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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谷融逝世紀念:在人生中思索“人學”奧秘|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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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谷融逝世紀念

著名文藝理論家錢谷融先生于9月28日晚逝世。評論家王雪瑛和先生于2016年早春的對話,字裡行間流淌著先生的堅守與真誠,所謂“修辭立其誠,而不是人云亦云”。在這個緬懷的時刻,重溫先生的為人與為學,是對先生最好的悼念。

全文大約7200字,閱讀時長約為12分鐘。

報紙原文:在人生中思索“人學”奧秘——懷念我的導師錢谷融先生

作者: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 王雪瑛

這是一個緬懷的時刻,

我閱讀著多種媒體的紀念專題,各高校、學術機構的唁電,還有學者和弟子的心中湧現的對先生的理解和懷念。胡曉明教授說,錢先生對文學的愛,直接體現在他對文字的珍惜,他的文字是那樣的溫潤而細緻,浸染著微物關情的詩意、日常人世的用心以及深切婉轉的人性幽思。師兄王曉明教授說,我們為什麼尊稱錢先生為“先生”,而非一般的“老師”,先生歷經磨難和曲折,
從為人到學問,從精神的底蘊到人性的尊嚴,先生都為我們示範:人如何保持高潔的品性,涵養人之為人的大器之志。

這是一個回憶的時刻,我回想著不同人生階段的記憶,有關導師錢谷融先生的記憶豐富啊,從青春年少成為他的學生到如今的人到中年。30年的時光淹沒了多少人和事,任時移世易人情冷暖,他的聲音在我行走的路上始終清晰,我接通電話就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我走進華東師大二村的家,就可以看見他的身影,而從2017年9月28日開始,這一切都已經成為珍貴的記憶,在時光的隧道中漂移,在我的心中停留。

如果將我們的人生比喻成一部長篇小說,那麼導師錢谷融先生對於我來說就是一部經典。我展開回憶的一個個章節,從以往到現在,他的人生都在為我們示範,特別是最近的日子,高齡消瘦的他,病重入院的他,依然思維清晰,

反應敏捷,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依然保持著善解寬厚,從容淡定,在自然平靜中透出非凡的力量,讓我懂得什麼是歷經人生的逶迤曲折,依然保持人的尊嚴,閃耀人性的光輝。先生,成為您的學生是我此生的幸運!

9月28日,是我的記憶中被標注的日子,先生告訴我,“我和孔子是同一天生日。”“28日上午,先生的家人、弟子、醫護一起祝賀先生98歲的生日。”當我在手機上寫下這些話時,

鈴聲響起,手機來電顯示瞬間切換了書寫的頁面,接聽電話,師兄楊揚哽咽的聲音,“先生離開我們了,我不相信,打電話確認,21點16分……”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剛才我準備寫一段祝賀先生98歲生日的話語,現在怎麼寫得下去,這一段話中間隔著生命的大河!

從此,9月28日,又多了層含義,先生帶著我們深深的祝福遠行了。從1919年到2017年,先生出生與五四運動是同一年,先生近百年的人生之旅多麼豐厚!先生作文惜墨如金,先生講話要言不煩。先生以獨立之思,鑄就學者風骨,以性靈之筆呈現文學魅力!先生散淡中的堅守,修辭中的真誠,文學中的審美,生命中的詩意,有著現代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有著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內核,有著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傳承。

先生,是讓我可以審美,可以請益,可以親近的導師。

·2016年早春的對話

■ 錢先生服膺的格言有二:一是希臘阿波羅神廟中的“認識你自己”,二是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2017年的夏日之前,每天下午,先生都會從師大二村的家裡步行去長風公園散步,這段步行二十分鐘的旅程,是他穿越歲月,保持健康、敏捷思維的有效路徑。98歲的高齡,日復一日的堅持,先生善於將很難的事情,做得讓人看來很容易。

2016年的早春,午後的陽光溫暖而明亮,先生坐在長風公園銀鋤湖湖畔的長椅上,我和他一起面對清如明鏡的滿湖春水,開始了關於文學和評論的對話。我們的話題從《論文學是人學》到文學名著中的人物;從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到文學經典永恆的魅力;從人的真性情到如何寫好散文……

