到了葉里溫方面的同意，而巴庫方面沒有給出回應。
除了俄羅斯，美國等西方國家也表現出關注和興趣，並積極參與該地區事務。早在1992年，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就針對納卡衝突成立了由12國組成的明斯克小組，俄美法三國為共同主席國。今年年初，美國又出面促成兩國總統在維也納進行會談。往大處說，這裡可以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博弈的前沿陣地。近年來，亞塞拜然與美國等西方國家走得越來越近，在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惡化的情況下，可能成為歐亞大棋局中西方國家的“一枚棋子”。2016年4月初，納卡地區爆發嚴重軍事衝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俄在中東和烏克蘭博弈所誘發的連鎖反應。
從地緣上看，土耳其與亞塞拜然的一塊飛地接壤，而在土耳其境內又有近百萬亞塞拜然族。土耳其與亞美尼亞因歷史原因關係緊張，至今還未建交。因此，在納卡問題上，土耳其與亞塞拜然接近同盟關係，支持後者對抗亞美尼亞，進而牽制俄羅斯。所以，在去年爆發激烈衝突後，埃爾多安高調宣稱：土耳其人民永遠站在亞塞拜然一邊。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專家亞歷山大·斯卡科夫認為：在納卡衝突中，土耳其可能起到了挑唆作用，以此突出自己在該地區的重要性。反過來，亞塞拜然“借力打力”，依託土耳其和西方的力量對沖來自俄羅斯的壓力。
在以往的衝突中，伊朗都堅定地站在亞美尼亞一邊，但是這種支持態度可能會有所變化，因為目前在伊朗有大量的亞塞拜然族人。在往後的納卡衝突中，伊朗必將考慮這一因素來決定其立場。
近年來，日本和印度對該地區也表現出極大興趣，特別是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之後，印度和日本都強化了與該地區的對話，以制衡中國在地區和歐亞大陸的影響力。
但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兩國都積極回應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亞美尼亞希望借助“一帶一路”的發展東風，把地理位置的劣勢扭轉為優勢，積極推動“南北交通走廊”專案。“南北交通走廊”是一條全長7200公里的多式聯運貿易走廊， 將印度－高加索地區－俄羅斯和中亞地區連接起來，使孟買到聖彼德堡的運輸時間縮減一半。亞美尼亞苦於資金缺乏，迫切希望借助中國資本和企業讓本國的公路和鐵路也接入“南北交通走廊”網路中。而亞塞拜然已經搶先一步，連接伊朗和亞塞拜然的“加茲溫－拉什特－阿斯塔拉”鐵路線正在建設中。兩國競爭仍將繼續。
從國際大背景來看，二十一世初國際新舊秩序交替，國際關係呈現出無序狀態。正如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所言：問題不僅在於地緣政治和經濟制裁，政治和制裁只能用來解釋一部分問題。其實，地緣政治和經濟制裁從本質上緣於國際秩序深刻轉型這一更具共性和基礎性的原因。大國圍繞國際秩序的深度調整展開的新一輪深度博弈，也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小國政治”和地區局勢。
可以預見，納卡衝突遠未結束。隨著國際秩序轉型與調整的進一步深入發展，歐亞地緣衝突中許多被“冰封”的問題會隨之“解凍”。但是，在當今的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佔據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地位，對於大國政治給予了充分關注，卻長期忽視了小國的作用。無論是暫時被“冷凍”起來，還是已經“解凍”的問題，我們都不能忽視，要知道，“小國政治”與“大國博弈”將互相作用，長期並存。
同時，亞塞拜然還失去了部分與亞美尼亞接壤的領土。在這場戰爭中，亞塞拜然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戰事失利又丟了領土，從此也就滋生了復仇的情緒和收復失地的願望。之後，這座“活火山”進入了無規律的噴發狀態，據報導，僅2015年雙方在納卡地區的零星交火和敵對行為近3000次，平均每3小時就發生1次低烈度衝突。雙方也曾在2014年和2016年發生過嚴重的軍事衝突，造成數十人死亡。而2017年5月15日，亞塞拜然軍隊又摧毀了亞美尼亞武裝部隊的9K33奧薩地對空（SA-8近程防空系統）導彈系統，並宣稱，在24小時之內，亞美尼亞軍隊有122次違反了雙方之前達成的停火協定。就這樣，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圍繞納卡衝突戰火不止，零星交火與軍事衝突的交替上演，成為了高加索地區一座名副其實的地緣衝突“活火山”。
小國政治的一場“宿命論”
