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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臂擎天,不可挽回的敗局——《三國演義》人物諸葛亮的悲劇色彩

無論諸葛亮怎樣以其千年稱頌的智聖人生活躍于《三國演義》人物之中,其功西蜀第一,其智奇巧善變,其忠催人泣下,其德鞠躬盡瘁,擁劉貶曹的作者賦予了他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性格,

然而,五丈原的星空下以一聲“悠悠蒼天,曷此其極”抱恨而去的悲壯結局,卻是在劉備集團入川之時便揭開了諸葛亮從羽扇綸巾走向沉重人生的不可挽回的敗局。

能人政治鐵幕下的無奈:蜀中無大將

三足鼎立的形成,正是劉、關、張陸續退出人生舞臺的開始。

從此,諸葛亮的權利日益膨脹,從而形成了西蜀風格的人物政治:肩負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盡心。其實也正是遍觀滿朝文武無人及我的念頭,於是吳、魏眼中的西蜀真正是只知有丞相不知有群臣。個人形象的高大,必然形成群體意識的相對萎縮,事實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一個大能人領導著眾多平庸人在做大事情,於是唯一的能人走了,便意味著再沒有能人。
終於自五丈原之後,西蜀走上了蜀道難的崎嶇山路,出現了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無可奈何的局面,儘管此時的薑維仍舊在扛著師傅的大旗東奔西走,然而人才寥寥的西蜀早就已經日薄西山了。後人在前人雄韜偉略的威風中黯然失色,這一點諸葛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其本身也是一個推波助瀾者,他似乎忘記了自己還需要一些強有力的助手。

性情孤傲的魏延在平定西蜀以及此後的諸多戰役中屢立戰功,成為後期諸葛亮不可缺少的助手。然而諸葛亮對魏延的評價只有一句:腦後有反骨。西蜀將軍中叛逃、甚至造反者為三國之最,諸葛亮沒看出別人,唯獨看出了魏延,只能說,試圖突破能人政治籠罩下的魏延自從加入到劉備集團,就為自己埋下了斷頭之禍。

一出祁山時,魏延獻計,願率兵五千,徑出子午穀,

直搗長安。一向擅用奇兵的諸葛亮此時反而持重起來,只想取平坦大道,依法進兵。終被魏延不幸言中:曠日持久,何時而得中原?而依照司馬懿的話,若出子午谷,長安已得多時矣。

其實諸葛亮並非不肯弄險,倒是面對這個爭強好勝的魏延,壓制的心理占了上風,結果諸葛亮一生未見過長安的城門,而星落五丈原時諸葛亮的臨終遺言終於激起了魏延橫刀立馬的萬丈豪情,

然而即使在此危情時刻,他仍然沒有忘記表奏後主,以示其忠。

應該說此時魏延與楊儀的對峙,依舊只是諸葛亮身後的一場權力火拼。諸葛亮有意以臨終時的不公安排,激怒魏延造反,然後借馬岱之手理由充分地手起刀落。圈套的目的在於他不希望身後出現二虎並山的局面,權衡之中,必然摒棄了魏延。

西蜀地域狹窄,其人才基本上來自劉備集團和劉璋集團,在劉備之後,西蜀便與人才輩出的北魏和東吳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景觀。此時事實上的當家人諸葛亮卻不顧人才奇缺與斷檔的困境,一方面表現出對人才的排外,一方面又流著眼淚殺人,以至斬馬謖一節成為傳世名談,而殺彭漾,反孟達,都與諸葛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至於一出祁山是斬大將陳式,苟安投魏、李嚴妄奏,都是在過於嚴峻之下呈現出的異常狀態,以至多次征伐均因內哄而前功盡棄。而以其才名自比于諸葛亮的廖立,因不得重用口出怨言,竟被廢為貧民,終生不得起用。摧殘與調凋零為西蜀後繼無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相比之下,東吳繼周瑜、魯肅之後,呂蒙、陸遜、諸葛恪、陸抗相繼而出,可謂人傑地靈,而北魏更是以司馬懿倚為長城,諸葛亮雖然費盡心機,仍舊在司馬昭兄弟面前不能前進一步,而到了北魏後進鄧艾、鐘會一出場,僅僅幾個回合,西蜀就變換了旗幟。