我們的周圍散落著一叢叢迎春花,她們在陽光下展露著嫩黃的嬌顏,那是整個漫長的冬季中孕育的生命,那是飛雪流霜的嚴寒中滋長的夢想。我想起了先生寫過的一句話,“也許,只有當一個人真正體會出文學的價值的時候,他才有可能最終走出那不僅僅是文學的精神困境。”

錢先生發表于1957年的《論“文學是人學”》, 大膽批判了“工具論”,真正延續了“五四”時期“人的文學”的啟蒙思想,但在上個世紀50—60年代,在極“左”思潮風行的年代,遭到了全面粗暴的批判,而先生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理念,正是在對文學審美性的深切體驗中,他獲得了走出那段嚴酷歲月的心靈力量。

錢先生服膺的格言有二:一是希臘阿波羅神廟中的“認識你自己”,二是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從他服膺的格言中可以勾勒出他的形象。他是一個在人生中思索“人學”奧秘的智者,一個在文學研究中體驗人生百味的仁者,他的人生和文學相互影響,構成了他的藝術人生。魏晉文學影響著他的個性與氣度,他經歷了磨難而常懷仁者之風,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陽光在湖面上彈奏著春天金色的序曲,我們已經暢談了近2個小時了。我陪著先生回家,一路上先生談笑風生,他讓我背誦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他告訴我,他的生日和孔子是同一天,9月28日。到家後,我讓他靠著搖椅,在綠茶的潤澤清香中,我們又接著聊剛才的話題。

整個下午的談話,讓我受益良多,讓我回想起多年前,跟著先生研習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生時代,文學的魅力讓先生保持著生命和思想的活力。

·文學殿堂中的人物

■ 一部世界文學的歷史,也就是一部生動的、各種各樣的人物的生活史、成長史。

王雪瑛:您在《論“文學是人學”》一文裡,談到了五個問題:一、文學的任務,二、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三、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四、各種創作方法的區別,五、人物的典型性等。您認為談文學最後必然要歸結到作家對人的看法、作品對人的影響上。以上的五個問題,就是在這一點上統一起來。人學這個說法是高爾基提出過的,對嗎?請您說說文學中的人學的特別之處,與社會科學中的人學有何不同?

錢谷融:對,我不懂俄文,我知道高爾基有過把文學當做“人學”的意見,最初是從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中看來的。後來,我曾請教過戈寶權先生,他將高爾基表示這一意見的出處譯出,並寫給了我。

當然,社會科學也研究人,但只是研究人和人的生活的某一方面、某一特定的領域。文學卻是把人和人的生活當作一個整體,多方面地、具體地來加以描寫和表現。社會科學中所出現的人,只是一般的人,具有一定的階級和階層的共性的人。在文學作品中所出現的,是具體的、個別的人,是活生生的、有獨一無二的個性的人。文學作品中的生活,是由具體的人的具體活動構成的,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以它的綜合性、整體性、流動性,以充滿著生命活力的形式出現的。我們說文學是反映現實的,但是文學作品中的現實,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現實,它應該轉化為人的具體活動,轉化為人和人的具體關係;應該結晶為人的生動的思想感情,結晶為人的獨特的、活生生的個性。一個作家,即使對某一時期、某一地區的現實生活非常熟悉,他心目中要是沒有一個或幾個使他十分激動、不能忘懷的人物,他還是不能進行創作的。一部世界文學的歷史,也就是一部生動的、各種各樣的人物的生活史、成長史。在歷代文學家合力建造的文學的巍峨殿堂裡,生活著的主要就是他們塑造的許許多多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這些形象身上,都打著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的印記。一提起哈姆雷特、堂吉訶德、賈寶玉、阿Q等等,我們也就仿佛看到了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看到了他們當時的現實。如果把這些人物形象從作品中抽去了,當時的現實生活,還剩下什麼呢?

