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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蔡廷幹到楊憲益:中國古代詩歌英譯百年回眸

中國古代詩歌濫觴於先秦,是有節奏、有韻律並富有感情☆禁☆色彩的一種語言藝術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學形式。嚴格的格律韻腳、凝練的語言、綿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豐富的意象是其美之所在。

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元曲,一句句、一首首、一篇篇,凝聚、承載著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智慧和基因,成為中華數千年社會文化生活的縮影。

以古代詩歌為代表的文化典籍是對外傳播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中國古典詩歌在國外的譯介中詩外譯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歷史。西安外國語大學教授党爭勝綜合多位文史研究家的研究提出,

中國古代詩歌的譯介歷史從時空概念上始於西元1世紀前後絲綢之路開通之時,興於7-8世紀的唐朝和19世紀的清朝,繼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改革開放後“漢學”在世界範圍內的復興。而在國家大力宣導和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當下,譯好中國古代詩歌無疑越來越成為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

據現有漢學書目統計,中國典籍譯本絕大多數是由國外漢學家或獨立、或在中國合作者幫助下承擔完成的,

且大多數西方學者對於中國譯者承擔典籍翻譯工作持否定態度。英國漢學家葛瑞漢曾說:“按照一般規律,翻譯都是從外語譯成母語,而不是從母語譯成外語的,這一規律很少例外。”雖然中國學者進入典籍英譯領域時間相對較晚,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於中國詩歌的理解,中國人強于外國人,而中國人用英語表達的能力未必在英美譯者之下。
尤其是,一批近現代學貫中西、才氣縱橫的大師以魔力般的通感,完成了古代詩歌英譯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蔡廷幹

蔡廷幹是晚清和北洋時期政治、軍事和外交界顯赫一時的人物,也是對外譯介中國古典詩歌的先驅者之一。

1932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唐詩英韻》(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Rhymes)是第一部由中國本土學者獨立完成的英譯中國詩集。書名中的“唐詩”泛指中國詩歌。《唐詩英韻》所收作品均譯自宋人謝枋得所編《千家詩》,大都描寫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蔡廷幹冀望以此讓西人瞭解中國人民崇尚自然、熱愛和平的秉性。

考慮到英語讀者的接受習慣,蔡廷幹將《千家詩》中的五絕和七絕分別譯成英語傳統詩歌的五音步抑揚格和六音步抑揚格。

《唐詩英韻》出版後學界評價不一。錢鍾書在早年寫成的《英譯千家詩》一文中指蔡的譯詩“遺神存貌”。當代學者趙毅衡在《詩神遠遊——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一書中認為其譯法“相當迂腐”,致使該書顯得“出奇的古板”。蔡廷幹國學功底深厚,早年曾長期浸淫于西方文化之中,同時熟悉國外出版慣例和讀者接受習慣,譯詩水準總體上值得肯定。蔡廷幹身為晚晴和北洋時期上層官僚,較早認識到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出國門的重要性,並且身體力行,這種意識實屬難能可貴。

楊憲益

楊憲益24歲在牛津大學求學時,就把《離騷》按照英國18世紀的英雄雙行體的格式翻譯了出來。之後的成就更不必說。楊憲益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譯的《魯迅選集》是外國高校教學研究通常採用的藍本;與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譯的三卷本《紅樓夢》,和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一併,成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譯本。他還翻譯了《資治通鑒》、《長生殿》、《牡丹亭》、《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等經典作品。1982年,楊憲益發起並主持了旨在彌補西方對中國文學瞭解的空白“熊貓叢書”系列。這套叢書裡,既有《詩經》、《聊齋志異》、《西遊記》、《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文學經典,也收錄了《芙蓉鎮》、《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從文、孫犁等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有人說,他“幾乎翻譯了整個中國”。

楊憲益認為,在進行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時,存在“歷史距離”,即原作與當下譯者所處的時代之間的距離,但人性的共同性和文化認同可以消除“歷史距離”,而這也正是翻譯的基礎。作為中國譯者,楊憲益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以忠實為核心,偏重保留原文形式、結構和詞序,儘量保留文字形象,體現出對原作者的尊重,對應原文程度較高,能夠很好地起到傳播中國文化的作用。

林語堂

林語堂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等作品在英語世界受到高度評價和廣泛喜愛,如今已成經典。除英文原創作品外,編譯古詩文在林語堂的創作生涯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其譯作曾專門結集為《古文小品譯英》出版,另有若干篇目散見於《生活的藝術》《蘇東坡傳》《吾國與吾民》《中國的智慧》等作品中。

