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工黃慕蘭：曾因饒漱石的一句話跳了黃浦江
1928年底，黨中央調我去上海工作。與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有江西團省委的饒漱石，他是被調到團中央去擔任秘書長的。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時，因工作上的聯繫，經常與他見面，
我到上海後，被分配在黨中央書記處工作。中央政治局開會時，我是做記錄的秘書，同時還兼任黨中央的機要交通員。這段時間裡，黨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周恩來同志。陳潭秋調到中央組織部當機要秘書，成為周恩來的重要助手。我之所以被調到中央書記處工作，就是陳潭秋同志向黨中央推薦的。我在江西跟陳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時，
我還兼任中央的機要交通員，經常與各省來上海找中央聯繫的地下交通員接頭。那時負責黨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吳德峰（中央交通局局長）和龔飲冰同志。在大城市裡做黨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為主，因為她們便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化裝成各種身份的婦女，適應各種各樣的變化，
我在中央機關工作時，又碰到了在武漢時就已認識的賀昌同志。賀昌是山西離石人，共青團五屆中央委員、湖北省委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的六大上和關向應同志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他長身玉立，才華橫溢，很受大家的欽佩。
有一天，他直率地問我：“慕蘭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儼同志一樣，和你結為革命伴侶呢？”我點了點頭說：“這事容我向組織上彙報請示後再來決定如何？”他說：“是應該如此慎重對待，我等待著你的答覆。”
我反復考慮後，向周恩來同志彙報了。恩來說：“很好，賀昌同志是值得你愛的，我同意你們結合。”就這樣，我們經組織上的批准，也沒舉行什麼結婚儀式，就在旅館裡共同生活了。
賀昌和關向應都是參加建團工作的，在安源工作時，跟李立三、劉少奇、陳潭秋等都很熟悉，他特別敬佩周恩來同志。因為那時雖然向忠發名義上是黨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論實際的德與才，他是不勝任的。那時，黨中央是實行集體領導的，而主持實際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就是周恩來同志，他不但有很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而且在黨內有很高的威信。在黨中央工作的李富春、鄧小平是在旅法勤工儉學時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回國後，先後參加了中央的工作，賀昌跟他們也都有過工作關係。這些領導同志跟我們兩人都相識，都很贊同我倆的結合，所以我倆結婚後，同志們都紛紛向我倆表示祝賀。
只有饒漱石知道此事後對我冷嘲熱諷。有一次他挖苦我說：“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為中央政治局會議做記錄，又嫁給了中央委員賀昌，眼裡哪還有我這樣的小人物呢？”我聽了後，實在忍受不了，心想我黃慕蘭就是不跟賀昌結婚，照樣也能獨立工作，難道我結婚是為了攀高枝嗎？所以當即就反駁他，說他講那些話是他個人主觀主義的胡說八道，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爭執了一番後，便不歡而散。回來後，我仍然很生氣，跟領導講了此事，並提出今後不願意再做與團中央聯繫、與饒漱石接頭的工作了，請中央另外換一個人吧。但當天我沒有遇見周恩來同志，沒有向他直接彙報。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開會，沒能提起這事。會議之後，我坐人力車回家路上，還在獨自生悶氣，老想著饒漱石這個人沒有道德觀念，對婦女幹部不尊重，把人老是往壞的方面去推測。這樣的諷刺挖苦，可以說我從參加革命工作以來還沒有碰到過……越想越難過，下車時一不留神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車上。皮包裡雖然錢不多，但有一本會議記錄簿。等到想起時，人力車早已不見蹤影。