王雪瑛:您的論述生動而明確,從大量的文本細讀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學素養。您的見解延續了“五四”時期“人的文學”的思想和理念,您從古今中外的名著中旁徵博引,具體闡述了個體的人在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學與人學的聯繫,大膽批評了“工具論”,引起了文壇的巨大反響。幾十年來無論時代風雲變幻,您始終堅持文學是人學的文學理念和思想。

錢谷融:在學術問題上大家可以討論,相互切磋,不斷提高。我的原則是修辭立其誠,而不是人云亦云。

王雪瑛:陳忠實歷時六年,潛心創作完成了50余萬字的《白鹿原》,小說以陝西關中地區白鹿原為縮影,通過敘寫白姓和鹿姓兩大家族祖孫三代的恩怨紛爭,塑造了白嘉軒、鹿子霖、白孝文、鹿兆海、黑娃等豐滿的人物形象,展現了從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紀中葉,長達半個多世紀陝西關中農村的歷史嬗變。

路遙歷經十年,傾盡心力完成了《平凡的世界》這部全景式地展現中國當代城鄉社會生活的恢宏長卷,小說以中國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十年間為背景,展現了黃土高原上農民生活與心靈的真實畫卷,小說以孫少安和孫少平兩兄弟為中心,刻畫了當時社會各階層的人物群像,揭示了在時代嬗變中人物的內心世界與命運沉浮,從農民的生存境遇中關注中國的現實,思考中國的問題。

《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經過了中國社會與時代大潮的滄桑巨變,依然能喚起國人內心的強烈共鳴,引起大眾和專家共同關注,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經典。《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為什麼能夠保持長久的魅力,為什麼能打動當代讀者的心?

錢谷融:我想他們都對土地和人,愛得深沉,對土地上的人,理解得透徹,他們才能塑造出有生命的人物形象,深入地思考人物命運與時代的關係,才能寫出打動人心的力作。

文學藝術作品具有打動我們的力量,是因為在藝術形象中滲透著作者強烈而真摯的思想感情。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把他從生活中得來的思想感情,熔鑄到藝術形象中去,我們在接觸到他所創造的藝術形象時,便也體會到了他的思想感情,感受到了他所經歷到的激動,他所感懷的歡喜和悲哀。托爾斯泰在他的《藝術論》中,把藝術家的感情的真摯程度看成是決定藝術感染力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在我看來是很有道理的。

王雪瑛:從1988年開始,陳忠實把妻子和長輩安置在城裡,隻身來到鄉下的祖屋,投入忘我的艱辛寫作。幾度冬去春來,他每天都要經受著作品中的各種人物在腦海中的較量,常常心情沉鬱,他額上深刻的皺紋讓我想到了黃土高原上的溝壑。

錢谷融:我覺得作家塑造成功的藝術形象應該有三個特點:一是具體性;二是獨特性;第三個更重要,應該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藝術形象從何而來?如同現實中的人有父母生養,有生命的藝術形象同樣也有他的雙親,他是客觀現實界,自然和社會,與主觀心靈界,藝術家的思想感情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晶。首先是現實的社會生活吸引了作家,作家被生活中一些人物的命運、遭遇深深地感動了,他對這些人物無限關切,產生了要用自己的筆墨來描寫,表現這些人物的強烈衝動,他設想著這些人物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有的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命運變化,他在對這些人物的描寫表現中,在展現這些人物與他們所處的社會的具體關係中,滲透著自己的愛和恨,自己的歡喜和悲哀,自己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這就是說,作家、藝術家筆下的人物形象,首先都是從社會生活中來的,但又是經過了作者心靈的陶鑄、感情的孕育。如果缺乏生活基礎,違反生活的客觀真實,以及不經過作家、藝術家的用心塑造、感情冶煉,是創造不出成功的藝術形象來的。 所以有生命的藝術形象來之不易啊,尼采說,一切書籍中他最愛讀的是用血寫的那一類,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作家、藝術家的嘔心瀝血之作。藝術大師把他們心靈中的最深沉的情感都傾注到了作品中,他在寫作的時候是整個身心都撲在他的作品上的。

王雪瑛: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是“十年辛苦不尋常”,其實《紅樓夢》是用他一生的血淚凝鑄而成。不朽的藝術形象,偉大的作品,都是作家、藝術家內心經歷過強烈的震撼,以真摯的感情,深入的思考,不懈的努力,尋找到獨特的藝術形式而完成的產物。《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

·散文是走近心靈的捷徑

■ 我對散文的要求是真誠、自由、散淡。能夠成為一個散淡的人,真誠地寫作,就可以達到自由的境界,寫出令人愛讀的散文。

王雪瑛:您在招生現當代文學研究生的時候,除了有專業試卷,以考察學生的現當代文學專業水準和能力,還特別加考學生的作文,而且非常重視學生的寫作能力。記得當年有這樣的說法,如果錢先生對考生的文章不滿意,那麼專業成績的意義不是很大。作文水準,寫作能力是您考量入取學生的重要條件。我至今記得30年前,我這一屆報考您的研究生,參加考試的時候,面對的作文題目:《繼承與革新》《圖書館》,從您當年考我們的題目來看這是散文,不是學術論文,散文成了做您學生的敲門磚了,可見散文寫作的重要。

