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育新：告別恩師王富仁先生
恩師王富仁先生
該告別了。
五月到九月，見證了恩師的離世、學人的追憶、同行的評述，然而我總不想寫，一直拖著。似乎客觀也很忙，博士後出站、父親住院、小孩出生、伯母和舅父相繼離世……步入中年所肩受的繁雜與贅重，
躲避虛無襲來的創痛。
現在寫作的時點也許是崩潰的時點。
一
最早知道先生的名字，大概是1993年左右，
歷經輾轉，而立之年，我終於來到北京師範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
碩士三年，見先生數次，主要在答辯場合，如周佩瑤師姐、張莉師姐、姜彩燕師姐、劉殿祥師兄的博士論文答辯會。會上聽到錢理群先生充滿激情地論述學衡派的作為新文化內部反對派的意義，聽到楊聯芬老師與張師姐就女性文學展開的深入細緻的探討，聽到劉勇老師對姜師姐論文精當的點評，聽到王得後老師對劉師兄論文的誠懇建議等。
三年期間聆聽過先生講演一次。那次先生明顯喝酒了，酒後的先生顯示出他峻急和嚴厲的一面。談到《孔乙己》時，先生張著手說，鹹亨酒店裡面有三個世界，櫃檯外面是一個鄉下人的世界，勞作是他們的命運，酒店裡面是上等人的世界，權勢是他們的特徵，櫃檯後面是商人的世界，經濟是他們的煩憂。孔乙己在哪裡？先生問著我們，在哪裡？孔乙己站在櫃檯旁邊，他與這個世界全不相關，他擁有的知識就是“茴字有四種寫法”，這種自娛的知識同樣與這三界毫不相關，孔乙己和他的文化，已經淪為這個世界的“多餘者”，帶著他可愛的面龐。然而孔乙己也有著啟蒙的焦慮，他熱切地向“我”傳授茴字的寫法，他去丁舉人家偷書，被打之後他仍然激辯“竊書不是偷書”，因為文化與知識本應該是共用的，孔乙己是個失敗的可笑的啟蒙者。這種文化遠離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就拋棄了這種文化。
我聽得頭皮一陣發麻，感到強烈的孤獨和茫然。這是一個無愛的互相隔絕的世界，人與人、群與群之間，除了專制與服從、壓榨與勞苦，就是欣欣然的圍觀，於哄笑中點燃虛無。先生不是對《孔乙己》做學究的考察，而是做批判式的抒情，這孤獨，這悲觀，不僅僅是魯迅的，更是先生的。文學的意義可能就是試圖照明並突破這種隔膜吧。
研三那年，我決定報考先生的博士生，並幸運錄取，從此成為先生的弟子。
二
讀博期間，我對先生的為人為文了進一步的認識，更感到把握先生思想的巨大難度。最好懂同時也最感染人的是先生的散文創作，先生悼念李何林先生、王瑤先生、單演義先生、楊占升先生的文章是瞭解先生性情的最佳入門，另外先生的《囈語集》、《說說我自己》、《蟬聲與牛聲》諸多自剖之詞，清醒深入。先生的序跋頗有魯迅先生“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的自由大氣，跳脫了嘉勉後學的傳統格套，或縱深掘進，或橫向拓展，或超拔氤氳，在未必拘牽學術形式的闡述中傳達著遠超學術的深刻意蘊，若深入探究所序跋著作與先生序跋之間的學術“互文”，將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題目。先生對於作品文本的分析與批評，其綿密細膩、抉隱發微，一直為學界所歎賞，先生去世後老友趙園先生在追思會上更慨歎未盡其才。
然而在先生著作中，用力最勤、體量最大的可能是思想型的論著，這部分也許多少有些爭議。新時期以來學術資源的日益繁榮，學術研究的日益規範精細，義理、考據、辭章的日益講究，先生論述范式與當下的某種扞格，論著中的些微“硬傷”，或許影響著先生思想的精義（但有時我想，這何嘗不是進入先生真正思想的通道呢？）。先生晚年大力提倡的“新國學”，溢出了我的認知能力範圍，無法置評。
先生進行學術指導的方式，是王門弟子皆知的“煙薰火燎”。一間小小的茶室，七八個人圍坐，先生手夾香煙，縱橫捭闔，中間幾聲或長或短的咳嗽，起著眾弟子向先生輪番提問的起承轉合功能，室內祥雲翻滾，火機明滅，煙蒂橫陳，師姐們輪流外出換氣，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就這樣過去。吃飯一般在北師大東門附近的“九頭鳥”飯莊，飯菜是極盡豐盛的（記得一次先生一定要每人來一碗價值不菲的魚翅羹），大家吃著，喝著，笑著，鬧著，不知不覺間，先生的煙又點起來了，又一輪的“煙薰火燎”開始了，直到餐館打烊，我們才出來，送先生到的士上，然後四散。