亞美尼亞是一個內陸小國，面積2.98萬平方公里，2016年人口統計為292萬，主要信奉基督教（約占人口總數的94%）；亞塞拜然東臨裡海，湖岸線長456千米，占地面積8.66萬平方公里，人口為976萬（2016年），主要信奉伊斯蘭教。從這些基本指標來看，可以說，兩國都只是歐亞大陸上的“小國”，蘇聯解體之後兩國獨立時間也不過二十餘載，但雙方圍繞4400平方公里納卡地區的衝突似乎很早就已經“命中註定”了。
納卡在蘇聯時期為亞塞拜然的一個自治州，但多數居民為亞美尼亞族人。一方面，蘇聯的民族政策使得一些少數民族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留下了問題隱患； 另一方面，亞美尼亞是基督教國家，而亞塞拜然主要信奉伊斯蘭教。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身份屬性造成了雙方之間的衝突與對抗，而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地緣形勢判斷與國家發展戰略選擇又加劇了衝突的升級爆發。俄羅斯政治學家謝爾蓋·瑪律科夫就認為: 目前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衝突加劇的主要原因是後者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顯著增強。因此，在過去的二十幾年裡，隨著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實力對比的變化，地緣政治對抗和軍備競賽日趨激烈。
首先，在亞美尼亞有超過94%的國民信奉基督教，其鄰國土耳其、伊朗、格魯吉亞和亞塞拜然則都是伊斯蘭教國家，再加上與鄰國存在國界爭議問題，亞美尼亞一直處在高度被孤立的狀態。相對而言，這種孤立的狀態導致亞美尼亞在地緣政治競爭中選擇受限，靈活調整的空間有限。
在地緣戰略上，亞美尼亞領導人也曾希望有“平衡之術”，也曾“舉棋不定”，在歐盟和歐亞聯盟之間有過短暫搖擺，但在“左顧右盼”中最終選擇了與俄羅斯站在一起。西方曾經對亞美尼亞寄予希望，但後者通過無條件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打碎了西方的美夢。
葉里溫選擇莫斯科，以此求安全。這種策略實際上也為亞美尼亞提供了保障，使之能與軍力懸殊的亞塞拜然對抗。但在經濟上亞美尼亞已經遠遠落後於亞塞拜然，客觀上，亞美尼亞土地貧瘠，缺乏資源，交通不便；主觀上，思想固化，周邊孤立，缺乏平臺，這些主觀和客觀地緣經濟因素都限制了亞美尼亞經濟的發展。
反觀亞塞拜然，在地緣政治上選擇更加靈活，對外政策彈性也更強。地理上，亞塞拜然屬於歐洲，2001年加入歐洲委員會；宗教上，屬於伊斯蘭世界，從1991年就是伊斯蘭合作組織的成員國；語言文化上，屬於突厥語世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積極加入突厥語世界整合的進程之中，並在2009年與土耳其、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一起成立突厥語委員會。
在過去的兩百年裡，亞塞拜然先後成為沙皇俄國、蘇聯和獨聯體國家的一部分。加入獨聯體保證了亞塞拜然與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和軍技合作，尤其是在石油價格走低的情況下戰略意義更加凸顯，而加入突厥語世界也拓展了對外交往的管道，因為成員國又分別加入了不同的政治、經濟或軍事集團。比如說，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斯坦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上合組織和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多樣化的選擇為亞塞拜然提供了多樣化的平臺，強化了其對外政策的彈性。
從地緣政治上看，葉里溫和巴庫的衝突似乎是一場逃脫不了的“宿命”，種族、宗教、甚至語言文化的衝突註定了在兩國自然形成時這種衝突的風險就存在了。於是，他們加入了不同的國際和地區組織，選擇了不同的外交優先方向與國家發展戰略，採取了不同的對外政策。因此，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兩國實力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在領土面積、人口、GDP、總兵力、軍費方面，亞美尼亞分別只有亞塞拜然的34%、30%、14%、47%和23%，兩國實力懸殊已經顯而易見。
大國博弈的一出“皮影戲”
納卡衝突就像一出“皮影戲”：呈現給觀眾的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直接對抗，激烈緊張；但銀幕背後看不見的是大國之間的多方博弈與較量。
首先是俄羅斯。在納卡衝突中，俄羅斯一直充當著“調停者”的角色，關注局勢發展，維持現狀比較符合俄羅斯當前的利益。
值得關注的是，亞美尼亞於去年展示了在其境內部署的“伊斯坎德爾”彈道導彈系統，聲稱這些導彈是俄羅斯幫助亞美尼亞對抗亞塞拜然的必要工具。俄羅斯默認了上述說法並且把這種導彈只出口給了亞美尼亞。