錢谷融:你的記性真好!本來,一切文學作品都是要顯示作者的性情和品格的,但在詩歌、小說和戲劇作品中,作者常常用韻律節奏、虛構的故事情節等把自己包裹起來,使讀者不容易一下子看清他們本人的廬山真面目。散文則不然,作者以日常的衣裝,逕自走了出來。凡有所說,應是直抒胸臆,不假雕飾。他仿佛只是在喁喁獨語,自吐心曲;或如面對久別的故人,相互傾訴心曲。讀者通過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作者的本色本相。所以散文是最見性情之作,既是最容易寫,也是最難寫的。沒有真性情的人,不是真有話要說的人,是寫不好散文的。

錢谷融:散文要有真性情,它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古人雲,“文無定法,神而明之”,“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難就難在要能入“神”,要能成為“妙手”。這還得靠功夫,需要歷練,得有修養,要在學識品性方面使自己成為一個有滋有味的人;還要能夠散淡,不失自我,不失理智的清明,保持自己的本真。這些都是“功夫在詩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概括起來,我對散文的要求是真誠、自由、散淡。能夠成為一個散淡的人,真誠地寫作,就可以達到自由的境界,寫出令人愛讀的散文。

王雪瑛:看來您注重作文的水準是將作文和為人一起來考量。請您說說對您的人生有重要影響的人物。

錢谷融:一個是中國歷史上的人物諸葛亮,一個是我大學時代的老師伍叔儻。我小時候看《三國演義》,看到諸葛亮之死,不知掉了多少眼淚,下面就簡直沒有心思再看下去了。諸葛亮在司馬懿大軍壓境、直逼城下的時候,萬般無奈,只得擺起空城計來。不管歷史上是否真有此事,京戲中諸葛亮的一句唱詞“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聽來令人迴腸盪氣,詠歎再三。諸葛亮那種野雲孤鶴般的襟懷,瀟灑中蘊含著一點蒼涼的頹唐,更使人感到天地悠悠,世事滄桑。諸葛亮在這樣的時候,還能從容地自抒懷抱,說自己是個散淡的人,他是真夠“散淡”的了。諸葛亮是個睿智、散淡的性情中人,後來儘管他有違初衷,做了劉備的謀臣,建立了不世的功勳。他的文章,雖然為數不多,但流傳下來的,都是不乏真性情的佳作。

王雪瑛:先生,您最注重真性情!無論是歷史人物諸葛亮的散淡情懷,還是您的老師伍叔儻先生的魏晉風度都影響著您的性情。

錢谷融:伍先生平日常常帶著我一起吃飯,聊天,我們輕鬆閒談,話題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個領域,真是海闊天空,魚躍鳶飛,其樂無窮,他完全沒有那個時代一些教古典文學的教授那種嚴肅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氣。他真率、自然,任情適性而行,從來不擺老師的架子。他不耐拘束,厭惡虛偽。他仰慕魏晉風度,在那滿目塵囂的黑暗年代,他有著讀書人的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為社會保存一點正氣。伍先生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不但十分可敬,而且是可親可愛的。他瀟灑風度,豁達襟懷,淡於名利,飄然不群的氣質,使我十分心醉,刻骨銘心,這漸漸地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了。

王雪瑛:我明白了,伍叔儻先生愛好和研究六朝文學,他身上的魏晉風度深深地影響了您的愛好和性情,影響了您的審美趣味和人生意境,而您對新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的浸潤和研究,也和伍叔儻先生有關係嗎?