這樣的時光並沒持續多久，先生身體越來越虛弱，抽煙的咳嗽聲也越來越長，我和羅曼莉的開題，先生因病缺席，謝保傑師兄的博士論文答辯先生也因病缺席了，若非病重，先生斷不至此。先生的病，成為我們心頭的隱憂，我更愧疚的是，未曾到汕頭大學拜謁問候，汕頭大學的同門，在照料先生健康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感激且羞愧。博士論文寫作期間，我與先生多次通過電話進行交流，先生細細給予點撥，然我冥頑，未能深刻領會，同時又極端相信自己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論文寫得極其粗糙，現在想來真是愧對先生。
好消息來了！李金龍師兄告訴我們，入春以後王老師的身體好多了，不咳嗽了，血壓也穩定了，王老師決定來北京參加于慈江師兄、孫佰玲和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我們普大喜奔，口口相傳，一時間眾多弟子從各方集聚京城看望先生。答辯那天上午，已經有幾位師兄師姐直接到現代文學教研室見先生，姜彩燕師姐甚至忙開了會務，具體答辯過程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因為先生來的意義已經超過了論文答辯的意義。那天晚上，還是在“九頭鳥”飯莊，我們給先生簡單隆重地舉辦了生日宴會，在此我也見到眾多慕名已久的師兄師姐。大家嘰嘰喳喳、歡欣雀躍，記不清喝了多少酒，拍了多少照片，只是一直記得先生在笑著，似乎先生還戴著生日蛋糕附贈的“皇冠”，然而先生不抽煙了……
三
博士畢業後我到湖北三峽大學入職，開始了職業研究的生涯。我與先生的學術交流沒有博士期間密切，一方面先生身體情況不太穩定，不敢煩擾先生，另一方面我個人也忙於日常事務，不象博士期間那樣清閒專一。不過隨著專業浸淫越深，越來越喜歡先生的論著，越來越感受到先生的“好”，這當然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感覺，周邊同事、朋友莫不如此。
在一次完成舒蕪的論文後，我突然有向先生請教的強烈衝動。我個人認為舒蕪的各種“轉向”背後，一直有著不變的思想邏輯，這邏輯來自於其青少年時期梁啟超先生的學術觀點的影響，墨子、柏格森、戴震等人的思想經由啟超先生的闡釋路徑進入舒蕪的思想脈絡，形成了舒蕪獨特的“主觀論”。我被這種思想折磨著，有欣喜更有困惑，我給先生去電，很詳細地闡述了我的觀點。先生冷靜地聽完，並沒有給予太多的評價，而是談起對中國知識份子的看法。先生說，中國知識份子的言行，有如麒麟與馬腳，若只從文本分析，被煥彩的麒麟皮所吸引、所悅服，而沒有注意到行為本身的馬腳，甚至覺得馬腳裹上麒麟皮，獲得了一種所謂的理論的一貫性，也成為麒麟了，只能說這種研究是失敗的。舒蕪現象非常複雜，既有具體政治、社會情境的因素，又有個體欲求的因素，所謂的思想邏輯或學術邏輯，實際上遮蔽了而不是顯明了複雜的歷史現實，這是要警惕的。這是我與先生在學術問題上真正的近距離交流，我並沒有單純否定我對舒蕪的研究論點，而是用先生的視角來反思舒蕪先生思想與行動之間的罅隙甚至歧異，深化舒蕪現象的複雜性。先生對我在學術研究方法的提醒，先生關於知識與美德、思想和存在的複雜關係的闡述，更是我今後學術研究的寶貴財富。
2016年8月，謝保傑師兄突然來電，婉言先生病了，希望我方便時來京，我吃了一驚。先生身體不太好我知道，但差到這種程度卻是我想不到的，當時我正在新房裝修，一時走不開，我想先生在北京應呆一段時間，似可不急。接師兄電話後10天，我來到北京，給謝師兄發短信，相約探望先生，謝師兄告知先生已離京返回汕頭大學。我給先生打了電話，先生卻寬慰起我來，說人總有那麼一天，我強忍著，跟先生說畢業後各方面均好，項目、論文、專著均有所進展，先生很高興，很高興，這種高興是我以前很少見的。九月底借北京開會之機，和孟慶澍師兄一起來到301醫院，終於見到了先生。
先生老了！躍入眼簾的是刺目的光頭（大概是化療副作用罷），消瘦的、疲憊的、長著老人斑的臉，同樣消瘦的、同樣疲憊的、同樣長著老人斑的四肢，病服似乎也不太整潔，被病痛折磨、銷蝕的羸弱的、甚至有一點不太體面的身體就這樣呈現在我眼前，這是我尊敬、想念、擔憂的先生！閉目養神的先生看見我們進來，連忙叫肇磊兄拿凳子，我們挨著床沿，拉著先生的手。談話毫無疑義地直奔學術，先生評論山東人與河南人，山東文學與河南文學，談及人性之醜惡處，先生越來越激烈，我們靜靜的聽著，靜靜的，一如以往。（孟師兄擔心先生身體，中間幾次試圖結束談話，但最後還是靜靜的聆聽）直到肇磊兄進來談論治療事宜，我們趕緊與先生話別。走出病室，我知道先生熱切的眼神在後面，但我沒有回頭，我不能回頭。
四
先生的病情變化成了我們弟子微信群聊的主要話題，但後來先生健康有所好轉，好消息不斷傳來，我慢慢開始釋然，覺得先生象以往那樣，與死神相遇後總能安然回返講臺。2017年春節前後，從群裡看到師友探望先生，談笑宴宴，心裡很寬慰，然而不久之後看到肇磊兄說先生有點感冒，又開始擔心起來。本來三、四月份想去探視，後又作罷。