他的“有不為齋”裡掛著一副自評的對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此聯由梁啟超手書,是書房裡最重要的裝飾。氣魄洪大,是林語堂致力於溝通東西文化交流的真實寫照。

在《論翻譯》一文中,林語堂提出字譯與句譯說,並從語言學角度闡釋了翻譯不能以字為主體,而只能以句為本位。句譯為正,字譯為謬,兩者不可相容並立。他認為,“譯者無字字對譯之必要,且字字對譯常是不可能之事,所以句譯家對於字義是當活的看,……先把原文整句的意義明白準確的體會,然後依此總意義,據本國語言之語法習慣重新表示出來,若能字字相對固善,若此總意義在本國文不能用同樣之辭字表出,就不妨犧牲此零字而別求相當的,或最近的表示方法。”

孫大雨

孫大雨是20世紀我國重要的詩人和翻譯家。作為翻譯家,孫大雨翻譯了八部莎劇、屈原的絕大部分詩歌、百餘篇中國古代詩歌散文以及百首英文詩歌,分別收錄於《屈原詩選英譯》《古詩文英譯集》《英譯唐詩選》等譯作。

孫大雨從小受到傳統詩詞的浸染,對詩歌的形式十分敏感。在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當很多人摒棄傳統詩歌的形式要素紛紛轉向自由詩體的時候,他依然認為詩應該是有格律的,但新詩的格律與古代詩歌的格律有所區別。在苦心探求找到了中外詩歌翻譯交流的形式仲介“音組”之後,孫大雨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我國古代經典的詩詞翻譯到國外。

孫大雨格律詩觀念之“音組”概念對中詩英譯的指導主要體現在詩歌的形式美方面,因為“音組”凝聚成的詩行具有大致相等的字數或音節數,能夠讓詩歌顯得比較整齊。但同時“音組”在表現形式整齊的同時也體現節奏,因為“音組”是由時間上相等和相似的單位組成,內部包含了短暫的停頓,由“音組”組成的詩行中停頓的間歇,即構成了詩行的節奏。

在翻譯時適當地對原文內容進行注釋是孫大雨詩歌翻譯的特點。如在翻譯屈原的詩詞時,如果單純地把屈原的作品翻譯成英詩歌,外國讀者難免會因為對原詩的隔膜而失去閱讀興趣。因此,孫大雨的譯文常有很多背景注釋,使英語讀者在瞭解中國歷史和社會背景的基礎上理解譯文。

翁顯良

翁顯良生於香港,從小接受正規西式教育。戰爭的爆發點燃了他強烈的愛國情懷。經歷了抗日戰爭炮火的洗禮,他深知中國需要強大起來,必須讓外國更好地瞭解中國。他愛詩、寫詩並譯詩,從事大量詩歌翻譯活動,讓外國人知道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這便是他譯詩目的之所在。

在其譯論中,他曾多次提到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在《本色與變相》中,他說,“古典漢詩英譯要不要保有中華古國的情味?竊以為回答應該是肯定無疑的。”在《情信與詞達》中,他也說,“本族文化干擾的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以作者之心為心。”為了很好地傳播中國文化,譯者需要有深厚的學識,否則就不要闖進去。譯者不僅應當對作品本身有通盤的理解,還應當對作家及其文化歷史背景進行積極的瞭解,動筆時應斟詞酌句,反復推敲。

在古詩英譯方面,翁顯良自立一派。翁顯良認為,譯詩的關鍵在於“再現意象”、“改創聲律”。在他看來,譯者應該保留原作的本色。這本色,一不在於辭藻,二不在於典故,三不在於形式,而是在於意象以及加強其藝術效果的節奏。只要能再現原作的意象,不一定模仿其章法句法字法。

蔡廷幹身為晚晴和北洋時期上層官僚,較早認識到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出國門的重要性,並且身體力行,這種意識實屬難能可貴。

楊憲益

楊憲益24歲在牛津大學求學時,就把《離騷》按照英國18世紀的英雄雙行體的格式翻譯了出來。之後的成就更不必說。楊憲益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譯的《魯迅選集》是外國高校教學研究通常採用的藍本;與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譯的三卷本《紅樓夢》,和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一併,成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譯本。他還翻譯了《資治通鑒》、《長生殿》、《牡丹亭》、《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等經典作品。1982年,楊憲益發起並主持了旨在彌補西方對中國文學瞭解的空白“熊貓叢書”系列。這套叢書裡,既有《詩經》、《聊齋志異》、《西遊記》、《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文學經典,也收錄了《芙蓉鎮》、《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從文、孫犁等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有人說,他“幾乎翻譯了整個中國”。