錢谷融:對,當年中央大學中文系是比較守舊的,只講古典文學,不講新文學。而伍先生完全不管這一套,他做了系主任後,就請了曹禺來教課,請了老舍來演講,讓學生瞭解新文學和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就這樣進入了我的人生。

生平與著述

錢谷融,原名錢國榮,出生於1919年,江蘇武進(今常州武進區)人,著名文學批評家、文藝理論家。他長期從事文藝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提出“文學是人學”的主張,在學術界產生深遠影響,其理論、評論、賞析皆有傳世的獨特建樹,實乃中國學人之典範。

錢谷融從小熟讀中國古典小說。1937年因戰爭學業中斷;1938年4月,到了重慶北碚的四川中學讀書。後來全國統一招生,錢谷融考入由南京內遷到重慶的中央大學國文系,於1942年畢業。中央大學是其時最大的大學,當時的系主任伍叔儻具有魏晉風度,對錢谷融一生的影響最大。

大學畢業後,錢谷融歷任重慶市立中學教師,交通大學講師(當時在重慶,1946年遷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講師、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研究所所長;兼任《文藝理論研究》主編、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顧問、副會長等。

1957年,華東師範大學召開了一次大規模的學術討論會,錢谷融於那年2月初寫成了《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之後,他受到批判。

“文學就是人學”的批判風波還沒有平息,他又憑著自己的興趣寫了曹禺的《〈雷雨〉人物談》。“當時我從來沒有想過是否要擔心再批判,我是因為自己不錯所以才寫,就算是批判了我也不認為是錯的。”之後他遭受批鬥十多年,期間四次胃大出血。

《〈雷雨〉人物談》獲上海市1979年-1985年社科優秀著作獎。

《藝術·人·真誠》獲上海市第四屆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

1987年獲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終身成就獎。

2014年底獲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獲獎詞評價他作為“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影響深遠的一代大家”,“理論、評論、賞析皆有傳世的獨特建樹。”

2017年9月28日晚9時08分在上海市華山醫院逝世,享年99歲。

其著述有:《論“文學是人學”》、《文學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談》等。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8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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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講話要言不煩。先生以獨立之思,鑄就學者風骨,以性靈之筆呈現文學魅力!先生散淡中的堅守,修辭中的真誠,文學中的審美,生命中的詩意,有著現代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有著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內核,有著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傳承。

先生,是讓我可以審美,可以請益,可以親近的導師。

·2016年早春的對話

■ 錢先生服膺的格言有二:一是希臘阿波羅神廟中的“認識你自己”,二是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2017年的夏日之前,每天下午,先生都會從師大二村的家裡步行去長風公園散步,這段步行二十分鐘的旅程,是他穿越歲月,保持健康、敏捷思維的有效路徑。98歲的高齡,日復一日的堅持,先生善於將很難的事情,做得讓人看來很容易。

2016年的早春,午後的陽光溫暖而明亮,先生坐在長風公園銀鋤湖湖畔的長椅上,我和他一起面對清如明鏡的滿湖春水,開始了關於文學和評論的對話。我們的話題從《論文學是人學》到文學名著中的人物;從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到文學經典永恆的魅力;從人的真性情到如何寫好散文……

我們的周圍散落著一叢叢迎春花,她們在陽光下展露著嫩黃的嬌顏,那是整個漫長的冬季中孕育的生命,那是飛雪流霜的嚴寒中滋長的夢想。我想起了先生寫過的一句話,“也許,只有當一個人真正體會出文學的價值的時候,他才有可能最終走出那不僅僅是文學的精神困境。”

錢先生發表于1957年的《論“文學是人學”》, 大膽批判了“工具論”,真正延續了“五四”時期“人的文學”的啟蒙思想,但在上個世紀50—60年代,在極“左”思潮風行的年代,遭到了全面粗暴的批判,而先生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理念,正是在對文學審美性的深切體驗中,他獲得了走出那段嚴酷歲月的心靈力量。

錢先生服膺的格言有二:一是希臘阿波羅神廟中的“認識你自己”,二是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從他服膺的格言中可以勾勒出他的形象。他是一個在人生中思索“人學”奧秘的智者,一個在文學研究中體驗人生百味的仁者,他的人生和文學相互影響,構成了他的藝術人生。魏晉文學影響著他的個性與氣度,他經歷了磨難而常懷仁者之風,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陽光在湖面上彈奏著春天金色的序曲,我們已經暢談了近2個小時了。我陪著先生回家,一路上先生談笑風生,他讓我背誦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他告訴我,他的生日和孔子是同一天,9月28日。到家後,我讓他靠著搖椅,在綠茶的潤澤清香中,我們又接著聊剛才的話題。

整個下午的談話,讓我受益良多,讓我回想起多年前,跟著先生研習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生時代,文學的魅力讓先生保持著生命和思想的活力。

·文學殿堂中的人物

■ 一部世界文學的歷史,也就是一部生動的、各種各樣的人物的生活史、成長史。

王雪瑛:您在《論“文學是人學”》一文裡,談到了五個問題:一、文學的任務,二、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三、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四、各種創作方法的區別,五、人物的典型性等。您認為談文學最後必然要歸結到作家對人的看法、作品對人的影響上。以上的五個問題,就是在這一點上統一起來。人學這個說法是高爾基提出過的,對嗎?請您說說文學中的人學的特別之處,與社會科學中的人學有何不同?