5月2日晚上，我在看本科生畢業論文，床上手機突突突、突突突突的微信不斷，實在受不了，我抓來一看，傻了，先生走了!先生走了！走了！
一夜無眠，頭炸……
我沒想到，先生對於我、對於我們的教育竟然是以死完成（而不是結束）甚至再度開啟的！現在想想，先生往生，讓我明晰自己身上的鄉願氣質，所謂的老實、好人緣，只是思想的倦怠、生命意志的灰白、是非面前的膽怯，總而言之，難見真的人。所謂學術研究，何嘗不是我自我掩飾、自我炫耀的麒麟皮？
現在的我仍然是一個鄉願，但我知道那一天將會到來，我在苦熬中等待。
王富仁：
著名學者，中共黨員。生於1941年，山東高唐縣人。中共黨員。1967年畢業于山東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在山東聊城四中任教多年。1973年開始發表作品。1977年考取西北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1982年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1984年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89年晉升教授，1992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2002年前往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中文系任教，2003年受聘為汕頭大學文學院終身教授，2008至2014年任四川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魯迅研究會、中國聞一多研究會理事。主要學術研究方向為魯迅研究、中國文化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國左翼文學與文化研究，近年來致力於宣導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理念：“新國學”。承擔教育部和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各一項，已完成。主持汕頭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專案“新國學研究”，已完成。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中國左翼文學研究”專案負責人。
孔育新
1977年2月生於山西省陽城縣，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毫無敷衍塞責之意，偶爾回頭向等著他的眾同仁、弟子歉意一笑。三年期間聆聽過先生講演一次。那次先生明顯喝酒了，酒後的先生顯示出他峻急和嚴厲的一面。談到《孔乙己》時，先生張著手說，鹹亨酒店裡面有三個世界，櫃檯外面是一個鄉下人的世界，勞作是他們的命運，酒店裡面是上等人的世界，權勢是他們的特徵，櫃檯後面是商人的世界，經濟是他們的煩憂。孔乙己在哪裡？先生問著我們，在哪裡？孔乙己站在櫃檯旁邊，他與這個世界全不相關，他擁有的知識就是“茴字有四種寫法”，這種自娛的知識同樣與這三界毫不相關，孔乙己和他的文化，已經淪為這個世界的“多餘者”，帶著他可愛的面龐。然而孔乙己也有著啟蒙的焦慮，他熱切地向“我”傳授茴字的寫法，他去丁舉人家偷書，被打之後他仍然激辯“竊書不是偷書”，因為文化與知識本應該是共用的，孔乙己是個失敗的可笑的啟蒙者。這種文化遠離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就拋棄了這種文化。
我聽得頭皮一陣發麻，感到強烈的孤獨和茫然。這是一個無愛的互相隔絕的世界，人與人、群與群之間，除了專制與服從、壓榨與勞苦，就是欣欣然的圍觀，於哄笑中點燃虛無。先生不是對《孔乙己》做學究的考察，而是做批判式的抒情，這孤獨，這悲觀，不僅僅是魯迅的，更是先生的。文學的意義可能就是試圖照明並突破這種隔膜吧。
研三那年，我決定報考先生的博士生，並幸運錄取，從此成為先生的弟子。
二