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沿著來路去追趕。我當時住在新閘路，而政治局開會是在南京西路上自己人開設的古董店的大樓上。我一路追到那裡，卻沒有追到那輛人力車，心裡真是又急又悔，難受極了，六神無主地從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灘，坐在黃浦江邊的鐵椅子上，不由得回想起許多往事：為什麼女同志出來參加革命還要受這種冤枉氣呢？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是周恩來同志，對我與賀昌的結合都表示熱烈祝賀。沒想到這個饒漱石的胸懷這麼狹隘，對革命同志為什麼要這樣諷刺打擊呢？想當初，我和賀昌的結合，自己是經過慎重思考的，又得到恩來同志的鼓勵和支持，他饒漱石憑什麼要污辱我人格，損傷我的自尊心……就這樣東想西想的，更加勾起我對希儼的懷念，從而對自己命運的波折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忍受不了的苦悶情緒。最使我懊惱的是：我從小事事爭先，從沒犯過錯誤，換過許多崗位，領導都很看好我，這次調任秘書，更是天大的信任和培養，我怎麼就這麼不爭氣，昏頭昏腦地把記錄本遺失在車上。
雖然我記的符號誰也看不懂，但是出了這麼大的差錯，肯定要受批評、受處分。就是領導能原諒我，自己也覺得辜負了組織的信任，實在無顏面對領導和賀昌。於是就產生了輕生的糊塗觀念，心想算了算了，滿腹的苦悶，無處申說，乾脆了此一生算了。這樣一閃念間，就縱身跳入了黃浦江中，只圖一死了之。那時還是乍暖還寒的初春時節，我身上穿了件薄薄的絲棉旗袍，在水裡載沉載浮，結果被水上公安局的員警發現，打救了上來，送到救濟災民的一個濟良所暫時安置。在那裡我編了一套情節，結果第二天，在《申報》的“本埠新聞”欄內，就登出了“妙齡女郎失戀自殺遇救”的報導。恩來同志一看到這則報導，立即聯想到昨天我沒有回家，至今不知下落，而報導中所說的“表哥”姓名，又正是地下交通員張國華的化名，判斷這個投江的“妙齡女郎”十有八九就是我。又等了兩天，我還是沒有蹤影，就越加斷定這女郎就是我了，於是在報紙登出報導的第三天，叫張國華以我“表哥”的身份，到濟良所把我接了回來。恩來和鄧穎超同志聽我彙報了這件事情前後經過的大體情況，就對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賀昌知道此事後，沒有批評我，只是問我是不是跟他結婚後感到不滿意，後悔了。我說決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忍受不了饒漱石的諷刺挖苦和侮辱，更為丟失記錄本後悔不已。他也沒有批評饒漱石，只是說：“我們倆結婚是志同道合，自然有人會心生妒嫉，也會有胸襟狹隘的人對你諷刺挖苦，這也是難免的，你就不必再耿耿於懷了。”聽賀昌這樣一說，想到他那樣寬大的胸襟和對我的關愛安慰，我心中就好受了許多，於是對此事也就釋然了。此後，我僅在上海剛解放時去華東局見過饒漱石一面，後來就與饒漱石沒有任何聯繫了。
本文摘自《黃慕蘭自傳》，黃慕蘭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
”我反復考慮後，向周恩來同志彙報了。恩來說：“很好，賀昌同志是值得你愛的，我同意你們結合。”就這樣，我們經組織上的批准，也沒舉行什麼結婚儀式，就在旅館裡共同生活了。
賀昌和關向應都是參加建團工作的，在安源工作時，跟李立三、劉少奇、陳潭秋等都很熟悉，他特別敬佩周恩來同志。因為那時雖然向忠發名義上是黨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論實際的德與才，他是不勝任的。那時，黨中央是實行集體領導的，而主持實際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就是周恩來同志，他不但有很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而且在黨內有很高的威信。在黨中央工作的李富春、鄧小平是在旅法勤工儉學時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回國後，先後參加了中央的工作，賀昌跟他們也都有過工作關係。這些領導同志跟我們兩人都相識，都很贊同我倆的結合，所以我倆結婚後，同志們都紛紛向我倆表示祝賀。