錢谷融:對,我不懂俄文,我知道高爾基有過把文學當做“人學”的意見,最初是從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中看來的。後來,我曾請教過戈寶權先生,他將高爾基表示這一意見的出處譯出,並寫給了我。

當然,社會科學也研究人,但只是研究人和人的生活的某一方面、某一特定的領域。文學卻是把人和人的生活當作一個整體,多方面地、具體地來加以描寫和表現。社會科學中所出現的人,只是一般的人,具有一定的階級和階層的共性的人。在文學作品中所出現的,是具體的、個別的人,是活生生的、有獨一無二的個性的人。文學作品中的生活,是由具體的人的具體活動構成的,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以它的綜合性、整體性、流動性,以充滿著生命活力的形式出現的。我們說文學是反映現實的,但是文學作品中的現實,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現實,它應該轉化為人的具體活動,轉化為人和人的具體關係;應該結晶為人的生動的思想感情,結晶為人的獨特的、活生生的個性。一個作家,即使對某一時期、某一地區的現實生活非常熟悉,他心目中要是沒有一個或幾個使他十分激動、不能忘懷的人物,他還是不能進行創作的。一部世界文學的歷史,也就是一部生動的、各種各樣的人物的生活史、成長史。在歷代文學家合力建造的文學的巍峨殿堂裡,生活著的主要就是他們塑造的許許多多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這些形象身上,都打著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的印記。一提起哈姆雷特、堂吉訶德、賈寶玉、阿Q等等,我們也就仿佛看到了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看到了他們當時的現實。如果把這些人物形象從作品中抽去了,當時的現實生活,還剩下什麼呢?

王雪瑛:您的論述生動而明確,從大量的文本細讀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學素養。您的見解延續了“五四”時期“人的文學”的思想和理念,您從古今中外的名著中旁徵博引,具體闡述了個體的人在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學與人學的聯繫,大膽批評了“工具論”,引起了文壇的巨大反響。幾十年來無論時代風雲變幻,您始終堅持文學是人學的文學理念和思想。

錢谷融:在學術問題上大家可以討論,相互切磋,不斷提高。我的原則是修辭立其誠,而不是人云亦云。

王雪瑛:陳忠實歷時六年,潛心創作完成了50余萬字的《白鹿原》,小說以陝西關中地區白鹿原為縮影,通過敘寫白姓和鹿姓兩大家族祖孫三代的恩怨紛爭,塑造了白嘉軒、鹿子霖、白孝文、鹿兆海、黑娃等豐滿的人物形象,展現了從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紀中葉,長達半個多世紀陝西關中農村的歷史嬗變。

路遙歷經十年,傾盡心力完成了《平凡的世界》這部全景式地展現中國當代城鄉社會生活的恢宏長卷,小說以中國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十年間為背景,展現了黃土高原上農民生活與心靈的真實畫卷,小說以孫少安和孫少平兩兄弟為中心,刻畫了當時社會各階層的人物群像,揭示了在時代嬗變中人物的內心世界與命運沉浮,從農民的生存境遇中關注中國的現實,思考中國的問題。

《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經過了中國社會與時代大潮的滄桑巨變,依然能喚起國人內心的強烈共鳴,引起大眾和專家共同關注,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經典。《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為什麼能夠保持長久的魅力,為什麼能打動當代讀者的心?