讀博期間，我對先生的為人為文了進一步的認識，更感到把握先生思想的巨大難度。最好懂同時也最感染人的是先生的散文創作，先生悼念李何林先生、王瑤先生、單演義先生、楊占升先生的文章是瞭解先生性情的最佳入門，另外先生的《囈語集》、《說說我自己》、《蟬聲與牛聲》諸多自剖之詞，清醒深入。先生的序跋頗有魯迅先生“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的自由大氣，跳脫了嘉勉後學的傳統格套，或縱深掘進，或橫向拓展，或超拔氤氳，在未必拘牽學術形式的闡述中傳達著遠超學術的深刻意蘊，若深入探究所序跋著作與先生序跋之間的學術“互文”，將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題目。先生對於作品文本的分析與批評，其綿密細膩、抉隱發微，一直為學界所歎賞，先生去世後老友趙園先生在追思會上更慨歎未盡其才。
然而在先生著作中，用力最勤、體量最大的可能是思想型的論著，這部分也許多少有些爭議。新時期以來學術資源的日益繁榮，學術研究的日益規範精細，義理、考據、辭章的日益講究，先生論述范式與當下的某種扞格，論著中的些微“硬傷”，或許影響著先生思想的精義（但有時我想，這何嘗不是進入先生真正思想的通道呢？）。先生晚年大力提倡的“新國學”，溢出了我的認知能力範圍，無法置評。
先生進行學術指導的方式，是王門弟子皆知的“煙薰火燎”。一間小小的茶室，七八個人圍坐，先生手夾香煙，縱橫捭闔，中間幾聲或長或短的咳嗽，起著眾弟子向先生輪番提問的起承轉合功能，室內祥雲翻滾，火機明滅，煙蒂橫陳，師姐們輪流外出換氣，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就這樣過去。吃飯一般在北師大東門附近的“九頭鳥”飯莊，飯菜是極盡豐盛的（記得一次先生一定要每人來一碗價值不菲的魚翅羹），大家吃著，喝著，笑著，鬧著，不知不覺間，先生的煙又點起來了，又一輪的“煙薰火燎”開始了，直到餐館打烊，我們才出來，送先生到的士上，然後四散。
這樣的時光並沒持續多久，先生身體越來越虛弱，抽煙的咳嗽聲也越來越長，我和羅曼莉的開題，先生因病缺席，謝保傑師兄的博士論文答辯先生也因病缺席了，若非病重，先生斷不至此。先生的病，成為我們心頭的隱憂，我更愧疚的是，未曾到汕頭大學拜謁問候，汕頭大學的同門，在照料先生健康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感激且羞愧。博士論文寫作期間，我與先生多次通過電話進行交流，先生細細給予點撥，然我冥頑，未能深刻領會，同時又極端相信自己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論文寫得極其粗糙，現在想來真是愧對先生。
好消息來了！李金龍師兄告訴我們，入春以後王老師的身體好多了，不咳嗽了，血壓也穩定了，王老師決定來北京參加于慈江師兄、孫佰玲和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我們普大喜奔，口口相傳，一時間眾多弟子從各方集聚京城看望先生。答辯那天上午，已經有幾位師兄師姐直接到現代文學教研室見先生，姜彩燕師姐甚至忙開了會務，具體答辯過程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因為先生來的意義已經超過了論文答辯的意義。那天晚上，還是在“九頭鳥”飯莊，我們給先生簡單隆重地舉辦了生日宴會，在此我也見到眾多慕名已久的師兄師姐。大家嘰嘰喳喳、歡欣雀躍，記不清喝了多少酒，拍了多少照片，只是一直記得先生在笑著，似乎先生還戴著生日蛋糕附贈的“皇冠”，然而先生不抽煙了……
三
博士畢業後我到湖北三峽大學入職，開始了職業研究的生涯。我與先生的學術交流沒有博士期間密切，一方面先生身體情況不太穩定，不敢煩擾先生，另一方面我個人也忙於日常事務，不象博士期間那樣清閒專一。不過隨著專業浸淫越深，越來越喜歡先生的論著，越來越感受到先生的“好”，這當然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感覺，周邊同事、朋友莫不如此。
在一次完成舒蕪的論文後，我突然有向先生請教的強烈衝動。我個人認為舒蕪的各種“轉向”背後，一直有著不變的思想邏輯，這邏輯來自於其青少年時期梁啟超先生的學術觀點的影響，墨子、柏格森、戴震等人的思想經由啟超先生的闡釋路徑進入舒蕪的思想脈絡，形成了舒蕪獨特的“主觀論”。我被這種思想折磨著，有欣喜更有困惑，我給先生去電，很詳細地闡述了我的觀點。先生冷靜地聽完，並沒有給予太多的評價，而是談起對中國知識份子的看法。先生說，中國知識份子的言行，有如麒麟與馬腳，若只從文本分析，被煥彩的麒麟皮所吸引、所悅服，而沒有注意到行為本身的馬腳，甚至覺得馬腳裹上麒麟皮，獲得了一種所謂的理論的一貫性，也成為麒麟了，只能說這種研究是失敗的。舒蕪現象非常複雜，既有具體政治、社會情境的因素，又有個體欲求的因素，所謂的思想邏輯或學術邏輯，實際上遮蔽了而不是顯明了複雜的歷史現實，這是要警惕的。這是我與先生在學術問題上真正的近距離交流，我並沒有單純否定我對舒蕪的研究論點，而是用先生的視角來反思舒蕪先生思想與行動之間的罅隙甚至歧異，深化舒蕪現象的複雜性。先生對我在學術研究方法的提醒，先生關於知識與美德、思想和存在的複雜關係的闡述，更是我今後學術研究的寶貴財富。