只有饒漱石知道此事後對我冷嘲熱諷。有一次他挖苦我說：“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為中央政治局會議做記錄，又嫁給了中央委員賀昌，眼裡哪還有我這樣的小人物呢？”我聽了後，實在忍受不了，心想我黃慕蘭就是不跟賀昌結婚，照樣也能獨立工作，難道我結婚是為了攀高枝嗎？所以當即就反駁他，說他講那些話是他個人主觀主義的胡說八道，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爭執了一番後，便不歡而散。回來後，我仍然很生氣，跟領導講了此事，並提出今後不願意再做與團中央聯繫、與饒漱石接頭的工作了，請中央另外換一個人吧。但當天我沒有遇見周恩來同志，沒有向他直接彙報。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開會，沒能提起這事。會議之後，我坐人力車回家路上，還在獨自生悶氣，老想著饒漱石這個人沒有道德觀念，對婦女幹部不尊重，把人老是往壞的方面去推測。這樣的諷刺挖苦，可以說我從參加革命工作以來還沒有碰到過……越想越難過，下車時一不留神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車上。皮包裡雖然錢不多，但有一本會議記錄簿。等到想起時，人力車早已不見蹤影。
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沿著來路去追趕。我當時住在新閘路，而政治局開會是在南京西路上自己人開設的古董店的大樓上。我一路追到那裡，卻沒有追到那輛人力車，心裡真是又急又悔，難受極了，六神無主地從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灘，坐在黃浦江邊的鐵椅子上，不由得回想起許多往事：為什麼女同志出來參加革命還要受這種冤枉氣呢？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是周恩來同志，對我與賀昌的結合都表示熱烈祝賀。沒想到這個饒漱石的胸懷這麼狹隘，對革命同志為什麼要這樣諷刺打擊呢？想當初，我和賀昌的結合，自己是經過慎重思考的，又得到恩來同志的鼓勵和支持，他饒漱石憑什麼要污辱我人格，損傷我的自尊心……就這樣東想西想的，更加勾起我對希儼的懷念，從而對自己命運的波折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忍受不了的苦悶情緒。最使我懊惱的是：我從小事事爭先，從沒犯過錯誤，換過許多崗位，領導都很看好我，這次調任秘書，更是天大的信任和培養，我怎麼就這麼不爭氣，昏頭昏腦地把記錄本遺失在車上。
雖然我記的符號誰也看不懂，但是出了這麼大的差錯，肯定要受批評、受處分。就是領導能原諒我，自己也覺得辜負了組織的信任，實在無顏面對領導和賀昌。於是就產生了輕生的糊塗觀念，心想算了算了，滿腹的苦悶，無處申說，乾脆了此一生算了。這樣一閃念間，就縱身跳入了黃浦江中，只圖一死了之。那時還是乍暖還寒的初春時節，我身上穿了件薄薄的絲棉旗袍，在水裡載沉載浮，結果被水上公安局的員警發現，打救了上來，送到救濟災民的一個濟良所暫時安置。在那裡我編了一套情節，結果第二天，在《申報》的“本埠新聞”欄內，就登出了“妙齡女郎失戀自殺遇救”的報導。恩來同志一看到這則報導，立即聯想到昨天我沒有回家，至今不知下落，而報導中所說的“表哥”姓名，又正是地下交通員張國華的化名，判斷這個投江的“妙齡女郎”十有八九就是我。又等了兩天，我還是沒有蹤影，就越加斷定這女郎就是我了，於是在報紙登出報導的第三天，叫張國華以我“表哥”的身份，到濟良所把我接了回來。恩來和鄧穎超同志聽我彙報了這件事情前後經過的大體情況，就對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賀昌知道此事後，沒有批評我，只是問我是不是跟他結婚後感到不滿意，後悔了。我說決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忍受不了饒漱石的諷刺挖苦和侮辱，更為丟失記錄本後悔不已。他也沒有批評饒漱石，只是說：“我們倆結婚是志同道合，自然有人會心生妒嫉，也會有胸襟狹隘的人對你諷刺挖苦，這也是難免的，你就不必再耿耿於懷了。”聽賀昌這樣一說，想到他那樣寬大的胸襟和對我的關愛安慰，我心中就好受了許多，於是對此事也就釋然了。此後，我僅在上海剛解放時去華東局見過饒漱石一面，後來就與饒漱石沒有任何聯繫了。
本文摘自《黃慕蘭自傳》，黃慕蘭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