俄羅斯與亞美尼亞互為同盟，都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成員國，按照條約，俄羅斯需要在可能的戰爭中支持亞美尼亞。俄羅斯既要履行義務，維護這層同盟關係，但又不願意捲入戰爭，引發高加索地區動盪，所以通過軍售和駐軍（在亞美尼亞城市久姆裡駐紮了5000名俄羅斯軍人）等“兩全其美”的方式來保障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之間的軍力平衡。
與亞美尼亞不同，亞塞拜然軍火進口管道多樣化，除了俄羅斯之外，土耳其、以色列、烏克蘭和南非都能向其供應軍火。其對外政策也具有彈性，近年來與西方的關係得到強化，亞塞拜然的軍隊轉型甚至以北約為參考標準。面對地區地緣政治局勢，將巴庫推到西方的懷抱不是莫斯科願意看到的，而是希望維持與亞塞拜然的“特殊關係”，因此，對於俄羅斯而言，維持現狀對其最為有利，一方面，可以出售軍火，推動軍工發展；另一方面，可以繼續調停雙方衝突，保持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莫斯科曾經提議往納卡地區派駐維和部隊，得到了葉里溫方面的同意，而巴庫方面沒有給出回應。
除了俄羅斯，美國等西方國家也表現出關注和興趣，並積極參與該地區事務。早在1992年，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就針對納卡衝突成立了由12國組成的明斯克小組，俄美法三國為共同主席國。今年年初，美國又出面促成兩國總統在維也納進行會談。往大處說，這裡可以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博弈的前沿陣地。近年來，亞塞拜然與美國等西方國家走得越來越近，在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惡化的情況下，可能成為歐亞大棋局中西方國家的“一枚棋子”。2016年4月初，納卡地區爆發嚴重軍事衝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俄在中東和烏克蘭博弈所誘發的連鎖反應。
從地緣上看，土耳其與亞塞拜然的一塊飛地接壤，而在土耳其境內又有近百萬亞塞拜然族。土耳其與亞美尼亞因歷史原因關係緊張，至今還未建交。因此，在納卡問題上，土耳其與亞塞拜然接近同盟關係，支持後者對抗亞美尼亞，進而牽制俄羅斯。所以，在去年爆發激烈衝突後，埃爾多安高調宣稱：土耳其人民永遠站在亞塞拜然一邊。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專家亞歷山大·斯卡科夫認為：在納卡衝突中，土耳其可能起到了挑唆作用，以此突出自己在該地區的重要性。反過來，亞塞拜然“借力打力”，依託土耳其和西方的力量對沖來自俄羅斯的壓力。
在以往的衝突中，伊朗都堅定地站在亞美尼亞一邊，但是這種支持態度可能會有所變化，因為目前在伊朗有大量的亞塞拜然族人。在往後的納卡衝突中，伊朗必將考慮這一因素來決定其立場。
近年來，日本和印度對該地區也表現出極大興趣，特別是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之後，印度和日本都強化了與該地區的對話，以制衡中國在地區和歐亞大陸的影響力。
但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兩國都積極回應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亞美尼亞希望借助“一帶一路”的發展東風，把地理位置的劣勢扭轉為優勢，積極推動“南北交通走廊”專案。“南北交通走廊”是一條全長7200公里的多式聯運貿易走廊， 將印度－高加索地區－俄羅斯和中亞地區連接起來，使孟買到聖彼德堡的運輸時間縮減一半。亞美尼亞苦於資金缺乏，迫切希望借助中國資本和企業讓本國的公路和鐵路也接入“南北交通走廊”網路中。而亞塞拜然已經搶先一步，連接伊朗和亞塞拜然的“加茲溫－拉什特－阿斯塔拉”鐵路線正在建設中。兩國競爭仍將繼續。
從國際大背景來看，二十一世初國際新舊秩序交替，國際關係呈現出無序狀態。正如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所言：問題不僅在於地緣政治和經濟制裁，政治和制裁只能用來解釋一部分問題。其實，地緣政治和經濟制裁從本質上緣於國際秩序深刻轉型這一更具共性和基礎性的原因。大國圍繞國際秩序的深度調整展開的新一輪深度博弈，也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小國政治”和地區局勢。
可以預見，納卡衝突遠未結束。隨著國際秩序轉型與調整的進一步深入發展，歐亞地緣衝突中許多被“冰封”的問題會隨之“解凍”。但是，在當今的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佔據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地位，對於大國政治給予了充分關注，卻長期忽視了小國的作用。無論是暫時被“冷凍”起來，還是已經“解凍”的問題，我們都不能忽視，要知道，“小國政治”與“大國博弈”將互相作用，長期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