2016年8月，謝保傑師兄突然來電，婉言先生病了，希望我方便時來京，我吃了一驚。先生身體不太好我知道，但差到這種程度卻是我想不到的，當時我正在新房裝修，一時走不開，我想先生在北京應呆一段時間，似可不急。接師兄電話後10天，我來到北京，給謝師兄發短信，相約探望先生，謝師兄告知先生已離京返回汕頭大學。我給先生打了電話，先生卻寬慰起我來，說人總有那麼一天，我強忍著，跟先生說畢業後各方面均好，項目、論文、專著均有所進展，先生很高興，很高興，這種高興是我以前很少見的。九月底借北京開會之機，和孟慶澍師兄一起來到301醫院，終於見到了先生。
先生老了！躍入眼簾的是刺目的光頭（大概是化療副作用罷），消瘦的、疲憊的、長著老人斑的臉，同樣消瘦的、同樣疲憊的、同樣長著老人斑的四肢，病服似乎也不太整潔，被病痛折磨、銷蝕的羸弱的、甚至有一點不太體面的身體就這樣呈現在我眼前，這是我尊敬、想念、擔憂的先生！閉目養神的先生看見我們進來，連忙叫肇磊兄拿凳子，我們挨著床沿，拉著先生的手。談話毫無疑義地直奔學術，先生評論山東人與河南人，山東文學與河南文學，談及人性之醜惡處，先生越來越激烈，我們靜靜的聽著，靜靜的，一如以往。（孟師兄擔心先生身體，中間幾次試圖結束談話，但最後還是靜靜的聆聽）直到肇磊兄進來談論治療事宜，我們趕緊與先生話別。走出病室，我知道先生熱切的眼神在後面，但我沒有回頭，我不能回頭。
四
先生的病情變化成了我們弟子微信群聊的主要話題，但後來先生健康有所好轉，好消息不斷傳來，我慢慢開始釋然，覺得先生象以往那樣，與死神相遇後總能安然回返講臺。2017年春節前後，從群裡看到師友探望先生，談笑宴宴，心裡很寬慰，然而不久之後看到肇磊兄說先生有點感冒，又開始擔心起來。本來三、四月份想去探視，後又作罷。
5月2日晚上，我在看本科生畢業論文，床上手機突突突、突突突突的微信不斷，實在受不了，我抓來一看，傻了，先生走了!先生走了！走了！
一夜無眠，頭炸……
我沒想到，先生對於我、對於我們的教育竟然是以死完成（而不是結束）甚至再度開啟的！現在想想，先生往生，讓我明晰自己身上的鄉願氣質，所謂的老實、好人緣，只是思想的倦怠、生命意志的灰白、是非面前的膽怯，總而言之，難見真的人。所謂學術研究，何嘗不是我自我掩飾、自我炫耀的麒麟皮？
現在的我仍然是一個鄉願，但我知道那一天將會到來，我在苦熬中等待。
王富仁：
著名學者，中共黨員。生於1941年，山東高唐縣人。中共黨員。1967年畢業于山東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在山東聊城四中任教多年。1973年開始發表作品。1977年考取西北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1982年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1984年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89年晉升教授，1992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2002年前往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中文系任教，2003年受聘為汕頭大學文學院終身教授，2008至2014年任四川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魯迅研究會、中國聞一多研究會理事。主要學術研究方向為魯迅研究、中國文化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國左翼文學與文化研究，近年來致力於宣導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理念：“新國學”。承擔教育部和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各一項，已完成。主持汕頭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專案“新國學研究”，已完成。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中國左翼文學研究”專案負責人。
孔育新
1977年2月生於山西省陽城縣，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