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網

《紅星照耀中國》出版80周年,為幾代中國人指明方向

作者:鮑世修 軍事科學院資深研究員

《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愛德格·斯諾於1905年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

于1928年來華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導,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1937年10月,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斯諾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以後,此書以近二十種文字翻譯出版,幾十年間幾乎傳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暢銷書。

2017年,是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傳世名著《紅星照耀中國》(又譯作《西行漫記》)出版和他所拍攝毛澤東頭帶紅星八角帽照片問世80周年。

回眸往昔,斯諾的這兩件作品,伴隨我從少年、青年到壯年,再到老年,將近走過了一生,不時,給我以知識、史實、眼界、智慧,乃至個人人生走向。當下,很多人對上述這兩件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已相當生疏。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由我來講點陳年往事,也就顯得順理成章。

愛德格•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帶紅星八角帽照片

1939年,在上海念初中一年級的我,一次偶然的機會,在一處公共圖書館翻閱外文舊雜誌時,一本出版於1937年1月25日的美國《生活》雜誌,闖入我的眼簾;讓我喜出望外的是,該刊第9頁,登載有一張特別讓人醒目的人物照,那就是: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於1936年拍攝的那張頭帶紅星八角帽的毛澤東標準照。

在此之前,人們從國民黨把持的輿論報導中,所謂的“赤匪”,那可是個個“面目猙獰”,但看到這張照片後,一切捏造,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1945-1946年,我在上海念光夏中學高中時,初步聽說《西行漫記》一書,乃青年人之必讀。我熱望能儘早找到一本。當時我常到離學校不遠的進步書店“作家書屋”查詢,卻始終未能實現預想。


其實,早在1938年,由胡愈之策劃,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體承譯,以複社名義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便在當時已經被日本侵略者佔領的上海問世。考慮到要在日本佔領區和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的緣故,中文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此書在短短的十個月內就印行了4版,轟動了國內及海外華僑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華人集中地還出現難以計數的該書重印本和翻印本。

國民黨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本著作。

1936年愛德格·斯諾在陝北與毛澤東的合影

1947-1949年,我在同濟大學讀書期間,從同宿舍的地下党同學那裡獲悉,他們手裡確有這本書。但由於國民黨當局仍舊對此書查控甚嚴,不便輕易傳播,所以,我又是失之交臂。但進步同學暗地裡在我面前對該書的核心思想所做耳語,卻使我受益匪淺。

新中國建立後,頭十年,我的工作性質令我無暇馬上把閱讀《西行漫記》提上日程,但進入上世紀60年代後迄今,由於受領了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任,《西行漫記》便成了我常置案頭的寶典,它讓我從生動的長征描述中獲取革命大無畏氣概的營養和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豐厚精神動力。

在中國近現代史各個時期﹐都有大批國際友人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進步事業﹐他們中的不少人﹐不顧個人安危﹐帶著一支公正﹑客觀的筆﹐來到中國﹐深入到社會基層和中國人民抗擊外國侵略者鬥爭的第一線﹐向世界報導﹑介紹中國的實況﹐從而贏得國際上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回顧半個多世紀來,像愛德格•斯諾這樣的一大批國際友人,他們對不同時期中國國家形象的熱心傳播,在歷史上是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在中國的革命和進步力量處於被圍困的時期,是他們突破中國反動當局的嚴密封鎖,向外部世界打開了一扇能夠如實瞭解中國的窗戶;而在中國國家的建設時期,又是他們竭力抵擋那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媒體對新中國的惡意扭曲,努力用自己的筆,給外部讀者送去了一幅健康向上的中國圖景。

在長期的相互交往中,他們同新中國老一代的國家領導人建立起了一種彼此高度理解和信任的私人關係,而這種關係上升到國與國之間層面,就得到了進一步昇華,從而竟能使他們筆下的傳播文字,神奇地轉化成一種力抵千鈞、實現國與國之間重大外交戰略的推動力量。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邀請斯諾夫婦登上天安門城樓