打著光復的口號:窮兵黷武

光復漢室,以報先帝,是諸葛亮即使到了黃泉也要高高舉起的口號,正是靠著這面令蜀中群臣側目而行的大旗,他才得以一意孤行地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謂其一生的總結,然而即使諸葛亮本人也承認在“民窮兵疲”的情況下,“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於是把無望的勝利寄託於“以報先帝之明德”之中,開始了徒勞無功的征伐戰。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對於個人,是一去不復返的易水壯士,而對於群落,則是整體的不幸,此時對於諸葛亮而言,已是求小謀而去大智。人總是這樣,愈加以為自己高尚的時候,愈不知道自己已落在難以脫俗的車轍裡。堅定不移的殉道者喊著動人的口號,終於把西蜀軍民拖入了一場連一場遮天蔽日的戰爭。

只有好戰的個人,而沒有好戰的國家,窮兵黷武為諸葛亮後期的沉重人生印上了鮮明的色彩。此時,太史譙周要遠比諸葛亮明智,先後兩次以天象迥異而告誡,諸葛亮均以虛妄之詞而不從,逆天行事終不果的結局已隱含其中。

西蜀被綁在興複漢室這輛戰車上賓士不久,便顯出了力不從心,糧草不濟、將士疲敝,屢次使得諸葛亮無功而還。後來還是楊儀想出一個辦法“分兵兩班,三月為期”。依然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萬般無奈的諸葛亮終於搬出了木牛流馬和屯田之策,然而已經太晚,此時也正是他最後一次出祁山,連拜一拜先帝昭烈廟的機會也沒有了,終於大星隕落,三投再起。

興複漢室無疑是西蜀群臣共同的志向,西蜀局面的確立,成於斯、亦敗于斯,繼承了全部衣缽的薑維繼續拖著這輛破車向洛陽方向衝擊,卻從未越過師父生前足跡一步,終於破碎在蜀道的峻嶺之下。前有六出祁山,後有九伐中原,輪番轟炸下巋然不動的北魏終於在謹慎的籌備後,僅僅對西蜀實施了一次打擊,便逼得諸葛亮的陰魂率領眾多小鬼殺出定軍山,乞求鐘會,總算承認了漢室已衰。搖旗呐喊了兩代人的西蜀再也沒有機會舉起那句口號了。

方向性的失誤,諸葛亮至終也未能明瞭,依舊囑咐後主使者李福,“國家舊制,不可改易,吾所用言人,不可輕廢。薑維自能繼吾之志”。身居茅廬而能三分天下,可謂諸葛亮的瀟灑,西蜀初定,卻窮兵黷武,則是他的不智,倘若一心經營西蜀,養民生息,以諸葛亮的才智,必將出現一個繁榮興旺的西蜀,卻生怕北魏坐大,以至急功近利。後來鐘會等人一戰即下,與西蜀國空民虛,人不思戰是因果相應的。

無言的結局:五丈原無力回天

諸葛亮星落五丈原,於是後主夜夢錦屏山崩倒,扶不起的阿斗早在劉備托孤時便大局已定。

白帝城劉備遺言諸葛亮“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然而成長在古老的儒家思想背景下的諸葛亮,是不會做出取而代之的行動的。苟求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士大夫的安然恬靜已經躍然紙上。儒士精神成為諸葛亮一生抱定的信念。然而養尊處優的皇帝並不因此而失掉戒念,甚至產生過削奪諸葛亮兵權的念頭,面對劉家這一代次品,他依舊心甘情願地向五丈原走去。

當年劉備登位漢中王,預立後嗣,請教於諸葛亮。此時諸葛亮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明擺著一個生子、一個義子,劉備的猶豫,也正是對西蜀前途的擔憂。諸葛亮表現得極為聰明,“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關羽早就不喜劉封,何況又是義子。其結果諸葛亮自然心中有數,除了力圖置身敏感事外,劉家在他心中也是當然的正統,當年肯于隨劉備出山,這也是一個原因。後來又是諸葛亮獻策,輕鬆地取了劉封性命,結果害得劉備心中頗悔,有苦難言,以至染病。其實劉封如果不早死,也得和魏延一起死,諸葛亮不會留後患。然而假如後主不是阿斗而是劉封呢?至少,劉封的夢中不會有錦屏山倒。儒士諸葛亮談笑於亂世,終其一生,到底也沒有望穿臥龍崗上的天空。人主的黯弱,註定不會有所作為,而人臣的衰落,則註定了不會有所希望。無論人主的羸弱還是人臣的平庸,都在襯托著走向衰敗的西蜀令人扼腕的歎息。