錢谷融:我想他們都對土地和人,愛得深沉,對土地上的人,理解得透徹,他們才能塑造出有生命的人物形象,深入地思考人物命運與時代的關係,才能寫出打動人心的力作。

文學藝術作品具有打動我們的力量,是因為在藝術形象中滲透著作者強烈而真摯的思想感情。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把他從生活中得來的思想感情,熔鑄到藝術形象中去,我們在接觸到他所創造的藝術形象時,便也體會到了他的思想感情,感受到了他所經歷到的激動,他所感懷的歡喜和悲哀。托爾斯泰在他的《藝術論》中,把藝術家的感情的真摯程度看成是決定藝術感染力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在我看來是很有道理的。

王雪瑛:從1988年開始,陳忠實把妻子和長輩安置在城裡,隻身來到鄉下的祖屋,投入忘我的艱辛寫作。幾度冬去春來,他每天都要經受著作品中的各種人物在腦海中的較量,常常心情沉鬱,他額上深刻的皺紋讓我想到了黃土高原上的溝壑。

錢谷融:我覺得作家塑造成功的藝術形象應該有三個特點:一是具體性;二是獨特性;第三個更重要,應該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藝術形象從何而來?如同現實中的人有父母生養,有生命的藝術形象同樣也有他的雙親,他是客觀現實界,自然和社會,與主觀心靈界,藝術家的思想感情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晶。首先是現實的社會生活吸引了作家,作家被生活中一些人物的命運、遭遇深深地感動了,他對這些人物無限關切,產生了要用自己的筆墨來描寫,表現這些人物的強烈衝動,他設想著這些人物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有的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命運變化,他在對這些人物的描寫表現中,在展現這些人物與他們所處的社會的具體關係中,滲透著自己的愛和恨,自己的歡喜和悲哀,自己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這就是說,作家、藝術家筆下的人物形象,首先都是從社會生活中來的,但又是經過了作者心靈的陶鑄、感情的孕育。如果缺乏生活基礎,違反生活的客觀真實,以及不經過作家、藝術家的用心塑造、感情冶煉,是創造不出成功的藝術形象來的。 所以有生命的藝術形象來之不易啊,尼采說,一切書籍中他最愛讀的是用血寫的那一類,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作家、藝術家的嘔心瀝血之作。藝術大師把他們心靈中的最深沉的情感都傾注到了作品中,他在寫作的時候是整個身心都撲在他的作品上的。

王雪瑛: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是“十年辛苦不尋常”,其實《紅樓夢》是用他一生的血淚凝鑄而成。不朽的藝術形象,偉大的作品,都是作家、藝術家內心經歷過強烈的震撼,以真摯的感情,深入的思考,不懈的努力,尋找到獨特的藝術形式而完成的產物。《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

·散文是走近心靈的捷徑

■ 我對散文的要求是真誠、自由、散淡。能夠成為一個散淡的人,真誠地寫作,就可以達到自由的境界,寫出令人愛讀的散文。

王雪瑛:您在招生現當代文學研究生的時候,除了有專業試卷,以考察學生的現當代文學專業水準和能力,還特別加考學生的作文,而且非常重視學生的寫作能力。記得當年有這樣的說法,如果錢先生對考生的文章不滿意,那麼專業成績的意義不是很大。作文水準,寫作能力是您考量入取學生的重要條件。我至今記得30年前,我這一屆報考您的研究生,參加考試的時候,面對的作文題目:《繼承與革新》《圖書館》,從您當年考我們的題目來看這是散文,不是學術論文,散文成了做您學生的敲門磚了,可見散文寫作的重要。

錢谷融:你的記性真好!本來,一切文學作品都是要顯示作者的性情和品格的,但在詩歌、小說和戲劇作品中,作者常常用韻律節奏、虛構的故事情節等把自己包裹起來,使讀者不容易一下子看清他們本人的廬山真面目。散文則不然,作者以日常的衣裝,逕自走了出來。凡有所說,應是直抒胸臆,不假雕飾。他仿佛只是在喁喁獨語,自吐心曲;或如面對久別的故人,相互傾訴心曲。讀者通過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作者的本色本相。所以散文是最見性情之作,既是最容易寫,也是最難寫的。沒有真性情的人,不是真有話要說的人,是寫不好散文的。

錢谷融:散文要有真性情,它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古人雲,“文無定法,神而明之”,“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難就難在要能入“神”,要能成為“妙手”。這還得靠功夫,需要歷練,得有修養,要在學識品性方面使自己成為一個有滋有味的人;還要能夠散淡,不失自我,不失理智的清明,保持自己的本真。這些都是“功夫在詩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概括起來,我對散文的要求是真誠、自由、散淡。能夠成為一個散淡的人,真誠地寫作,就可以達到自由的境界,寫出令人愛讀的散文。