楊憲益認為,在進行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時,存在“歷史距離”,即原作與當下譯者所處的時代之間的距離,但人性的共同性和文化認同可以消除“歷史距離”,而這也正是翻譯的基礎。作為中國譯者,楊憲益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以忠實為核心,偏重保留原文形式、結構和詞序,儘量保留文字形象,體現出對原作者的尊重,對應原文程度較高,能夠很好地起到傳播中國文化的作用。

林語堂

林語堂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等作品在英語世界受到高度評價和廣泛喜愛,如今已成經典。除英文原創作品外,編譯古詩文在林語堂的創作生涯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其譯作曾專門結集為《古文小品譯英》出版,另有若干篇目散見於《生活的藝術》《蘇東坡傳》《吾國與吾民》《中國的智慧》等作品中。

他的“有不為齋”裡掛著一副自評的對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此聯由梁啟超手書,是書房裡最重要的裝飾。氣魄洪大,是林語堂致力於溝通東西文化交流的真實寫照。

在《論翻譯》一文中,林語堂提出字譯與句譯說,並從語言學角度闡釋了翻譯不能以字為主體,而只能以句為本位。句譯為正,字譯為謬,兩者不可相容並立。他認為,“譯者無字字對譯之必要,且字字對譯常是不可能之事,所以句譯家對於字義是當活的看,……先把原文整句的意義明白準確的體會,然後依此總意義,據本國語言之語法習慣重新表示出來,若能字字相對固善,若此總意義在本國文不能用同樣之辭字表出,就不妨犧牲此零字而別求相當的,或最近的表示方法。”

孫大雨

孫大雨是20世紀我國重要的詩人和翻譯家。作為翻譯家,孫大雨翻譯了八部莎劇、屈原的絕大部分詩歌、百餘篇中國古代詩歌散文以及百首英文詩歌,分別收錄於《屈原詩選英譯》《古詩文英譯集》《英譯唐詩選》等譯作。

孫大雨從小受到傳統詩詞的浸染,對詩歌的形式十分敏感。在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當很多人摒棄傳統詩歌的形式要素紛紛轉向自由詩體的時候,他依然認為詩應該是有格律的,但新詩的格律與古代詩歌的格律有所區別。在苦心探求找到了中外詩歌翻譯交流的形式仲介“音組”之後,孫大雨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我國古代經典的詩詞翻譯到國外。

孫大雨格律詩觀念之“音組”概念對中詩英譯的指導主要體現在詩歌的形式美方面,因為“音組”凝聚成的詩行具有大致相等的字數或音節數,能夠讓詩歌顯得比較整齊。但同時“音組”在表現形式整齊的同時也體現節奏,因為“音組”是由時間上相等和相似的單位組成,內部包含了短暫的停頓,由“音組”組成的詩行中停頓的間歇,即構成了詩行的節奏。

在翻譯時適當地對原文內容進行注釋是孫大雨詩歌翻譯的特點。如在翻譯屈原的詩詞時,如果單純地把屈原的作品翻譯成英詩歌,外國讀者難免會因為對原詩的隔膜而失去閱讀興趣。因此,孫大雨的譯文常有很多背景注釋,使英語讀者在瞭解中國歷史和社會背景的基礎上理解譯文。

翁顯良

翁顯良生於香港,從小接受正規西式教育。戰爭的爆發點燃了他強烈的愛國情懷。經歷了抗日戰爭炮火的洗禮,他深知中國需要強大起來,必須讓外國更好地瞭解中國。他愛詩、寫詩並譯詩,從事大量詩歌翻譯活動,讓外國人知道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這便是他譯詩目的之所在。

在其譯論中,他曾多次提到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在《本色與變相》中,他說,“古典漢詩英譯要不要保有中華古國的情味?竊以為回答應該是肯定無疑的。”在《情信與詞達》中,他也說,“本族文化干擾的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以作者之心為心。”為了很好地傳播中國文化,譯者需要有深厚的學識,否則就不要闖進去。譯者不僅應當對作品本身有通盤的理解,還應當對作家及其文化歷史背景進行積極的瞭解,動筆時應斟詞酌句,反復推敲。

在古詩英譯方面,翁顯良自立一派。翁顯良認為,譯詩的關鍵在於“再現意象”、“改創聲律”。在他看來,譯者應該保留原作的本色。這本色,一不在於辭藻,二不在於典故,三不在於形式,而是在於意象以及加強其藝術效果的節奏。只要能再現原作的意象,不一定模仿其章法句法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