也許是天數,諸葛亮的種種局限並未結束,還要在兒孫的身上做最後的了結。諸葛亮一生智行天下,其子諸葛瞻、孫諸葛尚都成了赳赳武夫,總算彌補了諸葛亮武不能提槍的缺憾,綿竹城外,一戰即被鄧艾伏兵大敗,唯剩一死報國之力,絕然看不出絲毫父輩的神機妙算。若說劉備父子令人慨歎,諸葛亮父子又何嘗不是如此。相比之下陪著諸葛亮出盡了風頭的司馬懿,傳了一代,司馬昭、司馬師兄弟上馬能提槍,下馬能治國,儼然魏家長城。再傳一代,司馬炎已是一代君王了。即使寬厚大度的諸葛瑾遠沒有弟弟高遠的名聲,但是到了一代梟雄諸葛恪,也遠比同族的兄弟有聲有色多了。

人主、人臣、人父,忘身於外的諸葛亮一誤再誤,終於無話可說,只好在定軍山上擺他的霧鎖愁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謂諸葛亮一聲理想的素描,有的時候這是一種高尚的品質,有的時候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殘酷。正如一幅遠去的肅殺背景,唯有沉重與悲哀,留在觀賞者的眼底。

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論史當與小說相分離,評小說則應不可糾纏史實,是記之。

西蜀便與人才輩出的北魏和東吳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景觀。此時事實上的當家人諸葛亮卻不顧人才奇缺與斷檔的困境,一方面表現出對人才的排外,一方面又流著眼淚殺人,以至斬馬謖一節成為傳世名談,而殺彭漾,反孟達,都與諸葛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至於一出祁山是斬大將陳式,苟安投魏、李嚴妄奏,都是在過於嚴峻之下呈現出的異常狀態,以至多次征伐均因內哄而前功盡棄。而以其才名自比于諸葛亮的廖立,因不得重用口出怨言,竟被廢為貧民,終生不得起用。摧殘與調凋零為西蜀後繼無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相比之下,東吳繼周瑜、魯肅之後,呂蒙、陸遜、諸葛恪、陸抗相繼而出,可謂人傑地靈,而北魏更是以司馬懿倚為長城,諸葛亮雖然費盡心機,仍舊在司馬昭兄弟面前不能前進一步,而到了北魏後進鄧艾、鐘會一出場,僅僅幾個回合,西蜀就變換了旗幟。

打著光復的口號:窮兵黷武

光復漢室,以報先帝,是諸葛亮即使到了黃泉也要高高舉起的口號,正是靠著這面令蜀中群臣側目而行的大旗,他才得以一意孤行地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謂其一生的總結,然而即使諸葛亮本人也承認在“民窮兵疲”的情況下,“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於是把無望的勝利寄託於“以報先帝之明德”之中,開始了徒勞無功的征伐戰。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對於個人,是一去不復返的易水壯士,而對於群落,則是整體的不幸,此時對於諸葛亮而言,已是求小謀而去大智。人總是這樣,愈加以為自己高尚的時候,愈不知道自己已落在難以脫俗的車轍裡。堅定不移的殉道者喊著動人的口號,終於把西蜀軍民拖入了一場連一場遮天蔽日的戰爭。

只有好戰的個人,而沒有好戰的國家,窮兵黷武為諸葛亮後期的沉重人生印上了鮮明的色彩。此時,太史譙周要遠比諸葛亮明智,先後兩次以天象迥異而告誡,諸葛亮均以虛妄之詞而不從,逆天行事終不果的結局已隱含其中。

西蜀被綁在興複漢室這輛戰車上賓士不久,便顯出了力不從心,糧草不濟、將士疲敝,屢次使得諸葛亮無功而還。後來還是楊儀想出一個辦法“分兵兩班,三月為期”。依然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萬般無奈的諸葛亮終於搬出了木牛流馬和屯田之策,然而已經太晚,此時也正是他最後一次出祁山,連拜一拜先帝昭烈廟的機會也沒有了,終於大星隕落,三投再起。