王雪瑛:看來您注重作文的水準是將作文和為人一起來考量。請您說說對您的人生有重要影響的人物。

錢谷融:一個是中國歷史上的人物諸葛亮,一個是我大學時代的老師伍叔儻。我小時候看《三國演義》,看到諸葛亮之死,不知掉了多少眼淚,下面就簡直沒有心思再看下去了。諸葛亮在司馬懿大軍壓境、直逼城下的時候,萬般無奈,只得擺起空城計來。不管歷史上是否真有此事,京戲中諸葛亮的一句唱詞“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聽來令人迴腸盪氣,詠歎再三。諸葛亮那種野雲孤鶴般的襟懷,瀟灑中蘊含著一點蒼涼的頹唐,更使人感到天地悠悠,世事滄桑。諸葛亮在這樣的時候,還能從容地自抒懷抱,說自己是個散淡的人,他是真夠“散淡”的了。諸葛亮是個睿智、散淡的性情中人,後來儘管他有違初衷,做了劉備的謀臣,建立了不世的功勳。他的文章,雖然為數不多,但流傳下來的,都是不乏真性情的佳作。

王雪瑛:先生,您最注重真性情!無論是歷史人物諸葛亮的散淡情懷,還是您的老師伍叔儻先生的魏晉風度都影響著您的性情。

錢谷融:伍先生平日常常帶著我一起吃飯,聊天,我們輕鬆閒談,話題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個領域,真是海闊天空,魚躍鳶飛,其樂無窮,他完全沒有那個時代一些教古典文學的教授那種嚴肅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氣。他真率、自然,任情適性而行,從來不擺老師的架子。他不耐拘束,厭惡虛偽。他仰慕魏晉風度,在那滿目塵囂的黑暗年代,他有著讀書人的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為社會保存一點正氣。伍先生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不但十分可敬,而且是可親可愛的。他瀟灑風度,豁達襟懷,淡於名利,飄然不群的氣質,使我十分心醉,刻骨銘心,這漸漸地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了。

王雪瑛:我明白了,伍叔儻先生愛好和研究六朝文學,他身上的魏晉風度深深地影響了您的愛好和性情,影響了您的審美趣味和人生意境,而您對新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的浸潤和研究,也和伍叔儻先生有關係嗎?

錢谷融:對,當年中央大學中文系是比較守舊的,只講古典文學,不講新文學。而伍先生完全不管這一套,他做了系主任後,就請了曹禺來教課,請了老舍來演講,讓學生瞭解新文學和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就這樣進入了我的人生。

生平與著述

錢谷融,原名錢國榮,出生於1919年,江蘇武進(今常州武進區)人,著名文學批評家、文藝理論家。他長期從事文藝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提出“文學是人學”的主張,在學術界產生深遠影響,其理論、評論、賞析皆有傳世的獨特建樹,實乃中國學人之典範。

錢谷融從小熟讀中國古典小說。1937年因戰爭學業中斷;1938年4月,到了重慶北碚的四川中學讀書。後來全國統一招生,錢谷融考入由南京內遷到重慶的中央大學國文系,於1942年畢業。中央大學是其時最大的大學,當時的系主任伍叔儻具有魏晉風度,對錢谷融一生的影響最大。

大學畢業後,錢谷融歷任重慶市立中學教師,交通大學講師(當時在重慶,1946年遷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講師、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研究所所長;兼任《文藝理論研究》主編、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顧問、副會長等。

1957年,華東師範大學召開了一次大規模的學術討論會,錢谷融於那年2月初寫成了《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之後,他受到批判。

“文學就是人學”的批判風波還沒有平息,他又憑著自己的興趣寫了曹禺的《〈雷雨〉人物談》。“當時我從來沒有想過是否要擔心再批判,我是因為自己不錯所以才寫,就算是批判了我也不認為是錯的。”之後他遭受批鬥十多年,期間四次胃大出血。

《〈雷雨〉人物談》獲上海市1979年-1985年社科優秀著作獎。

《藝術·人·真誠》獲上海市第四屆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

1987年獲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終身成就獎。

2014年底獲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獲獎詞評價他作為“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影響深遠的一代大家”,“理論、評論、賞析皆有傳世的獨特建樹。”

2017年9月28日晚9時08分在上海市華山醫院逝世,享年99歲。

其著述有:《論“文學是人學”》、《文學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談》等。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8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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