回想上世紀70年代早期,中國為同美國實行正常交往、建立外交關係,正是由當時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親自出面,通過長期來跟中國關係密切的國際友人,及時傳遞了相關資訊,才終於使尼克森訪華得以順利實現。具體來說,美國尼克森政府當局,正是看了斯諾發表在《生活》雜誌上的對毛澤東的訪談文章,才迅速決定讓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因為在這篇文章裡,斯諾透露了主人對他說過的這樣幾句話:歡迎尼克森到中國來,不論是作為遊客,還是作為總統——他上了一架飛機就可以來。

眾多國際友人當時向世界所做的關於中國實際情況的報導,今天來看,它們的歷史文獻價值都是十分巨大的。因為,這些報導記錄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情況、以及中國人民及其領導人在尋求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中所經過的歷程。他們當時留下的這些記實隨筆,不少已被公認為是瞭解中國近代史的必讀課本。

不少國際友人關於中國革命和對敵鬥爭的外文著述,由於其明顯的進步性質,往往很快就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大地廣為流傳,從而影響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年讀者,促使他們積極地投身到爭取民族解放和新中國建設的洪流中去。

斯諾一生為傳播正確的中國國家形象所做努力,作為人類良知追求進步和公正的一種國際社會現象,永遠值得中國人民深刻銘記和加倍珍惜。

但進步同學暗地裡在我面前對該書的核心思想所做耳語,卻使我受益匪淺。

新中國建立後,頭十年,我的工作性質令我無暇馬上把閱讀《西行漫記》提上日程,但進入上世紀60年代後迄今,由於受領了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任,《西行漫記》便成了我常置案頭的寶典,它讓我從生動的長征描述中獲取革命大無畏氣概的營養和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豐厚精神動力。

在中國近現代史各個時期﹐都有大批國際友人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進步事業﹐他們中的不少人﹐不顧個人安危﹐帶著一支公正﹑客觀的筆﹐來到中國﹐深入到社會基層和中國人民抗擊外國侵略者鬥爭的第一線﹐向世界報導﹑介紹中國的實況﹐從而贏得國際上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回顧半個多世紀來,像愛德格•斯諾這樣的一大批國際友人,他們對不同時期中國國家形象的熱心傳播,在歷史上是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在中國的革命和進步力量處於被圍困的時期,是他們突破中國反動當局的嚴密封鎖,向外部世界打開了一扇能夠如實瞭解中國的窗戶;而在中國國家的建設時期,又是他們竭力抵擋那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媒體對新中國的惡意扭曲,努力用自己的筆,給外部讀者送去了一幅健康向上的中國圖景。

在長期的相互交往中,他們同新中國老一代的國家領導人建立起了一種彼此高度理解和信任的私人關係,而這種關係上升到國與國之間層面,就得到了進一步昇華,從而竟能使他們筆下的傳播文字,神奇地轉化成一種力抵千鈞、實現國與國之間重大外交戰略的推動力量。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邀請斯諾夫婦登上天安門城樓

回想上世紀70年代早期,中國為同美國實行正常交往、建立外交關係,正是由當時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親自出面,通過長期來跟中國關係密切的國際友人,及時傳遞了相關資訊,才終於使尼克森訪華得以順利實現。具體來說,美國尼克森政府當局,正是看了斯諾發表在《生活》雜誌上的對毛澤東的訪談文章,才迅速決定讓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因為在這篇文章裡,斯諾透露了主人對他說過的這樣幾句話:歡迎尼克森到中國來,不論是作為遊客,還是作為總統——他上了一架飛機就可以來。

眾多國際友人當時向世界所做的關於中國實際情況的報導,今天來看,它們的歷史文獻價值都是十分巨大的。因為,這些報導記錄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情況、以及中國人民及其領導人在尋求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中所經過的歷程。他們當時留下的這些記實隨筆,不少已被公認為是瞭解中國近代史的必讀課本。

不少國際友人關於中國革命和對敵鬥爭的外文著述,由於其明顯的進步性質,往往很快就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大地廣為流傳,從而影響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年讀者,促使他們積極地投身到爭取民族解放和新中國建設的洪流中去。

斯諾一生為傳播正確的中國國家形象所做努力,作為人類良知追求進步和公正的一種國際社會現象,永遠值得中國人民深刻銘記和加倍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