興複漢室無疑是西蜀群臣共同的志向,西蜀局面的確立,成於斯、亦敗于斯,繼承了全部衣缽的薑維繼續拖著這輛破車向洛陽方向衝擊,卻從未越過師父生前足跡一步,終於破碎在蜀道的峻嶺之下。前有六出祁山,後有九伐中原,輪番轟炸下巋然不動的北魏終於在謹慎的籌備後,僅僅對西蜀實施了一次打擊,便逼得諸葛亮的陰魂率領眾多小鬼殺出定軍山,乞求鐘會,總算承認了漢室已衰。搖旗呐喊了兩代人的西蜀再也沒有機會舉起那句口號了。

方向性的失誤,諸葛亮至終也未能明瞭,依舊囑咐後主使者李福,“國家舊制,不可改易,吾所用言人,不可輕廢。薑維自能繼吾之志”。身居茅廬而能三分天下,可謂諸葛亮的瀟灑,西蜀初定,卻窮兵黷武,則是他的不智,倘若一心經營西蜀,養民生息,以諸葛亮的才智,必將出現一個繁榮興旺的西蜀,卻生怕北魏坐大,以至急功近利。後來鐘會等人一戰即下,與西蜀國空民虛,人不思戰是因果相應的。

無言的結局:五丈原無力回天

諸葛亮星落五丈原,於是後主夜夢錦屏山崩倒,扶不起的阿斗早在劉備托孤時便大局已定。

白帝城劉備遺言諸葛亮“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然而成長在古老的儒家思想背景下的諸葛亮,是不會做出取而代之的行動的。苟求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士大夫的安然恬靜已經躍然紙上。儒士精神成為諸葛亮一生抱定的信念。然而養尊處優的皇帝並不因此而失掉戒念,甚至產生過削奪諸葛亮兵權的念頭,面對劉家這一代次品,他依舊心甘情願地向五丈原走去。

當年劉備登位漢中王,預立後嗣,請教於諸葛亮。此時諸葛亮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明擺著一個生子、一個義子,劉備的猶豫,也正是對西蜀前途的擔憂。諸葛亮表現得極為聰明,“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關羽早就不喜劉封,何況又是義子。其結果諸葛亮自然心中有數,除了力圖置身敏感事外,劉家在他心中也是當然的正統,當年肯于隨劉備出山,這也是一個原因。後來又是諸葛亮獻策,輕鬆地取了劉封性命,結果害得劉備心中頗悔,有苦難言,以至染病。其實劉封如果不早死,也得和魏延一起死,諸葛亮不會留後患。然而假如後主不是阿斗而是劉封呢?至少,劉封的夢中不會有錦屏山倒。儒士諸葛亮談笑於亂世,終其一生,到底也沒有望穿臥龍崗上的天空。人主的黯弱,註定不會有所作為,而人臣的衰落,則註定了不會有所希望。無論人主的羸弱還是人臣的平庸,都在襯托著走向衰敗的西蜀令人扼腕的歎息。

也許是天數,諸葛亮的種種局限並未結束,還要在兒孫的身上做最後的了結。諸葛亮一生智行天下,其子諸葛瞻、孫諸葛尚都成了赳赳武夫,總算彌補了諸葛亮武不能提槍的缺憾,綿竹城外,一戰即被鄧艾伏兵大敗,唯剩一死報國之力,絕然看不出絲毫父輩的神機妙算。若說劉備父子令人慨歎,諸葛亮父子又何嘗不是如此。相比之下陪著諸葛亮出盡了風頭的司馬懿,傳了一代,司馬昭、司馬師兄弟上馬能提槍,下馬能治國,儼然魏家長城。再傳一代,司馬炎已是一代君王了。即使寬厚大度的諸葛瑾遠沒有弟弟高遠的名聲,但是到了一代梟雄諸葛恪,也遠比同族的兄弟有聲有色多了。

人主、人臣、人父,忘身於外的諸葛亮一誤再誤,終於無話可說,只好在定軍山上擺他的霧鎖愁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謂諸葛亮一聲理想的素描,有的時候這是一種高尚的品質,有的時候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殘酷。正如一幅遠去的肅殺背景,唯有沉重與悲哀,留在觀賞者的眼底。

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論史當與小說相分離,評小說則應不可糾纏史實,是記之。